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

第一节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

一、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发展的多重困境

在世界文明史上，异质文化对本土文明的渗入，无不引起激烈的排异反应。在近代中西文化教育交流失衡的历史背景下，基督教大学作为西方文化在中国渗透的渠道，其发展面临着多重困境。

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受工业化、城市化的直接冲击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基督教日趋走向世俗社会。19世纪末，教会必须投身于社会活动才能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已成为大多数教士的共识，他们把基督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统一起来，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服务才能在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搭建起桥梁，从而拓展传教事业的广度，为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提供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神学基础。20世纪2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基督教大学都从弘扬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和服务精神出发，鼓励和支持师生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20世纪20年代后，在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民族主义的冲击下，在华传教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和尖锐挑战，客观上要求其必须“根据新兴民族主义的要求和期望做出调整”⁽¹⁾。随着要求教会学校立案、把教会学校收回国人自办的呼声日渐高涨，基督教大学倍感压力。恰如杰西·格·卢茨所说：“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时间，不论对基督教大学还是对国共两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时期，探索时期和彷徨时期。教会学校如果不想重复20年代的灾难的话，就必须以中国化和为中国服务作为自己的基本目标。”⁽²⁾之后，基督教大学转向“注重社会服务，强调社会功能、以传播知识和西方文明来体现基督精神、实现传教目标”⁽³⁾，鼓励学生参加农村建设计划、民众学校、卫生运动等，希望把基督教关于社会与伦理的教导同大学生的抱负结合起来，使学生能够在基督教而不是其他政党或社团的领导下实现他们为国家服务的愿望。

而伴随着晚清统治危机、教育危机的出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大学在19世纪末期开始萌生、崛起，这给基督教大学带来了亟须改进的紧迫感。如果说清末基督教大学是在毫无竞争的局面下得到发展，他们还可以高枕无忧的话，那么，随着中国本土大学的崛起，传教士深切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挑战。尽管他们竭力维持基督教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不得不承认，基督教大学不仅在数量上逐渐被中国本土大学赶上，在质量上也开始失去竞争的优势。由于无法像公立大学一样从中国政府部门获得应然的支持，也不具有其他私立大学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天然优势，基督教大学显然需要寻求新的基点以赢得资助和支持。他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基督教大学应当集中力量发展某一特殊领域，才能凸显自身特色，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试验中心。

作为“跨文化互动”（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的产物，⁽⁴⁾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附着了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比如由外国人把持校政，以宗教灌输为首要指导方针，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照搬西方大学的课程设置。这使得基督教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除少数的例外，大都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和中国社会格格不入，更谈不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供应中国的需要”⁽⁵⁾。基督教大学因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诘难。20世纪20年代以后，接受巴敦调查团的建议，在“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国化”的方针指导下，几乎所有基督教大学都把“向来所标榜的目的是为基督教区和基督教运动服务”扩大为“为全体中国人民服务”。⁽⁶⁾各基督教大学纷纷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或地区经济生活的特点，扩大社会服务的对象，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社会服务活动，如社会救济、服务农村建设等，努力使大学摆脱“过于洋化”的形象，打破学校与中国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

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基督教大学中国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基督教大学所赖以生存的差会捐款逐渐减少，其发展面临着经费困境，迫使它们不得不努力在中国寻求新的财源。为了取得中国公众的支持，许多基督教大学认识到，“要解决这个困难问题，唯一的方法便是拆除学校和社会之间的障碍，使学校和社会都有一种彼此相关和互相负责的感觉”⁽⁷⁾。换言之，教会学校要培养当地社会对它的兴趣和赞助，就要适应社会的需要，作独到的教育设计。同时，由于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基督教大学只能通过为中国社会服务才能达到最好地为基督教服务的观点，基督教大学也只有通过强调自己的社会服务工作才能更显示其成绩，取得公众的资助与支持。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美国差会的渊源关系，使得美国大学模式从一开始就成为基督教大学的“样板”，“仿照泰西传习的制度规定，盖自然之理也”。⁽⁸⁾许多差会在建校之初就移植本土的教派学府模式，学校的教材、仪器设备、图书杂志，甚至生活设施等都从国外运来，它们还通过教师遴选、课程设置、学术交流和吸引留学等方式，努力保持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美国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确立以后，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总体上也开始调整自由教育模式，放低了与中国自办的教育系统在精英教育上争胜的调子，把教育目标定位为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有实际工作能力、能以基督教精神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在传教士的努力以及美国大学模式范本的导向下，作为展示西方近代教育的窗口，教会学校的教育不再是封闭式的了，学生开始走出校园参加校外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社会科、宗教科和教育学的学生更是从一开始就踏上社会，从事社会调查和社会服务，与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

二、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实践

（一）乡村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农业推广服务

20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西方乡村发展的速度急遽下降，引起教会界对教会在乡村社会中所应发挥作用的反思。他们认为，教会不仅是宗教生活的管理者，也应在乡村建设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乡村牧师不仅需要医治灵魂，还应当成为当地社区领袖，接受诸如农业耕作、农场管理、农业教育等方面的培训。⁽⁹⁾与之同时，一些来华传教士也逐渐认识到中国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有人甚至认为“基督教对广大农民服务要胜过巡回布道”⁽¹⁰⁾。而在中国大地上，以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及南京晓庄师范学校等为代表的中国本土知识分子和教育机构也试图通过制订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计划，改变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状，这增加了他们的忧虑，引发了他们的竞争意识，同时也使基督教和基督教大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正是在这种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来华传教士调整了传统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传教策略，主张正视中国乡村的危机，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并要求基督教大学作出服务乡村的具体设计。

1.渐进的农业推广阶段

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宣传提倡、示范推广和辅导训练三个阶段。

早在19世纪以前，传教工作者就有对中国农民经济福利的关怀，并在初级农业教育中有所表现，但这并非是所有差会的共识。大学一级的农业教育始于1914年金陵大学农林科的成立，它以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农学院为样板，推行“教学、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教材则尽求其充实，研究则更求其完善，推广则力求其扩充”。⁽¹¹⁾在他们看来，农业是应用科学，必须在实践中研究改进，并将研究成果推广于生产，得到农民的欢迎，才具有实用价值；而推广中发现的问题又可采用为新的研究资料，这样才能使理论实践结合，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¹²⁾因此，金陵大学对推广一项尤为重视。除金陵大学外，岭南大学也开始了农学教育的积极探索，“一面在养成实用人才，一面在改进农民生活”⁽¹³⁾。它们深入田间地头，广泛宣传提倡，调查乡村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法，介绍优良农作物品种及先进的农业技术。但由于各大学、农事试验场的农业推广工作规模很小，且各自为政，因此，其农业推广工作的成效十分有限。

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经历了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巨大冲击后，基督教大学的决策者们一致同意通过进行农村建设的研究和实验使其成为其他大学的典范和实验中心。⁽¹⁴⁾金陵大学一如既往地重视农业推广，农学院差不多把预算经费的一半用于研究，五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推广工作，同时它在诸如作物栽培、养蚕学、园艺学和农业经济学等领域开设了各种各样的课程。为了使学生具备运用耕作技术及解决耕作问题的经验，学校还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在田间学习。⁽¹⁵⁾其他一些基督教大学，如岭南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等，也认识到农业领域的重要意义，结合学校的教学、科研，制订了一些切合当地实际的农业推广工作。随着晏阳初、梁漱溟等倡导的全国性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工作也进入高潮，它们不仅各自实施农业推广计划，它们还参与全国性计划，如1936年以定县平教会为主体成立的华北乡村建设协进会，就包括金大、燕京和齐鲁等基督教大学。⁽¹⁶⁾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尽管各基督教大学在教学、科研和推广方面都做了相当大的调整，但仍在小范围内持续其农业推广事业，并将工作重点转向对农业推广人才的辅导和训练方面。

2.多元化的农业推广内容与形式

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通常与农业教育演讲、展览结合在一起进行，由技术人员分赴各地担任主讲，宣传有关农业的科学知识。推广员一般选在集市或庙会等人多的地方讲演，举办农业展览（即通过展览农产、农艺、农技、农具的形式，将展览与评优相结合，以达到倡导和促进农业推广的目的），然后去找农民谈话，解答农民的各种问题。演讲、展览的内容除了大多关系到农业问题，也有一些话题涉及乡村事务，如绅士、地主、商人等如何帮助乡村改良种子与改造农民，乡村教会对改善社区的作用等。通过这些活动，尤其是农事展览会的举办，各种新品种、新技术和新知识给农民留下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为农业推广创造了条件。

