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薪俸与政权更迭

第一节　教师薪俸与政权更迭

教师薪俸作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实施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因此，政府权力的稳定性及其变更情况，也直接影响着教师薪俸水平的高低。

一、地方政权机构频繁变更影响薪俸政策的稳定性

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在世界的东方建立了第一个共和政权——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但革命果实很快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吞占。人们对民主盛世的企盼和政治近代化的渴求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民国虽在，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却在深化。整个民国时期，武汉的政权发生多次轮转。从湖北军政府到北洋军阀统治、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政府、日伪政府、国民党政府，政权六易其手。可以说，民国时期是武汉历史上最不稳定的时期。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在整个晚清时期，武汉就是重大政治斗争的多发地区。民国时期，斗争的规模在扩大，内容在更新，频率在加快。政权的频繁变更打断了武汉教育发展的正常轨迹，影响了教育制度，尤其是教师薪俸制度的贯彻落实和近代化变迁。

（一）湖北军政府的低薪政策

武昌辛亥首义之后，湖北武汉成为南北争夺的焦点。武汉的政体，也在辛亥首义时发生了鼎革。首义之时，就推倒设在武昌的湖广督署及所属的司、道、府、县，并适时地在武昌建立了湖北军政府，推举当时湖北军界地位仅次于第8镇统制张彪的21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1911年10月11日下午，武昌城内贴出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的布告，宣告了湖北军政府的成立。成立初始，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解民倒悬的政策，其内容涉及稳定金融与物价、整顿财政、改革司法制度、对外政策、清除奸细、改革陋习以及实行低薪制等。尤其是低薪制政策，表明了湖北军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1]湖北军政府的低薪制政策有利于积聚力量，致力于民国初期千疮百孔的武汉的城市建设和发展，但教师薪俸和教育发展也因之大受影响。正因此，民国初年，武汉失去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心的地位，不再成为教育改革的模范区。^[2]这一时期，中、小学教师薪俸一般为每月6～7块银元，数量不多。好在此时物价波动不大，教师大多尚能维持基本生活。

（二）北洋军阀政府的肆意打压

武汉绾毂中原，地处要冲，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因此，作为大总统的袁世凯，对于非自己嫡系的黎元洪占据湖北地盘很不放心。1913年12月8日，陆军总长段祺瑞抵武昌，奉袁世凯之令，请黎元洪“进京磋商要政”。^[3]当月10日，当他还在途中时，袁世凯令段祺瑞代湖北都督。黎元洪无可奈何，为保住既得利益，只好上书请辞湖北都督一职。至此，湖北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直接统治时期。段上任仅53天，袁世凯又于1914年2月1日调段入京，改任其心腹大将段芝贵为湖北都督。段芝贵大肆搜刮鄂省民脂民膏，除攫为己用外，还源源不断输送往北京政府，以支持袁世凯的专制统治。1915年1月4日，北京政事堂致电段芝贵，以经济窘迫，不敷之款达5 300万元之多，嘱湖北竭力“接济中央，以维大局”。鄂省每年收入820余万元，支出却为845万余元，加上1915年的内、外债192万元，“收支两抵，不敷之数约250万元”，财政已“奇穷”。尽管如此，段芝贵接到饬令后，立即会同巡按段书云，召集财政、政务各厅长暨江汉道尹等，“共同讨论，反复研究”，决定增加税收，提高田赋率，全年多征收250万元之数。同时压缩教育经费，“将教费缩至年36万元”，^[4]教师薪俸因之巨降。为调和段芝贵与湖北军务督办王占元的矛盾，袁世凯将镇安上将军张锡銮调到湖北任将军。张锡銮因王占元的反对，迟迟不敢上任。1915年12月，袁世凯只好让步，免去张职，由王占元代理湖北将军，同时兼任湖北省省长。至此，武汉又进入王占元军阀统治时期。王以一介武夫掌鄂，对文教一窍不通，而且中饱私囊，削减教育经费，克扣教师薪俸，严重窒息了武汉教育的发展。^[5]1921年7月26日，湘鄂战争爆发，王占元迫于形势“迭电辞职”，北京政府遂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祸鄂十年的王占元统治终于倒台。倒台之后，武汉仍是北洋军阀天下，萧耀南为鄂（武汉新洲县）人，小时读过诗书，与赳赳武夫王占元有些差别。萧网罗鄂中文士，在武汉兴革文教，教师薪俸迎来一丝改善的希望。但吴佩孚横加干涉湖北政事军务，安插亲信，使湖北重要厅局“均攫为己有，并包卖全省厘税”，^[6]扣留鄂省盐税，至使萧耀南成为一个光杆军务督办兼省长。1926年2月14日，萧耀南在武汉病逝，吴佩孚当日委任陈嘉谟继任督办湖北军务，汉口镇守使杜钖钧为湖北省省长，以图直接控制鄂省。1926年6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兵锋直指武汉，吴佩孚就在这股巨大浪涛冲击下被埋葬，北洋军阀在武汉长达十余年的统治宣告结束。这一时期，武汉教育发展“历年时进时退，要之无甚进步”，^[7]教育经费缺乏保障，教师薪俸难以落实，教育事业自然深受影响。其时，武汉缺乏在全国能真正叫响的名牌大学，因而武汉在全国的教育地位大为逊色。^[8]

