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学的洗礼

社会大学的洗礼

1619年二月北京会试主考官是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史继偕、礼部侍郎兼协理詹事府事韩广，同考官有翰林院会议讲钱象坤、杨守勤等人。现在还能查到这届三场考试的试题，二月九日第一场考试围绕考官就“四书五经”中一些章句所出的命题作答，而且试题有选答的余地。这对宋应星而言，是很容易通过的。十二日第二场考试是作文，试题是“天生我才，供一代之用”，便要靠临场发挥。宋应星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下笔时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作文题目既是与任用人才有关，他必定要在规定的字数及八股文格式的限度内阐述自己的理想抱负，发表他对国家应如何使用人才的看法，并针对现有吏政弊端提出革新的见解，就像他在后来写的《野义》（1636）中的《进身议》、《学政变色镜》所述的那样。宋应星血型可能是A型，遇事时心情容易激动，在谈用人制度时免不了要对本朝推行达三百年而不变的科举制提出批评。因而他的答卷虽然充满精辟见解，但不会被愚昧的考官所看中。二月十五日第三场考试是经史时务策论，试题相当冗长，共有三问。第一问说人臣爱君，都希望君王长寿、君德清明，但夏商周三代以后无享国长久之君，“不知可望其后尘否？”命题毫无意义与水平，因为谁也不能为皇帝算命，答卷写不好反会遭祸，宋应星不会选这道题。第二问说天爱人君，发现其过失则以自然灾异（日月食、水灾）相警告，人臣见灾异便建议君王采取若干补救的行政措施，这种作法可仿效吗？实际上此命题宣扬汉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正是有科学头脑的宋应星所批判的对象。第三问要考生不历代及当前情况，谈谈使用人材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第二场作文题内容相近。

上述第二场试题及第三场第三问，反映出主考官命题立意是希望应试举人就国家用人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考生“其言尽之，以佑用才之略”。命题还算是有意义的，就看各考官如何选中自己满意的答卷了。宋应星在礼部贡院考场内面对三场考题，先疾笔写出卷稿，经过思索，再修改用工笔抄成正卷，等待发榜。这期间一向爱好天文历法的他，来到贡院对面的钦天监观象台，参观了江西看不到的一些天文观测仪器，并了解了其性能及用法。在前门附近书肆买了些便宜的书，还到北京的一些作坊如琉璃厂、铸钟厂、盔甲厂、珠宝厂、宝源局（铸钱厂）参观访问，因为他一向对技术有兴趣。他估计这次会试有可能成功，因为他已将自己平时的思想坦诚而痛快地陈述出来，忧国之情溢满字里行间。但发榜之日，他和应昇仍榜上无名，而同时应试的新建县两位同学和朋友涂绍奎、姜曰广则此次中进士，二人均授官留京。应星弟兄与他们握别后，便沿陆路返回奉新。对应星而言，此次失利原因发生在第二场、第三场论用人之道的考试之中，他的答卷没被考官看中。应当说他的朋友涂绍奎、姜曰广思想也相当激进，尤其姜曰广为人忠梗、言词激动，都不会为了讨好考官，写出违心的答卷。但科场考试偶然性很大，有时不同考生答卷内容大致相同，便有及第与未及第者，要看其运气如何及考官的随机判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会试后，明神宗驾崩，昏庸的熹宗即位，改年号为天启（1621—1627）。此时宦官魏忠贤干预朝政，结党营私，排斥忠良，祸国殃民。被逐出朝的正派朝臣顾宪成归里后，在无锡建东林书院，与同志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讥议朝政，与当道相抗，形成社会舆论，朝野士大夫多与之遥相呼应。魏阉党羽一律将这些人称为“东林党”，借铲除东林为由四处捕杀正直官吏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捣毁各地书院，实行恐怖统治，全国一片黑暗。被镇压的人本无党，为了自卫，便成立复社等组织，后来也被宣布非法。天启年间只举行两次会试，分别在1622年（天启二年）及1625年（天启五年），主持考试的是魏阉党羽，他们公开在考场舞弊、贪污受贿，被揭露后极力掩盖，闭塞言路。宋应星弟兄在两次会试中没有取中，自属意料中事。但应星在京内外目睹了当时社会上各种黑暗现象，他亲身所见在官场中的亲友所受到的迫害使他感受尤深。例如1625年姜曰广任顺天府考官，魏忠贤逼他为其外甥徇私考取，遭到拒绝，亦以曰广为东林，将其削职为民，遣回老家。陈弘绪的父亲陈道襄亨任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人称内阁中江西籍三大清官之一，1620年因奉劝皇帝不要亲近阉党，被罢官还乡，几年后忧愤成疾致死。宋应星在会试途中看到贪官横行，百姓饥寒交迫，百感交集，反映在他这时写的诗中，充满着怒火和怨气。他痛恨阉党的倒行逆施，政治思想上与他的东林、复社朋友类似，但他本人宁做一名无党派爱国者。此时他青年时代的理想眼看已逐步化为泡影，因为这个社会拒绝为他提供施展其政治抱负的机会。