由于农业改进的地域性，基督教大学常常选定某一专门区域进行农业推广实验，通过技术性示范，用实例说服、引导农民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农具等。这是针对农民比较保守，对新事物接受能力较差而采用的有效方法。当时比较有名的农业推广实验区主要有：金陵大学与国民政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合作成立的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齐鲁大学龙山镇服务社、福建协和大学仙峰乡实验区和五里亭实验区、燕京大学清河镇社会实验区，等等。虽然这些实验区强调“农业推广”，但其工作从一开始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从种子推广到乡村教育、合作、社会、卫生，甚至村治都在办理，往往成为比较典型的综合性乡村建设实验区。

为了消除农民对农业推广项目的疑虑，基督教大学还采取契约形式，将农家生产经营与农业推广项目相结合，根据合作协议，农民提供土地、劳动力，并同意做比较试验，改良种子由大学提供。有了合同保障之后，一些有胆识的农家就比较敢于与基督教大学合作。通过合作，农民成为很好的推广员，他们的示范和宣传往往比专业推广员更有说服力。1925年春天，金陵大学农林科在南京、镇江之间找到60名愿意合作的农民，商定以三年为期，通过他们展示改良种子的价值。到1927年，合作的农民已超过300人。在合作实验效果较好的地方，农林科进一步组织成立良种生产合作俱乐部，将生产的种子分发给或卖给当地其他农民。⁽¹⁷⁾

为配合良种和各项新技术设施的推广，基督教大学的农事推广机构常编写农业读物散发给广大的民众。据统计，1920—1930年，金大共发行诸如《种植美棉须知》、《金大制种盒说明书》、《学校苗圃须知》、《养鸡须知》之类的通俗小册子45种；列入1933年整个金大发行的70种宣传普及科学小册子中有68种是农学院宣传农林知识的册子。⁽¹⁸⁾这些农业读物主要是向农民介绍一些简单实用的农业知识，内容切实，文字浅近，最适合农业推广人员参考及高初级农业乡村师范、小学及农业训练班选作农事教材。

3.多方面的农业推广保障

“欲求农业推广事业之健全发展，首须树立各级推广机构，以为主持推动之中心，各级机构，普遍设立，组织合理而联系密切时，斯得健全之制度”⁽¹⁹⁾，“藉完善之机构，始能产生伟大力量”⁽²⁰⁾。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基督教大学普遍设立了专门的农业推广机构。最早设立的是金陵大学农学院在1920年成立的棉作推广部，主要从事棉花引进育种试验和推广工作。1924年，金陵大学结束各系自行推广的状态，正式成立推广部。院长与各系系主任为当然委员，并指定各系2～3人参加。农业推广系作为秘书处，负责征集各系全年推广计划及工作报告，发行各系农业推广的刊物，举办农民演讲会，担任会议记录等事项。经费由各系编制，全年推广所需的经费预算表、年末决算表，送院推广委员会审核。⁽²¹⁾迁川后，金大农学院的农业推广组织仍由院长聘请各系专家、教授组成农业推广委员会，负设计、督导之责。其工作大纲包括：（1）筹划全院推广事业；（2）订立各种推广规程；（3）审定各项推广计划；（4）审阅推广工作报告；（5）解决推广实施中的重大问题；（6）督导各部分的推广工作。农业推广委员会之下分设出版部和推广部，出版部司文字推广，负责编辑出版农林刊物，推广部司实际农事推广，即负责实施农业推广工作。推广部设主任及总干事各1人，其工作大纲包括：（1）辅助推广事业；（2）农业推广研究；（3）农业推广人才培训。农业推广部之下分生产、经济、教育、总务4组，各设干事1人至数人。此外，各系均有专门负责协助推广部办理各种推广指导工作的人员。⁽²²⁾由于金陵大学农业推广部组织得当，成绩显著，尤其是乌江农业推广在全国影响很大，因此，当时很多基督教大学都仿效金陵大学设置了类似的农业推广机构，以保障农业推广事业的顺利进行。

人才是农业推广事业的重要支撑，“推广目的，在增加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推广方法则在唤发农民之自觉，俾其自动改良农事，以树立永久之基础”。为达此目的，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时，常会通过举办暑期学校、农民学校、农民周、讨论会等形式，“邀请农民领袖参加，予以短期之训练，使其担负农事改进之伟大使命”。⁽²³⁾在近代中国，最早举办农业暑期学校的基督教大学是金陵大学。1917年，该校农科举办了第一届暑期学校，有来自13个省的60名学员参加，1921年有35名，到1926年达到224名。⁽²⁴⁾暑期学校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农业概论、农业教育、土壤学、棉花种植及桑蚕等。不仅自己开办暑期学校，农林科教员还走出校园，到各地举办的暑期学校授课。此外，基督教大学还通过其他多种方式开展短期培训。如，成立短期速成科，开办函授学校，开设农工训练班、棉业合作人员训练班、农业经济技术人员训练班、高级农业合作金融训练班、高级推广人员训练班，举办农村合作讲习会，创办初级农民学校等。有的基督教大学还通过举办农民周的形式，加强同农民的联系，让他们了解大学的服务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乡村问题。

由于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而农业推广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联合一切力量发展乡村，因此，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的过程中往往会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包括校级合作，与政府合作，与国内公私机关、团体合作，与地方合作、国际合作等。这种多元化的合作，使得基督教大学能够比较充分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赢得了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经济资助，逐渐摆脱了对差会的经费依赖，增强了自立、自治的能力，缓解了生存的压力。通过发挥学科优势，扬长避短，基督教大学在社会服务这个新的生长点上逐渐站稳了脚跟，并与中国本土大学开展了有益的良性竞争，拓展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经费充足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大学的发展状况，用前人的话讲就是“经费之变迁与增减与学校之进退常成直接的比例”⁽²⁵⁾。对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而言，也是如此。各基督教大学在分析其农业推广事业成功的原因时，常将“固定预算，有经费保障”⁽²⁶⁾作为必要的条件之一。为了推动其农业推广事业的顺利进行，基督教大学努力多渠道筹措经费，包括争取政府拨款、公私立团体资助、信贷合作，以及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一些经营收入。

4.农业推广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改善了农民生活。“农业推广乃一种具有教育性之工作，旨在服务及教导农民及其家庭经营农业，并协助解决农业生产及农村生活之一切问题。……是以凡有关农业推广之设施，须以改善农民生活为基本原则。”⁽²⁷⁾基督教大学坚持这一原则，通过引进新品种、采用新技术，提高了产品质量，切实地增加了生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

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农业推广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转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开发农民智力、改变生产者行为、不断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的过程。在推广中，推广人员通过与农民的接触、交流、沟通，使农民逐步掌握技术、信息，并据此作出生产、经营决策。这不仅使农民的知识、技能得到提高，也使农民的观念不断得到改变与提升。作为一种介入的外部力量，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原有的社会生态和人们的内心世界，改变了农民原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经验式的生产方式。他们获得了一些农业科学知识，并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中切实地感受到了科技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现代意义的科学观念逐渐深入他们的心灵，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促进了农业科研的发展。农业推广“不仅在传达专家研究之结果于农民，亦所以采风问俗，慰劳问苦，抉择农村农业上之问题，备专家之思考，为研究之根本，教授之资料者也”⁽²⁸⁾。也就是说，在农业推广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往往会成为开展科研的动力。基督教大学的研究工作，源于农业推广中发现的问题，同时又有效解决了存在的问题，既具有实用的成效，又推动了农业科研与推广的发展。

建立了农业推广体系。农业推广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随着工作的不断开展，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大致形成了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即研究试验、推广、辅助推进。研究试验环节主要是良种的选育与驯化，这是针对土种品质低劣及引进品种日趋退化的状况而展开的。在良种选育和驯化时，基督教大学通常坚持因地制宜的合理性分区原则，进行科学的育种试验。在进行单种试验的同时，还配有比较试验，为改善作物品种积累科学依据。推广则包括文字宣传、种植示范、良种分发等。辅助推进主要是指通过组织运销合作社等方式为农民提供必要的鼓励、扶持和保护，以扩大推广范围和减少推广阻力。

虽然基督教大学在农业推广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其成效仍然十分有限，这主要受以下诸种因素的制约：

经费不充裕。“经费是成绩的工具，成绩是经费的结晶。”⁽²⁹⁾由于农业推广的实验场地、研究设备、办公房舍、人员薪金等都需要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因此，经费问题往往成为制约农业推广事业顺利开展的“瓶颈”。除了政府投入不足，基督教大学通过其他渠道所能获得的经费支持也非常有限。经营收入自不必说，尤其是在早期，很多大学都是免费分发良种，根本谈不上经济收益。即使后来实行有价售种或进行其他一些经营，所得收入与农业推广所需的庞大经费相比，仍然不过是杯水车薪。而随着基督教大学农业推广的专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受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以及中国国内战争不断的时局影响，国内外的差会、团体、机构、个人的捐助也呈现不稳定状态。其结果必然是，基督教大学所能获得的经费无法进一步推动其农业推广事业的拓展。

