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为本，贯通西学”

盛宣怀将引入新式教育、培植新型人才视作富国强兵的根基，在发展新式教育过程中，如何平衡西学与中学之间的关系上，他与同时代多数人一样，推崇与倡行“中体西用”思想，并提出以“中学为本、贯通西学”作为办学指导思想。“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缩略语，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洋务派、改良派为主的中国士人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法律等社会科学。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冯桂芬和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主张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指出：“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并称洋务派是“中体西用”的实施者，而改良派则是理论指导者。（注：熊月之、周武编：《陈旭麓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60-261页。）“中体西用”思想是晚清时期的主流，作为晚清官商两界重要人物的盛宣怀也是该思想的信奉者与实施者之一。1898年8月10日，盛宣怀在给陆宝忠（字伯葵）信中，道出了自己的“中体西用”主张：

弟以为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商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厘定章程，实力举办，此即足食足兵之道，无他奇巧。（注：盛宣怀：《复陆伯葵阁学》（光绪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1898年8月10日），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第621页。）

“中体西用”既是盛宣怀从事洋务运动总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办理新式教育，特别是甲午之后教育活动中不可须臾背离的办学原则，其中尤以办理南洋公学最为突出。在复安徽巡抚邓华熙索寄办学章程函中，盛宣怀说：“学堂大旨以中学为根本，而贯通以西学。”（注：盛宣怀：《致邓华熙函》（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档：093688。）就是说，南洋公学办学宗旨是以通晓中国经史大义为根本，在此基础上，依照学生性情差异，或学习西方各类工程技术，或专学政治法律。

盛宣怀“中体西用”的教育观主要形成于甲午之后，他吸收了至友郑观应、沈毓桂等改良思想家的主张，同时也是总结自己所办学堂得失与批判洋务教育时逐渐形成的思维模式。他在评价北洋大学堂教学与人才培养上的困惑时说：

臣前年创设天津头、二等学堂，旁求教习，招选学徒，大抵通晓西文者，多懵于经史大义之根柢；致力中学者，率迷于章句呫哔之迂途。教者既苦乏才，学者亦难精择，窃喟然于事半功倍之故。盖不导其源，则流不可得而清也；不正其基，则构不可得而固也。（注：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8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18页。）

盛宣怀在这里指出，只“通晓西文者”和仅“致力中学者”，都不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才，造就人才须“导其源”“正其基”，既要通中国传统义理之学，也要修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正如他告诫儿孙曰：“淹通西学，仍不失儒者气度，必成大材。”（注：盛宣怀：《送儿孙游学箴言手卷》（1913年6月13日），博宝艺术网“北京泰和嘉成拍卖有限公司拍品”，2009年。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7618-138086115.shtml）在甲午之后兴办新式教育、引进西学过程中，盛宣怀始终强调中学是根本，这是“中体西用”的前提，又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也是办学所遵循的基本思想之一。在奏请开设南洋公学的奏章中，他批判了我国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兴办学堂而难见成效的状况，分析其中原因，指出：

中国遣使交邻，时逾廿载，同文之馆培植不为不殷，随使之员阅历不为不广，然犹不免有乏才之叹者，何欤？毋亦孔孟义理之学未植其本，中外政法之故未通其大，虽娴熟其语言文字，仅同于小道，可观而不足以致远也。……抑臣更有陈者，孔门以德行为首科，西学以修身为根本，必先贞固乃为干事之材，未有华士可当重远之寄。（注：盛宣怀：《请设学堂片》（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1896年10月31日），《愚斋存稿》第1卷，第11页。）

他还针对新办学堂过分注重外国语言文字，轻视中学教育提出批评：“然各处学堂大概措意于西文西语者多，而于中国古圣贤政教之方，或转在不暇讲求之列，根柢不厚，流失必多。”（注：盛宣怀：《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3页。）不难看出，盛宣怀在以“中外政法之故”培养政治法律人才时，始终坚持“中国根本之学不必更动”，“孔孟义理之学”不能更动。这是盛宣怀办理教育培养人才的一个最根本原则。

