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社会服务

第二节　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社会服务

一、近代本土大学开展社会服务的动因

近代中国本土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探索，既是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是中国自身文化教育传统精神的现代延续，也是外来因素影响的结果。

（一）时代的诉求

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时代使命。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新思想、新潮流、新理论大量涌入中国，民主科学作为时代的最强音，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实用主义作为美国大学发展的主流思想，在杜威等人的推动下，影响了当时世界教育的发展进程。由于批判传统学校制度、反对教育脱离实际、主张教育适应社会生活、标榜民主科学的精神，顺应了中国批判传统旧教育、要求教育适应社会变革、倡导科学民主的时代潮流，因此，在杜威访华期间及其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热烈鼓吹。而实用主义对教育实用性、工具性的弘扬，为大学承担社会服务职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1920年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急切需要大量实用性人才，客观上要求大学的教学科研走向社会化，服务于广大的工厂和农村。虽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学者以德国经典大学理念为旨归强调“学术自由”，但更多的人则从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出发，认为大学更主要的任务是服务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需要。为了回应这一时代诉求，近代中国本土大学不断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积极探索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路径，大学社会化的趋势亦越来越突出。

（二）传统精神的现代延续

中国传统教育一以贯之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从春秋战国时的“士不可弘毅，任重而道远”，到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汉代太学的学生运动到宋代的太学生上书，直至明代东林书院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代教育都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⁹¹⁾这种精神和情怀使得中国本土大学从一开始就不同于西方的象牙之塔。特别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解救民族危机、教育救国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国家当前需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教育理念尤其显得重要。因此，自创建之日起，中国本土大学就被赋予承载国家、社会、民族期望的重任。而密切联系政府与社会，满足国家和社会当前发展的需要则成为大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

在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对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大学模式的模仿、借鉴和融合，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发展的重要方面。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国教育开始又一次大规模的学制改革，从先期学习日本向学习美国转变。美国大学教育模式，也随之深深影响着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的完善。而任何外来教育模式及思想观念的导入和传播，首先必须有这一思想观念的接纳者。留美学生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无疑在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社会服务机制导入中国并得以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近代留美学生，尤其是其中专攻教育者，不仅亲历了美国大学的洗礼和熏陶，而且直接学习、研究美国的教育理论和制度，包括它的大学制度和理念。在归国后，他们中的很多人进入高等教育界，在美国大学里所获得的学识和经验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大学的构建。他们将自己对现代大学制度的理解，诸如董事会制的行政管理制度、学生自治的学生管理制度、选修制和学分制的教学制度等，尽可能移植于中国大学，具体而有效地影响着中国大学的内部运作。而代表美国大学模式特点及世界大学职能演变重要标志的社会服务理念与机制也在这一时期被留美学生迅速、及时地传入，并得到广泛的响应。

除此之外，教会大学的样板作用，大学内部教学、科研发展的客观需求等，也是催生大学服务社会思想与实践发展不可忽略的因素。

二、中国本土大学社会服务理念的形成与职能的确立

1920年前后，世界教育观念发生了新的变化。受民主精神的刺激，许多学人意识到大学不但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并且是一国文化的发源地，它发表研究的结果，以图知识的普及与文明的增进，这是现在世界上各大学正在进行的事情。⁽⁹²⁾这就是说，现代大学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学问的探究，还应努力于校外知识的普及，承担社会的责任。

1916年，留美归国学者、北大教授陶孟和写了《吾之大学教育观》一文，描述了美国大学的服务及与社会的关系，介绍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继续教育体系，并称赞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中部诸州立学校，“其猛进之精神、奖励学术、奖掖文化、劝诲后进，功绩称最伟，而其直接的服役于社会，使社会获大学教育之实益，则前辈之大学，若英之牛津、剑桥，美之哈佛、耶鲁，所远不逮者也”⁽⁹³⁾。1917年，在北京大学20年校庆时，陶孟和教授发表演讲词，主张推进平民主义教育，使社会上未能受教育者也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指出“出版演讲通信教授等事皆大学应办之事”⁽⁹⁴⁾。而一向倡言“学术独立”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尤其是考察欧美教育归国后，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说：“美国人服务社会之精神，不可多得。……中国社会事业，可办者正多，学生应有此种服务精神。”⁽⁹⁵⁾随后更进一步提出“学校为社会之模范，文化之中心”⁽⁹⁶⁾的观点，力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⁹⁷⁾。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认为，大学不是超脱于现实社会的象牙塔，它的任务就是培养德才兼备的英才服务于社会，回报社会。所以他一贯主张学生不仅要做学问，还要关心国家大事，尽可能地了解社会，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曾任浙江大学教授的孟宪承也认可这一观点，在《大学教育》一文中，他介绍了美国大学的办学特点—既重视研究又关注对社会的服务，指出：现代大学的理想是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和民族、社会的发展，因此现代大学有以下几个具体的任务：（1）研究。大学既以智慧的创获为最高理想，当然就以研究为其最高任务。（2）教学。这是凡有学校所同有的任务，大学也非例外。（3）推广。大学对于社会的贡献，就在于他的研究和教学，但也应当适应平民主义的要求，推广知识于它的“宫墙”以外，而有所谓“大学到民间去”的运动。⁽⁹⁸⁾大学一面开展教学和科研，但另一方面也努力服务于社会。