人才匮乏。在一个由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知识分子和农民之间存在隔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虽然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们时常谈到“人民”的重要性，但由于在城市接受西式教育，他们希望继续生活在活跃的现代化城市，而不愿意到发展缓慢的内地尤其是广大的乡村去工作。即使从农学院毕业的学生，也只想成为受过教育的上层人物，从事脑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而在为数不多的农业推广人员中，不乏心浮气躁、不能深入实践的人，他们自以为是社会精华，并不热衷于必要的田间工作。他们抱着“救世主”的心态去农村为农民服务，“未曾深入田间，传播新知，介绍科学”，以至在棉种推广初期，由于缺乏现实的实践成果，推广人员在“江北一带推广改良棉种时，携带标本，到处宣传”，“费尽气力，结果落得大惊小怪、荒谬的猜疑”。⁽³⁰⁾另外，农事推广是一项需要多方面相互配合的事业，因此，农事推广机关的领袖“不仅于技术上应有相当之研究，同时更须有行政之才能与经验，而后乃可以应付裕如，俾事业有成功之望也”⁽³¹⁾。但由于在主持推广机构的人员选用方面过于偏重技术性，缺少具有较强组织协调能力的主管，导致工作人员与民众关系处理不当，农事推广机关工作效率低下。其重要表现之一就是特约农田在举办过程中形式主义颇为严重，“除了用我们的种子以外，施肥和耕作等，农友还是用那熟练的方法……所不同者仅在那特约农田的一端，多了一方蓝底白字的特约农田的牌子而已”⁽³²⁾。

农民观念守旧。农业推广具有农业科学化的性质，这就要求广大农民具有相当的认知与理解能力。但在农业推广的过程中，农民素质整体上却与整个推广进程规划相脱节。除了思想的惰性外，还与其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在农业衰退的社会环境下，土地是大多数农民唯一的依靠，土地的收成与他们的生存休戚相关。另一方面，由于贫困，他们几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他们所掌握的只是以经验为基础的传统技术，“乡民务农，而不知农之有学。其于辨土性，兴水利，除害虫，制肥料等事，懵然不知。古法相传，日就淹没”⁽³³⁾。农民对现代农业知识知之甚少，面对新鲜事物自然不敢轻易尝试，这势必阻碍农业的发展与进步。时人曾感叹说：“农民素无教育，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孤陋寡闻，目光短浅，对于农业之新技术、新方法，不知应用，农业推广倍觉困难。”⁽³⁴⁾

新品种生长周期与自然条件的限制。一个优良品种的选育与驯化往往需要反复实验与大量时间作保障，只有将前期实验所得经过选种保纯，再投入下一期实验过程，才能实现去劣存优。比如纯系选种，要从各地方选取许多不同的品系与本地栽种最广的品种进行比较、研究，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一般需要四五年的时间进行比较实验。即便是直接引进新种，一般也要先征集各实验场著名的品种，然后用精密的方法与本地品种作一品性比较才能推广，这也需要大量的研究实验时间作保障。此外，人事及天时因素有时候也会影响育种实验的准确性。而由于不同地区的风土气候等不同，要决定各地最适宜的品种仍然需要时间。

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一个真正有效的农业推广长期计划需要有中央行政机构的支持与指导，需要统一的安排、充裕的财源，以及应对地方事务的自主权利。但是，近代中国一直政局未稳，政府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为一项规模巨大的农业推广计划提供有力的支持。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目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当地既得利益集团也对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表示反对。在有些情况下，国民党反而利用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从而歪曲了计划，疏远了改革者。

基督教大学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业科技传播网络，它以各大学的农林科为中心，以各地的合作教会、学校、实验站和示范农民为依托，向四周辐射。尤其是在1927年之前，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政府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暇顾及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农业所做的贡献就更具现实意义。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农村建设运动的高潮，基督教大学的表现更是积极踊跃。许多教员、示范农民甚至布道员都发挥了推广员的作用，不仅弥补了农林科人手缺乏的不足，也使基督教大学的农村工作得到拓展。但这一时期的中国乡村重建计划首次具体地表明了乡村生活内在的联系以及农村变化的复杂性，要实行全国性的计划对于基督教大学来说是力所不能及的。而且在来势凶猛的中国本土乡建运动面前，基督教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昔领导潮流的地位，只能瞠乎其后。

虽然基督教大学的农业推广不可能完成农村改革的使命，但它们认识到这项任务的重大意义，并试图唤起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兴趣与支持。并且，它们进行的小规模的实验计划为拟定一项有效的农村建设计划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二）治疗身体　拯救灵魂：医疗卫生服务

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是基督教大学世俗化与本土化探索的重要方面，也是其社会服务的重要内容之一。

1.医疗卫生是打开中国国门的“钥匙”

传教士来华传教首先遇到的障碍是“中国政府对所有进入其版图的外国人抱有蔑视态度，并在这个神圣的国度的边界上划上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严加防卫，既不允许外国人进入，也不允许本国人跨越，否则以死刑论处”⁽³⁵⁾。这给西方在华传教事业以沉重的打击。加之清中期以来实行的闭关政策，以及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本能抗拒，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克服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引起的种种误解，新教传教士强调把基督教教义与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加以结合，使基督福音借助世俗化的手段，在中国社会中逐步具备本土化的特征，从而真正在日常生活层面对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施加影响。

鉴于当时西方对中国的普遍看法是贫穷、落后、文盲很多，是“异教徒”之国，同时又是疾疫流行之国，而传教士来华后吸收的信徒又多为社会下层民众，甚至包括不少老弱无依、乞求救济的“吃教”者，他们缺少医疗和基本的生活条件，因此，许多传教士为现代医学和社会福利所吸引，认为医学传教可以减少人们对传教士及其所宣传的福音的敌意，使人们易于接受基督教的真理。鸦片战争爆发后，一些传教士回国，他们在西方的宣传使西方世界认识到教会医疗事业对传教的价值，引起了西方人的兴趣，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又为教会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877年，在华传教士召开大会对传教问题进行讨论，医学传教作为传教的一个辅助手段得到广泛的重视。之后，来华的医学传教士日渐增多。1907年，在华传教士大会通过决议，认为“教会医疗事业不是打开和推广传教的暂时工具，而是整个传教事业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永久的组成部分”⁽³⁶⁾。1917年，中华博医会发表决议：“鉴于在最近差会团体主办的卫生教育运动中，中国各界知识阶级表示了日益增长的兴趣，而在差会医务团体中，人们广泛地深信基督教会对于公共卫生教育的提倡，应当负起直接的责任；复次，鉴于卫生教育运动与知识阶级建立有效接触方面的媒介价值，它对一个人数众多、影响极大的阶层，进行直接宣教工作铺平道路，又鉴于卫生教育运动具有基督教实用教义的具体表征价值，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护教办法。”⁽³⁷⁾至此，“医院和诊所已经变得很有用，对于每一个健全的教会几乎成为了不可缺少的机构，它是福音传播的一个专利”⁽³⁸⁾。这表明医疗事业在传教事业中的地位最终得到了认同，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减少了阻力。

也许因为医学确实比其他部分的西学更加具有普适性，它很快成为西学中最受中国人欢迎的部分。事实证明，施医问药有助于打破人们的怀疑和偏见，因为一般人很难感到心灵的病痛，生病的人却要求医问诊，而人在病痛中，心灵容易变得柔弱无助，更需要安抚慰藉。“用基督的精神，去减除人类身体上的痛苦，这是向来能唤起冒险精神的一种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向来在教会内外，博得人们的好感和接济”，“扩充医务，似乎是一种好办法，因为在教会各种工作之中，医务受外界的排斥最少，故是为教会事业的中流砥柱”。⁽³⁹⁾实践上的有效性，使医学传道很快发展为新教的一种固定传教模式。

由此可见，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近代中国的产生固然与基督教医学传教的传统有关，中国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则为它提供了现实基础。此外，近代西方的宗教奋兴运动和殖民活动使得海外布道蔚然成风，一些受过医学高等教育的青年学生先后来到中国，为教会医疗事业乃至整个传教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高素质的人才。与之同时，受财产税的制约，西方世俗社会对慈善和社会公益事业以及海外教会医疗卫生事业日益关注，为基督教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上的必要保障。这一切，最终推动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2.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事业渊源于新教各差会在华进行的“医务传道”活动。1835年11月4日，伯驾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由于行医有效，前往求治的病人不断增多，伯驾感到培养中国医生的必要，“如果有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年青人渴望成为医生，并且准备接受完全的教育训练，那么我就可以获得他们提供的持续服务”。⁽⁴⁰⁾这就将医学教育的问题提上日程。1866年，近代中国第一所教会医学校——南华医学校成立，之后，一些其他医学校也纷纷成立。但这一时期的西医教育主要以教会医院兼收学徒的方式进行，名为医校者，从招生规模来说，也只是师带徒，是向近代医校过渡的机构。虽然生徒中也出现了一些佼佼者，但这种训练方式毕竟效率不高，不论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能满足当时医疗卫生的需要。尽管如此，它们却奠定了教会高等医学教育的基础。