1627年明熹宗死去，思宗嗣位，改年号为崇祯（1628—1644），这是明代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帝即位当年，降诏宣布魏忠贤罪状，清除其逆党，起用一些东林党人，魏阉畏罪自杀。这又使宋应星重抱幻想，以为从此情况可能有好的转机（后来他才发现明代封建社会已病入膏肓）。1628年（崇祯元年戊辰）他与兄应昇第五次参加北京会试，仍失望而返。回家时，年至八十三岁的老父正多病，次年（1629）逝世，他们葬父于本村戴家山祖茔。同年应鼎又死去。这个龙年对宋家来说是不吉利的。弟兄二人在服丧期满后，辞别了七十岁的老母和妻室子女，决计下次再作最后一试。1631年（崇祯四年辛未）宋应星年四十五岁、应昇年五十四岁，提早来到京师，在这里过了春节。但发榜时了他们再一次榜上无名，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他们从此便对科举产生绝望。这期间为前后多次北上会试，破费不少钱财。随着子女的长大，读书、嫁娶都开支不小，家中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了，原有的少量田产已部分易手。宋应昇这时双鬓见霜，遂决定留京，等候吏部选职。他还算幸运，当年即选任浙江桐乡七品县令，由北京直接赴任，计划将母亲也接到浙江。应星则于当年还乡，再将母亲送到应昇处，但此时老母多病，难以远行，次年（1682）病逝，享年七十八岁。应昇又从浙江赶回，二人葬母，居家服孝27个月。由于应星急于返家服侍老母，失去在京候选机会，直到1634年（崇祯七年）他能外出谋职时，因机遇不佳，已无任何有品级的官职可得，而他因年近五旬不能无限期等待官缺，只好屈就本省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这是个“未入流”（九品以下）的文职教师，薪俸很低。

宋应星志大学博，但屡试不及进士第，不能说他写不出优秀答卷，只能说他在众多考官中缺少知音，加以应试时总是运气不好。而他本人从青年时代形成的进步思想和超前意识，也与八股应试越来越不适应。这种落后的作文形式已成为他表述其进步思想的束缚，使他感到厌恶。他越是硬着头皮用这种蹩脚的作文形式发表他的精辟见解，就离考官对答卷的要求越远。他不想像笼中鸟那样鸣叫，而要飞到大自然中高声呼喊，而科举制正是禁锢人们思想的大牢笼。他决定冲开这个牢笼，与科举决裂，用自己任意写作的著作发表历次会试时所表达的各种见解，不再受八股文的限制。对他来说，1616—1631年持续达15年之久的六次北上会试，也绝非无谓之举，正是实现他“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一贯主张的大好时机。他在多次万里长途旅行中所作的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不应被他在这期间的科举活动所掩盖，实际上具有更重大的意义，是他前半生最为精彩的事迹。当他走出私塾、县学和书院的大门来到社会以后，他又受到社会大学的教育，不过他的老师不再是教他经史、制艺的儒者，而是向他讲述工农业技术知识和社会真实情况的人民群众。广大农民和工匠在田间和作坊里从事各种生产的技术知识，为所谓圣贤所不知，不见于经书中，也是课堂上听不到的。明末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面危机景象和对这种现状的清醒认识，也是无法在官方文件和课本中得到的，只有深入社会下层调查才能得到。

