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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薪俸与教师职业发展的演进效应

时间:2022-03-0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教师作为社会百业之一,以职谋生成为需要。民国时期,武汉教师的薪俸影响其生活状况,而教师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发展,具体表现为对教师兼职、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流动的影响。教师兼职主要指教师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之外而兼任其他工作,以便获得一部分收入,维持生计。无独有偶,武汉中、小学教师因生活困难而兼职也是必然。

第四节 教师薪俸与教师职业发展的演进效应

近代中国,教师作为一个独立的专职社会群体在组织上出现并逐渐得到强化,教师职业中不再存在政府官职的教职,有官职者若任教只是兼职教师。教师作为社会百业之一,以职谋生成为需要。教师职业发展一方面与职业本身创造的价值及其劳动性质相关,另一方面,更与社会对这种价值、性质的认同及保障状态相关。民国时期,武汉教师的薪俸影响其生活状况,而教师的生活水平又直接影响教师的职业发展,具体表现为对教师兼职、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流动的影响。

一、教师薪俸与教师兼职

民国时期,教师职业生涯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兼职,兼职成为当时众多教师摆脱生活困境、维持家庭生活的无奈选择。

教师兼职和兼职教师是有区别的。兼职教师主要是针对引进教师的学校而言,这些教师一般学有专长或较为知名,兼职教师在校外所从事的职业领域是多元的,包括文化教育界、科学技术界、政府机关、新闻出版部门等。在近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缺乏的情况下,兼职教师的存在,有利于各级学校充分利用这一稀缺的人力资源。教师兼职主要指教师在从事自己本职工作之外而兼任其他工作,以便获得一部分收入,维持生计。大学教师兼职所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在其他学校做兼职教师(兼课)。就同一个教师而言,对他校,他属于兼职教师,对本校又属于教师兼职。[70]而民国时期,武汉教师兼职多为薪俸偏低,生活缺乏保障所致。

1922年,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顾孟余,在谈到教育经费应该独立时指出:“我们现在看各校职教员是不是都在教育界上做事?我们即知道,不是。原因即因为学校收入既不稳妥,并且报酬也非常之少。这个制度,使一班教职员精神不专,竟与外事,以致无专门以教育为职业的教育家。以北大而论,教授中至少有过半数在外兼差,不仅是教育家,还是官吏,因此,他的功夫有限,不欲专心求学,学问程度不能提高了。但也不能怪他,因为收入少而不妥当,非如此不可。”[71]由此可以看出,其时教师由于经济压力而多数兼职的现象,而教师兼职的领域,除了教育界,还有一部分在政府部门兼职。无独有偶,武汉中、小学教师因生活困难而兼职也是必然。1935年,新洲县正源中学教员月薪最高70元(法币,本段下同),最低为20元,32名教职员工中有4人挂名,不支薪;2人兼任小学课程,人均50元。1946年,法币贬值,教员的月薪最高为31 600元,最低为8 000元,人均2 700元。但生活仍然难以为继,教员生活几乎全赖校外兼职才能勉强维持。[72]

李之琛,1921年8月出生,新洲县三店人。笔者通过当地教育部门寻访到他时,他已是85岁高龄,但思维依旧清晰。据他回忆,他当时在湖北省立农学院工作,抗战结束不久,他成家,每月薪俸入不敷出,生活相当困难。为补贴家用,他同时在私立武昌育杰中学和首义区一所国民学校兼职,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他每天奔波往来于三所学校之间,身心疲惫,终算能勉强维持家用。[73]尽管教师兼职主要是经济压力造成,实为无奈之举,但如此频繁地兼课,势必影响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因而政府主管部门不得不对此加以限制。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29年6月曾颁布《大学教授限制兼课令》:“为令饬事,查大学教授应以专任为原则,现时各校教授每因兼课,甚至以一人兼两校或同校两院以上之教授,平时授课已虞不及,何有研究之可言,且影响教授效能,妨碍学校进步,盖无有甚于此者,极应严加整顿,以绝弊端。即自(民国)十八年度上学期起,凡国立大学教授,不得兼任他校或同校其他学院功课,倘有特别情形不得不兼任时,每周至多以六小时为限,并不得聘为教授。”[74]当时各学校对教师兼职也规定了种种限制措施,特别是兼任政府官吏则严格禁止,以维护学界的纯洁和力争教育的独立,而对兼任其他学校教职者则区别对待。如武汉大学规定:凡教师在校外兼职者,本职除聘书上有特别约定外,计讲师薪俸,依钟点计算,本科课程每小时5元,通习课每小时4元。[75]

