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大学理念之建构

一、现代大学理念之建构

在中国，大学的说法及其对大学的思想认识古已有之，但现代性的大学理念研究及其建构则发端于晚清而形成于大陆民国时期。

1.大学之道

(1)大学理念的中国之解。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有了大学的认识及其说法，并逐步形成中国人的大学理念——大学之道。

《大戴礼记·保傅篇》记载，“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这是中国人关于大学的最早认识及其表达。后来的《礼记·大学》提出了大学之道，即开篇的那几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礼记·学记》中对“大学之道”的解释是，“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最早用“大学”一词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并创办了大学。这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认识及其实践，经由留学日本的学者带回国内后，为中国现代大学从理念到形制的发展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2)梅贻琦的大学之道新解。中国现代著名高等教育家、前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其发表于《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41卷本中的文章中，就大学理念问题发表自己的新见:“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15]

第一，求知、进德、新民，这可以说是梅贻琦先生对中国古人关于“大学之道”的精辟再解。在梅贻琦先生看来，从制度上说，中国大学的产生虽然是近代的事;但从精神理念上讲，中国大学却有着千年的历史传统，古代典籍中的大学及其“大学之道”，其说法并不相互抵牾，“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

梅贻琦先生指出，“今日之大学教育，骤视之，若与明明德、新民之义不甚相干，然若加深察，则可知今日大学教育之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此二义之范围”。大学各系科学术的传授和研究，固然可以格物致知功夫目之，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举措，也对学生格致诚正的心理生活不无裨益。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科的设置，学生课外的社团活动，以及教师以公民资格参与社会的种种活动，学生的实习，树立一种风气，等等，都对学生将来离开学校，贡献于社会有所挹注。“此又大学教育新民之效也。”

第二，梅先生并不认为中国古人的大学之道与现代大学无关或最多间接有关，但是认为它表达甚至也可以作为现代大学之理念。在梅先生看来，今日中外之高等教育的诸多弊端，恰恰是偏离了上述大学之道，或者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理念。

2.现代大学理念之兴

当我们今天谈及大学理念时，不必言必称欧美，但明德、止善、新民和求学求仁的传统大学之道远不能构成现代性的大学理念理论体系。

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高等学堂的建立到1949年的这段历史时期，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一批大教育家和大思想家们悉心研究、科学诠释并充分展示各自的教育思想、理念与风格，经数十年的实践、修正和完善，初步形成并奠定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本系统的现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

由于中国的现代性大学一起步就与贫穷、落后和挨打的国家共命运，因此教育救国救民的功利主义思想始终贯穿于大学发展的全部历史进程。

(1)兼容并包，普适主义。秉承“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中国和合文化传统，兼容并包与普适主义的大学理念要旨在于:一是各派学说观点及学科内容的兼容并包;二是各类各派学者、专家的兼容并包;三是各种教育思想的兼容并包。三者互为逻辑、陈陈相因。

(2)学术第一，学理至上。即大学以治学为宗旨，为学术而学术，而不得为“治术”功用所累。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在世界竞争中立得住脚，必须以学术为基础，凡学术昌明的国家没有不强盛的;反之，学术落后和知识蒙昧的民族，没有不贫弱的。

(3)开放办学，育才第一。一是开放办学，中西兼容;二是学术自由，唯才是举;三是主精英教育，养硕学闳才。

何为硕学闳才?一等品行、一等学问之一等人才也，“宏、厚、精、深、新”五方面要素和谐发展也:宏，广闻博学，此为创造之才之基;厚，基础扎实，根深叶茂;精，由博返约，略知百行，专精一行;深，以精为础，究本穷源;新，学无止境，恒于创新。

如何培养硕学闳才?实施文理渗透、兼容并蓄的通识、通才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培育，即求知进德，新民兴国;博雅通识，文实一体;体育健身，文化强心;经世致用，造福桑梓。

(4)大学自治，民主治校。具体体现于以下三方面:一是学校独立，教育家治教，设置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二是求知进德，杜绝形形色色的封建奴化和工具化教育。三是依法治校，无为而治，崇尚“三无”的管理价值取向，即:无智、无能和无为。

