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大学制度之历史比较与借鉴

中西方大学制度之历史比较与借鉴

大学制度包括知识体系、研究方法体系、知识的生产和传授的组织形式。本文主要讨论西方大学制度对于中国大学制度的影响。12世纪，大学组织首先创立于意大利、法国、英国等国家。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大学组织在相同的名称之下，其实质却在潜移默化。在16、17世纪，西方国家冲破了神学一统知识领域的状况，学术得到了独立的发展^【118】。在18世纪末，各门自然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在稍后一些时间，社会科学诸学科脱胎于道德哲学；接着，人文科学体系形成，它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其他所有的学科。19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形成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完整的知识系统^【119】。与此同时，大学成为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要机构^【120】。19世纪初德国研究性大学、法国大学校的建立以及稍后美国研究性大学的出现，则进一步实现了知识的专门化和专业化生产，加速了知识的创造过程^【121】。

大学制度首先出现于西方国家，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传播和推广。加拿大高等教育研究学者许美德（Ruth Hayhoe）认为，大学作为被广泛认同的与现代化进程关系最为密切的知识机构，被移植到几乎所有国家，它是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的：一是西方国家在对一些国家实行殖民化的过程中，也把西方大学制度带到了这些国家；二是一些国家的近代先驱竭力探索和主动学习西方大学制度的结果^【122】。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有识之士在19世纪末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制度的结果，它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形式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列强实行殖民主义政策，船坚炮利打开了封闭已久的中国大门，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教育方面的差距日益显露，国难当头，为了挽救没落的清朝，清朝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下令改书院为学堂，废除科举制度。中国近代大学制度发端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初初步形成^【123】。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是在西方大学制度影响下建立起来的。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写到：“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124】钱穆先生也说：“吾国今日大学制度之渊源，袭自欧美。”^【125】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在借鉴西方大学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制度为什么会被西方大学制度所取代？大学与书院这两种学术制度有什么本质差别？以史为鉴，反思本国的学术传统，进行大学制度的比较，对于完善我国今天的大学制度将大有裨益^【126】。

一、中西方知识体系的比较与借鉴

知识体系是大学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知识体系要求有不同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清朝之前，由于系统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有限，所以中国知识体系还游离于世界知识体系之外。明清两个朝代，在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教育等因素作用下，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得到了改造，吸收和融合了西方国家的部分知识。以下分别从知识内容和治学方法两个方面，对中西方知识体系进行一些比较，分析中国知识体系是如何在西方知识体系影响下发生变化的。

1．知识内容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知识观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概括起来讲，中国传统知识系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重人文，轻自然。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百家争鸣时代最为昌盛，自汉朝独尊儒术后，经学成为学术的全部内容。在清朝之前的两千年，学术活动除解释经学外没有其他内容可言^【127】。在12～19世纪后期，中国高等学府的课程是以知识的四种分类形式为主体的，它们分别是：儒家经典与注释（经）、历史与相关学科（史）、哲学（子）和文艺（集）。早期中国民间重要的星占礼算、祭祀仪轨、医疗方技之学并没有被纳入知识传授体系，处于自然流变状态^【128】。1622年，艾儒略（Giulio Aleni）在中文版的《西学凡》一书中指出，中国知识的四种分类（经、史、子、集）均可归为人文学科，而医学、法律、工程学和农业学等内容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不高，未被列入科举考试的内容^【129】。清代中国的知识体系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义理、考据和词章，它们分别对应于今天的哲学、历史和文学^【130】。知识内容的单一和排他格局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梁启超说：“我国人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之旧观念，因袭已久，本不易骤然解放，其对于自然界物象之研究，素乏趣味，不能为讳也。”^【131】作为系统的知识体系，自然科学是由欧洲传教士于明朝带入中国的，它包括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等学科内容。美国学者斯潘塞（Jonathan Spenser）在《改变中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著名学者冯桂芬曾在太平天国起义时客居上海读书，就外国的学术成果作过一次全面的调查。他指出，外国的宗教书‘语焉不详，不值一提’。但西方的‘算学、机械、光学、电学、化学等书含自然科学之要旨。地理则通列百余国家之山川、要道、习俗、土产，其详情均为我国民所不知’。”^【132】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的知识体系主要由被称为“国学”的内容所构成，中国传统教育组织主要传授这些国学内容，而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诞生也伴随着知识体系的变化，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综合知识成为中国近代大学传授的对象。