东南大学是最早明确将社会服务视为高等教育职能之一的中国本土大学。1920年筹建之初，东南大学就明确要求各系科都要注意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做到教育、科研、推广三者并举。这无疑与以留美归国学者郭秉文为首的创办者有很大关系。郭秉文早年留学美国，对美国高等教育突出服务社会职能的运行机制留有深刻印象。虽然郭秉文并没有关于大学服务社会的专门论述，但在实际办学过程中，他积极践行了这一理念。1921年3月16日，在《国立东南大学大纲》第四章《学制》第7条专门规定，“另设推广部，其类别如下：一、校内特别生；二、通信教育；三、暑期学校”⁽⁹⁹⁾。以规章的形式确定了该校在办学之初就要担当大学“推广”学问的责任，并且明确了推广的形式可以有“校内特别生”教育、校外“通信教授”、开办“暑期学校”等形式。该大纲还规定“评议会为商榷校务便利起见，酌设各项委员会，其常设者如下……推广教育委员会”。⁽¹⁰⁰⁾推广教育委员会是常设的八委员会之一，表明东南大学的推广教育服务有了组织机构的议事依托，这使得“推广教育”的职责进入了大学管理层面的议事规程，而不会仅仅流于形式。因此可以说，《国立东南大学大纲》中的相关条款是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最初制度萌芽，为全面实现社会服务职能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吸取东南大学的办学经验，1924年，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校条例》，其中第10条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校得设各项专修科及学校推广部。自此，大学设立推广部，承担社会服务的职能便以教育法规的形式确立下来。这从国家制度的层面对大学进行社会服务做了规定，表明当时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从而为全国范围内各大学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供了宏观制度的依托。1926年8月1日，东南大学颁发《修正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明确规定社会服务在其办学宗旨中的地位，指出该校“以研究学术、发扬文化、培养通才，以应社会需要为宗旨”，进一步明确了其办学之初把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并举的理念。该章程还规定：“本大学为推广教育起见，得设暑期学校及各种专修科”，这是我国大学第一次在办学宗旨上将服务社会与教学、科研并举明确下来。各学科根据这一办学宗旨，仿照美国大学学科教育的做法，将全部教育明确分为研究、教学、推广三部分，在教学之外，进行科学研究与学科推广。⁽¹⁰¹⁾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议定颁布《国立广东大学规程》，规定：“国立广东大学以灌输及研究高深学理与技术，并因应国情，力图推广其应用为宗旨。”⁽¹⁰²⁾随后全国范围内的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开始普遍实现。

不仅国立大学为社会提供服务的理念和职能得到发展和确立，近代中国本土私立大学在办学过程中也大多紧密结合社会发展需要、坚持为社会服务的办学方向。这主要是因为，私立大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经费筹措，它们不可能像物质条件优越的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那样，埋首钻研高深的学理，走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生存的需要决定了它们必须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市场，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办学。

