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本土大学社会服务之比较
一、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本土大学社会服务的共性
（一）社会服务逐渐专业化
在近代中国，无论是基督教大学还是本土大学，其社会服务工作最初只是各自为政、零星开展的，不仅各大学之间对于社会服务工作没有合理的统筹安排，而且各大学自身对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也缺乏时间、人员、经费等方面的布置与规划，当然更谈不上相关的专业支撑，社会服务工作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但随着社会服务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大学的社会服务开始更多地遵循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专业性不断增强。不少大学设置了专门的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工作、社会调查等多门应用性课程，甚至增设社会服务短修科，并在实际教学中不断扩大服务地区、服务对象。这一时期，社会学专业人才济济，陈翰笙、吴文藻、张鸿钧、严景耀、雷洁琼、杨开道、陶孟和、冯友兰、赵紫宸、陶希圣等均是著名社会学家。在他们的引导和教育下，社会学专业先后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人才，如黄迪、张世文、瞿同祖、沈家驹、王辅仁等；有的大学甚至建立了研究生院，成为国内大学最早培养社会学研究生的机构。1930年，在孙本文和许仕廉等知名学者的倡导下，中国社会学会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之后，社会学理论研究和教学质量不断提升，这无疑对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社会服务相关专业日益得到重视和发展的同时，学校开始对社会服务活动实行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参与社会服务的学生必须接受一定的专门训练，并将其社会服务活动作为学习成绩加以量化考核。比如，有的学校规定：凡参加劳动服务团、暑期乡村服务团、合作社等服务性团体的学生，按其所任职务的轻重与参加工作的成绩进行评分：负责人50分、书记40分、成员30分，积分满100分即为1学分。每学期每个学生至少100分，至多不超过200分，积四年满800分（合8学分）方可毕业。毕业学分不够时可用服务学分补充。(151)有的学校甚至规定，为了使学生具备运用耕作技术及解决耕作问题等社会服务的具体经验，所有的学生必须花一个暑假的时间在田间学习。(152)
“经费是成绩的工具，成绩是经费的结晶。”(153)为了推动社会服务工作的顺利开展，不少大学还拨出专门经费予以保障。以农业推广工作开展成效最为显著的金陵大学为例，金大农学院差不多把预算经费的一半用于研究，五分之一的经费用于推广工作即社会服务。
这种从业余走向专业的发展态势表明，近代中国大学的社会服务已经越来越走向专业化，并成为学校的一项常规工作。
（二）对乡村问题的共同关注
基督教大学和中国本土大学所赖以生存的共同的社会环境，使得它们不得不对中国乡村社会现实给予关注，并做出积极回应。
中国数千年来以农立国，但却不是农业强国。尤其是在近代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生产力落后的前提下，农业生产的进步主要靠人力集约下的精耕细作来完成，这无疑刺激了乡村人口的增加，导致人地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落后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工具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虽然已使单位产量增加到极限，却仍然无法满足农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重了乡村的破败，“且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154)，极大地破坏了农村的居住环境，造成了农田生态系统的大面积受损或退化。而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使政府本已拮据的财政大多为军费所耗，不仅田赋正税增加，附加税亦多如牛毛，农民饱受战争之苦。国民政府所谓的兴农政策无力挽救乡村，扩充军队、兴办工矿等则使农民所受的盘剥日益加重。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及对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侵略的步步加深，都给中国乡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和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也严重影响了中国农业的发展，西方国家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进口商品关税，同时向外大量廉价倾销工农业过剩产品，严重打击了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种种不利因素使农民的收入急剧降低，农民被推向了贫困的绝境，近代中国农业经济已处于破产与崩溃的边缘。