对宋应星来说，没有他前半生所作的调查研究活动和所获得的认识，也就没有他后半生的学术业绩，他也不可能最终成为科学家和思想家。他多次漫游大江南北，水陆兼程，足迹遍及今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浙江、四川、广东、广西、云南、福建、贵州、山西、陕西等17个省区和南北两京，所到过城市和乡村不计其数。他的足迹所至和旅行地域之广，与同时代地理学家和旅行家徐弘祖（字振之，号霞客，1583—1641）大体相当，但他不考察各地山川的自然景观，而是留心各地物产及其生产技术，关注民生日用之实学。他在调查过程中认识到，全部社会财富无一不是通过工农业生产创造出来的，因而技术实在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头等重要的学问，但却被一些读书人视为雕虫小技，他认为这是认识上的错误。他想从自身做起，认真研究工农业技术，他青年时代对科学技术的爱好和务实思想这时落到了实处。为此他不辞劳苦，顶风冒雨，跋山涉水，不管严寒酷暑，他都带着卷尺、指南针和纸笔亲临生产现场，向农民、工匠、水手等劳动群众虚心请教，把所见闻的一切都记录和绘制下来。作为有科学头脑的知识分子，宋应星所到之地不是走马观花或蜻蜓点水地只记一些皮毛，而是在现场长期停留，甚至住在那里，观看生产全过程，按操作顺序一步一步跟在劳动者后面，边看、边问、边记，有时还亲自动手操作，对主要设备的构造、各部件尺寸、操作方法、原料消耗及产品产率、所需时间，都仔细问个究竟，再记录下来。

为了了解钢铁冶炼技术，宋应星从北京来到蓟州著名的遵化（今河北）铁厂，在这里住了好几天。高1.2丈、可熔2000斤矿砂的大型炼铁炉首先映入他的眼帘，由四至六人驱动的大型活塞风箱向炉内鼓风的声音震动他的耳膜。为观看每两小时出一坨铁的情景，他在高温环境里耐心地等待着，询问操作情况，与工人一起拉风箱。为了观看生铁水直接烧成熟铁的先进技术，他爬到墙上与操作的工人在一起，为了不妨碍他们的劳动，他后退时失足掉到地上，脚部扭筋，疼痛不已，还是又爬了上来。工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辛苦与他们在一起，他回答说：“我就是要把你们的操作技术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因此他们愿意向他传授，欢迎这位读书人来到他们中间。他听说在山西太行山一带生产金属锌（“倭铅”），而古书并无炼锌记载，遂决定改变回程路线，取道山西。在这里看到炼锌现场，以炉甘石（ZnCO₃）为原料，遂将技术过程记了下来。山西盛产小麦，他在田间对麦的种植和加工作了调查，发现这里农民种豆、种麦时用砒霜充当农药用，又用来驱田中黄鼠，像浙江稻农那样。在晋南安邑（今运城地区）的盐池他看到生产池盐，但晒盐人将一石盐交官府，只得几十个铜钱而已。山西出产的大块明煤（无烟煤）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从晋南乘船沿黄河顺流航行，很快进入河南境内。他在乘船时询问了船材木料、载重量，注意船体结构和行船技术，他到任何地方都不耻下问。

在河南时，宋应星从开封府乘四辆大马车南下。途中仔细观察车的构造和驾车技术。大车可承载50石重（约3000公斤），由8—12匹马拉车。他注意到车快下桥时，要在十匹马中选一最有力者在车后向相反方向拉车，其余九马向前拉，靠着拉力的平衡使车较慢而平稳地下坡，以防翻车。在这里他还看到南方很少有的双轮牛拉轿车和一人在后推、前面有两头驴拉的有棚双缱独轮车，都作客货两用陆上交通工具。后一种车可载4—5石货（240—300公斤），人必须两边对坐，否则倾倒。用这种车从陕西长安经河南可直抵北京。信阳州是他在河南旅行的最后一站，由此很快到湖广的省会武昌府，乘船沿汉水经过李时珍的故乡蕲州又回到江西九江。1631年宋应昇就任浙江桐乡县令时，应星前往看望。他从南昌先至本省广信府（今上饶地区），被这里富饶的工农业物产所吸引。广信府明初以来就是造楮皮纸的中心，造出的纸供宫内御用，上等的棂纱纸供宫内糊窗格，7×4尺幅面，还产各种染色纸、公文纸。这里还产银、铜，河里出的试金石大者如斗，小者如拳，运往各地，所产上等釉料供景德镇烧瓷器用。这里还以乌桕仁油制造蜡烛，其制法引起宋应星注意。他还在村间看到造水碓的妙法，此水碓一身而三用，第一节转磨成面，第二节带动水碓舂米，第三节引水灌稻田。他感叹地说：“这是考虑得十分周密的人制造出来的。”在当时世界上也属先进。广信府之行使他学到不少新的东西。