（三）武汉国民政府的教育变更

1926年底，北伐军攻占武汉。同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二次临时会议作出迁都武汉的决定，武汉由此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汪精卫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对武汉的教育甚为关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措施，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积极筹措教育经费，努力提高教师待遇。国民政府规定，公立学校教育经费一律由教育部核定，国库拨款。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加之反动派的封锁，政府财政相当困难，但还是设法解决，如对孔子的祭祀废除后，祭祀费即拨充为教育经费。湖北省教育厅用于工农教育方面的经费为教育经费总数的60%，武汉市教育局为工农教育拨款50%，充分体现了对教育的重视。1926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颁布《学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施行细则》共十三条。1927年，湖北省政府制定颁布了《湖北各县市立初级小学教职员待遇规程》^[9]、《优待教职员条例》等，规定县、市立初级小学教职员薪俸采用“年功加薪”制，其薪俸分为十一级，即正教员一级32元，助教员一级30元，按级递减，十一级为10元；代课教员一级24元，按级递减，十一级为8元。县、市立小学教职员薪俸按其授课时间而定，具体校长第一级64元，十二级20元；专任教员一级44元，十二级11元。中学教员一般高于小学教员。其晋级办法为：均在任职两年以后，每年依次晋升一级，成绩优异者提前晋级，至最高级为止。1927年6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正式通过并颁布了《大学教育资格条例》，对大学教授任职资格及薪俸均有明确规定。^[10]迁都武汉后，由于大量机关团体迁至武汉，财政支出猛增，而收入则紧缩下降。1927年4月，江汉关所收税银比1926年同期少27万两，5月又少34万两，^[11]特别是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之后，广东每月上缴武汉政府的1 000万元以及东南各省上缴武汉的收入都停付，使武汉政府经济状况更加窘迫。有关教师薪俸的许多政策在这种状况下难以兑现，加之当时纸币贬值，物价上涨，武汉的米粮、食油、食盐和其他副食品，无不短缺，物价在几个月中涨了几倍，教师生活自然难脱干系，大受影响。同时，国民政府时期，武汉各类型、各层次的学校一哄而起，数以千计的人同时免费入学，教师薪俸全赖政府支给，给政府增加了沉重的负担。

（四）南京国民政府的积极保障

1927年“7·15”宁汉合流，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武汉地区以政治的倒退换来了教育发展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并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的爆发。宁汉合流之后，经过宁汉战争、蒋桂战争，蒋介石于1929年4月“兵不血刃而定武汉”。^[12]蒋介石以何成濬^[13]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以湖北人刘文岛^[14]为武汉市市长。至此，与南京方面一直对峙的武汉，终于归于其掌握之中。湖北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告武汉民众书》，表示今后施政方针，“当兴利革弊，除暴安良，休养生息，务使工农士商，各乐其乐，各安其居”，把湖北建成“全国训政的模范省”。^[15]此后，方本仁、何成濬、夏斗寅、张群、杨永泰、黄绍竑等先后任湖北省政府主席。这一时期，由于政局相对稳定，武汉教育发展较快，也是武汉教师薪俸较丰的时期。^[16]公立中学经费均由省、市政府拨款，支付教职工薪俸和办公费。1928年，湖北省政府政务会议决定从本学年度秋季起，省、市立中小学校一律免收学费。1933年，省教育厅遵照《中学规程》第86条的规定，令省立中等学校照旧免收学费、图书费；体育费则每生每学期至多不超过5角；制服费，冬夏两季各一套，用国货布质，以时价为标准，冬季不得超过4元，夏季不得超过3元。^[17]1929年，执行汉口特别市规定，武汉市立完全小学校长、教职员待遇薪俸等级为八级：校长180～110元；专任教员140～70元，每级级差10元；职员70～35元，级差5元，统一由政府发给。^[18]