面对日益衰败的乡村社会，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本土教育机构几乎同时把关注的重心和精力转向了乡村，其主要代表人物和团体包括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陶行知及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黄炎培及中华职业教育社等。他们试图通过制订一系列的乡村建设计划，由其领袖人物带头促进群众教育运动，改变中国农村日益凋敝的现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本土大学基于救亡图存、推动农村现代化的教育理念，在改造农村，改变农民，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蔚为壮观、影响广泛的中国本土乡建运动对在华基督教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引起了它们的危机意识。在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的影响下，基督教大学对传统的重城市轻农村的传教策略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主张正视中国乡村的危机，关注中国乡村的发展，并作出服务乡村的具体设计。它们所开展的各种形式的农业推广活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农业科技传播网络——以各大学的农林科为中心，以各地的合作教会、学校、实验站和示范农民为依托，向四周辐射。
正是在大学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积极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也开始重视农业和乡村问题。1930年，南京政府通过了一项土地法，规定最高地租为主要庄稼价值的37.5%；资助各种关于耕作技术和品种的研究；并协助开展几项农村建设计划。(155)政府不仅成立了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农业复兴委员会等农业技术科研与推广机构，还先后组建了中央农业实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中央棉产改进所、蚕丝改良委员会等机构，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很多围绕农业和乡村问题的专门刊物开始创办，如《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等。有些刊物则开辟了有关农业和乡村问题的专栏。这些努力，多渠道、多侧面、多层次地推动了中国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二、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本土大学社会服务的特性
（一）初衷与终极目标的差异性
西方差会在华建立基督教大学的目的，是企图通过办大学来提升自己的形象，改善传教的质量和功效，即“以科学之矢，射宗教之的”(156)。对于社会服务，它们往往从弘扬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与服务精神出发，鼓励和支持师生积极参与，藉以扩大学校和教会的影响。因此，在其社会服务实践里，基督教大学设计了大量丰富的宗教活动和宗教节目，不失时机地宣传宗教，试图在强化大学内部人员宗教意识的同时，将基督教精神渗透到他们能够到达的任何地方。即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中国民族主义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冲击，基督教大学仍然坚持认为，宗教教育不是一个部门或基督教大学生活的一个阶段，学校的整个生活都必须蕴涵其中，宗教教育的精神要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和阶段。(157)甚至在抗日战争的非常时期，基督教大学也未曾忘记自己的传教职志。虽然从表面上看，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活动与直接的宗教或教会建设工作的联系越来越少，其宣教色彩也相对减弱，即由原来的扩展与传播福音、谋求教会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色彩较浓转变为因应和满足变迁的中国社会需要、配合中国社会改良和改革为主，(158)但从根本上讲，基督教大学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并没有抹杀其内隐的、终极的宗教关怀，传教目的始终是基督教大学世俗活动的基本动力。
而近代中国本土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则更多的是为了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主要是因为，近代以来，救亡图存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时代使命，尤其是1920年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急切需要大量实用性人才，客观上要求大学的教学、科研走向社会化，服务于广大的工厂和农村。而中国传统教育自古以来就表现出强烈的“入世”精神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159)特别是近代中国本土大学诞生于民族危亡、国衰民弱之际，解救民族危机、教育救国成为首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满足国家当前需要、为社会现实服务的教育理念尤其显得重要。因此，自创建之日起，中国本土大学就被赋予了承载国家、社会、民族期望的重任。为了回应时代诉求，越来越多的大学学人从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出发，主张大学服务于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需要。在一大批具有社会服务理念的大学校长、学者的带领下，中国本土大学不断加强与社会的联系，积极探索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的路径，大学社会化的趋势亦越来越突出。
（二）各有侧重的服务领域
虽然中国本土大学和基督教大学都对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给予了共同关注，但除此之外，二者在服务领域方面还是各有侧重的。