尽管盛宣怀“中体西用”办学思想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运动时期主要兴学者一样，形成并实施于甲午之后的教育活动之中。然而，比较而言，盛宣怀与张之洞等人在“中体西用”思想形成的理路上有较大差异。甲午前，盛宣怀经办技术实业学堂时，重视西方技术教育，忽视中学，这从各电报学堂、矿务学堂的招生来源、课程设置可以看出；甲午后，他反思对学生疏于传统道德教育的弊端，在创设新式学堂培育人才过程中，特别注重以孔孟义理之学植其本，遂形成“中体西用”的办学思想。张之洞则循着与盛宣怀相反的思想路径，出身翰林、醉心维护传统文化的他，在甲午前热心举办传统书院，鼓励士子考究经史诸子，通经致用，致力于对传统教育的整顿与振兴。甲午后，面对时局大危机、大变动，他顺应时代和新教育发展需求，转而办理新式学堂，但在引入西学时，仍坚持中学为体，由此提出调和中西之学的“中体西用”思想，在维护“中体”于不坠的前提下采纳西学。

盛宣怀在具体办学特别是办理南、北洋学堂的过程中，在教学内容安排、校长及师资选聘、学生培养环节等各个方面，处处贯彻“中体西用”的办学思想，以期能够培养出孔孟义理之学“植其本”、西艺西政“通其大”的中西贯通之才。

在教学方面，盛宣怀注重灌输西学的同时，加强以儒家经史为主中文教学。1895年盛与丁家立筹议北洋大学堂章程时，丁所拟章程中未有汉文教习，盛审核时，在二等学堂内添加汉文教习4名，头等学堂1名。大学堂开学后，他赴堂察看功课，发现“汉学工夫深邃者少，习汉之时每日只一点半钟，为时亦嫌太迫”，即函告头等学堂总办伍廷芳，增加汉文教学时间，并阐明道：“窃意西学因急应讲究，必须先明中国学术本原、政教得失，方能意见不偏，措施得当，为羽仪王国之选。”（注：盛宣怀：《致伍廷芳函》（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1895年11月30日），盛档：044905-1。）此后，又函告二等学堂总办蔡绍基，要求教学时“中西兼习，不得专习洋文”。（注：蔡绍基：《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十八日，1899年4月27日），盛档：080705。）办理南洋公学时，改变北洋大学堂初办时重西学、轻中学的做法，招考时将考生的中学基础水平作为入学的首要条件，如师范院招收时，规定“中学未成者，虽通西学西文不录”。（注：《太常寺少堂盛招考师范学生示》，《申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九日，1897年3月2日）。）入学后，各院课程安排上体现“学则中西兼课”原则，分中学、西学课程，各分半天讲授。中学以传统经史阐发义理为主，西学则从西文西语及至普通而后专业，具体而言：

其教中学也，略师宋儒经义治事之法，以六经为体，以历代政书，如通典、通考、通礼为用，分门研究，务当实用，不为高远之论，而尤日以持身行己之道，兢兢与诸生相勖勉。其教西学也，始于西文西语，以渐及于各国法律、政治之精，沿流溯源，务究其旨。（注：盛宣怀：《请将何嗣焜学行宣付史馆立传折》（光绪二十七年十月，1901年11月），《愚斋存稿》第6卷，第3页。）

盛宣怀对南洋公学的中学教育表示满意，曾向管学大臣张百熙汇报说：“查公学师范政治班及中院一、二班高等生课程，向系中西并进，经学则四书五经，按诸生程度分班讲习，史学则以《通鉴辑览》为主，而以历朝纪事本末附之词章之学，高材生亦颇通门径。”（注：盛宣怀：《致张百熙函》（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档：044179-2。）