第二，知识的分化程度较低。与其他领域一样，知识领域的专门化程度随着历史发展变得越来越高，这是效率机制在知识生产领域作用的结果。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在专门化和生产效率方面要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从16世纪就开始出现知识的系统分化，中国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明确的学科分类^【133】。清代学者开始学习和借鉴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但是仍然把一部分自然科学的内容纳入传统的经学范围，限制了这些学科的发展^【134】。钱穆在谈到中西方在科学领域的差异时说：“中国乃无独立之科学，亦无独立之哲学，一切知识贵能会通和合，乃始成其为学问。”^【135】钱穆又说：“故中国人言知识，亦从个人之内在德性上随时随地为实际需要之应用而分展出各种支流派别来，而不先为知识上作分门别类之规定。”^【136】1902年，清政府制订的《壬寅学制》规定大学设7科35目，这是我国大学分科分系制度的开始^【137】。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大学成立了国学门，其设立宗旨“在整理旧学，为将来分科之准备”^【138】。陈以爱在研究20世纪20年代中国大学学术制度的演变过程时指出：那个时期的新国学研究“是抛弃过去以经、史、子、集为四个学术部类的划分法，转而采纳欧美现代的学术分科，并进一步依照这种学术新眼光，来构建和解释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139】。因此，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知识体系产生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引进了西方的学科体系，提高了知识分化和专门化程度。

2．学术范式与方法

在知识体系中，内容与方法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两者密切相关，相互影响。中国知识系统与西方知识系统的差别除了表现在内容上，在治学方法方面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梁启超在对“清代自然科学为什么不发达”这一问题做解答时，指出：“然而语一时代学术之兴替，实不必问其研究之种类，而惟当问其研究之精神。研究精神不谬者，则施诸此种类而可成就，施诸他种类亦而可成就也。”^【140】这段话说明了治学方法对于知识进步的重要作用。中国知识内容的单一性和综合性特点与其研究方法不无关系。笔者将中国传统学术范式与治学方法方面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学术活动缺少独立性，功利性较强。中国历史上许多朝政都对学术工作施加了很强的干预，并且不乏文字狱一类破坏学术事业的活动。另外，中国学术工作的目的和形式受科举制度的严重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学术不是学术之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的之途径。梁启超批评清朝许多人求学是为了获取步入仕途的“敲门砖”，梁氏告诫道：“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有此等人。”^【141】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也致力于扭转当时甚为流行的读书做官的不良风气，树立为学问而学问的学风。许美德在《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一书中写道：“在欧洲，由于其二元的认识论，使得它的大学能够在理论上为争取到一定的学术自由，使大学的学术活动能够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与此相反，在中国社会里，传统的知识模式向来都是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研究学问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治国平天下’。”^【142】

第二，重视整体性研究，忽视解析性分析。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中开篇就写道：“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143】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重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关心自然与人文之和谐，在研究方法上也采取整体论的观点，主体与客体彼此融合。西方治学方法则强调把整体划分为若干部分，在解析过程中精细地推进知识的发展，注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陈平原在对比中西教育体制后得到的结论是，西方重视知识的传授，而中国重视人格的培养^【144】。西方学者对于知识本身以及研究方法给予了同样程度的重视，而中国学者重视知识的程度要甚于重视研究方法的程度。冯友兰先生在谈到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时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儒家和道家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指西方哲学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不是西方哲学的现成结论。”^【145】在具体研究方法应用侧重方面，中西双方也是有差别的。梁启超认为：“清代正统派之精神，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虽不无矫枉过正之处，而治学之正轨存焉。”^【146】虽然中国治学方法有其特殊价值，比较适合于中国传统人文知识的研究，但是对于从西方引进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我们则应该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分别、演绎和逻辑的治学方法。

第三，编码程度低的知识体系对于知识传授和治学方式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在传统国学体系中，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知识占有很大的比例，加上文言文的限制，学术知识难以普及和推广，只能成为少数人专门从事的职业。意会知识所占的比例越大，知识的条理化程度就越低，知识典籍就越少，对于知识传授者的依赖程度也就越大。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就讲过：“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147】特殊的学术体系造成中国学者“求为一专家，不如求为一通人”^【148】。曹伯韩在评价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历史时认为：“中国学术向来无所谓分科的，一般儒者都是以万能博士自命。”^【149】林语堂先生这样描述中国传统的学者观：“无人能相信，亦不能使人相信，谓把心理学、宗教、推销术、英国宪法史这样叠床架铺地累积起来，可以培养出一个有学问的人。”^【150】因此，以人文科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要求学者融会贯通各种知识，知识背后的研究方法不甚明晰，无法专门研习，只能靠自己去体悟，缺少达成学术高水平之通径，知识传授以教师为中心，造成高深的知识只能被少数社会精英所掌握。