进入20世纪后，经过最初10年的发展，教会医学教育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水平不一，有些学校无论在教师还是资金上都很缺乏，设备也非常简陋。针对这种情况，教会不断地改变政策和策略。1912年，中华博医会通过决议，制定了发展教会医学教育的新政策。1915年，为促进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华博医会成立医学教育委员会。在这些政策和决议的影响下，各教会医学院校在努力维持的同时，积极加强相互间的合作，以提高办学水平。根据1920年的调查显示，1915年以来，“医药职员的增长确实惊人，即医生人数增长了两倍，在正式护士学校学习的男女学生已经超过了一千人”，而且“1910年以后中国医生的增多，特别是专业护士的增加，是近十年来差会工作的最明显的特征”。⁽⁴¹⁾这为教会医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据洛氏基金会的调查，当时的医学院校的教学质量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教会和其他机构目前的医学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⁴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反对外国文化侵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舆论压力下，教会医学校因所在地政治环境的不同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不仅如此，差会本国的形势也左右着西方教会在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尤其是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差会获得的捐款数量大大减少，从而减少了教会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大战引起的物价上涨，特别是医药和设备涨价，对本来就资金不足的教会医疗事业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更为严重的是，大战使西方国家急需更多的医护人员，各差会不仅很难再向中国加派教会医疗卫生事业所需的人才，甚至个别来华的医学传教士还被抽调回国，一些教会医院被迫停办。与此同时，政府和民间都开始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各种公立、私立医院相继出现，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开始在中国开展行医，进行医药贸易。面对这些压力与竞争，1922年，中华基督教全国大会为医院未来10年作了规划：第一，缩减医药事业计划。第二，集中精力于几个重要的大城市建设医药事业。⁽⁴³⁾与前期相比，专业化很强的卫生教育等开始得到加强。1922年，刚上任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卫生系主任兰安生（J.B.Grant）医师向基督教大学里的中华博医会会员发出信件，征求改进高校卫生工作的意见，主张多方合作，把卫生学教育置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1923年2月，中华博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会议，要求传教士医生将更大的精力投入于预防医学之科学和实际工作上；制定一个明确的工作计划，使教会医院遵循此计划建立卫生中心和从事学校卫生工作。⁽⁴⁴⁾1925年，中华博医会设立教会医事分会（Medical Missionary Divi sion）管理教会医疗事业。1926年，《中华医学杂志》设专题讨论公共卫生问题，引发了全国医生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和参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继续提高质量，医学院的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医学院的专业化水平进一步的提高。这一时期，寻求与中国政府的全方位合作成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展策略，正如胡美所说：“毫无疑问，如果教会医疗机构使自己尽可能地找到所有与中国政府的卫生计划的合作方式，它们在中国的存在将会得到延长和加强。”⁽⁴⁵⁾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教会积极与国民政府的医疗、卫生政策配合，无论是在中国的医院、医学院校的建设方面，还是在公共卫生、卫生政策的规划等方面，教会医疗机构都积极参与。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动荡不安的局势使基督教大学损失巨大，正常的教学秩序受到严重干扰。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燕京大学等相继迁到成都，改变了基督教医学教育资源的配置。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各基督教大学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与平时不同，战时的课程内容大都注意实用并加授国防、化学防毒、救护等课程，以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军事医学的课程有了实践的场地，战争对医疗的特殊需要促使医技训练和医学研究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3.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医学上的社会服务既要讲“social”，即社会交往，又要讲“service”，即为病人服务。⁽⁴⁶⁾实际上就是通过社会化的形式扩大医疗系统的控制范围，争取更大限度地介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服务，通常包括医疗诊治、环境卫生、学校卫生、妇婴保健、疾病预防等方面。

医疗诊治主要是指给病人施医问药，它是在华教会很早就开展的一项世俗性活动。一般情况下，基督教大学通过开办医院或诊所进行医疗诊治活动。在人们不愿让西医治病的初期，他们就采取低收费甚至免费的办法来吸引病人。除了在城里的医院免费行医外，他们认为“在任何城市成功开业建立名声，最妥当的办法就是到四周的村庄走动，探访病人为他们看诊开药、拔拔牙、动些简单的小手术”⁽⁴⁷⁾，因此，基督教大学师生也常常带着药物和医疗器材游走外地，在村庄的庙宇或马路边找个空地招揽病人加以治疗。由于疾病诊疗尤其是外科手术较容易产生效果，让中国人信服西方医疗的有效性和优越性，因此，医疗传教士常常偏好医疗诊治这种行医方式。他们尤其对那些长着巨大肿瘤的病人感兴趣，一方面，这是因为类似病例在欧美相当的罕见，为他们提供了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宝贵机会；另一方面，割除如此巨大的肿瘤往往可以给当地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有利于建立传教士的声誉。⁽⁴⁸⁾

环境卫生是公共卫生的一个基本环节，主要是运用公共卫生学的原理和方法，管理人类日常生活所接触的环境，使其能够符合卫生的需要，以利于人类的健康生存。环境卫生的范围相当广泛，就当时来讲，主要包括饮水管理、污物管理、扑灭有害动物、清洁工作，以及与卫生有关的营业管理。通常情况下，基督教大学每年都举行夏季卫生运动和秋季卫生运动。在卫生运动期间，基督教大学一般通过召开卫生运动大会，举行大扫除，举办卫生运动宣传周、环境卫生展览会，巡回开展预防注射，对饮水进行消毒，开展灭蝇运动，以及卫生演讲等活动普及卫生知识，教育民众了解不清洁的生活环境与疾病的关系；迷信与庸医误人的害处，等等。为了达到宣传教育的目的，教会学校的师生通常制作精美的卫生标语，并配以生动的图画，再附以简明的图说，如“无病早防病，有病早治病”，“食物要新鲜，食具要清洁”，“要常常洗澡，要勤换衣服”，“死生皆非命，疾病各有因”，“改良房屋”，“改良水井”、“改良厕所”，“扑灭蚊虫”等。在加强对环境卫生的管理的同时，有的学校还尝试将室内外卫生具体分配到个人，并随时检查，对于不听指导的人则予以一定的惩罚，这对推进环境卫生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鉴于学校卫生“与中国将来的公共卫生有极重要的关系。儿童只有在学校中，能取得学习卫生常识的机会”，且“小学卫生事业，并不需要极大之经费”，⁽⁴⁹⁾所以，基督教大学常与中小学校开展合作，实施学校卫生计划，以保持并增进儿童的健康，进而达到改进家庭及社会健康的目的。它们经常开展的学校卫生工作主要包括：（1）健康检查。凡是入学新生，一律做体格检查和胸透X线透视，以确定其健康状况，寻找需要矫正的身体缺点。在校学生要定期复查，教员和职工也不例外。（2）缺点矫正。经健康检查发现缺点后，学校立即通知学生并发函通知其家长，解说缺点矫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3）医疗诊治。治疗门诊由护士、助理员负责，专为学生、教员、职工治小病，矫正缺点；校医门诊则着重处理问题比较复杂的病人。校医还要负责出诊，处理急症，随叫随到。（4）传染病管理。按免疫程序进行种痘和其他免疫接种，如白喉、猩红热、伤寒等。（5）环境卫生检查。每年秋季开学时，校医、护士、环境工程师以及校方人员对学校的校舍、课堂和校园进行卫生检查，并商讨改进办法。（6）卫生宣传。对幼儿园儿童和幼龄小儿，把卫生宣教的重点放在卫生习惯的养成上，并要求学校建立晨间检查制度，开设生理卫生课，举办卫生讲座和卫生展览，宣传卫生防病知识，并安排一些卫生话剧和其他活动，让小朋友参加。

“国家之强盛，基于民族之健康；民族之健康，则又基于妇婴卫生。”⁽⁵⁰⁾在改善妇婴卫生问题方面，基督教大学的工作主要包括：派专人调查孕妇情况，实施产前检查，指导妊娠期卫生；举办产婆训练班，开设产科生理学、细菌学、产前及产后护理等课程，并以口授与实习的形式教授新式接生方法；通过附设展览部、召集妇女组织保婴研究会、成立产前及产后门诊、儿童健康门诊、小儿科门诊、营养门诊等，做好保育工作；通过出版知识书刊、举办家庭问题演讲会等方式，宣传计划生育。