本土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为了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更乐意于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服务。这主要是因为，本土私立大学在近代中国时常受到“穷”的掣肘，它们既不可能像公立大学那样从政府部门获得丰厚的财政支持，也无法像教会大学那样获得西方差会的经济援助。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决定了它们不可能埋首钻研高深的学理，走为学术而学术的道路，而必须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市场，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进行办学。只有解决困扰经济部门和社会其他部门的问题，私立大学才能更快、更好地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资助。而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服务，往往投资少，周期短，能够较快地获得收益，实现大学和市场的双赢。
基督教大学则没有这种迫切的经济压力，这使得它们可以较为从容地从自己的传统出发提供相应的服务。基于其“医学传教”的传统，基督教大学将医疗卫生作为打开中国国门的“钥匙”。而事实也恰恰证明，施医问药有助于打破人们的怀疑和偏见，因为一般人很难感到心灵的病痛，生病的人却要求医问诊，而人在病痛中，心灵容易变得柔弱无助，更需要安抚慰藉。“用基督的精神，去减除人类身体上的痛苦，这是向来能唤起冒险精神的一种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向来在教会内外，博得人们的好感和接济”，“扩充医务，似乎是一种好办法，因为在教会各种工作之中，医务受外界的排斥最少，故是为教会事业的中流砥柱”。(160)因此，基督教大学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并积极投身其中。
（三）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的慈善性
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工作中的慈善意识与其教会性质有关。毕竟，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开办是以基督教为底色的，而基督教教义以行善为基本原则，传播基督信仰和福音，解除痛苦、增进个人幸福和劝人为善是基督教会宣教布道的宗教目的，而教会慈善事业就成为塑造基督仁爱形象和实践基督博爱美德的基本途径。由于在很长时间内基督教大学都以宗教为底色，因此其慈善性质不可避免。
基督教强调爱人如己，教导人们分享财富和所有物，要求慈善应该是无条件、不计回报的。基督教大学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在中国赢得权力、地位和声望，保持其社会服务工作的慈善性便成为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尤其是社会福音理论的兴起，更是为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的开展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式的神学基础。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基督教大学都从弘扬基督教教义中的牺牲和服务精神出发，鼓励和支持师生参加社会服务活动。可以说，基督教大学早期对学生开展的社会服务训练只不过是在社会福音理论的指导下，作为培养社会化的基督教人格和探索社会改良的实验来进行的。在这种基督教慈善精神的感召下，它们免费开展医疗诊治和卫生宣传、免费分发良种、免费提供社会教育，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都是无偿进行的。当然，随着其社会服务活动范围、规模的扩大以及受基督教大学自身经费不稳定性和有限性的影响，基督教大学逐渐开始实行一定的收费，无偿变有偿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中国本土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虽然一开始也提供部分的无偿服务，但大多基于一种朴素的悲悯情怀，而且与基督教大学相比，这种同情和怜悯缺乏相应的精神与信仰支撑，注定了其很难长时间维系。对中国本土大学尤其是私立大学而言，还由于时常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压力，经费始终是制约其生命力的“紧箍咒”，因此其社会服务确是很难具有慈善性质。
（四）基督教大学更为注重妇女和儿童问题
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熏陶的新教传教士出于虔诚的宗教仁爱之心，认为无论是妇女还是儿童，都应得到尊重、关心、爱护与恩待。因此，妇女和儿童常常成为基督教大学在开展社会服务过程中较为关注的群体。
基督教大学开办了许多儿童学校、劳工婴儿园、劳工子女补习班、儿童会、儿童阅览室等，免收一切费用，并供给书籍用品，由师生义务担任教员，通过教唱歌曲、讲故事等方式，给家贫失学的儿童提供识字与享受团体生活的机会，使儿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接受特别训练，从而养成守纪律、知礼节、爱清洁、能勤俭的好习惯。为减少妇女的文盲率，基督教大学利用农闲时间，在教堂中举办妇女读书班；有的基督教大学还设立手工班，指导她们从事手工艺品如刺绣、儿童玩具等的制作，并代联系出口海外；设“家庭妇女进修班”，开设音乐欣赏等课程，向上层妇女介绍高尚的休闲方法；兴办平民妇女福利事业，提供廉价商品以及借贷资本。为保护妇婴的生命安全，基督教大学常常以门诊为起点，深入农户，开展妇幼卫生工作；在小学和幼儿园开展卫生教育和服务工作，培养他们良好卫生习惯。此外，基督教大学还宣传男女平等、反对缠足等内容。