关于经济压力下的教师兼职情况,其时的北大教授李宗侗在《北大教书与办〈猛进〉杂志》一文中写道:“彼时北平的教育界,皆因为欠薪而难维持生活,于是兼课之风大作。常有人兼课到五十几小时一星期,当然这时间是不够的,于是不得不采取特别的方法,就是假设两个学校的钟点相冲突,他就轮流着在两学校告假,这种怪现象,在现在想起来,既可笑又可怜。”[76]而这也是这些为了生活而兼职的武汉教师们的真实写照。

私立学校因为经费和教师薪俸较公立学校更为艰难,所以校外兼职更是难以幸免。抗战胜利后,武昌圣希理达女中、武昌文华中学等19所私立学校校长,联名向省教育厅长王文俊呈文,要求政府补助经费或增收学费。各县、区私立学校校长,也为此召开了座谈会,但没有得到教育厅批准。之后,由于呼声越来越高,教育厅方才在加强管理并资助私立中学的办法中确定对于办理得成绩优秀的私立学校给予微小补助。规定成绩优秀的私立学校,每班每月补助10元。全省受这样补助的只有12所学校。由于经费缺乏,许多私立学校对学生收费巧立名目,收什么预备费、杂费、建筑费等,以增加学校经费。有的学校校长、教师在校外兼差,以增加个人收入。[77]因教师薪俸偏低,迫于生活压力而引起的教育兼职,严重影响了学校正常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于教育效用而言,这种被动的教师兼职现象显然更多的是产生了消极作用。

二、教师薪俸与教师专业发展

廖世承在《中学教育》一书中曾说过:“无论宗旨怎样明定,课程怎样有系统,训育怎样研究有素,校风怎样良善,要是教师不得人,成功还没有把握。”[78]此语道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性。“学校教师的职务既成一种专门职业,各教师不特对于所任功课负相当的责任,即对于全校的行政、训育均有培育的必要。”[79]1932年,设在武昌的5所省立中学有教职员工286人,其中教员188人,每班教员数为3~3.3人(详见表4-14)。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省立实验中学,第一、第二女子中学和省立第一初级中学4校共有27班,教师152人,班级与教师之比为1∶5.6。1947—1949年5月前,省立二中等8校,班级与教师之比,最高为1∶2.68,最低为1∶1.8,一般为1∶2.5(详见表4-14)。

表4-14 省立学校教师及班级情况表(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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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武昌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344.

比较表4-14和表4-15,可以明显发现,民国后期武汉学校每个班级拥有专任教师人数呈明显下降趋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武汉专业教师的严重不足和教师专业的发展不够,同时这一情况的出现和不断加重,与抗战后学校教育经费紧张、教师薪俸缺乏保障、教师经济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正好环环相扣。

表4-15 省立7校教师及班级情况表(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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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同表4-14,第346页。

当教师收入低得连基本温饱都难以保障时,他们首先想的自然是课外怎么赚钱养家,而无精力从事其他活动,且更无余力去提升自己的业务水平。教师为人师表,论身份,亦俨然社会上等人物,无论如何,相当的“衣服”及“交际”费用在总开支中是必需的。同时,既为社会上等人物,一般不会让其家人出去从事不大体面的劳苦工作。因此许多教师,为一己生活计,为仰事俯畜计,不得不身兼多职,才能勉强糊口。[80]“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81]张钟元曾在1934年2月开始,历时半年,问卷4 000余份,对鄂、苏、皖、浙、豫、闽、粤、冀、蜀等省小学教师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生活状况调查,其中关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情况或可生动说明武汉教师薪俸状况对其专业发展的影响。教师们在专业发展方面的困难和希望,笔者特摘录如下:

修养方面对于各种书籍实在都欢喜看的,可是限于经济买不起,除了巡回文库里的几本永不换的教学书之外,其他仅学校里常看省方行政周刊。休闲方面因限于时间,致一样东西也练不好,有时连两小时也没有空,至于星期日,那是十星期中,有九星期有事的。

我做教师的苦况是达于极点了,惟我的进修心是不背馁的。所以我除担任校务以外,休闲的精神,是在阅书,还要东奔西走地搜寻报看。

乡村小学教师,自修时间很难抽出若干。因教师少,功课多,乡村小学经济困难,教育书籍很少备置。

儿童未来的幸福全赖于教养的好劣。我虽能力所不好,而自己还想修学,将来总可有一点用处,而我还想升学。哼金钱呀!困难!

