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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一主张集中地反映在《劝学篇》中。《劝学篇》共4万字,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由此可见,旧学即中国传统的封建典章制度,以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以经史之学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内容。一言以蔽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

第二节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既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是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这一主张集中地反映在《劝学篇》中。

一、《劝学篇》与“中体西用”的教育方针

《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成书于1898年春。他于维新运动期间著成此书,意在反对维新变法。是年7月,张之洞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将此书进呈,光绪皇帝“详加披览”后,称其“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乃谕旨由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于是,《劝学篇》乃“挟朝廷之力”,一时风行海内,“十月间三易版本”,印数达200万册以上。该书还先后被译成英、法、日等文字出版。其中英文版译名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可见这本书对近代中国的重要。

《劝学篇》共4万字,全面阐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教育观和社会改革思想。全书分内、外二篇,内篇包括《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等9部分,外篇包括《益知》、《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攻教》等15部分。“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1]所谓“务本”,就是要人们严格遵守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所谓“务通”,就是要有限度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改革旧的教育体制,以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式人才。故内篇专论中学,外篇专谈西学,同时也兼及中、西学的关系。

张之洞在《劝学篇》序中首先指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当前的形势如果再“专己袭常,不能自存”。但一切改革都必须以维护和巩固清朝封建统治为限,不能超过这一点,“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据此他提出改良教育的方针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张之洞看来,所谓“中学”,也就是旧学。他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设学》)由此可见,旧学即中国传统的封建典章制度,以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伦理道德思想和以经史之学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内容。张之洞强调学习要达到同心、效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的目的。他尤其强调“明纲”,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明纲》)。他如此强调纲常名教,意在针对当时日益高涨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只有维护“三纲”才能消弭维新派的提倡民权、反对君权、主张男女平等说他写道:“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明纲》)。

所谓“西学”,也称“新学”。张之洞说:“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其中他尤为注重“西政”和“西艺”,强调“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国之时,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设学》)。显然,新学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有关文教制度、工商财政、军事建制、法律行政、交通运输,以及近代科技知识。他还主张,小学堂应先学西艺,再学西政,大学堂则要先学西政,后学西艺,并且学西艺的时间还要长于西政。而他所提出的西政,并不包括西学中十分重要的民权学说。他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正权》)

对于旧学和新学也即中学和西学的关系,张之洞明确提出,中学是根本,要以之为主;西学是末节,要以之为辅。一言以蔽之,“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在他看来,“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故“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存其益而无其害”(《明纲》)。“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2]显然,通“中学”是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基本条件,只有以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经史之学为根本,在此基础上,选择西学中可以补我国之缺者和可以治我国之弊者,使其为我所用,才能在新的时势下,既不会因噎废食,又不致多歧亡羊,从而达到保国、保教、保种的目的。

二、教育改革的具体策略

依据“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张之洞提出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具体策略和措施。

(一)派遣留学

张之洞积极倡导留学教育,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他在《劝学篇》中列举了留学日本的几大好处:“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游学》)

(二)订立学制

张之洞主张模仿“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在学制系统中应分立“专门之学”和“公共之学”。他赞同西方的三段式学制,主张:“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小学堂习‘四书’、通中国地理、中国史事之大略,算数,绘图,格致之粗浅者。中学堂各事较小学堂加深,而益以习‘五经’、习《通鉴》、习政治之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大学堂又加深,加博焉。”(《设学》)他认为建立系统的学校制度有许多好处:“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学制》)。

(三)广设学堂

张之洞就如何办理学校的问题,曾专门上奏了办学要旨,其要旨为:

第一,教科书必选订有用者,不可选邪滥之书,使学生误入歧途;

第二,中国积弱已久,应文武相资,文学堂设武科,武学堂设文科;

第三,教员必严选确有中西实学者;

第四,严行教规,考核、毕业均严格进行,学成量才录用,严禁学而不用、用非所学;

第五,不可废经学,不可学西方哲学,但禁止读儒家空言,西方哲学流派驳杂,易入歧途。[3]

如何办理新式学校,张之洞制订了以下六项原则。

第一,“新旧兼学”。既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又学西政、西艺、西史,做到“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第二,“政艺兼通”。如何采纳西学,张之洞认为,不同的学校,政艺先后不同,“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

第三,“宜教少年”。他主张学习教育的对象,不能把成人作为主体,应早教,从儿童抓起。

第四,“不课时文”。他自己是科举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他敢于把教习八股文的“国粹”拒于教坛之外,这是有胆有识的。

第五,“不令争利”。1897年5月,他改变湖北自强学堂学生待遇章程,取消每月5块银元的“膏火费”。不仅如此,还要学生“酌纳微资”,以观其诚心向学与否。他还将“膏火费”改为奖学金,奖励先进。

第六,“师不苛求”。办学伊始,择师不宜太严,并应自己培养师资。[4]

(四)变革科举

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新教育发展的需要,张之洞提出了变革科举制度的设想。根据他的建议,清政府于1898年颁布《遵议乡会试详细章程疏》。紧接着,张之洞在1901年呈上《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历数科举的顽疾弊端,主张将科举制度废除。张之洞主张采取“渐变”之法。首先,改革科举考试内容。在科举三场中头场考中学经济;二场试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及西学经济;三场试“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一篇。分场发榜,下第者先归。尤重末场。其次,学堂取士与科举取士策略暂时并行,科举废除采取“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用以增加学堂取士之额”的模式,渐渐实现从学堂培养举人、进士,向国家输送人才。

三、简要评价

“中体西用”这一名词虽非张之洞最早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为应对“千年未有之变局”,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坚持民族文化本位,既突破了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的治国之道,又将早期洋务派仅仅局限于“西文”和“西艺”的西学内涵发展,扩大至“政艺兼学”,并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总的原则下,博采当时各种流行的教育改革建议,在变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发展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设想,而这些设想在其亲手制定的《奏订学堂章程》中,得到了具体和全面的发挥。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际上是对洋务运动特别是洋务教育30年的实践所进行的理论化总结,不仅是甲午战争前洋务派推行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成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应该承认,在当时中国封建主义的儒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能把“西学为用”作为教育方针,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是中西文化在当时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方式,虽然其根仍为中学,但毕竟给僵化的封建传统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在客观上对封建制度的解体又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然而,由于张之洞地主阶级立场的局限,他不可能正确认识和对待中西文化教育的问题。他的学习西学的主张,是为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要而提倡的,而不是要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张之洞以此来抵制和反对维新派的改革运动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因而遭到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激烈攻击,梁启超就曾痛斥《劝学篇》:“不三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野马。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掩鼻而过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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