虽然基督教大学对妇女的关注抱有别有用心的传教目的，但其服务事业的开展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传教的范围。如，基督教大学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在客观上对改革陋俗，从肉体上解放妇女起了推动和示范作用；对妇女进行一定的教育，冲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禁锢，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妇女的文化水平；妇女受教育状况得到改善，提高了其适应社会的能力，扩大了其在生活中的选择权；妇女对医学重要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减少了疾病的痛苦，进而对提高中国整个民族的身体素质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基督教大学对儿童的关注，使许多原本为父母所忽略，或是由于缺乏药品或医疗技术造成的疾病得以避免。同时，基督教大学对儿童教育问题、营养问题等的关注，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儿童的素质，促进了人们儿童观的改变。当然，从全国来看，基督教大学对妇女与儿童的关注所产生的影响仍然十分有限，而且是极不平衡的。但相对于同时期的中国本土大学来讲，这无疑是其鲜明的特色之一。
三、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与本土大学的竞争与合作
在开展社会服务的过程中，中国本土大学与基督教大学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基督教大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形不断地对自身进行适时的调整，努力寻求适合的生存和发展空间，通过农业推广、医疗卫生、社会教育等方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并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具有示范意义的大学群体，为公立大学和其他私立大学的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尤其是在1927年之前，如果考虑到当时政府无论从中央到地方根本无暇顾及农业教育和科技推广，基督教大学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农业所做的贡献就更具现实意义。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现农村建设运动的高潮，基督教大学的表现更是积极踊跃。许多教员、示范农民甚至布道员都发挥了推广员的作用，不仅弥补了农林科人手缺乏的不足，也使基督教大学的农村工作得到拓展。因此可以说，在农业推广和农村建设方面，基督教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谓领风气之先。但随着中国本土大学农业推广以及中国本土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基督教大学逐渐失去了往昔领导潮流的地位，只能瞠乎其后。这主要是因为，一个真正有效的农业推广长期计划需要有中央行政机构的支持与指导，需要统一的安排、充裕的财源，以及应对地方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近代中国一直政局未稳，政府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为一项规模巨大的农业推广计划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更何况是基督教大学。相对而言，对于政府来讲，中国本土大学则更具有情感上的优势，因而也较为容易获得政府的支持。这就无怪乎其社会服务工作的开展由稍逊一筹逐渐变得能够与基督教大学并驾齐驱甚至后来居上。其实，也恰恰是中国本土大学与基督教大学在社会服务工作中的这种竞争导致其实力的此消彼长，共同推动了大学社会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开展社会服务尤其是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各大学和乡建团体为交流经验、加强联络，1933年7月在邹平召开全国第一次乡建会议，有35个团体63名代表参加，1934年、1935年又分别在定县和无锡召开了两次大会，参加者踊跃，讨论热烈。(161)而最能体现各大学和团体之间合作的莫过于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
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是1936年4月由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协和医学院5所声名卓著的大学和平教总会6个单位联合组织成立的。关于其成立缘起，《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曾明确指出：中国农村，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农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5%以上，其问题之复杂与建设之困难，不是用言语能够说明的。因而要使凋敝的农村能焕然重振，使奄奄垂毙的民众能自拔重生，这固然有待于适应实地需要、切合农民生活的学术工具与实施机构，同时也有赖于大量能指导农民、训练农民的农村建设人才，与从事于农村建设问题之研究的学术人才。因此，作为人才培养的中心，大学非速事广植，不足以满足乡村建设运动的需要。“燕京、清华、金陵、南开诸大学暨协和医学院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鉴于农村工作之艰巨与夫建设人才之缺乏，乃共同商洽通力合作，组织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162)协进会下设研究、训练委员会及实验区两部。(163)在协进会协调下，各参加单位进行了分工合作。具体言之，平教会负责“联环的农村改造工作”及“平民文学”，清华大学负责工程，南开大学负责经济与地方行政，燕京大学负责教育和社会行政，协和医学院负责社会卫生，金陵大学农学院负责农业。