加强疾病预防。“治疗为治标，防病为治本。……因为治疗仅及于一二人，卫生可以及于千万人，治疗可以诊治疾病，卫生可以防患未然，使一切疾病不致蔓延，尤为切要。”⁽⁵¹⁾为此，许多基督教大学在门诊开展疾病预防宣传，在候诊室内挂有卫生宣传图画，由护士不厌其烦地向病人及其家人反复介绍治病防病的基本知识和方法，并充当卫生保健咨询服务员。有些护士还通过不间断的、流动式的家庭访问，使疾病预防过程变成一种常态行为。此外，基督教大学通常每季讲述一次卫生知识，向民众讲解疾病预防方法；每逢春夏之际，则种牛痘以防鼠疫、天花之患；疫症流行时，则广撒杀虫散为家畜、猫狗等除蚤虱；备捕鼠器捕鼠；遮盖食物免为蚊蝇所污染；举行卫生运动周，张贴家庭清洁表以评比卫生模范家庭；举办公共卫生讲演，宣传普及卫生防疫知识，进行广泛的卫生防疫教育。他们还编印防疫知识图片，增加民众的防疫知识，以浅明通俗的文字，介绍各类疾病的病因、传染方法、主要症状及预防方法等。⁽⁵²⁾

4.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服务的保障

医学专业的发展。在20世纪以前，教会所主持的西医教育，无论是过渡形式的教学，还是粗具规模的医学校，教学格局基本类似，只是程度深浅不同而已。早期的医学教育只是传授一些医学理论，由于当时并没有中文的现代医学课本，学校往往把重点放在医疗技术的训练上，学生也只能在病房、手术示范室和门诊部里学到一些知识。⁽⁵³⁾基督教学校所开展的医疗服务，主要体现在有限的医疗诊治方面。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医疗卫生实践的不断深入，一般基督教大学都逐渐设有化学、生物、物理、解剖学、生理学、内科学、外科学、产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和药学科等专业，教学内容则集中在生理、解剖、化学、外科和药物学。⁽⁵⁴⁾许多基督教大学以当时中国社会流行的且中医较难治的疾病为教学重点，注重实用性，临床教学则集中在皮肤科、眼科及儿科。同时，愈来愈专业化的课程设置也拓展了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服务的空间与范围，并为其提供了专业保障。

政府的保护、支持与利用。无论是开办医院诊所，还是疫病防治、流行病调查等，都需要得到官方和社会名流的支持才有可能进行。由于医疗卫生领域的意识形态色彩最淡，政府和地方社会也乐意在这方面与基督教大学开展合作。更何况通过合作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可以让民众感到政府对老百姓福祉的关切。此外，发达的卫生体系的建立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政府显然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本国卫生事业落后的状况，对现有的由基督教大学开发的资源加以利用对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种快捷方式。因此，从晚清到民国，政府虽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对基督教大学的医疗事业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政策，但保护、支持、利用基本上是各时期的共同点，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广泛开展合作。基督教大学在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合作的对象主要包括政府、地方组织以及卫生团体、基督教团体组织等。（1）鉴于政府对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服务采取保护、支持和利用的政策，基督教大学亦非常注意与政府的关系。早在1913年，医学传教界就提出教会医学校应该“与教育部相一致，并使它成为中国教育的一部分”⁽⁵⁵⁾。民国以后，这些医学校先后向政府立案，从此处于私立学校的地位，并得到政府的资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基督教大学在医疗卫生事业方面与政府的合作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规模上，都远远超过以前。许多基督教大学积极参与当地政府推行的公共卫生运动，甚至在国民政府进行乡村建设时，齐鲁大学医学院等一些教会医院、教会医学校也参与其中。⁽⁵⁶⁾（2）与地方组织的合作。在医疗卫生服务的实践中，基督教大学意识到，对卫生观念的引导，只有依赖于地方组织的具体操作才能收效。换言之，如果仅仅利用传统的公开宣讲形式传播现代卫生观念，已不足以吸引大多数的基层民众，因为演讲的听众处于自由流动的分散状态，不易用强制方式加以统摄，而如果通过地方行政组织对民众加以组织引导，则更易利用制度化的手段使具体的医疗原则转变为普通人民的生活原则。（3）与卫生团体等的合作。基督教大学积极参与了许多卫生组织的建立，如1911年成立的万国鼠疫研究会、1916年成立的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33年成立的中国预防痨病协会、1937年成立的中华麻风救济会、1938年成立的中华营养促进会，等等，有的还在机构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出版科学期刊、组织专题研究和讨论，使学术界人士的学术经验、新科研技术知识得以交流，新医学成绩得到宣传推广，同时也为医学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平台。

多元的经费支持。基督教大学最初一般都实行慈善医疗，即免费施诊送药，有的还给一些贫病者免费提供食住，这也是早期教会医疗卫生事业的一大特色。但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病人的日益增多，再加上基督教大学的资金来源受时局影响而骤减，医疗诊治实行收费势在必行。不过，即使在实行了收费制度后，往往也不能完全弥补用于慈善医疗的花费。这就迫使基督教大学积极寻求多方面的经费支持。（1）国外基金会的捐助。在近代中国，对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事业提供较多经费支持的是洛克菲勒基金会。1914年11月，洛氏基金会专门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通过提供设备和资金等方式向中国的教会医疗事业提供资助。⁽⁵⁷⁾其中，得到经费支持最多的要数北京协和医学院。自1916至1947年的32年间，用于创建、维持和发展这所“远东独一无二”的医科大学的拨款总数达44652490美元。⁽⁵⁸⁾自1917年起，中华医学基金会每年还拨款资助全国各地其他综合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东吴大学、燕京大学等都先后受到资助。（2）中国政府的经费支持。由于国外财团的经费供给较容易受时局的影响，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因而常会存在资金来源欠稳和不足的缺陷，直接影响到其卫生事业的推进。为了继续其医疗卫生服务，基督教大学需要得到政府的资助。对此，行政当局也乐于给予一定的支持，如上海市政府不仅颁布专门的《捐资兴办卫生事业褒奖条例》，明确规定私人（包括外国人）或团体在沪捐资兴办公共卫生或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医疗事业均受政府嘉奖，而且还以政策性鼓励来拉动社会各界积极赞助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⁵⁹⁾（3）其他经费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的依赖性不断增强。“自欧战发生，西来经费支绌，而华人捐款踊跃”，所以也能募到不少资助。⁽⁶⁰⁾就一般民众而言，鉴于基督教大学在医疗卫生方面的贡献，他们出于对教会医疗事业的信赖，也经常予以捐助。有的医校或医院也尝试与地方士绅合作，以吸纳地方社会的资金。⁽⁶¹⁾

5.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服务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在以上诸种因素的保障下，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服务收到了良好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减轻了民众的疾病痛苦，改变了国人的对外观念。基督教大学以近代西医为工具，在中国医疗卫生事业较为落后的情况下，通过为民众提供诊疗服务，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疾病痛苦。尤其是新式接生法的推广，有效降低了产妇的死亡率。在中医所不擅长的眼科、肿瘤、结石摘除等外科手术方面，基督教大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基督教大学通过广泛、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对民众的心理也带来了微妙而深刻的冲击。起初，接受医疗诊治的主要是下层民众，但随着西医长处的不断凸显，许多官绅及其女眷也开始到教会医院和诊所求治。这表明，在西学的优势面前，国人的“华尊夷卑”的优越感逐渐丧失，他们透过西医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改变了对外认识中的偏见，开始关注并学习有关西方的知识。

培养了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改良了社会习俗。基督教大学通过医疗卫生服务，在近代中国引入了“卫生”的观念，改变了民众对疾病与环境关系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了民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培养了民众的公共卫生意识。他们开始注意日常卫生来预防疾病，并努力改变一些不良的社会习俗。在基督教大学师生的影响下，民众开始积极参加清洁运动、劝止吐痰运动、健康比赛等，加强了疾病预防意识与公共卫生意识。而民众卫生意识的觉醒又促使他们自觉地参照卫生规则，广泛参与公共卫生领域的各项实践。这些变化，反映出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服务的开展在增强国人的卫生意识、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重要的变化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卫生的重要性，包括家庭的和公众的。这些具有变革性质的观念，尽管在每个角落都会受到那些保守主义者的顽强抵触，但不管怎样却在中国引起缓慢却是稳步的进步。”⁽⁶²⁾