因家庭开支需用,未能畅我买书进修。

事情太忙,无适当娱乐时间,经济关系不能使我求一点学问。

学业退步了。危惧十分!

无时间进修,将来恐落伍。

乡村中买不到,又借不到书报杂志,没有人能指导切磋。

教育学识不足,遇事不敢决断。

一般教师不注意进修,以至学校甚少生气,教师多半是很浪漫的。

校内关于各科参考书甚少,偶遇难题,不得解决,教学极感不便,但限于经费关系,亦无办法添置。[82]

教师们上述对于专业发展的困难和希望,恰恰说明了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和教师的迫切要求,但这一切都囿于经费和薪俸困难而难以实现。

1934年,大夏大学教授陆庄也对小学教师课余生活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表4-16是教师薪俸的分布情况。

表4-16 1934年上海628名小学教师月薪收入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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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陆庄.小学教师课余生活问题[M].教育编译馆,1935:41.

调查研究发现,当教师收入超过平均水平时,半数以上的教师都有看报、参观、看展览、听演讲、参加各种研究会的习惯,40%以上的教师有阅读书籍的习惯,也有15%左右的教师有从事图画、手艺的爱好。其次,收入在30~90元的教师有上述习惯爱好的比例最高,收入在30元以下教师,有上述习惯爱好的比例较少。[83]再来看武汉教师的基本情况。1933年,湖北省立高级中学教师月薪100~120元者11人,80~100元者10人,40~60元者14人。湖北省立女子高级中学教师月薪100~120元者仅3人,另有18人月薪为80~100元,其他如湖北省立一中、二中、三中、四中、湖北省立师范、湖北省立女子师范,月薪最多者为100元。小学方面,湖北省立一小除校长、主任外,教师月薪多为39~56元;湖北省立四小月薪40~60元者约30位教职员。[84]私立武昌荆南初级中学教职员月薪总额860元,每人平均月薪72.66元。1946年,最低等级教员月薪140元(法币),后来法币贬值,教员难以维持生活。[85]对比陆庄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武汉教师的课余生活和专业发展的空间要较上海教师宽余,这可能与当时上海已受战乱困扰有关。同样,武汉中、小学教师依托尚显富余薪俸而发展专业的愿望随后也被战乱所打断,教师实际薪俸和实际的生活水平与名义薪俸的保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笔者调查过的新洲县三店李之琛老人也曾回忆:当时兵荒马乱,作为教师一天到晚为生计,甚至生命担忧,哪里还有经济和精力去看书读报、去谋求专业的发展。

“目下政治不宁,社会衰颓,直接间接,使小学教师,态度消极,生趣索然,致乐业专业精神,不能充分表现出来。如各级小学经费,因荒灾的关系,往往不能按期发放;教师仰事俯畜之资,既十分微薄,而又时时发生恐慌现象;对于事业,不免常抱‘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思想。”[86]“现在中学服务的教师,以薪水论,既不算过高,在都市方面,也仅能够维持中人的生计。而实际当中学教师的,到了中年,子女成行,有的入中学,有的入大学,所费已属不赀,哪里还有余资,去多买书籍,多购杂志?……须知道做教师的,一定要时时进步,时时添新知识,方能引导学生。若是死抱着一本讲义,上学年是这样,本学年也是这样,下学年还是这样,材料不增加,教法无变化,那还有什么较大的效用呢?”[87]低下的薪俸收入直接影响到教师的“身心健全”与全面素质的发展和提高,从而在总体上制约了这一群体的各项素质及其发展方向,而这也必然影响到教学质量的提升。