自成立伊始，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就制定了一份详细的工作大纲。根据大纲规定，1936—1937年度的研究训练工作分别在河北定县及山东济宁两地举行。教育组、社会卫生组及农业组的一部分工作以定县为研究训练区域，经济组、工程组、社会行政组及民政组的工作以山东济宁为训练研究区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大纲制定了协进会农村建设实验方案，要求由协进会接管县政府的行政，从县长秘书以至各科科长都由这五个大学按照分工各自选派人员担任，此举得到当时山东省政府和济宁专员公署的支持。协进会接管县政后，在民政方面，主要是整顿户籍工作；在财政方面，主要是清丈土地，整理地籍工作；在建设方面，主要是农业推广、农田水利、农业合作等工作；在教育方面，充实了民众教育的内容。除以上各项工作外，还进行了培训基层干部的工作，如会计工作短训班，整顿户籍人员的临时培训，等等。(164)大纲还要求各组教员应常驻实地工作地点，以便随时指导训练研究和学生实习。至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密切结合科研、教育和实践以推动中国的农村发展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165)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参加单位除燕京大学和协和医学院仍留在北平外，其余都先后辗转迁到贵阳，改名为中国农村建设协进会，并选定定番（今惠水）为试验研究基地，于1938年成立乡政学院。乡政学院设院长办公室、行政组（下辖社会行政股和民政股，主要由南开大学和燕京大学负责）、经济组（分合作股和财政股，主要由南开大学负责）、公共卫生组（主要由协和医学院负责）、工程组（主要由清华大学负责）、农业组（主要由金陵大学负责），此外还设有一座图书馆。各组按农村建设协进会宗旨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除了国民党定番县党务，各项县政工作基本上都是按其制定的计划实施的。至1940年10月该院迁往重庆北碚，乡政学院在定番两年零五个月时间，由于处在抗日战争和国民党统治之下，局势动荡，尤其农村土地所有权未有根本触动，地主土豪是农村建设的不能逾越的障碍。因此，乡政学院的工作虽足可取，但终不能有所建树，遂于1940年迁川结束。
虽然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的计划因战争爆发以及农村各种顽固势力的阻挠而无法顺利开展，但不论如何，这已唤醒中国各大学及地方当局认识到经由改善农村经济以致力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在促进参加机构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乡村建设的研究推广方面，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这不仅体现在它给予了当时的中国乡村建设倡导者以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使一些大学加强了以前自己完全忽略的问题研究，并突出强调乡村建设的质量问题，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为中国的乡建培养了众多的年轻人才。以各大学作为乡建人才的培养场所，以定县实验区作为各大学的乡建工作实验室，开了中国大学教育适应农村建设需要而进行教育改革的先河。(166)对于这一点，晏阳初先生称之为“中国大学教育史上的新记录，大学教育的一大革命”。他说：“农村建设运动是伟大的事业，必须以大学作基础，方能稳固。大学教育能走到乡村建设的路上来，比办几次识字运动，几个民众教育馆，其意义重要不知若干倍。有了大学源源不绝地培育农建人才，这运动才会发扬光大。……我深信有了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也会引起全国大学教育改革的大运动。”(167)
四、近代中国大学社会服务的成效与反思
（一）成效
在广大师生的积极努力下，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和本土大学的社会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改进了生产，提高了民众素质。大学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关注并研究现实的社会问题，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普及知识，推广文明、卫生习惯，以及先进的科研成果，不仅直接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建成了一些现代公共设施，改变了民众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和传统观念，提高了民众的素质。
其二，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通过社会服务实践，广大师生直接体验了民众的生活和价值观，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我们知道了老百姓的痛苦苦难，一闭上眼，好像有成千成万的恳切的目光在向你求救，我们生活在他们血汗基础上，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他们就甘愿作牛马呢？我们是青年，有热情，有希望，我们要同情他们，要尽量帮助他们，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终生劳苦千万一，从他们生活里告诉我们需要多的人帮助他们。所以我希望以后能生成更多的青年同志为他们服务！”(168)这种反省与认识有助于消除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体力劳动的厌恶，与下层民众的隔膜，培养师生的服务和奉献精神。虽然有些人因为看到民众的落后、迷信与保守而感到震惊、厌恶，但仍有不少学生决心要为改变中国农村贡献自己的一生。(169)
其三，促进了教学科研的发展。近代大学的社会服务一方面为教学和科研提供了施展的舞台和相应的财力支持，另一方面充实了教学和科研的内容，拓宽、深化了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一批密切联系实际的成果，促进了教学与研究的发展以及学校整体工作的推进。
其四，加强了和社会的联系。社会服务工作的积极开展，使近代大学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象牙塔，打破了大学与社会脱离的封闭状态，化解了社会舆论的诘难，培养的人才和学术研究成果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既扩展了大学的职能范围，又逐渐改变了大学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使自身得到社会的认可，与社会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