促进了医学教学科研的发展。许多基督教大学关注猩红热疫苗效果评价，公用水、井水质调查及处理办法，无蝇无臭厕所的建设，农村及城市学生结核感染及发病调查，儿童生长发育和身高、体重的标准，母乳及人工喂养问题，婴儿各种代食品的营养价值等问题，并进行相关研究，不仅使当时我国特有的重大而迫切的医药卫生问题得以解决，而且有关调查研究结果甚至成为世界水平的科学贡献。比如，针对农民得寄生虫病的问题，齐鲁大学生物系的温菲尔德和燕京大学化学系的威尔逊合作开展研究。他们探索了几种常见的人体寄生虫的生活周期，发现了农民得寄生虫病的主要原因，在有些情况下，粪便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但由于化肥既贵又少，禁用粪便似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温菲尔德和威尔逊便寻找一种既便宜又有效的堆肥技术来消灭疾病有机体和寄生虫卵。这样一来，不仅有效控制了寄生虫的繁殖，改善了人民的健康状况，而且推动了新的薪炭来源的开发和运用。⁽⁶³⁾这些对第一手现场资料进行的系统搜集、保存和总结，促进了医学教学科研的开展。

推动了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医疗卫生体系是指以医疗、预防、保健、医疗教育和科研工作为功能，由不同层次的医疗卫生机构所组成的有机整体。根据医疗卫生的工作性质和功能，医疗卫生体系的组织设置大致可分为三类：卫生行政组织、卫生事业组织和群众卫生组织。基督教大学对建立医疗卫生体系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卫生事业组织建设的各个方面：（1）医疗预防机构：包括基督教大学设立的医院、门诊部等，主要承担诊疗和预防疾病的任务。（2）卫生防疫机构：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寄生虫病防治机构及卫生检疫机构，主要承担预防疾病的任务，对危害人体健康的影响因素，如环境卫生、食品卫生以及学校卫生等进行检测和监督。（3）妇幼保健机构：包括妇幼保健院（所、站）、妇产科医院、儿童医院及计划生育专业机构，如计划生育门诊部、咨询站等，主要承担保护妇女、儿童健康的任务。（4）药品、生物制品、卫生材料的生产、供销及管理检测机构：包括药品检测所、生物制品研究所等，主要承担药品及用药安全的任务。（5）医学教育、科研机构：主要承担发展医学教育、培养医疗卫生人才、进行医药卫生科学研究的任务，并组织专业培训，推动医学科学和卫生事业的发展。

推进了医学国家化的进程。在20世纪之前，中国并不存在由国家统一控制的医疗网络体系。行医讲究的是“坐堂看诊”，医生素来就呈相当分散的个体分布状态。民国初年，随着国家建设步骤和现代化变革速度的加快，把医事制度纳入国家控制秩序之内的呼声时有出现。而基督教大学从城市到农村的医疗服务实践的外来色彩更是强化了国人医学国家化的迫切感。曾经担任北平市卫生局长的黄子方甚至把医疗变革与国家建设及民族自救的总体目标勾连了起来。在诸种舆论压力之下，民国政府开始将医药卫生正式纳入现代政体之中。为了加强卫生行政管理，国民政府于1927年在内政部下设卫生司，1928年改设卫生部，其后又陆续增设中央医院、中央卫生实验所、西北防疫处、蒙绥防疫处、麻醉药品经理处、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及各海关检疫所等机构，中央卫生行政体制渐形完备。同年12月，政府公布《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大纲》，规定省设卫生处，市县设卫生局，各大海港及国境冲要地设海陆检疫所。至此，卫生行政建制始告确定，标志着全国的卫生行政系统成为独立运作的网络体系。

医疗卫生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业，它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相联系并受其制约。关于这一点，传教士自身也承认：“中国的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与其他事物不相联系的问题。疾病、贫困和愚昧是相伴随的。不可能期望人民所面临的这些卫生问题，可以单独解决而不顾及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发展情况。”⁽⁶⁴⁾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尽管做了种种努力，但要改变我国医疗卫生的落后状况依然困难重重。

经费短缺。虽然基督教大学努力多渠道筹措经费，但医疗卫生毕竟是一项花钱的事业，只靠有限的经费实在难以维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政府多以“开支浩繁”，“预备费业已开支罄尽，其他科目均系额定用途，无法挪移”⁽⁶⁵⁾为由对基督教大学的经费请求多有推诿；另一方面，为基督教大学提供主要经费支持的西方社会，其捐款较容易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来自西方的捐助日益减少，直接影响到基督教大学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经费投入。经费的不充裕不仅直接影响了基督教大学的医疗诊治工作，也使其在传染病控制、公共卫生宣传、卫生清洁等方面的工作受到阻滞。这无不表明了基督教大学慈善医疗卫生服务的无奈和困窘。

人才缺乏。基督教大学培养出来的医学毕业生多留在大城市工作，而不愿意为更广大的民众服务。“燕京而协和，这系统训练出来的大夫，不能不算是优秀的了。但他们大多只会躲在大都市的大医院里，为有钱人服务，他们决听不见千千万万农民垂死的呻吟，就听得见又怎样呢？他们不能离开大都市，要是离开了大都市，他们高明的医术也使不出来了，他们优越的生活也过不下去了。”许多学生意识到这一点后，主张青年人应该走进乡村，“虽然我们只不过是医预学生，除了治癣便种痘，看看小外伤，说些卫生常识以外，我们什么也不会，更谈不上替人治病，但我们更大的任务是接近乡民，了解他们，做个他们亲切的朋友，如果遇到非我们的能力所能及得到的病人时，我们就以朋友的立场，劝告他们及早就医”⁽⁶⁶⁾。但事实是，即便有此认识，他们往往也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提供一些简单的服务，对广大民众的医疗卫生需求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

社会旧风俗依然存在。在近代中国，许多传统风俗依然势力强劲，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迷信更是随处可见。民众未生病时不讲求科学的预防，得病时不讲求科学的治疗。对于基督教大学的卫生宣传，许多人虽也急切地听讲，但并不总是按所讲的去做。此外，由于公共卫生行政的现代理念尚无法真正从刑律管理和控制的意识中分离出来，很多人认为“‘公共卫生不过清除垃圾、整顿公厕、扑灭蚊蝇耳，并非难事’，遂将关系国民生死之卫生行政付托于毫无卫生知识之警察”⁽⁶⁷⁾，导致民初卫生独立机构的创设旋起旋灭。“而人民对于卫生行政这件事，因为要取干涉主义太不自由的嫌弃，早已不表示同情，所以裁撤卫生机关，决没有民众起来反对要求复原。即使没有这个卫生行政机关，倒可以沿街小便、随地吐痰，极自由之快意。有了传染病也不妨向庙求方，何苦受医院拘束、警察干涉，过素不过惯的法治生活”⁽⁶⁸⁾。

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服务最初只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的一部分，“施医以调理病人疾病，无非佐传道之具”⁽⁶⁹⁾。科学服务于神学，医疗工作服务于传教目的，救治肉体的痛苦是为了帮助灵魂的解脱。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基督教大学师生经常利用诊治的机会向病人灌输基督教义。通常情况下，其医疗行为具有很明显的仪式色彩：在开始看诊前通常都会举行礼拜仪式，由传道人或医疗传教士本人在台上向病人布道、为病人祷告；医师开始看诊时，传道人和他们的助手会招呼候诊室的病人，和他们聊天谈话并劝他们信教；病人诊疗结束后则会收到说明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小册。然而利用医学开展传教的历程并没有顺利演进下去。其主要原因在于，医疗卫生事业作为整个社会事业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它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以医疗活动作为直接的宗教宣传手段，以宣教事业的需要作为医疗事业的立足点，必然会扭曲医疗卫生活动本身，使之成为一项畸形的事业。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消除宗教氛围以减少与社会的隔膜感，回归社会并按自身规律和特点发展已经成为必然的趋势。更何况基督教大学医疗卫生事业在近代中国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其对中国社会的调适为基础的。虽然它最初是“作为福音的婢女”传入中国，但在近代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医学和传教的分离最终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由此可见，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传播基督教文化中的作用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政治、文化封闭的环境里，医疗事业对传教局面的打开起着其他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事业在传教上的功能日益趋于间接化，世俗性功能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这不仅是基督教传教方式变化的产物，而且是教会医疗事业对中国社会适应的结果。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加重了基督教在华事业的困难。由于差会减少了经费和津贴，来华西医逐年减少，传教工作在各项业务中占据何种地位成为教会必须正视的问题。基督教入华初期，医药事业堪称首要工作，是传教的先锋，但30年代以后，中国形势与基督教来华初期已大不相同。虽然支持医药为传教工具这一看法的医生仍然坚持认为有病之人最需精神上的慰藉，因此乐于接受福音。与之相对，大多数西医士正在逐渐改变从前以医疗卫生事业为传教工具的态度和做法，而把医疗卫生的质量和效果放在诸项工作之首位。基督教大学还从事世俗性很强的公共卫生运动，促使其专业化。不过，在近代中国，医疗卫生一直未能得到普遍的重视，同时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所限，在县城、服务区及实验区所取得的成绩并不适用于广大乡村，这就使基督教大学所开展的医疗卫生工作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很成问题。