南开大学是最早提出针对中国国情办学的高校之一。时任校长的张伯苓认为，当时中国首要的问题是振兴事业，增加物质文明，所以他提出办南开的目的在于“痛矫时弊，育才救国”，“造成一班有组织、有能力的人，以发达中国的事业，而谋国家的富强”，并且确定以“了解中国社会实际，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为根本”这一办学方针，还因此曾经受到某些人的讥笑和讽刺。南开大学成立初期，正值学术界推崇为学问而学问，为研究而研究。有人指出：“张伯苓以实用为科学的重点，是把科学从崇高的地位拖到尘埃。张伯苓只配作一个职业中学的校长，不配作一个大学的校长。”然而，面对非议，张伯苓没有退却，坚持从私立大学的实际出发，在适当设立理论学科的同时，大力发展应用学科，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他说：“教育目的不能仅在个人。当日多在造成个人为圣为贤，而今教育之最要目的，在谋全社会的进步。”⁽¹⁰³⁾“余信中国新教育最要之目的，即为训练青年人以服务社会心。先是社会上以家庭为单位，故个人服役之动作，恒不出家庭之范围。今者是种情形已过，余等应教青年人，不仅服役其家庭或与其相关系者，而且应服役其国。”⁽¹⁰⁴⁾张伯苓坚信爱国可以出乎热情，救国必须依靠力量。学生在求学时期，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在服务时期，必须真切实行救国志愿。有爱国之心，兼有救国之力，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中国大学教育就是要培养能够服务社会、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人才。1928年，在其主持制定的《南开大学发展方案》中，张伯苓进一步果断地提出南开大学要力行“土货化”的方针，“吾人为新南开所抱定之志愿，不外‘知中国’、‘服务中国’二语。吾人所谓‘土货化’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¹⁰⁵⁾。为更好地实现其“土货化”的方针，张伯苓于1929年遍访了西方各发达国家。此行张伯苓不再仅仅注重考察欧美国家的教育方式，而是要把教育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背景中去考察。他明确指出此次教育考察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的考察以前是注意学校的组织、外形，现在的考察不应如此了，因为我看过的学校不知有多少了。现在的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会。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各国的情形如何？一切政治经济的状况如何？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所以，教育与社会很有关系。”⁽¹⁰⁶⁾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和欧洲学者考察团对中国教育所面临问题的分析也得出了与张伯苓所思考的大同小异的结论。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的提案认为当时教育有以下几个弊端，其一为“学校与人民实际生活分离，教育之设计，不为大多数不能升学之青年着想，徒提高其生活之欲望，而无实际能力以应之，结果使受教育之国民，增加个人生活之痛苦，以酿社会之不安”；其二是“各级教育偏重于高悬浅薄之理论，未能以实用科学促进生产之发展，以裕国计民生”；其三是“教育制度与设施缺乏中心主义，只模袭流行之学说，随人流转，不知教育之真义，应为绵延民族之生命”。⁽¹⁰⁷⁾1931年，由欧洲学者组成的国联考察团来中国考察，批评中国大学的教学计划“若不参照中国之实际生活，反参照外国大学教学之情况，则民族文化必至堕落。仅有模仿而无独创之研究与思想，则其所产生之后一代人才，亦缺少适当之准备，不能各负其责，以解决中国当前之问题”⁽¹⁰⁸⁾。这也正是张伯苓教育“土货化”所想要改变的。为此，他改革了南开的学科设置，大力发展应用学科，使“教学与研究，二者相辅相成，互生互利，不可偏废”，真正面向中国国情，联系民众实际。1930年，时任南开大学教育学教授的黄钰生说：“大学的意义，（一）在‘润身’；（二）在‘淑世’。‘润身’是为个人，‘淑世’是为社会。‘为学问而学问’，就是因为学问可以‘润身’；‘学以致用’，就是要改良社会——‘淑世’。”他明确指出“南大（指南开大学）就是将淑世放在润身之先的一个学校”⁽¹⁰⁹⁾。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张伯苓进一步指出，南开是为实现教育救国而设立的，其目的是“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阐释了“允公允能”的办学方针，认为惟“公”故能化私、化教，爱护团体，有为公牺牲之精神；惟“能”故能去愚，去弱，团结合作，有为公服务之能力。“允公允能”的“目的在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众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¹¹⁰⁾为此，南开制定了三项标准以求实效：“（一）各种研究，必以一具体的问题为主；（二）此问题必须为现实社会所急待解决者；（三）此问题必须适宜于南开之地位。”⁽¹¹¹⁾张伯苓这一中国化、民族化的大学理念与实践，使南开大学走出了一条全新的中国大学教育之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南开大学把“知中国”落实在社会调查实践上，而“服务中国”更是立竿见影，不仅根据社会需要设置学科专业及研究机构，而且与企业互动，在教学过程中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可谓中国大学教育发展史上的创举，受到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和好评。

20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也明确提出了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复旦前校长吴南轩认为：“纯科学的研究，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研究，在大学中诚然也占有一个位置，然而我们的学校将特别重视国家社会的迫切需要。我们以后当致力于解决现代社会实际的问题，而不专崇尚经院式的理论研究。”⁽¹¹²⁾本着这一理念和宗旨，复旦无论是中学还是西学课程设置都远不如最初所设想的那样宽广和深入，而是特别重视设置那些与社会的现实需要联系紧密的学科。牺牲、服务、团结，亦一直是复旦大学在办学过程中所秉承的办学理念。

总的来说，尽管各位学人关于大学服务社会思想的表述不同，但他们都抱有朴素而又坚定的教育服务社会的理想和信念，大学要利用自身的学术资源优势为社会提供服务已成为共识。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无论对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确立，还是对大学服务社会实践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三、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的社会服务实践

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在民初就已经出现，比如，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办理视学讲习会，训练视学员；北京大学设立校役夜班，鼓励学生在校外参加平民教育活动等。但总的来看，这些活动多为自发的、零散的、个别的，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作为支撑，大学本身并没有将它与教学、科研结合起来，更没有将其作为大学内部运行机制的构成成分来看待，因此，只能称其为大学社会服务的萌芽。

经过20世纪初至20年代的发展，吸纳美国大学为社会服务理念的中国高等农学教育已经具有了比较厚实的基础，各高等农业院校基本“按国内之情形，与时代之精神，社会之需要，切实培养人才”，“贯彻科学精神，实行教学、研究、推广的‘三一制’（即三一结合）”⁽¹¹³⁾的发展路径去探寻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建设之路。

（一）“教学、研究、推广”三合一：农学社会服务

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最早体现在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工作，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农业院校的农业推广工作是高等教育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发端。