（二）反思
尽管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大学的服务功能日益突显，这是大学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趋势。虽然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产生是社会发展以及大学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历史的、逻辑的必然，中国近代大学在为社会服务的思想与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其发展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亦遭到了质疑甚至严厉的批评。
其一，大学社会服务的实效性究竟如何？尽管近代大学在社会服务过程中拓展了大学的生存空间，提高了大学的声誉，加强了与社会的联系，增进了对现实的了解，提高了民众素质，促进了教学和科研的发展，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以基督教大学为例，它们鼓励学生参加医疗卫生、农业推广和社会教育等服务活动，实际上是其躲避外界政治纷扰的策略之一。它们竭力将当时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隔绝在外，企图以此转移学生的爱国热情，但这并不能消除他们心中的彷徨。随着学生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计划便再难引起学生的兴趣。而且，由于诸种因素的制约，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大多局限在其实验区内进行，但实验区毕竟太特殊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当时的这些实验区处于一种“人造环境”中，如果离开了这些特殊的条件，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又能取得多大的成效？这终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地域上看，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主要局限于学校所在地的周边地区；从内容上看，其社会服务也主要限于农业、医疗卫生、社会教育等方面。这就导致基督教大学的社会服务难以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改革产生作用，更无法对当时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形成冲击。除此之外，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还包括：由于普通民众的保守和愚昧、大学师生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在两者之间形成的思想、感情上的隔膜，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如何合理地统筹与分配经费、时间、人员、设备，才能使大学的社会服务与教学、科研相互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大学口口声声提到的社会服务究竟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进行？对社会的整体改革产生了什么作用？诸如此类问题都日益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质疑。
其二，有人批评说，大学为社会服务容易导致学科发展失衡，以致破坏大学的学术精神。这种批评并非空穴来风。在很多大学里，应用性学科凭借其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因此得到较高的回报而备受推崇，无形中使基础学科、人文学科的地位受到影响，从而导致学科发展的失衡。以东南大学为例，由于偏重农科、商科、教育科等应用性较强、社会反响较快的学科，对文科、理科等基础性学科重视不够，尤其是在经费安排上不能一视同仁，导致文理科教授对时任校长的郭秉文的不满情绪增加，这也成为后来南大易长风波的导火索之一。而大学误读乃至扭曲了服务社会的职能，以广告招徕，视学校为知识的交易所，则使大学易于丧失培养人才、探求知识的本性，也不利于学者潜心学问，从而破坏大学的学术精神。
【注释】
(1)［美］芳卫廉著：《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刘家峰译，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序言第2页。
(2)［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97页。
(3)史静寰著：《狄考文与司徒雷登——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研究》，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4)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
(5)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第52页。
(6)《关于在华基督教高等教育的报告》，1928年7月，第24页。教会大学本身在拟定教育计划时就作了相当坦率的评价（转引自［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7)沈体兰：《基督教学校在中国教育界中的地位》，《教育季刊》第8卷第4期，1932年12月。
(8)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9)Kenyon L.Butterfield.The Country Church and the Rural Problem，Chicago，Illinoi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11，preface v-vii，93.