（五）沦陷时期的扭曲变态

自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素为九省通衢的华中重镇——武汉，在日寇铁蹄蹂躏之下长达7年之久。为推行所谓“以华制华”政策，1939年4月19日，在日本人指使下，武汉治安维持会会长许国桢等“推戴”张之洞第十三子张仁蠡为武汉特别市市长，何佩瑢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此后，武汉的汉奸袍笏登场，前后变换了几套人马。1942年6月6日，伪湖北省政府主席何佩瑢为打开省、县关系，出巡大冶，患病返汉暴卒，伪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杨揆一走汪精卫老婆陈璧君的门路就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1945年3月又派叶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武汉行营主任。武汉方面则于1943年10月，由何佩瑢亲家石星川接替张仁蠡任汉口市市长。在汉奸政权更迭交替中，武汉教育的殖民化特征明显。迫于生计走进教室的教员，教学时往往马虎，很多教员是教一天，混一天。^[19]日伪时期，武汉各学校教职员工的薪俸，以日钞军用票为单位（详见图5－1）。日军侵占武汉之初，规定军用票1元兑换法币1.25元，在实际流通中，二者兑换时有升降。^[20]沦陷初期，教师到手的军用票的购买力尚可。随着日寇对武汉经济的控制加强，通过操控日钞与法币的比价，法币无形贬值，物价随之猛涨，军用票的生活费指数也随之上涨（见表5－1），广大教师深受其苦。苟活在经济萧条、教育扭曲的军事殖民地环境中的武汉教师，除了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之外，生活亦苦不堪言。一为通货膨胀之苦。据《汉声》报载，1941年1月与1939年秋相比，汉口生活费指数明显上升。若1939年秋的生活指数为100，1941年1月生活指数则达336.1，其中鱼301.5、肉301.5、麦食355.4、油160.7、盐160.7、蔬菜163.1、杂食330.9、燃料191.5、米粮533.6、海产品189.7、衣服材料365.1。数月之间，物价腾贵，斗筲之民根本无力应付。至于人们须臾不可或缺的粮食的价格更是扶摇直上，1942年3月，中米每担约值法币300元，同年5月涨至740元，大米则高达920元，一般市民只得购食杂粮，甚至日食一餐。再如日用品肥皂的价格，1943年夏，每块青龙牌肥皂值储备券（详见图5－2）2.2元，年终达5元；1944年夏为20元，年终为200元；1945年竟达1 000元。二为盘剥之苦。以食盐为例，武汉沦陷之初均由日军经理部控制，供应十分紧张。1940年，武汉成立销盐公会，代替日军行使管理盐政职权。销盐公会规定：每户每月供应食盐1斤，每斤价日钞0.28元，均由保、甲长根据所辖人口呈报联保处转报销盐公会，先收钱，后发盐。实际上，每斤盐经日军经理部、销盐公会、联保处、保长、甲长层层克扣，每户缴了1斤盐的钱，只得到分量不足半斤的盐，不足部分只得到黑市上去买，每斤价日钞1元。^[21]

图5－1　侵华日军军用手票百圆券

图5－2　中央储备银行拾圆券

表5－1　1942年日军用票生活指数表

资料来源：汉口大楚报，1942－05－21.