为了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我国高等农业学校从创建初期就开展了初步的农业科学研究，包括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引种、试种、品种繁育、病虫害防治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农业院校开始重视农业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了各类农业科学研究机构。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些农业专家通过多年从事农业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议。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中山大学农学院教授邓植仪，受美国高等教育农业教育制度影响，提出农业教育与农业建设当谋其沟通，农业教育要以整个农业为对象。高等农业院校所负使命，不仅造就专门人才，尤其需要负推进及解决地方农业问题之责。中山大学农科教授丁颖认为，高等农业院校必须负担起三项职责：一为振兴农业，复兴农村，安定农民生活；二是为了解决农业推广问题；三是为了提高民族文化素质。⁽¹¹⁴⁾1923年邹秉文写了我国第一本农业教育专著——《中国农业教育问题》，分析了全国各地农业教育的得失利弊，分别申述了他对改革农业教育的意见，历陈了教学、科研、推广三结合的重要性。1945年，邹秉文起草了《中国农业建设方案》，提出农业试验场与农业学院同置一地，其专家可与教授相互兼任，并共同从事示范推广；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应长期稳定，甚至实行终身制，各县设立青年农民讲习所，就地招生，每年学习6个月（10月至次年4月），毕业后回原地从事生产劳动等。⁽¹¹⁵⁾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的许璇教授，最早开设农业经济、农村合作等课程，提出“熔学术教育与农村事业于一炉”的教育方针，创建了农村建设实验区。

在农业院校和农科教授的推动下，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华民国之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案，提出，各农业教育机关“须全力推行”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提高农民生产技能、改善农村组织与农民生活，普及农业科学，促进农民的生产消费合作等，使之“与产业界取得切实联络，俾有实用”。⁽¹¹⁶⁾同年6月，由农矿、内政、教育三部共同颁布了《农业推广规程》，提出农业推广的宗旨为：“普及农业科学知识，提高农民技能，改进农业生产方法，改善农村组织、农民生活及促进农民合作。”其中第二条规定：国立或省立专科以上农业学校可以和省农政主管机关共同办理农业推广事务，或是由国立或省立专科以上农业学校内设以农业推广处管理该省内之农业推广事务。⁽¹¹⁷⁾1930年7月，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公布了《农业专科以上学校农业推广处组织纲要》。9月，行政院发布第3744号令，要求各省设立高等农业学校，作为推广的基础机构，与行政机关合作开展农业推广服务工作。1931年1月，实业部会同教育部、内政部通令，中央已经核准了《省级农业推广机关组织大纲》，各省市应遵照办理，并规定省级农业推广委员会应设常务委员会，分设执行、技术两部，农业专科以上学校应设农业推广处或推广委员会。

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高等农业学校纷纷效仿美国大学农学院，先后成立了农业推广机构及其推广试验区，在引进良种、改进栽培管理技术、防治病虫害、科学施肥、推广新式农具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北京农业大学、东南大学、河北大学农科、中山大学农学院、浙江大学农学院等相继成立了农业推广部，负责农业推广工作。有的学校还设立了劝业部、农村讲习所等。为配合农业推广工作，高等农业学校一般都建立了农事实验场，使农业推广工作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成绩最大的首推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业推广处成立于1924年，时称东南大学农科农业推广部。它内设编辑、调查、通俗教育、售品4股。1936年，推广部改为推广处，设主任编辑员、主任宣传员、主任指导员各1人，推广员5人，助理推广员3人，分为总务、指导、编辑、制作、宣传、展览6股。推广部附设园艺、畜牧、兽医、蚕桑4个专修班，张天才任专修班主任。⁽¹¹⁸⁾该院共有农林畜牧园艺蚕桑等场20处，总面积近2万亩；农场7处，面积2700余亩；林场四处，面积1.4万余亩；牧场二处，面积72亩；园艺场四处，面积200余亩；蚕桑场1处，面积100亩；农产制造所1处，占地5亩。

表4-1　中央大学农学院农事试验场所⁽¹¹⁹⁾

续　表

中山大学农业推广部成立于1924年，是隶属于农学院的专事农业推广工作的机构，“其目的是将该院师生平时研究所得，推广至全国农村，灌输给全国农民，使一般农民的耕作，成为科学化，收到农事改良的效果，进而增进农业生产”⁽¹²⁰⁾。在蚕种改良方面，该院设有三水蚕种改良所和南路蚕业试验场，选制优良及无毒蚕种直接分配给蚕户饲养，并指导其饲养上应注意的事项，以求蚕业的改良与发展，成效甚至，并逐渐推广至各县。在稻作改良方面，1927年，中国现代稻作科学主要奠基人、中山大学农科丁颖教授在茂名县公馆圩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稻作专业研究机构——南路稻作育种场。之后，又增设了石牌稻作试验总场和虎门（沙田）、东江（梅县）、北江（曲江）等试验分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对发展华南粮食生产作出了贡献。此外，该推广部还设有农声编辑处——刊行《农声月报》，至1935年共发行188期，订阅交换及赠阅约千户；刊行农业浅说，灌输农业常识给一般农民；增刊合共出至29种之多，重新翻印共约3万余册，随时赠送，以资推广。设立农民询问处——灌输农业知识、讨论农业问题；设立农民夜学，授以粗浅文字及农业常识，使其对于农业改良方法，易于接受，并增进其工作能力。⁽¹²¹⁾