(10)博晨光：《中国对基督教的挑战》，《传教士教育运动》（英文），第102页。转引自赵景龙：《齐鲁大学的本土化和世俗化历程研究》，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学位论文，第7页。
(11)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编印：《私立金陵大学农学院概况》，1931年版，第18页。
(12)金陵大学农学院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卅年来事业要览》，1943年版，第4页。
(13)《南大与华侨》第2卷第1期，1924年。
(14)［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15)［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16)《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民间》第3卷第23期，1937年4月。
(17)Report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5—1926，转引自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年，第35页。
(18)金陵大学秘书处编：《私立金陵大学一览》，美丰祥印书馆1933年版，第438—449页。
(19)《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编：《南大百年实录·中卷·金陵大学史料选》，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1页。
(20)秦孝仪主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103辑·抗战建国史料——农林建设（二）》，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年版，第154页。
(21)鲁彦：《金陵大学农学院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影响》，2005年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56—57页。
(22)张宪文主编：《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9页。
(23)金陵大学农学院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卅年来事业要览》，1943年版，第9页。
(24)Report of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 of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1925—1926，转引自刘家峰：《中国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研究（1907—1950）》，2001年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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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金陵大学农学院编印：《金陵大学农学院卅年来事业要览》，1943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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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根据“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所医学院校课目教学时数比较表”分析所得。该表具体参见李涛：《民国二十一年度的医学教育》，《中华医学杂志》第19卷第5期，1933年，第681—700页。
(55)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4 thissue，191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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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The Chinese Recorder，Vol.XLVI，1915.转引自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2001年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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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王文俊：《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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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133)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134)朱有瓛等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页。
(135)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36)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1页。
(137)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6页。
(138)王雷：《我国近代大学实施扩充教育的经验与启示》，《沈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63页。
(139)《南大百年实录》编辑组：《南大百年实录》上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140)崔载阳：《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教育杂志》第25卷第7号，第213—223页。
(141)黄福庆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88页。
(142)黄福庆著：《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第188页。
(143)《“国立”中山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特刊》，国立中山大学校友会，1974年，第175—176页。
(144)喻鉴：《南开暑期学校概况》，《新教育》6卷4期。
(145)喻鉴：《南开暑期学校概况》，《新教育》6卷4期。
(146)《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简章》，《南开周刊》第32期，1922年3月29日。
(147)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页。
(148)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149)《马千里先生年谱》载：“七月六日马千里（时任达仁女校校长——编者注）到八里台南开大学为同事李毅韬、鲁自然、王贞儒、邓颖超、冯梅先、汪醒庸六人报名入南大暑期学校。”
(150)《广东国民大学十周年纪念册·校史概略》，广东国民大学1935年版，第7页。
(151)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
(152)［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73页。
(153)蒋荫松：《作物育种之先决条件》，《农林新报》第197期，1930年2月11日。
(154)邓云特：《中国救荒史》，上海书店1994年影印本，第80页。
(155)［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156)Martin W.A.P.，Western Science as Auxiliary to the Speed of the Gospel，The Chinese Recorder，Vol.28，March 1897，111-116.转引自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8页。
(157)1930 年7 月，8 所基督教大学开会讨论立案后所面临的宗教教育问题，并于1931 年夏再次开会，参加的大学数目增加到12 个。详见National Committee for Christia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China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Chinese Church ：The report of A Deputation ，Shanghai ，1931 ，179-180 .转引自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第163 页。
(158)刘继同：《生存传略或文化交流：近代中国基督教会慈善福利事业概览》，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第9辑·信仰的伦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159)纪宝成、李立国：《近代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对中国教育传统的认识》，《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
(160)美国平信徒调查团编：《宣教事业平议》，徐宝谦、缪秋笙、范定九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9页。
(161)关于20世纪30年代乡村建设的情形，可参阅这三次会议的论文报告集《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辑由章元善、许仕廉编，第三辑由江问渔、梁漱溟编，由中华书局分别于1934、1935、1936年出版，上海书店影印。）
(162)《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工作大纲》，《民间》第3卷第23期，1937年4月。
(163)《晏阳初报送〈中华平民教育会史略〉及今后工作计划等致中央社会部呈（1940年4月）》，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二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页。
(164)黄肇兴、王文钧：《回忆何廉先生》，王文俊、梁吉生等选编：《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一九一九—一九四九）》，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0页。
(165)James Claude Thomson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 — 1937 .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40-150 ；Frank Ninkovich .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 .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0 ，No .4 ，March 1984 ，809-813 .
(166)苗春德：《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2页。
(167)晏阳初：《平教会工作的新进展》，宋恩荣编：《晏阳初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8—169页。
(168)赵秀琴：《广元服务印象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1939年第69期，第12页。
(169)韦尔斯（海伦·斯诺）指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许多创办人和领导人是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或是与基督教大学和青年会有联系的（转引自［美］杰西·格·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注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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