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主题的提出

二、近代中国社会主题的提出

一个国家的社会革命往往与该国家最迫切、最重要的社会主题连在一起。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如此。自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社会主题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主要是解决两大问题：一个是落后，一个是挨打。就前者来讲，中国曾是世界文明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6]但在近代以来，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就后者来讲，中国从1840年以来受到世界所有大小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帝国主义列强在军事上武装侵略中国，在经济上掠夺中国，在政治上支配中国，中国处于被侮辱、被宰割的境地。这两大社会主题被纳入世界历史之后，日益紧密地捆在一起：越是落后，越是挨打；越是挨打，越是落后。这就导致了恶性循环。

如何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呢？当时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方案来寻求突破口，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工业救国，都是试图把实现近代化作为改变中国的方案。但结果怎么样呢？靠教育救国，结果总是老师欺负学生；靠工业救国，结果总是师夷之技制不了夷。沿着这样的道路走了多少年，最后不仅没有达到中国近代化的目的，反而苦难日益深重。诚如马克思所说：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7]因此，不动摇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而谋求实现近代化和工业化的努力完全是徒劳的。所以如此，就在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扶植的反动势力阻塞了中国独立自强的道路。要使中国走出这种灾难的境地，唯一的出路是首先解决民族独立问题。只有民族独立，才有落后、挨打两大问题的真正解决。而要实现民族独立，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进行具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要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完成这一任务，农民、小资产阶级也无力完成这样的任务，至于地主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早已成为历史的羁绊，历史的重任只能落在无产阶级的头上，这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搬掉帝国主义这一障碍。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始至终是和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中国在当时世界各民族的总体联系中所处的地位，使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是从世界走向中国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则又使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在东方地平线的出现，一下扭转了世界格局：它大大鼓舞了全世界无产者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沉重地打击和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它日益成为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伟大力量。和平与发展之所以能够稳步推进，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的社会主义存在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因此，单纯着眼于中国历史的自身发展，既不能真正理解中国近代所面临的社会主题及其解决办法，也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意义。前些年，学界曾经围绕着五四以来“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展开过较大的讨论。有的论者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以“救亡”压倒了“启蒙”，影响了中国发展的进程。事实上，只要不存偏见的话，评价一场革命运动的意义，应以它在解决当时最重要的社会主题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为判据，而不应以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好恶为取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分割，面对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是先立国还是先立人，是先救亡还是先启蒙，答案应当说是清楚的。为了立人，必须首先立国；为了启蒙，必须进行救亡，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离开当时的现实境况而抽象谈论启蒙与救亡，无助于问题的分析和解决。仅仅用想当然的方法来评判历史，并非是成功之举。我们都希望五四及其以后时期中国的发展不要受到民族救亡图存的冲击，但现实不是假如，历史是严酷的。人们只能在历史中选择，而不能随意选择历史。如果尊重历史的话，就应当承认：救亡并不在启蒙之外，恰恰是启蒙本身的内在要求，救亡要求一直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启蒙的历史动因；同样，五四以来启蒙运动的历史功绩，也正在于启发民众把救亡运动提到社会进步的时代高度来理解，使救亡运动最终走上了由世界历史所规定的时代轨道。由此看来，要对近代以来中国革命作出恰当的评价，必须紧紧把握住世界历史给中国所规定的时代主题，要不然，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