（六）光复后的动荡与乱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在恩施的国民党湖北省政府立即布置“还治”武昌，当日即成立了湖北省复员委员会。同年9月3日，省政府主席王东原令国民党鄂东行署主任兼保安司令李石樵，日夜兼程赶到武汉，成立了湖北省政府武汉临时办事处。武汉一些迁徙内地的大、中学校纷纷复员武汉。同年9月17日，湖北省党部、省政府首脑劭华、王东原等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等一行200余要员乘船抵汉。同年9月20日，王东原在省政府宣布省政府正式办公，并决定撤销武汉临时办事处，另设省政府主席驻汉办公室，由省政府委员刘公武主持，办公地点在汉口黄陂路物华馆，同时决定对敌伪在湖北省内的各种事业，除军事范围外，均由省政府主管各厅处负责接收。随后取消因抗日而设置的鄂东、鄂北两行署，恢复第二专员公署。^[22]经调整的省政府主席为王东原。

1945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免去吴国桢的汉口市市长职务，任命徐会之继任。1946年4月，王东原因贪赃枉法、横征赋税，遭到弹劾，被调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由万耀煌继任湖北省政府主席。万耀煌主政湖北两年，正是国民党全面发动内战并由胜转败的时期，他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国民党制定的内政方针，根本无力顾及教育发展和保障教师薪俸。1948年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又免去万耀煌的湖北省政府主席，由张笃伦继任。张笃伦主政10个月无所作为。1949年2月，湖北省政府和汉口特别市人事又进行重大变动。同年2月4日，汉口特别市市长徐会之辞职，2月13日晏勋甫接任。2月2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朱鼎卿为湖北省政府主席，让他去“跳火坑”，当“替死鬼”。^[23]他领导的省府是民国时期湖北的最后一届省政府。5月15日，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武昌市市长蒋铭，在解放军进入武汉前夕宣布起义，民国在武汉的统治就此褪去了黄昏的最后一抹霞光。

局势的飞速发展决定了最后几届湖北、武汉政府难有发展的空间。面对社会的动荡和混乱局势，武汉学校复员重建工作倒是取得了较大成绩，教育规模基本上恢复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水平。为了稳定教师队伍，汉口市政府规定提高小学教师的薪给待遇，其最低薪给应以武汉地区个人衣、食、住所需生活费的三倍为标准，并比照当地县市级公务员薪给标准支给；最低薪额之外，应按照教职员资历高下、服务久暂、职务繁简，分别增减其薪给。传令嘉奖及嘉奖人员，一律晋一级支薪；各校教职员应按照编制聘用，不得有顶替浮报及克扣薪金情事。违者一经察觉，即予严重处分。另外，还规定国民学校教员应依法律得到保障，不得随校长或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的更迭而进退。^[24]

以上规定由于政府频繁变更、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并没有在武汉得到切实贯彻与执行。随着内战的爆发，教员的待遇每况愈下，其生活毫无保障。当然，上述提高教师待遇、地位的“空文”也还有一定政策上的积极意义。

二、主事者频繁更换和派系斗争

民国初年，官方对教育的重视不如晚清时期，表现在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方面，就是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降格和异动频繁，在教育内部，则是派系的争斗。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教师薪俸政策的延续和落实。

（一）主事者频繁更换

清末，主管一省教育的行政机构为提学使司，其级别相当高，位于布政使司之后和按察使司之前。可以说，一省文职官员，提学使地位仅次于督抚和布政使。

武昌首义后，湖北提学使司被撤，在革命高潮中成立了湖北军政府，1912年1月，军政府内专设教育部，主管全省教务业务，苏成章为正部长，查光佛副之，以前清学务公所为办公处。还未正式办公，就发生了1912年2月27日的“群英会之变”，苏成章、查学佛2人去职，由许学源代理部务。是年3月，部改为司，由湖北教育界著名人物姚晋圻、时象晋分任正、副司长。教育司内设一、二、三、四科。1914年，裁撤教育司，改为巡案使公署的一科。

1917年，湖北省教育厅成立，首任厅长为湖南人熊崇煦，厅内设一、二、三科，督学室及教育参议会。

民初县级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也变动频繁。武昌首义以后，县级教育行政机构沿用清末劝学所，其行政职权没有多大变动。1914年，改劝学所为教育公所，劝学所长改称学董，无劝学员名目。1916年，教育部通令各县恢复劝学所，重颁劝学所章程，易所董为所长，受县知事之监督与指挥。

1923年，教育部正式公布“县教育局章程”，规定县教育局设局长1人，局长秉承县长之命，主持全县教育行政事宜。^[25]

1926年9月，湖北省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下设教育科，科长郭沫若（后为李汉俊），掌管全省教育。^[26]1927年4月，改教育科为教育厅，李汉俊任厅长。^[27]1927年4月16日，武汉三镇统一为市后，市政府下设教育局，局长杨一如（后为涂允檀），各县均设立教育局。