三、教师薪俸与教师职业流动

民国时期,武汉地区大学教师薪俸明显高于中、小学教师,其职业稳定性高于中、小学教师,而中、小学教师流动性较大,师资流失严重。“待遇的菲薄,生活的不安定,工作的繁重,这更是使得他们对于教师职务减少兴趣而致有改业或升学的企图。”[88]“小学教师以不惯久长的教育生活的清苦,大多见异思迁,另谋别就,现在除经费比较充裕、设施比较安定的地方外,小学教师流动的情形,真可惊人。至穷乡僻壤优秀的教师,固不易多见,即服务时期比较久长的,也不易多得。”[89]而另一些素质低下、不堪任教的人却进入教育界,以为暂时栖身之所,目的在抢饭碗,从而形成小学教师队伍的人才逆淘汰现象。[90]

表4-17摘录自1924年廖世承的《我国中等学校教师的概况》,表中湖北中学教师的教龄大多在3年以下,教龄较长的甚少,其中3年以下的占到了总数的61.66%,足见教师流动性之大。中学尚且如此,小学更是严重。辛润堂的调查研究表明,小学教师“在本校任职年限,最多者及15年,但仅1人,而任职仅1年及1年以内者占62.26%,足见教职员更动之频”。[91]教师流失的原因虽不止一端,但薪俸低微则为其要因。从《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职员名欠薪数目册》(详见表4-18)可显见其时欠薪与教师离职的紧密关联。

表4-17 湖北省中等学校教师在所在学校服务的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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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廖世承.我国中等学校教师的概况[J].教育杂志,1925,17(07).

表4-18 1931—1932年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职员名欠薪数目册(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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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湖北省立第二中学去职员名欠薪数目册[G].湖北省档案馆藏,LS10—7—300.

完整的欠薪表总共涉及教职员68人,其中校长1人,主任5人,专任教员8人,兼任教员15人,事务员8人,书记6人,童军教官1人,校工24人,共计欠薪12 828.4元。像这样省立重点中学欠薪及教师流动情况尚且如此严重,小学的情况之恶劣更是毋庸置疑,常有“无米不能将字煮,有书岂可当柴烧”的哀叹。[92]新洲县孔埠萧家大湾有教师在过春节时自拟一对联云:“如何不着急,着急又如何,黄连树下弹琴,苦中作乐;哪里去逃荒,逃荒去哪里,但愿苍天开眼,绝处逢生。”[93]

1935年11月,政府禁止银元流通,代之以法币;1948年8月,又以金圆券取代法币。在法币和金圆券流通的年月,广大中、小学教师四处奔波,通过“六腊之战”(指寒暑假腊月和六月为谋聘书到处奔波)以求谋得一纸聘书,但由于米珠薪桂,币值日贬,领到的薪水,常如一叠废纸,生活朝不保夕,苦不堪言。[94]由于日常薪俸尚可及稍有积蓄,大学教师在面临时局动荡和困顿时,较中、小学教师有更从容的职业选择。抗战开始后,杨静远随在武汉大学教书的父母西迁乐山。她在1944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描述:“妈妈说我们要拿出一些钱来投资做点小生意或别的,到哪一天日本鬼子打进来,可以隐姓埋名暂时混过难关,不然学校一解散,只有死路一条”。[95]而中、小学教师则没有选择的余地。1948年,一些公立小学教师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开展“尊师米”活动,即发动小学生每天上学带一杯米交给学校,分发给教师糊口养家。新中国成立前夕,武汉市立小学教职工选派代表赴市政府请愿索薪。[96]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教师的职业稳定性也开始受到冲击。据当时全国物价委员会统计,汉口的生活指数逾京、沪十余倍,而武汉大学教授的薪资不但比京、沪的低,日用物品也很少实行配给,教授们时有断炊之虞。武大尚且如此,其他院校就可想而知了。为此,武大教授会于1947年5月致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请求迅速改善教师生活待遇,电文中有“隐忍待命、衣食困窘、壮士无颜、人师有愧”的句子。讲师、助教也有因生活窘迫而向校方争取合理的生活待遇的情况。[97]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转述了考古学家李济对他说的一席话:“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浪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98]

【注释】

[1]江汉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65.

[2]武昌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5:199.

[3]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G].1982:104.

[4]张钟元.小学教师生活调查[J].教育杂志,1935,25(7).

[5]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G].上海社会调查所,1930.

[6]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G].上海社会调查所,1930.

[7]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G].上海社会调查所,1930.

[8]姜良芹.抗战时期高校教师工资制度及生活状况初探[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3).