浙江大学农业推广部建立于农学院时期，它是在农专时期业已举办的各种农业推广事业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扩充后形成的专门办理农业推广事业的机构。浙江大学通过它与试验研究委员会，共同组织各系试验研究和农业推广工作。抗战爆发后，它一度中断，1940年秋在贵州湄潭获得了恢复。⁽¹²²⁾

在开展农业技术推广的同时，不少大学也开始专门培养推广人才。1931年，湖北高级农业学校并入湖北教育学院，成立农业教育系；1936年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原乡村建设学院）中原农学系改为乡村教育系和农事教育系；1943年，在邹秉文的努力下，征得美国农业部推广局的同意，由美国农业部为每人提供1200美元资助，选送杨懋春、谢景州等10人去美国留学，专攻农业推广。其他一些大学有的也设立了农业教育系。

此外，不少大学还举办培训班，培训农民技术骨干。早在1917年，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就在郊区农村办简易农民讲习所，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知识。1920年，邹秉文在东南大学农科开办暑期植棉讲习会、植棉讲习班，培训各地选送来的270名学员，为培养农民技术骨干，把农业新技术带到农村，作出了显著贡献。

发行农业科普报刊、书籍，并利用电影、广播，传播农业知识。各农科院校编写各种农业科普报纸、科普书刊等，如1926年，东南大学农科与上海明星影片公司合作拍摄改良稻麦影片，在全国各地放映，用于新品种的推广；1928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编写了《农业浅说》，指导农民生产；这些灵活多样的形式，促进了农业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使农民及时学到许多农科学科知识、技术，促进了农业的改良。

据统计，至1947年，国立和私立农科院校设有农科研究所15家，各大学的农科就作物育种、植物病虫害、果树与蔬菜改良，以及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调查和推广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赢：工商业服务

恩格斯曾指出：“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¹²³⁾鸦片战争后，以大炮为后盾的商品输入使中国一步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大机器为生产手段的近代工业开始出现。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政府进一步鼓励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各西方国家由于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更是给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的民族工商企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近代中国本土大学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办学方向，积极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多方面的服务。

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南开大学为了更好地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指导，专门设立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机构。张伯苓认为：“大学学术，恒以西洋历史和西洋社会为背景。全校精神，几以解决西洋问题为目标。就社会科学论之，此种弊端，可不言而知。社会科学，根本必以某具体社会为背景，无所谓古今通用之原则。倘以纯粹洋货的社会科学为中国大学之教材，无心求学者，徒奉行故事、凑积学分，图毕业而已；有心求学者，则往往为抽象的定义或原则所迷，而置中国之历史与社会不顾。自然科学稍异，然亦不能谓洋货均能适用，更不宜谓中国应永久仰给于洋货。……中国人欲利用中国之天然环境，非有土产之科学不为功。……吾人可断定，中国大学教育，目前之要务即‘土货化’。吾人更可断定，土货化必须从学术独立入手。”⁽¹²⁴⁾他说：“中国大学若不努力于研究事业，则中国学术永无土货化之时期。正如商界欲从国货代洋货，则不能不提倡制造也。”⁽¹²⁵⁾只有研究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建立起关于中国问题的科学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1927年，南开大学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研究日本和东北问题；1931年，创立经济研究所，主要进行以下工作：如编纂、分析中国重要的经济与金融统计数字，深入农村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积极协助开展乡村平民教育运动，并通过实地的调查和研究，编写出大量中国化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学教材。1932年，创立应用化学研究所。