在教职员任用，特别是校长人选、中文教习的遴选上，盛宣怀首先考虑他们必须具备深厚的国学根基与传统文化学养，之后才是西学水平。先是选聘“深通西学、体用兼备”的伍廷芳担任北洋大学堂头等学堂总办，后又聘留心西学的翰林院编修王修植继任。办理南洋公学时，他选聘何嗣焜担任总理，称其“学术湛深，不求闻达，臣与纵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考核程功次序，极为精邃，志气尤坚卓，不致始勤终惰。”（注：盛宣怀：《筹集商捐开办南洋公学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97年6月12日），《愚斋存稿》第2卷，第24页。）又聘请当时上海著名教育家张焕纶为中文总教习，兼掌公学的教学管理。张焕纶专攻经史，对中学颇有研究，又创办教授西学的梅溪学堂。何、张两人可谓中西融通之选。在他们的主持下，南洋公学从创办开始，便推行中西学并重的教学方针，在传授西文西学的同时，相当重视国文、经史、本国史地等课程的教学。继何嗣焜之后，历任总理（总办）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汪凤藻、刘树屏、张鹤龄、张美翊等人，除了张美翊系举人出身，其余均是获取过进士功名且谙熟西学的笃学博览之士，张元济、劳乃宣、沈曾植三人在国学上造诣颇深。

在学生培养上，盛宣怀很注重向学生灌输儒家伦理道德。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安排、操行考核、规约礼仪等各个教学环节，均渗透儒家伦常规范。就是对初具中学根基的留学生，他也叮嘱他们，在海外“西学余暇兼习汉文，使勿忘本”。（注：盛宣怀：《派遣留学生咨文》（光绪二十七年，1901），盛档：044569-2。）又严防学生在学习西学时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严禁学生过问政治。1902年，他请汪凤藻告诉即将留学日本学习师范教育的沈庆鸿（沈心工）：“专心教育法程，学成期满即归，凡教育以外，国事政体，一概不必随声附和，致蹈横议之习。”（注：盛宣怀：《致汪凤藻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日，1902年5月27日），盛档：044562。）到1902年底、1903年初，各地爱国学生掀起民主运动，纷纷发生学潮，南洋公学学生不仅参与其间，且成为学潮主要力量。他重申公学应“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为主义”，要求师生对清政府保持忠诚，如“偶有教习稍染习气，学生稍轶范围者，立即辞退开除，从不瞻徇迁就”。（注：盛宣怀：《陈明南洋公学士习端正片》（光绪二十九年八月，1903年9月），《愚斋存稿》第9卷，第10页。）

可见，盛宣怀“中体西用”指导思想贯穿于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整个办学活动中。（注：《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校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称，盛宣怀办理北洋大学堂时，“积极采纳‘西学体用’，兴办新式学堂，引进西方教育的模式。”（第12页）“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的大学为模式，以‘西学体用’为办学方针，全面系统地学习西方。”（第53页）。王杰、韩云芳主编“天津大学（北洋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百年教育思想与人物》（天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明确将“西学体用”列为“节”的标题“兴学强国与盛宣怀‘西学体用’的教育思想”加以详论。此论均值得商榷。）坚持以中学为本，有利于学生吸收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保持民族精神的独立性。大力引进西学，有助于培养懂得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进而改变民族和国家落后挨打的局面。问题在于，西学和中学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和矛盾，它们宛如在一个天平上，在西学不断加码的情况下，中学受到潜在的威胁；要是不断强化中学，西学势必流于形式。但是正如天平总有一个平衡点，使得两端趋于均衡，盛宣怀在办学过程中一直尝试寻找这个平衡点，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在中西学难以协调一致时，盛宣怀首先考虑的是稳定中学，调整学习。他加强中学教育，调整西学方向，是为了维护失衡的天平，使得办理南洋公学探索培养法政人才的努力浅尝辄止，转向了更为稳妥的实业和工程教育。

尽管如此，盛宣怀贯彻“中体西用”的办学宗旨，是在竭力推行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努力使西学融入中国文化环境，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在引进西学的同时得以共存，用意在探索中西并存并进的教育现代化路径，此亦时代潮流使然，它适应了晚清教育变革的社会环境和主流思想，稳妥地推动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培养中西兼通的专业人才，在当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诚如著名学者王尔敏评道：“京师大学堂与南洋公学，均为后来国内著名大学，培养人才最多。推其创设之宗旨，实建于‘中体西用’的思想基础上，即民国以来之学人，亦不能予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观念以忽视的估量，更不可任意讥讽，以免蹈数典忘祖之嫌。”（注：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