江西广信府与浙江衢州府交界，宋应星进入衢州境内后，便乘西安船沿钱塘江水道行400千米到达杭州府。这里他以前曾来过，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织造局中高1.5丈的提花机，用以织造皇帝用的龙袍，他详细了解了织机结构和操作方法，并绘出其立体结构图。离开杭州，沿运河到桐乡与哥哥见面后，便去周围调查。桐乡离湖州和嘉兴很近，是全国养蚕业最发达的地区。他在这里停留时间较长，对养蚕种桑技术作了仔细的调查，尤其注意一些先进的养蚕方法，观看了缫丝、纺丝过程的实际操作。1635年宋应昇调任广东肇庆府恩平县令，邀应星前往。他从江西分宜出发沿赣水南下，经赣州到广东南雄，此处种甘蔗并盛产蔗糖，遂作了调查。后由南雄乘运盐船到广州府，附近的佛山镇以炼铁和铸造铁锅著名全国，又是去恩平的必经之地，遂对佛山铁锅作坊作了访问。宋应昇主要以诗文见长，但鉴于弟弟爱好科学技术，便极力为他创造实地调查的机会。当他们弟兄北上会试时，曾乘漕船沿京杭大运河往来，这时宋应星到造船厂了解船体结构、各部件名称和尺寸，造船所用原材料及载重后，坐在船中密切观看并询问船上水手驾船技术，遇有风浪如何控制帆、舵及航路等。同时对沿途各地工农业技术作了调查，如苏州丝织、制乌金纸技术和扬州、淮安二府盐场制海盐技术等。他对农业生产给予很大关注，对鄱阳湖、洞庭湖和太湖地区的种稻及稻米加工技术、所用农具和灌溉设备也作了详细调查。因篇幅所限，不能对他在各地的科学考察活动逐一介绍。

宋应星在科学考察的同时，还在全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和国情调查，这属于人文科学方面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在扬州、淮安盐场考察海盐制造技术时，他还对盐政管理制度、盐工、盐商以及盐运现状作了深入调查。他发现有很多制度弊端，使盐工生活困苦，盐商无利可图，盐税收入锐减，急需改革。在考察农业生产技术时，他体察到因繁杂重税、高利贷剥削和政治压榨给农民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疾苦，思考着如何用政策措施、技术和经济手段使农民温饱，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他在会试实践中，体验到科举取士制度的腐败，而这又反映出整个封建制度在学政、吏政和军政等方面的腐败。沿途在各地所见文武百官的丑态和不良的社会风气，使他厌恶，城乡经济萧条使他为国担忧，并对社会现状有了清醒认识。由此可以看到，他每次会试虽落第而返，却又是满载而归，行囊里装满科学考察和社会调查资料。他一次次失去取得进士功名的机会，却又一次次增加科学技术知识和对社会的了解。他笃志好学，本想通过科举入仕实现其济国济民的理想抱负，但虽怀济世之材，却屡试不第，从一次次希望到一次次失望，最后由绝望而转化为觉醒。他终于认识到，实现其理想抱负不一定非得中进士后当高官才能实现，当务之急是下决心与科举决裂，而转向“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科学技术，走本朝李时珍之路，以研究科学技术为己任，写出像《本草纲目》那样的传世之作，同样能造福社会。

说来也巧，蕲州人李时珍年轻时在科举活动中也多次失利，甚至连举人功名都未取得，但他发愤研究药物学，积多年努力而写出的科学巨著《本草纲目》（1596）刊行后，竟成为“士大夫家有其书”的受欢迎作品，作者也受到世人敬重。李时珍的成功范例，给了宋应星很大的鼓舞。他还注意到，本朝不少有志之士即令中进士、担任高官，因不与权奸为伍，也难免被逐出官场，遭到暗算，仍不得展其志。他们死后只给人们留下遗憾，而其生前的儒学研究和诗文作品并不能挽救社会。他从这些人身上吸取了教训，决心与儒学决裂，转而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像东汉政论家仲长统（179—219）和崔寔（107—170）那样，对当代社会作批判性剖析，找出治乱兴衰之源，写出像《昌言》、《政论》那样的务实作品，以唤醒世人。这就是他在会试失败后思考下一步要走的路，他选择了科学救国和思想救国这两条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限度实现从青年时代起树立的济国济民的理想。这在他一生中无疑是个重大的思想转折。他是在饱经风霜、历尽艰辛和坎坷后才完成这一思想转变的。1636年他五十岁时整理自己的诗作时，发现早年写的诗多属意志奔放而显露少年人的思想不成熟，或因遇黑暗现象而表现的头脑不冷静，遂一烧了之。他以焚烧昔日诗稿的坚决行动而与旧我告别，变成了另一个宋应星。此时的他，思想已完全成熟，头脑更加理智。他以其思想上的觉醒走完了人生旅程的前半，后半生便结出了精神硕果。应当说他是在经受社会大学的洗礼之后，才进入更高的思想境界的，其中有反面教员，也有正面教员，而劳苦的工农大众是他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