南开大学化学研究所是南开大学实用科学技术研究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产物，也是理科院系加强同社会横向联系的一种尝试。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校与社会之间，夙称隔阂。隔阂之意，盖谓学科与国情不合，而学生之所学，非即其将来之用也”⁽¹²⁶⁾。因此，张伯苓与研究所创办人张克忠在给研究所定名时，特别强调“应用”二字，在该所章程上明确规定：“本所目的，在研究我国工商业实际上之问题，利用南开大学之设备，辅助我国工商界改善其出品之质量，俾收学校与社会合作之实效。”⁽¹²⁷⁾具体言之，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扶助国内制造职业，代为解决各种化学上及工程上之疑难问题，并研究国内应有工业，设法改良，使渐上现代科学方法之轨道。（二）研究国外重要制造事业之成法，使其可以移植于国内，而适合于中国环境。（三）以工业上之实际工作，训练大学毕业生，使理论课程与实际经验得以互相联络，并启发青年化工人才之智慧与才能，引入创造建设之途径。⁽¹²⁸⁾本着这种精神，应用化学研究所坚持“教育与科研并重”、“研究与生产并举”的方针，在该所刚建立时就设有“专司化验分析各种物品”的化学部；“以研究所得之新法，自行制造各种物品，其结果备我实业界之采用”的制造部；“解答各界关于化学工业上之困难问题”的咨询部。⁽¹²⁹⁾他们主要面向我国工商业实际，着重研究解决工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据统计，从1932年建所开始到1936年的5年中，该所接受委托分析化验样品323个，并成功引进、仿制金属磨光皂、油墨、浆纱粉、复写纸、黑铜水、制草发光水、辣酱油等轻工业产品，不但满足了厂家的需要，增长了研究人员的专业知识，提高了研究水平，而且对于当时减少对洋货的依赖，发展国产轻工业制品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该所研究人员接受社会委托，代为研究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技术，直接服务于社会生产；不但急京津等地厂家之所急，而且接受远至包头、昆明厂家委托研究项目；不仅负责提供研究样品，而且常把厂家的技术业务人员请到所里来传授技术，深受委托单位的欢迎与赞许。研究所也开展了对农副产品及食品工业的研究，如黑豆油的漂白、谷糖的制造、棉籽油的高热分解以及从植物秆提取造纸原料、芦苇秆制纸等试验，促进开发农副产品的综合利用，通过化学手段，加工制造出价值更高的产品，把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化学工业的设计、建筑方面，研究所接受外商委托并成功设计建成了利中酸厂；设计了每天轧棉籽5万斤的思勤油厂，并作了工程技术上的建议。为了把化学所的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且通过生产实践更好地培养人才，1934年，该所组织了南开化学工业社，后改建为研究所的试验工厂，“专门利用本所同人研究成果，从事于未注意制造之研究，俟有成绩，即可让渡与人”⁽¹³⁰⁾。该厂生产的如硬脂酸、油酸、甘油、钾皂、酒精、黄铅粉、红铅粉等，除酒精自用一部分外，其他产品都供应天津各厂家，对改变当时市场上企业间相互倾轧、封锁的不良风气起了一定的作用。应用化学研究所面向社会，在有偿服务的同时，尽可能地发挥研究所的社会效益，并努力尝试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复旦大学与中国茶叶公司合作创办茶业研究组，附设茶叶研究室，以改进我国茶叶的产制技术、扩展国内外贸易。研究室的研究员以茶叶组的教授和在茶叶方面有造诣的人员充任。研究室分三部：一为生产部，从事茶叶产制的实验与研究。二为化验部，从事茶叶的化学分析与实验研究。三为经济部，从事茶叶经济行政及政策的调查研究。研究室内并附设实验茶场、茶叶化验室与茶叶资料室。

1931年3月，中山大学设立经济调查处，其宗旨是调查本国经济实况，研究本国经济变迁，洞察本国社会，推动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聘请教授任主任委员，以助教兼研究员或调查员，把调查范围由广州市扩展到华南各省，主要调查事项有广州工人生活费指数、石牌附近农村经济及广州批发物价指数，以及广东金融、粮食、丝业、族田制度和工业调查、对外贸易等，并将调查结果出版，计有《广东经济年鉴》、《广东之银业》、《广东纸币史》、《广东典当业》、《广东烟酒税发展变革概况》、《广东工人家庭之研究》、《民国十二年至二十二年广州劳资争议底分析》、《广东批发物价指数季刊》、《广东工商业固有簿记调查汇编》等，为广州及广东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研究依据。尤其以与广州市社会局合作调查的报告《广州之新兴工业·第一编·橡胶业》最能体现服务社会之合作精神。⁽¹³¹⁾

为工商业发展提供服务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社会服务的鲜明特色之一。它顺应了时代和经济发展的需求，一方面促进了社会工商业的发展，同时也密切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为自身发展赢得了不菲的教育经费，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双赢。