[9]汉口大刚报,1948-07-03.

[10]武汉日报,1948-09-23.

[11]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G].1982:189,221.

[12]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G].1982:189,221.

[13]武汉金融志编写委员会办公室.武汉近代货币史料[G].1982:32.

[14]李子真.尊师论——向大学教师要求,为大学教师要求[J].高等教育季刊,1943,3(2):6.

[15]教育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教育部工作报告函[R].1942年7月至1943年7月.

[16]李邦和.当前公务员待遇问题[J].人事行政,1942(12):48.

[17]教职员加薪名册[G].武汉市档案馆藏,全宗号:74—1—199.

[18]碧云.现代职业妇女的厄运[J].东方杂志,1936:33.

[19]新洲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68.

[20]黄陂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71,71.

[21] 黄陂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71,71.

[22]1897年湖北官钱局成立后,始发行一串文制钱票,完粮纳税,一律通用,人民因又称之曰官票。见周沉刚.湖北官票问题[J].银行杂志,1926,3(11):4.

[23]“汉钞”是由设在汉口的银行(或分行)发行和负责兑现的纸币。民国成立后,武汉各银行陆续收回旧“汉钞”,改发新“汉钞”。民国时期,汉钞均系银元票,面值多为1元、5元、10元3种,少数银行还发行有20元至100元面值的。西商因不熟悉内地习惯,要求汉镇各商,根据上海规定之例,以估平宝九百八十两,升成洋例银千两,以为标准,成为一种假定划一银两。载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53.

[24]江汉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大学工业出版社,1992:65.

[25]朱斯煌.民国三十七年度国内经济总检讨[J].银行周报,1949,33(1):1.

[26]李珠,皮明庥.武汉教育史(古近代)[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115-122.

[27]硚口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3:121.

[28]邹昌盛.百年来湖北教师的薪俸略述[J].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5(4).

[29]新洲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68.

[30]江汉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65.

[3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M].民国丛书:第四编,上海:上海书店,1992:43.

[32]贾士毅.民国财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124.

[33]钟道赞.教育部督学视察湖北教育报告[R].1933:3.

[34]天津大公报,1926-12-30.

[35]邹昌盛.百年来湖北教师的薪俸略述[J].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5(4).

[36]湖北省教育厅.最近湖北教育一览[G].武汉:湖北省教育厅,1932:11.

[37]中华民国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G].上海:开明书店,1934:1485.

[38]江汉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65.

[39]江岸区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327-329.

[40]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9(3、4合刊):25.

[41]黄陂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106.

[42]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9(3、4合刊):22.

[43]钟道赞.教育部督学视察湖北教育报告[R].1933:3.

[44]李珠,皮明庥.武汉教育史(古近代)[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319-332.

[45]汉口民国日报,1927-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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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钟道赞.教育部督学视察湖北教育报告[R].1933,3.

[52]多贺秋五郎.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上)[G],412.

[53]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G].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影印版,1830,1854.

[54]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G].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影印版,1830,1854.

[55]常道直.全国各高等专门以上学校应设法扩充学额之意见[G]//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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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邹昌盛.百年来湖北教师的薪俸略述[J].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5(4).

[67]李珠,皮明庥.武汉教育史(古近代)[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42,42.

[68]市政概况[G].武汉档案馆藏,全宗号:79—1—199.

[69]钟道赞.教育部督学视察湖北教育报告[R].1933:3.

[70]田正平,商丽洁.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520.

[71]北大教务长之重要谈话,经费所以重要之三大理由[G]//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2851.

[72]新洲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125.

[73]2006年年初,笔者在新洲三店采访李之琛本人。

[74]大学教授限制兼课[N].申报,1929-06-22.

[75]武汉大学校史编辑研究室.武汉大学校史简编(1913—1949)[G].1983:88.

[76]李宗侗.李宗侗自传.北京:中华书局.2010:217.

[77]邵和平.民国时期湖北省私立学校概述[J].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5(2).

[78]廖世承.我国中等学校教师的概况[J].教育杂志,1925,17(7).

[79]廖世承.我国中等学校教师的概况[J].教育杂志,1925,17(7).

[80]陈育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小学教师的薪水及其生活状况[J].民国档案,2004(4).

[81]张钟元.小学教师生活调查[J].教育杂志,192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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