第四，学术的等级性妨碍了学术的创新。学术活动贵在争鸣与辩论，这个治学的必备要素在中国学术系统中似乎是欠缺的。中国社会等级制嵌入了中国学术系统，学术权威的观念在中国学者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梁启超对中国治学传统提出如下的批评：“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如二千年来所谓‘表章某某、罢黜某某’者。”^【151】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这样写道：“他（指朱熹）不仅相信有永恒的真理，而且相信古代圣贤的言论就是这些永恒的真理。所以他的系统中有权威和保守主义的成分，这些成分随着程朱学派的传统继续发展而日益显著。程朱学派成为国家的官方学说以后，更是大大助长了这种倾向。”^【152】中国传统学术研究面向过去，重视对于典籍的考证，所以制约了知识创新。清朝末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要想繁荣和发展中国的学术，以怀疑和批判为特征的西方治学精神是值得倡导的。

二、中西方大学组织形式的比较与借鉴

1．中西方大学组织之比较

教育组织是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系统，在中西方历史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大学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从此成为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虽然不同国家大学具有一些共同性，但是受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表现出一些差异性。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太学、国子监、翰林院、书院等曾经是中国学术史上占主导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汉代，设立了太学；从唐朝末年开始，书院成为中国开展高等教育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历时1000余年，到清朝末年才告终；19世纪末，中国从西方舶来了大学这种组织形式，从此大学成为其高等教育的主要组织形式。

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与西方大学到底存在着哪些差别？许美德认为，中国传统大学制度与西方大学制度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缺少后者所具备的大学自治权和学术自由^【153】。以翰林院为例，它不具备自治性，垄断了全国的学术工作，是封建官僚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翰林院院士无法享受欧洲大学学者所重视的知识自由。

许多现代研究人员认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书院的消亡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并且有恢复书院传统的不断尝试。大学与书院之间的差别究竟何在？大学取代书院是否具有必然性呢？根据一些史料看，典型的书院是一种非正规的民间学术机构，坐落于偏远的庙宇或藏书楼里，教师多是饱学之士或在朝廷中不得志而退隐的士大夫，研习内容超越了科举考试，研习的方式比较自由，可以审视和批评皇权。所以，与官学相比，书院在精神气质与形式方面更加接近于西方古典大学。但是，它与西方大学之间仍然不是等同的，表现在书院得不到欧洲大学“特许状”（charter）那样的长期而稳定的合法性制度保护，是比较脆弱的学者自治体，不能建立全国性的独立学术团体^【154】。陈衡哲和任鸿隽还指出了书院的其他一些局限性：“中国书院的组织，是以人为中心的，往往一个大师以讲学行谊相号召，就有四方学者翕然从风……书院的组织太简单了，现在的时代，不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博通众学，满足几百千人的希望，而在求学的方法，也没有一个人而贯注几百人的可能。”^【155】在教学内容上，虽然有些书院提供医学、军事、工艺等专科训练，但是这些知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通人教育是书院的主流教育形式^【156】。书院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使得用更加适合传授现代知识及方法的高效的大学取而代之就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虽然有不少学者对于书院的消失感到遗憾和痛惜，但是从传授知识的需求看，我们不能指望书院能够承担高等教育的诸项功能，只是希望在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系统中仍然为其保留一席之地。

2．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建立历程

考察各国大学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即哪一个国家学术强盛，这个国家就会成为吸引世界各地学者聚集的地方，该国的学术制度就会成为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对象。世界学术中心先后发生过几次转移，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清朝末年，德国学术最为强盛，美国大学开始崛起，因此德、美以及中国的邻邦日本三国的大学制度对于正在建立中的中国大学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写道：“今各国之学，莫精于德，国民之义，亦昌于德，日本同文比邻，亦可采择。”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中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受美国大学的影响^【157】。中国大学制度在建立过程中需要博采众长，吸收各国大学的长处。蔡元培在20世纪初比较各国大学制度后就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他说：“德、法大学专重研究学问，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英国大学，如乌克斯福及康白尼哲（即牛津和剑桥），重在陶养学生道德，使成为缙绅之士。美大学还有两种特色：（一）凡有用学问，如新闻学等，大学都可收入。（二）设夏科与校外教育，即无机会进入大学者，亦可来习。”^【158】