（三）走出校门　面向社会：社会教育服务

社会教育曾经是近代中国教育发展过程中的亮点之一，不少学者曾就这一问题做过论述。蔡元培认为，“教育决不是专为儿童而设，凡年长的人，无论其从前是否进过学校，也不可不给他有受教育的机会。例如补习学校，平民大学等”⁽¹³²⁾。他十分推崇国外大学在校内外兼办社会教育的做法，尤其赞赏美国的“大学推广教育”。他说：“美国人服务社会的精神，不可多得”，“中国社会教育很少，应学美国尽量发展”。⁽¹³³⁾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主张开设夜校，同时鼓励学生在校外参加平民教育活动。1919年，北京大学学生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¹³⁴⁾，通过“以学就人之教育”，采用露天讲演等方式，实施对社会各种人群的教育，开展起大量的平民演讲活动，传播了各种学科的知识。他后来曾评价说：“五四’以来，学生多组织平民学校，教失学的人以普及知识及职业，是一件极好的事。”⁽¹³⁵⁾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尝试推行大学区制时，蔡元培提出大学兼办社会教育，主张在大学区教育行政系统中设立“扩充教育处”，“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一区以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如通信教授、演讲会、体育会、图书馆、博物馆、音乐、演剧、影戏与其他成年教育、盲哑教育等等都由大学办理”。⁽¹³⁶⁾尽管蔡元培的这一努力并没有收到切实的效果，但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做法却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曾担任过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的著名教育家俞庆棠认为，扩充教育应包括社会教育和民众教育等。她说：“扩充教育的范围，从现在的事实看来，有社会教育——狭义的社会教育，如图书馆、体育场、通俗教育等；劳动教育——分劳工和劳农；民众教育——即平民教育；职业教育；各种补习教育；特殊教育如慈善机关、监狱、低能、盲哑之教育实施；公民教育；艺术教育；都可以包括在扩充教育的范围之内。再从社会的眼光看，扩充教育就是社会教育，广义的社会教育，……扩充教育以全社会为对象，适应社会各种需要，不择人，不择地，随处可以有教育的设施……又从社会的分子讲，扩充教育也就是民众教育。”⁽¹³⁷⁾

基于对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认识，民国时期，教育部颁布了许多相关法令，并在政府主导下，基本形成了中央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各省、市教育厅局设社会教育科，各县教育局有社会教育课，逐级分理民众教育的教育行政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大学办理社会教育酿造了政治和社会氛围，同时也使大学兼办社会教育的做法得以规范和推广。从此以后，大学兼办社会教育成为一种热潮，大学的师生纷纷走出学校，走出教室，走向农村，走向平民，用自己的知识来启发民众，教育民众，呈现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色彩斑斓的一幕。⁽¹³⁸⁾

东南大学由于非常重视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要求各系科都要注意面向社会，为社会服务，做到教学、科研、推广三者并重，因此，除了农科进行了大量的农业推广工作之外，东南大学教育科在设置之初即以“培养教育人员，研究教育学术，推广教育事业为目的”⁽¹³⁹⁾，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如举办义务学校，开展学务调查及指导，培训在职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举办教育展览会等，在社会上获得了很好的反映。教育科还通过招收特别生的办法，为“中等学校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力者，对于选习学程表有研究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搜集地方所需的各种书籍、图画、统计、报告等，并将其分类汇辑，在各地教育团体或机构中巡回借阅，为群众提供获得知识的途径和机会。

在各种教育推广活动中，暑期学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形式。1920年夏，南高师仿照哥伦比亚大学在全国率先引进和举办了暑期学校，并事先在京、津、沪、汉的报纸上登广告，详细介绍暑期学校的招收对象、课程设置、收费标准、学制、学历等，并面向全国招生。从《申报》上所登的广告内容和有关资料来看，暑期学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面向学校教职员、地方办学人员、中等以上学校毕业生。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全国只有师范讲习所对基础教育教师进行进修培训，但是师范讲习所数量少、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的师范讲习所要求教师脱产就读进修，很多中小学教师由于经济等因素的制约无法弃职就读，所以师范讲习所不能很好地满足教师进修的需要。而利用暑期办学，既不占用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时间，又能满足师资进修的需要，因此，第一届暑期学校就受到了中小学教师的欢迎，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在相当长时间内，校长郭秉文集中精力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或饱学之士前来讲学：除南高—东大自己的一批名师、权威教授亲自授课外，郭秉文还邀请诸如美国的杜威、孟禄、推士，德国的杜里舒博士，国内的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名家开课，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国内外众多知名学者教授齐聚南高—东大的暑期学校，使4000多教育工作者受益，为在职教师学力的提高，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作出了贡献。东大教育科以此沟通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在其影响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全国各地群起仿效。在1922年，除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等高校设立的暑期学校外，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吉林等省的高等学校利用暑期办学已成普遍之势。