（三）提高民众素质：社会教育服务

所谓社会教育，从广义上讲，凡教育事业皆可称为社会教育。狭义的社会教育则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举办绝非偶然，而是基督教宣教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

1.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

早在清末时期，基督教传教士已经认识到开展社会教育的必要性。由于在传教过程中面临着中国人对西方的蔑视与对基督教的冷漠，在华新教传教士经过长期的努力无效后认识到：一般的宣教行为无助于开拓在华传教事业，必须首先从具体的知识入手，向中国人介绍关于世界、关于西方的“正确”观念。为此，文字被赋予了世俗的使命，即在传播宗教的同时，兼顾传播西方的史地与科技知识，以开阔中国人的视野，破除其蔑视西方文明的大国心理，使其能主动接纳西方文明，为基督教在华顺利传播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1830年在华传教士发起成立“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即是对这种文字传道方法的进一步拓展。鸦片战争后，文字传道进一步推进，并且重心逐渐转向引荐西方科技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知识，开基督教传教士介绍近代西方知识的先声。

民国初年，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主张进行一系列的教育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措施就是注重社会教育。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通过制定有关方针、法规等政策和文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教育事业全面而有效的开展，这对基督教大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们一方面以一般没有文化的民众为对象，以扫盲识字、普及文化知识为目的，举办各种识字班、民众学校、儿童学校；另一方面以在职员工为对象，以提高员工技术水平及文化素质为目的，开展职业补习。此外，图书馆、巡回书库、公众阅报社、儿童阅览室、说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植物园、教育品陈列所、体育场、纪念馆等，也成为重要的社会教育场所，对社会教育的发展及社会文化的进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将知识与爱国教育宣传给广大的民众，提高民众的整体素质，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国民政府竭力扩大宣传，通令各类学校兼办社会教育，以充分利用学校资源为社会服务。各基督教大学纷纷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着手相关的社会教育工作。它们认为，“现在的文化人、青年学生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上，到战场上与到民间是同样的重要。到民间去的成功与失败同战场上的胜利与失败也是一样的重要。下乡首先要注意到自己不是一个农民以外的特殊阶级，要使自己变成他们乡里人一般。抗战与生活必需互相联系，在实际生活上参入抗战意识”⁽⁷⁰⁾。这一时期，其社会教育主要内容有三，即知识普及、生产训练、推行合作。

2.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

基督教大学开展社会教育的内容与形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儿童学校、民众学校、职业补习训练班、展览、戏剧等。

中国的儿童历来受到忽略与轻视，生活的贫困使得他们的父母无暇顾及儿童的发育与成长，更谈不上让儿童接受一定的学校教育。基督教大学出于虔敬的宗教仁爱之心和传教的需要，主张关注儿童，并对其实施一定的教育。早在1910年，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就由学校的基督教青年会主持，在附近办村童学校，教农民子弟读书认字。⁽⁷¹⁾此外，东吴大学在苏州创办了专门招收失学儿童的惠寒小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创办儿童日校，让家贫失学的儿童能有识字与享受团体生活的机会；沪江大学首创夏令儿童义务学校，并与中华慈幼协会合作开办了国内第一家女工托儿所；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鼓励学生每逢星期日到周围的主日学校担任义务教员，为当地儿童教唱歌曲，讲故事，进行卫生指导，教给手工制作和游戏；……这使得各地的贫困子弟有了读书识字的机会。

民众学校通常以“授年长失学者简易之知识与技能”为宗旨，把识字、习字、日用文、公民、常识、珠算、笔算等列为教学科目。由于该类学校多以识字扫盲为目的，所招收学生以成年人为主，故而周期相对较短。但对一般民众还是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它所具备的社会教育功能，也是其他学校所无法取代的。

职业补习训练班一般侧重于实用职业知识技能及相关理论学科的学习，补充从事者现有职业应具的知识技能，或增进其他职业的知识技能。由于职业补习学校的学生多为在职者，因此基督教大学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比较灵活，有利用早晨上工前的一段时间上课的“晨校”，有利用午间休息时间授课的“日校”，有利用晚上时间上课的“夜校”等。虽然与全日制职业学校相比差距十分明显，但职业补习学校利用余暇时间为在职者补习各种知识技能是此类学校的最大特点，它也因此受到普遍的欢迎。

展览、戏剧也是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中提倡较早、成效较为显著的活动。沪江大学1917年暑期“办了一次育婴展览，为期三天，有四千人前来观看。学校的男女生被训练来讲解图表和展品”⁽⁷²⁾。此后，由感亲会负责，学校每年在校园内举办乡村展览会，邀请四乡的村民前来参加。展览会除展出各种农副产品以及各种土壤和肥料的样品和照片以推广农艺外，还进行诸如“展示无线电播音和收音的神奇”之类的科普和教育宣传，以及各种工艺品、医疗用品、食品等的展览。⁽⁷³⁾这种乡村展览每次都吸引大批观众，参加者对展览产生的益处都深表赞赏。沪江大学则“利用沪大学生的才能向社区提供戏剧和音乐”，并且通过放幻灯，“将教育与娱乐密切地结合了起来”。⁽⁷⁴⁾

3.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保障

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教育之所以能够日益发展，与历届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认识到国家要整体发展，只重视学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注意社会教育的实施，才能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发挥国民的总体力量，国民政府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因此，国民政府不仅确立了社会教育的行政地位，颁布了社会教育的实施方针和各项社会教育法规，为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且对于办理社会教育较有成效的基督教大学，国民政府也会特令嘉奖。如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对于金陵大学的社会教育事业“曾专函奖赞，并由教育部颁给奖励金1000元，为补助发展本校社会教育之用”⁽⁷⁵⁾；福建协和大学“兼办社教工作，在朱柏教授指导之下，历年均著成绩，并蒙教育部迭次嘉奖在案”，1942年，教育部还下令补助其社会教育工作三千元。⁽⁷⁶⁾

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教育在实施场所、教育方式等方面打破了传统学校教育的单调、呆板，显得灵活多样。从实施场所来看，不仅各种补习学校、民众学校、职业学校、特殊学校以及识字班、扫盲班等是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它们还冲破“学校”的围墙，将其拓展到整个社会公共文化的领域。在基督教大学看来，无论是通俗讲演所、图书馆、博物馆、民众阅报处，还是其他诸如电影场、剧场、公共体育场、公共娱乐场、公园等，无不具备教化民众、增加其现代性的功能。“这些活动虽非如正规学校的系统教育，但它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寓教于乐，将现代知识、现代科学融化于娱乐休闲文化活动之中，帮助传统人完成向现代人的转化，同样发挥了教育的功能。”⁽⁷⁷⁾因此，它们都是实施社会教育的重要机关和场所。在教育方式上，基督教大学不再满足于传统学校教育只在课堂上传授知识的方式，而是根据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等，采取讲演、展览、说书、广播、体育竞赛等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和手段，以适应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

基督教大学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使得其社会教育工作能够持续不断地开展。基督教大学所开办的儿童学校、补习学校、民众学校以及所开展的展览、演讲、戏剧等活动，绝大多数经费或来自团体个人的捐助，或来自政府补贴，因数量有限，这些经费一般仅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教室租赁，教具、教材购置，以及水电费用支付等日常开支，至于教员和职员的薪金，则无从支出。因而，很多教员和职员都由基督教大学的学生担任，无偿提供服务。

许多基督教大学成立了专门的社会教育机构。比如，金陵大学成立教育学会研究社会教育问题，并聘请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到校演讲“社会教育”，强调社会教育的意义、重要性及实施办法。⁽⁷⁸⁾为使学生能够参与管理，将所学知识与技能应用到实践中，“造就社会实用人才，以谋改进所在都市人民生活，使学生深入民众之中，服务社会，获得民众信仰，并养成尊重民众之态度与习惯，以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金陵大学还特设“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⁷⁹⁾。福建协和大学在校长林景润的主理下，成立第一届兼办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并吸纳积极学生成为助理干事，利用本校固有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以及其他各种便利条件，在校园邻近地区从事文化知识的启蒙式传授，鼓励全体师生深入民间推行民教、发展生产。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了社会教育推广委员会，“一方面是为从事社会工作的职业妇女提供受训的机会；一方面则是拓宽本院基督教服务的领域”⁽⁸⁰⁾。