1927年，国民政府在中央设立大学院，同时下令各省教育厅，改设大学区，以一省为一个大学区。每省设国立大学1所，以省名为大学名。由国立大学接替原教育厅主管省区内一切学术与教育工作。由于当时先后任湖北教育厅长的李汉俊、王世杰、刘树杞等均不支持大学区制，加之大学区制试行时间甚短，故湖北省教育行政机构并未变更，仍设省教育厅。1926年至1938年间，历任湖北省教育厅长依次为李汉俊（1926年10月—1927年7月）、刘树杞（1927年12月—1929年6月）、黄昌谷（1929年6月—1929年7月）、黄建中（1929年12月—1933年7月）、程其保（1933年8月—1937年1月）、周天放（1937年1月—1938年6月）。

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的教育行政机构亦时有变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汉口市一度提升为行政院院辖市，市教育行政机构亦提升到与省教育厅平行的地位。1930年，汉口市政府内设教育局，下设总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科，管理汉口、汉阳两地的教育行政事宜。1932年，吴国桢任市长时，改教育局为教育股，隶属社会科。武昌教育行政则由县教育局管辖，由省教育厅归口领导。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县级教育行政机构变动较小。唯1934年，省政府指示，教育经费在2万元以上的县保留县教育局，经费在2万元以下的县改教育局为教育科。据此，是年汉阳县教育局改为教育科，武昌县教育局仍旧。局（科）下设督学、股主任、股员、录事等，直属县政府指挥监督，依法令主管全县教育行政事宜。^[28]

武汉沦陷后，1939年4月，伪武汉特别市政府成立，原维持会社会局教育科扩建为教育局，局长为高伯勋。1943年，局长一职为萧治平取代。1941年，伪湖北省府成立，伪湖北省政府教育厅也随之产生，湖北沔阳人徐慎武、福建人黄实光、何庭流、四川人黄大中等相继任厅长。

武汉光复后，湖北省教育厅和汉口市教育局陆续恢复建制，但他们的精力很快就疲于应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根本无力顾及教师薪俸的保障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通观民国，武汉地区教育厅长、局长，经年更迭。从1917年成立湖北省教育厅起至1949年的32年间，教育厅长更换了22任，每任平均任期为17个月。如此五日京兆，何以建树？^[29]

民国时期，有关教师薪俸的政策主要由教育部和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研究提出，或提请政府备案后颁发，教育主管部门和主事者的频繁变更极大地影响了教师薪俸政策的连续性和落实，而且与主事者的个人教育理念关系甚大。如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湖北七任教育厅长，均为出国留学生，有着相当的学识和见识，对教育和教师薪俸保障亦十分重视。如黄昌谷（1929年6月—1929年7月）毕业于国立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黄建中（1929年12月—1933年7月）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英国，获英国剑桥大学硕士学位；程其保（1933年8月—1937年1月）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周天敦（1937年1月—1938年6月）先后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和欧利根大学。这一时期武汉教师薪俸水平的提高与上述主事者对教师薪俸保障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

（二）派系斗争

民国期间，武汉教育界的派系斗争激烈，其对教师薪俸的影响自是必然。

1.新旧之争

民国初年，北洋军阀段祺瑞、王占元掌握了湖北军政大权，湖北教育行政大权也落入省长公署教育科长（1919年改为教育厅）等人手中，他们贯彻北洋政府尊孔读经，乃至复辟帝制的旨意，成为阻碍新思想的旧派行政力量。

武汉办“新教育”，是从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所办的自强学堂开始的，张之洞为培养“新”的教育人才，于1903年前后选派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学生赴日本留学。回国后，他们被分派到湖北学务处担任科长或视学或大、中学职教员。随后，这些人在教育界慢慢形成一个派系。

省长公署教育科长熊兰田和一批中学利用手中教育行政权力，对武昌高师毕业生进入教育界采取排拒态度，形成派系斗争。尽管北洋政府的教育部从1917年起逐年将武高毕业的学生名单行文到湖北省，请为安排去教书，但湖北教育当局为保持势力，总是置若罔闻。除了与省长公署教育科长（或1919年成立的教育厅）和中等学校校长有师生、亲戚、同乡关系或另有后台者以外，休想在武汉各校谋得教职。而且纵有关系，所谋得的也不过是二至六小时的兼任教员而已，休想做专任教员的梦。因此，同为教员，其薪俸待遇和生活水平却相差很大。