此外，东大教育科在后湖设立昆明小学，试行用最少的费用取得最良的效果，为教育部培养心理测验人才，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教育科学化和教育社会化运动。而诸如推广平民教育，义务举办“明陵小学”，为乡村失学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等，也是其教育推广活动的重要内容。不仅是教育科，英文系的补习班、函授学校，理化系物理仪器小工场、化验部等，都是当时进行的有声有色的教育推广工作。与之同时，农学院教师也逐渐将农业推广的范围从良种推广、农业知识的传播等扩大到农村经济合作、农村教育、农村卫生、农村建设等多项内容。1926年，他们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山徐公桥合作农村实验区，开展了以农村教育为中心的农村改良，对当地农村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中山大学也开展了社会教育方面的工作。该校设有教育研究所，初名教育学研究所，创设于1928年，隶属于文学院；1935年研究院成立后，改隶属研究院，称教育研究所，创办人为庄泽宣。该所主要的研究范围除了小学课程、儿童心理、教育行政之外，也将社会教育纳入研究领域，并办理民众教育试验学校，试行女中新教学法，指导特约乡村小学，设立民族中心制小学实验班，与番禺县政府合办龙眼洞乡村实验区之指导等。⁽¹⁴⁰⁾法学院院长郑彦棻在任期间，也鼓励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去做一些有益于乡村的服务工作。他认为：“学生到乡村去服务，不但可以改善农民对学校的关系（因学校征收不少民地，招来民怨），即对学生本身而言，也是扩张教育范围，充实生活内容，使学习与生活结合在一起。”⁽¹⁴¹⁾1936年，农村服务实验区成立，以石牌附近十乡镇为实验工作范围，每一乡为一分区，每一分区的服务工作由文理法农工医若干人共同负担。在具体服务内容上，除了农科学生教农民耕种畜牧，医科学生替乡民诊病和整理环境卫生、理工科学生教乡民修理工具器材外，要求文法科的学生教乡民识字，并举办歌咏会、国术会、出版壁报等文康活动。⁽¹⁴²⁾农村服务队试办以后，效果非常好，不仅歌声响彻原野，笑声充满乡村，活泼的气氛也由学生带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就学生而言，本服务精神，谋学说之证验，收到学术、生活和现实社会相结合的益处，而在乡民方面，也因此充满生活上愉快的气氛，提高生活技能，原来对学校的隔阂与不满的心情，也因之消失，深受有关人士的重视与称赞。⁽¹⁴³⁾

南开大学教育学班在1923年调查天津各幼稚园的状况和各小学的组织，教育学班师生还协助中华教育改进社对天津儿童智力进行调查。到20年代后期，社会调查开始成为南开大学教学工作中的一项制度。暑期学校也是南开大学向社会敞开大门办学的方式之一，是南开大学服务社会的具体体现。

在我国，暑期学校的开设，“南高首倡于前，北高、南开继起于后”⁽¹⁴⁴⁾。对于南开而言，暑期学校何以设？“为欲利用暑期俾青年学子或在职教员，得求知识之机会也。”⁽¹⁴⁵⁾1922年，南开大学开办了第一期暑期学校，并明确指出其宗旨在于“利用暑期时间传播学术，促进教育”⁽¹⁴⁶⁾。暑期学校的招收对象以天津及直隶各县中小学教员为主，也有部分中学毕业生及准备考大学者。具体包括小学职教员及地方办学人员、中学职教员及高等专门学校肄业生、中学毕业生及预备投考大学及专门者、高小毕业生及中学一、二年级预备投考中学者。在课程安排上，针对不同的人群开设不同的课程，并聘请知名专家学者授课。

表4-2　南开大学暑期班开设课程、讲员及听讲人数⁽¹⁴⁷⁾

续　表

除规定的课程外，暑期学校还特别邀请名人进行讲演，讨论各种教育问题。以第一次暑期学校为例，讲员及讲题介绍如下。⁽¹⁴⁸⁾

普通讲演

（一）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报告：张见安

（二）美国教育之新趋势：查良钊

（三）女子教育：卢易斯

（四）时疫预防法：沈先生

（五）公众卫生：丁美英

（六）教育家之自家田地：梁任公

特别讲演

（一）科学教授法：推士

（二）教育之动力：推士

（三）设计教学法：推士

（四）单级教学法（二次）：邓澄波

（五）体育讲授法（六次）：董守义

由于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的开设目的非常明确，并聘请名家授课、讲演，因此从一开始就办得非常红火，每期都有几百名学员，他们来自全国各地。1923年，当时正在天津达仁女校任教的邓颖超就曾参加第二期南开大学暑期学校学习。⁽¹⁴⁹⁾可以说，南开大学是当时北方大学中最早开展成人教育的，这不仅扩大了南开大学的社会影响，而且为社会上的知识青年提供了继续受教育的机会。

大夏大学教育学科师生从20世纪30年代起，在邰爽秋、古楳等教授领导下，社会教育也开展得有声有色。1942年，教育学院学生看到社会上很多少年儿童因家庭经济困难而无力进小学读书，他们就借同孚路（现石门一路）大中里志毅小学的教室，定名为“克成义务学校”，招收小学一至六年级程度的失学少年儿童，不仅免费给学生辅导，还送给学生课本、练习册、铅笔等，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广东国民大学1927年仿效欧美大学extension university之例，创立第二学院，“一时有志之士，乃至小学教员，云集景从”⁽¹⁵⁰⁾，报名夜校的学生数量有时候甚至超过了日校学生，其中尤以教育、经济等专业为最。学生主要以机关公务员、中小学校长、教师居多，年龄在30岁上下，有的甚至达到50岁。当时，学校的“第二学院”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好评。1937年，学校又开设了职业训练班，设置了会计、警监、税务、公务、新闻、工程等专业，为各行各业的在职青年服务。

大学办理社会教育是促进社会教育发展从而实现社会改良的有效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开启民智，指导家庭教育和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同时也有利于学生、教师自身能力和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