在蔡元培看来，大学既不是企业，不是政府，更不是军队，而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学术创造空间。校长的职责在于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吸引到学校来，让大家在这儿愉快地学习和愉快地创造。“无智”，是说不要用你的想法去代替别人的想法，大学是一个学术自由的地方，应该让不同的学派都发挥作用，有一席之地;“无能”，是说能而不举，不要觉得你比谁都行，不能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一校之长;“无为”，是说无为而无不为，有所为有所不为，校长主要抓学校应该办理的大事，比如发展规划与筹谋人才和钱财。

梅贻琦主政西南联大八年，他将管理经验总结为“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正是得益于他一以贯之的民主法治管理，使得具有不同历史、不同学风、不同制度(国立、私立)的三所名校，成为中国非常时期学术创新和人才辈出的洪炉。

上述五项中，第一项是何为大学的组织观，第二、三、四项是大学为何而立的发展观，第五项是大学何以为立的运行观。

3.理念治校成功的意义及其反思

自“大学”这一拥有现代含义的高等教育形制引入中国后，表现出了强劲的后发之势，无论国立，私立，或是教会大学都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从建立到初具规模，用了不到50年的时间，许多高校已经成为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例如，有号称五大名校的北大、清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央大学;有工科翘楚的北洋大学、交通大学;有私立闺秀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还有一度达到世界一流办学水平的教会大学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等等。

1941年清华大学在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收到了国外“中邦三十载，西土一千年”的贺电。1948年，英国牛津大学致函国民政府教育部，确认包括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以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八十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地位”。

为什么当年的大学办学能够有如此骄人的成功与辉煌?关键在于诸多教育家们有着与时俱进的大学理念及其先进制度设计，再加上辛勤实践与勇于创新，以及政府和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开明与支持。

(1)得益于一批有先进思想并勇于实践先进思想的弄潮者。大学初创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与建设者，这些设计者和建设者应该有着把握局势的卓识远见、教育兴国强国的责任与使命，以及海纳百川的文明诚意。中国现代大学起步时期的幸运就在于，它们的设计者与创办者们基本上都具备上述优秀品格。

第一，20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职责的，既是一批进士或举人出身的传统士子，又是一批学贯中西、有先进思想并勇于实践先进思想的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中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史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既奇特、又普遍的现象。

第二，这些人既有坚实的中国文化底蕴，又有扎实的西方文明素养;既有开明的勇气和骨气，又有创新的底气与智慧，因而国外一走，他们就能敏感地把握并跟进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严复留学英伦，蔡元培多次赴德赴欧考察，学得欧风;梅贻琦、蒋梦麟、胡适留美，带回美雨。

第三，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居于办教育、办学校的主导地位:严复，北大第一任校长;蔡元培，先后做过政府教育部长、北大校长和中研院长;蒋梦麟，先后做过北大校长和政府的秘书长;梅贻琦，先后荣任清华大学校长和西南联大校长;傅斯年，做过北大校长和政府教育部长，如此等等。

作为教育家和教育决策者，他们的教育思想、办学理念及其教育政策，不仅为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理论体系置下了基石并影响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向，也为大学发展奠定了科学、理性并能带来成功的实践模式。

一方面，他们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审视传统，力开未来，辛勤耕耘，为创办中国自己的现代大学进行着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的奋斗，使中国大学进入了一个理念研究及其理念治校的辉煌时代。

另一方面，他们的大学理念体系总体上建立在传统认识论与现代政治论兼而有之的基础之上，执著坚持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与精英救国;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相兼;专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兼;教学与科研并重;求学求理与实用实利教育相结合等立校思想原则。

著名书评家马勇曾大加感叹，在民国时期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地、有能力并能发挥见地和施展能力的大学校长。

(2)得益于政府和社会一定程度上的开明和支持。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规律。

第一，鼓励并资助多元办学。192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组织法》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地位平等，办得好的大学，中央和地方政府给予适当的拨款补助，这是一种难得的开放眼光与胸怀。

在政府与社会的支持下，当年的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东吴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等，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国内著名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陈序经等，个个称得上是一代教育大家。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回忆说，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这是因为它们兴办得较早，所以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第二，教育独立和大学自治的理念深入人心并以制度保证。学校就是学校，不是官府衙门，此为政府和社会的共识。当时的政府《大学组织法》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政府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1945年，蒋梦麟做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后，马上辞掉北大校长一职。由于大学依其社会角色地位实行自治自主管理，因而学校运行较少受到政府的干预与社会的干扰。