在建立近代大学制度过程中，中国也面临着如何处理外来制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康有为提出，新的教育制度应该“上法三代，旁采泰西”，既要继承我们祖先的治学传统，同时又要学习西方的办学经验。但是两者相比，“旁采泰西”远比“上法三代”对中国近代大学制度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原因是三代的学制具有很大的模糊性^【159】。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讳言传统力量的实际作用。余英时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写道：“‘五四’以来中国人尽管运用了无数新的和外来的概念，可是他们所重建的文化秩序，也还没有突破传统的格局。”^【160】

1895年，盛宣怀在天津创建的北洋大学堂即以美国大学为模式，遵循“西学体用”的办学方针，从知识体系和组织形式两个方面系统地学习美国的大学制度^【161】。1898年，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1904年，严修在天津创办的南开大学也是以美国大学为模式^【162】。清华学堂的前身是1909年成立的“游美肄业馆”，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其教学和管理深受美国大学的影响，课程内容遵循了美国通识教育，采取学系制和学分制。1911年颁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开设的课程有10类，课程分为“通修”和“专修”，前者重视知识的广博，后者重视知识的专深^【163】。1912年，在蔡元培领导下制定的《大学令》明确建立了“教授治校”的制度。该法令仿照德国大学的模式，把大学与高等专业学校区别开来，凸现大学的特点。从蔡元培先生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有意识地借鉴德国大学学术自由的治校方略，推行教授治校，设立研究所，实行选科制等^【164】。蔡元培说：“无论是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165】“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蔡元培这些办学思想实质上是西方大学精神气质的反映，不仅影响了北京大学后来的发展，同时对于中国大学制度的建立也具有深远的意义。1922年和1924年政府颁布的新学制（壬戌学制）深受美国教育制度的影响，取消了教授治校制度，成立一个管理团队来管理大学的规划、财务和其他重大决策^【166】。因此，中国近代大学的建立受到西方大学特别是德国和美国大学制度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20世纪初，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大学观促进了中国大学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传统知识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学术界的主流，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胡适等学者借鉴西方治学方法，重新整理国故，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国学，采用音标法来研究声韵学，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随着大学功能的扩大，要求大学从组织结构上进行调整。1917年，北京大学建立了文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和法科研究所。1922年，北京大学以西方大学为模式成立了研究所国学门，一批具有民族责任感和国学危机的学者组织起来，学习西方的治学方法，缩短中国的国学研究与西方的汉学和东方学研究之间的差距^【167】。继北京大学国学门之后，东南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和厦门大学也相继建立了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建立国学研究院，模仿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和中国文化，对于古文典籍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析。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国学大师王国维采取了“二重互证法”，对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相互印证。

三、小结

大学制度包括知识体系和学术组织形式两个方面，源于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现代大学制度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从知识体系看，它是在学科高度分化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综合系统，在每一个学科领域都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虽然各国大学组织形式不尽相同，但是学术机构自治与学术自由构成了现代大学制度的两个显著特征，这是由大学的特殊使命和工作性质所决定的。

中国近代大学制度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制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西方大学制度为什么能够被移植到中国来呢？清朝末年，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已经显露无遗，不变革就会亡国，这是促进中国大学制度建立的外因。从学术系统内部看，无论是知识体系、研究方法，还是教育组织形式，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都是明显的，这是促进中国大学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内因。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首先学习到西方大学追求真理的精神气质，完善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从只有人文学科发展到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完整的知识体系，并且学习西方国家的知识分科体系和分科研究方式。在大学组织形式上，相应地采取了分科和分系教学，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实现了功能、规模与质量的协调发展。

虽然中国大学制度是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大学学术制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别也是分明的，传统力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型塑了现代大学的中国特色。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建设符合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现代大学制度的使命，无论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国家发展战略，还是大学内部人事制度改革，都是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今天，我们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时，仍然面临着100多年前的两种选择：“上法三代，旁采泰西”。只是泰西已非昨日的泰西，世界高等教育有了许多新的变化，中国大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汲取了更多的教训，积累了更多的经验。虽然传统和经验都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如何面对未来进行选择和决策，但是继承传统与借鉴国际经验，仍然是获得教育智慧的两个重要源泉。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阎凤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