本来，湖北教育经费在1915年吕调元掌湖北省政时，已大肆裁减，王占元对此更不重视，不特中等学校不能增设，即原有学校增加班也很难办到。这也成为那些校长们拒绝任用新人的一个借口。究竟那时各校教员缺不缺乏呢，其实很缺。以至有些教员几处兼课，以应学校之急。例如蔡存方教数学，韩禹卿教理化，翟博识教博物，曹昌江教英文，都是担任两、三个学校专任教员，每周教课都有三十几个小时。他们因为时间不够分配，各订立了一个缺课表，作为向各校轮流请假的依据。那些校长们明知这种做法不对，但还是不愿另找新人。旧派这种用心，为武高、北高、南高和东京高师的人所深切痛恨，因之对旧派就有联合进攻的企图。

湖北省从辛亥革命时起，各项经费均以制钱一串二百文作为银洋一元开支，可是物价逐年上涨，银元价格到1922年已涨至每元票换铜元二串五、六百文。省级的行政机关依照这种情况，已于1922年元月改制钱一串五百文为一元发薪，而大、中、小学校（除武昌高师及附中、附小系国立性质一向是银元发薪）仍照旧办理。教联会认为这是关系教职员切身生活大事，提出讨论，呈文教育厅请为照改，并推派干事向财、教两厅面为请求。当时教育厅长宗藻生（两湖书院出身，清举人）当面虽表同情，但为维护官位，不愿力为代陈。尤其是财政厅长杨惠廉坚持不肯，并挟督军萧耀南的意旨相恫吓。因此，教联会在开代表大会报告交涉情况时，提出发动各校教职员齐到财政厅请愿。

1923年6月，全体教职员向财政厅请愿，分别将厅长办公室和各科办公室紧紧围住，还到大朝街杨惠廉私人住宅质问，接连两三日，相与约定，不达目的誓不出门。于是各校也就无形的罢课两三天，弄得舆论大哗。宗藻生到了这种时候才努力奔走，卒得萧耀南依照所请，持取命令财政厅的文件，向请愿教职员宣布解决办法，才解了财政厅的围。这场斗争，虽是对付旧派宗藻生，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教师待遇的平等。^[30]

2.学系角逐

民初，武汉市政府成立教育局时，经省党部决选杨一如充任局长。于是该局的重要职务如第一科科长王义周，第三科科长毕楚翘，督学王大棋、朱有光、董永森，均系武高的同学。在市内开办的中、小学校和社会教育机关，其校长馆长除湖北一师与女师有数人例外，其余多系武高同学。这说明当时汉口的教育行政权操于武高之手。因此，武高派颇遭其他学系、尤其是北大毕业回鄂的人的嫉视。

1927年7月间，杨一如因被控为共产党员而被捕。市政维持委员会任命涂允擅接任，其中重要职位皆为涂的北大同学尹元勋、潘龙霖等所占据，北大派已夺取了教育界部分地盘，与武高派形成明争暗斗。蒋政权从1929年统治湖北以后，充任湖北教育厅长的要以黄建中的任期为长。黄是北大出身的，特别扶植北大同学的势力，压低高师派（包括武高、北高、北女高、南高）在教育界的作用，酿起学系间的斗争。黄建中于1929年底接任厅长，任命潘龙霖代第二科科长，还任用他的北大同学杨昭恕为省立高中校长。以后在黄冈所办的第六中学校长王治孚，在武昌所办的第二女子中学校长夏正声和商科高级中学校长张翩，也都是北大同学。同时，他还在省府教育科推荐同学张家鼎为科长。如此种种，不能不引起高师派与北大派暗斗的愈演愈烈。

1932年3月，湖北省政府改组，黄建中辞去教育厅长职务。关于谁来接任的问题又引发了尖锐的派系斗争。省政府主席夏斗寅要杨少岩兼任（杨为省府秘书长），而教育部则要以曾任北大教授的沈士远充任，于是又引发武高派、北大派的学系斗争。为抵制沈士远，武高派发动罢课，持续五天之久，最后在李书城、陈时调解下，沈士远才出任教育厅长，但仅三个月就告辞了。这无疑是对北大派的重创。^[31]