第三，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通例。蔡元培如是说。一切党派退出中大，抗战后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吴有训亦如是说。

当记者问到著名生物化学家邹承鲁，当时条件非常差，西南联大也不大，何以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其回答非常简单，就是两个字:自由。

正因为如此，战乱时期的大学，普遍坚持“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保民主堡垒之称号”的理念，教授和校长们努力使学校尽可能保持着自由的空气，为教学营造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抵制了各种政府干扰和浮躁的社会风气。

(3)办学起点高。一是办一流大学、育一等人才的立校、立教目标。1912年10月24日，时任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其主持颁布的在中国土地上建立现代大学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的第一条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指出，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办一所有崇高理想，有一流水准的大学。办一流大学，须一流师资。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教育家们始终坚持，师资是大学第一要素，知之甚切，故图之也之极。

二是设一流课程，选一流教材。北洋大学在建校之初，课程设置，教科书选用等方面均以哈佛、耶鲁为蓝本。交通大学出身的钱学森回忆说，1935年秋，他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时，发现交通大学的课程安排全部照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都是一样的。交通大学就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无疑，当时交通大学的本科生教学属于世界先进水平。

当时的大学，重视外语程度为现在所不可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接轨的决心和态度。由于直接选用英文原版教科书，毕业生留学英美，英语均能应付自如。这一点在诸多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里尤为突出。

三是传承国学，强固精神。秉承既与世界先进教育接轨，又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理念，当时的大学普遍重视国学教学，规定学生必修国文。交通大学唐文治编写的《南洋公学新国文》，一度成为风行一时的国文课本。清华大学的国文一直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中国的国学大师基本上生成于那个时代，与坚持重视国学的教育方针和文化多元的文化方针分不开。

(4)从优招生，从严治学。一方面，大学普遍实行自主招生。秉持宁缺毋滥的原则，成绩优秀者，“虽家徒四壁，亦大加欢迎”;若考分不够，“虽豪门巨绅，亦拒之门外”。另一方面，优胜劣汰，从严治学。据《清华大学史稿》关于物理系学生学习情况记载，1929年入学学生11人，到1933年这一班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54.6%; 1930年入学学生13人，到1934年毕业时只剩4人，淘汰率为69.4%; 1931年入学14人，到1935年毕业仅剩7人，淘汰率为50%; 1932年入学28人，1936年毕业时仅剩5人，淘汰率为82.8%。

胡适先生当年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不无感言: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胡适先生的感言并非诳语。在中国一大批教育家们的辛勤努力下，当时的高校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活动确实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5)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蔡先生一干人的一生成就不在学问，而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现世，彪炳千秋。以蔡元培、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诸君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大家的独特办学理念及其治校风格开中国高等教育一代新风，他们主持的大学成为中国大学历史发展进程中最重要、最辉煌、最具影响力的大学，这些大学奠定了中国过去、现在乃至于未来的中国大学发展格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名字及其丰功伟业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直到永远。

当年曾应蔡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讲学的世界大名鼎鼎的美国著名教育家和教育理论家杜威，曾大发感慨地评价蔡元培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6]事实上，大陆民国时期的那些教育大家们，个个堪当杜威的美誉。

几千年前的中国出了个大教育家孔子，然而不幸的是在他成为偶像后，被千年顶礼膜拜而无人超越。20世纪的中国终于又产生出蔡元培这样一批教育大家，但我们是否又只能继续把他们置于笔墨夸赞、史料珍藏，放在纪念馆里供人瞻仰?

郁达夫当年在纪念鲁迅时指出，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可悲的民族，而一个拥有英雄而不知道爱戴他拥护他的民族则更为可悲。那么，一个面对伟人只能顶礼膜拜却无法再超越的民族是否也令人遗憾呢?

蔡先生一干人所处之时代堪称乱世，办学条件比今日要差得多，犹能如此特立独行，创造辉煌!试想以今日之物资富足、社会稳定，再加上先辈们之卓越思想、自由精神，何愁中国高等教育后无来者?何愁高等教育事业不能更加辉煌!何愁学术不能更加灿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