4.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成效及制约因素

提高了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教育以全体民众为教育对象，采取多样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式向民众传授近代科技文化知识，迎合了不同层次民众的兴趣和爱好，满足了不同层次民众的需求，因而被大多数民众所认同和接受。有些民众从最基础的识字开始，逐渐学会了阅读、写字、计算等最基本的、也是最有价值的技能，为日后的各种活动打下了基础。那些学会诵读课本的民众能读书看报，了解各种知识、信息等，会读懂各种说明书和政府法律条令；学会计算的民众在工厂等行业中担负起相对复杂的工作，逐渐掌握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即便是仍然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民众，在各种讲演、宣传、展览、说书等活动中也逐渐受到教化，懂得了不少知识。而对处于一定岗位的城市劳工阶层而言，各种职业补习教育在增进其生产知识、提高其职业技能等方面，也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接受过各种补习教育，素质不断得到提高的劳动者的工作效率与目不识丁的传统劳动者相比，其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改变了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教民众读书识字与基本的生产技能、生活常识的同时，基督教大学还向他们展示西方的习俗风尚、婚姻家庭观念与生活方式，灌输自由、民主、科学与个性解放等现代思想观念，促使民众尤其是青年，在获得基本知识的同时，成为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仿行者与实践者。以电影为例，作为社会教育的一种有效媒介，它以具体直观的内容向人们展示了全新的世界，又以变幻莫测的影像令观众瞠目结舌。在电影中，民众认识了火车、轮船等来自西洋的先进文明，直接感受到东西方之间的巨大差异，这有助于国人摒弃“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对西方先进物质文明表示认同、赞美和羡慕。同时，电影所体现的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和价值标准也启发、诱导着他们按照电影传播的形象去思考、去行动，从中习得新的生活经验，获得对新的价值观与行为规范的认同。

丰富了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民众自身现代性程度高低及社会文明开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基督教大学为民众提供了正当的娱乐方式，有利于消除恶习陋俗，促进社会风俗习尚的现代化。在余暇的消遣中，民众的文化素质不断提高，那些学会了识字、读写的民众，以极大的好奇与兴趣阅读各种书籍、报刊，进而学会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断加深对文化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进公共图书馆、收听广播、观看教育影片等来获取现代知识和信息以充实和提高自己。科学知识、卫生健康常识的传授，更是可以引导民众走出愚昧、迷信的罗网，日渐形成一种科学、健康、多元的现代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亦因此呈现出现代、开放的时代气息。“尽管他们仍然依恋甚至生活在传统中，但毕竟已步入现代化的轨道，开始并且正在成长为一个现代人。”⁽⁸¹⁾

但相对于基督教大学的医疗卫生、农业推广服务而言，其社会教育的实施不仅缺乏专业支撑和专门人才的保障，还受到以下诸种因素的制约：

民众缺乏接受社会教育的兴趣。社会教育是全体民众的教育，它必须在广大民众积极主动的支持与参与下才可能得到发展。民众对社会教育的需要程度，是决定社会教育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而近代民众尤其是农村民众大多认为教育不能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也无法保证受教育后会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他们的守旧和迷信使得他们宁可墨守成规也不相信科学，不愿接受新知识。正是由于无法深入地认识社会教育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意义，因此，他们对接受社会教育缺乏兴趣，这造成社会教育招生和留生的困难，也使得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教育很难真正取得持久的良好效果。

民众无暇接受社会教育。在近代中国，民众过的是手足胼胝的生活，由于终日忙于生计，无暇也无力接受教育。尤其是在广大的农村，农事太忙，农民都要下地干活，一天的劳累容易使他们精神疲惫，很难再有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当时从事民众教育的人在分析招生留生困难的原因时，也把“没有时间”作为理由之一。如许公鉴在转述另一位民众教育专家对民众不来求学的原因分析时，其中5条中有3条与时间有关，即职业上的障碍、时间上的冲突、雇主不同意。⁽⁸²⁾即使社教人员努力寻求机会，利用集会、庙会、纪念活动、演讲会、剧场等时机和场合，见缝插针地对民众施以教育，但这种场合与时机毕竟不多，效果也很难保证。中国人士办社会教育在招生和留生中尚且遇到如此困难，何况“洋人”？

社会教育的内容忽视民众的直接需要。基督教大学推行社会教育，最初是基于传教的目的，虽然后来其宗教色彩逐渐淡化，但其内容比较忽视民众的直接需要却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其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基督教大学对宣传本教教义的坚持。基督教大学作为宣教媒介，神学教育是其基本组成部分，被认为是“宣教事业的冠冕”⁽⁸³⁾。为此，基督教大学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他们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而民众对于“圣经”根本提不起兴趣，这不仅因为圣经与他们一直所秉持的观念相冲突，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无用的东西，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学习这个还不如干点儿活填饱肚子实惠。当然，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内容设计究竟应对社会教育的效果负多大的责任，这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不过事实是，这些脱离民众直接需要的社教内容无疑把本来就对接受社会教育提不起兴趣的民众推向更远的地方。

基督教大学各方面投入不足。由于开展社会教育只是基督教大学服务社会的途径之一，所以在这方面，基督教大学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预算。“学生忙着读书，教员忙着教书，职员忙着办公室的事情，对于这些服务工作，那里有人这么多工夫管这种闲事呢？有工夫则作，没工夫则工作停顿了。”⁽⁸⁴⁾更何况很多学校都是由基督教大学的学生创办并担任教员的，在学生放假或毕业期间，师资力量得不到保证，学校往往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⁸⁵⁾经费不足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惟以经费缺乏、设备不甚完全，是宜急急改良者也”⁽⁸⁶⁾。

但整体而言，内容广泛的社会教育，无疑是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中的一个亮点。作为正规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它推动了民众智力的开发和知识的传播，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以及风俗的改良，为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社会教育也拉近了基督教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距离。1938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教师力玛丽（MissMary Lacy）在向美国差会报告时说：“一些大学女生从来没有亲自动手干活，但现在她们要到河边和其他农村妇女一道洗自己的衣服，或者到阴暗的茅屋里向母亲们展示如何卫生清洗茶具。”虽然战时社教运动的时间很短，但“对学生们来说，乡村生活的实际体验是课堂上学不到的……如果没有和乡村群众一起生活，亲身观察，倾听她们的呼声，学生们还不会真切地意识到这些群众的需要。受农村贫困生活的触动，学生们热切地要求满足农村群众的需要或改良社会环境……‘我们的姐妹急需帮助’”⁽⁸⁷⁾。他们在社会教育方面的积极努力，赢得了政府的认可，也得到了民众的信赖。华南女大的社教推广委员会做了许多当时政府做不了的或不屑去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博得了社会的好评。“当时驻南平、古田一带的八十师师长李良荣对华南女大的社教活动，很感兴趣，当他于抗战后担任福建省主席，组织福建省政府委员时，陈淑圭被提名担任福建省政府委员，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福建省政府唯一的女委员。”⁽⁸⁸⁾当华南学生的战时动员队将要离开农村时，“村民已不再怀疑学生，并用放鞭炮、送锦旗的传统方式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⁸⁹⁾。

综观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教育，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清末民初，基督教开展社会教育主要是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主，带有强烈的文化征服色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受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基督教大学开始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关心政治民生、科学技术等问题，表现出了较强的世俗性。但近代毕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转型时期，时局的变化从一开始就为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战争的摧残更直接导致了基督教大学社会教育的全面衰落。

不管怎样，基督教大学毕竟跨出了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虽然在一开始，基督教大学服务社会的目的是为了“化中国”，亦即使中国“基督化”，所以医疗卫生、农业推广、社会教育等无一例外地被置于辅助地位。但随着活动的不断发展，加之新教传教士的推波助澜，基督教大学在服务社会方面花费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服务在不断给传教团体提供希望的同时，也逐渐与传教团体的宗教目标发生背离，进而与传教团体的利益产生冲突。文化、经济的因素，宗教事务之间的冲突，社会服务中必须遵守的科学原则，基督教大学师生心态在矛盾和徘徊中的衍变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制约着基督教大学传教目的的实现。对此，当事者本身也在思考，尤其是基督教大学校长，他们努力调和融通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委身于教育与委身于信仰之间的冲突、为信仰（差会）服务与为国家（政府）服务之间的冲突。但这仍然引起了传教团体内部越来越多的不满。西方差会试图总结使中国皈依基督教作出巨大努力却归于失败的原因，有一种解释认为基督教会过于强调社会服务事业而忽视了基督教义的宣传和教会工作本身。⁽⁹⁰⁾

不过，基督教大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适时的调整，通过“中国化”的进程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学群体，为公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