整个民国期间，武汉教育界除了“新派”与“旧派”、“北大派”与“高师派”的角逐外，政治派别中的“CC派”与“复兴社”等派系的斗争也从未间断。激烈时，几令教职工无一夕安枕。力量消耗在斗争中，嫉贤妒能者有之，任人唯亲者有之，滥竽充数者有之。人心不专，事业何旺？^[32]以至出现虽有学校因经费短缺，学校开不了学，发不了工资，都“无一适宜机关代为表示意见”的情况，^[33]足见派系纷争对教师薪俸的影响。

三、三镇分治的版图格局

武汉是武昌、汉阳、汉口的合称。武昌、汉阳、汉口原先各自为镇，号称“三镇”。武汉三镇在民国期间的分分合合，也影响着教师薪俸及其生活状况。

（一）三镇版图演变和政权分治

晚清时，江夏（武昌）、汉阳分别置县，汉口有了夏口厅的建制。武昌首义时，就推倒了设在武昌的湖广督署及所属的司、道、府、县。江夏县遂易名为武昌县（鄂城县原称武昌县，后改为鄂城县），汉阳县仍保存旧名，夏口厅则改为夏口县。

北伐军抵定武汉以前，三镇基本上是在省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归属不同的部门分治。1926年9月，南方国民革命军攻克汉口、汉阳后，建立了汉口市镇委员会和汉阳镇委员会，这是武汉历史上第一次按照西方近代意义的城市行政管理体制而设立的市政机构。同年10月攻克武昌后，沿用北洋时期的体制，建立了武昌市政厅。

1927年1月，从广州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下令将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京兆区并首次定名“武汉”，作为临时首都。指定国民政府的财政、外交、交通三部部长，武昌、汉口两市市长和武汉卫戍司令组成京兆区委员会，并意图建立一个统一三镇的政府，但未能实现。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后，经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市党部酝酿协商，决定接管办理三镇合并事宜。同年4月13日，国民政府下令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并为国民政府直辖的武汉特别市，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省市党部、省政府、省总工会、汉口市总商会、汉口市商民协会互推委员11人组成特别市政府。同年4月16日，武汉特别市政府正式成立，武汉三镇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并首次脱离湖北省的管辖。

1928年1月，桂系占据实际统治地位的湖北省政府决定收回武汉市市政管辖权，于4月27日成立隶属省建设厅的武汉市工程委员会，由建设厅长石瑛兼任主席。同年10月，省政府决定将武汉改为省辖市，成立以胡宗铎为委员长的武汉市政委员会，统一行使三镇的行政权。1929年1月23日，省政府第七十七次政务会议决定将市政委员会改为市政府，实行市长负责制，并于2月1日组织成立。

1929年4月5日，在蒋桂战争中获得胜利的蒋介石任命其亲信刘文岛接任武汉市市长。4月27日，国民政府决定将武汉市改为直辖市，由刘文岛负责组建以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为辖区的武汉特别市。但因武昌向为省府驻地以及省市间的矛盾，1929年6月11日，国民政府下令武汉分治，设置汉口特别市，将汉阳划归汉口特别市管辖，武昌划归省政府管辖。1930年4月5日，湖北省政府与汉口特别市召开联席会议，认为汉阳城区无设市的必要，划归汉阳县管辖，并重新划定汉口特别市的管辖区域。1930年7月，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提出设置武昌市，并推省政府委员熊秉坤兼任武昌市市长，经省政府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后，于同年8月宣告武昌市成立。但时隔不久，湖北省政府的决定被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否决，武昌市政府撤销。

1931年5月，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在南京与蒋介石议妥，实行省市合并。6月11日，行政院决定汉口为普通市，改隶湖北省政府。1935年7月1日，经行政院及南昌行营核准备案，武昌市政处正式成立。1938年武汉沦陷后，汉口市政府和武昌市政处奉令西迁，市政府组织无形撤销。此后，日伪政权对武汉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

1945年8月，胜利复员后的湖北省政府奉令筹设汉口市政府办事处。10月1日，汉口市政府正式恢复成立。1946年10月10日，省垣武昌市正式成立，隶属省政府。1946年8月10日汉口市参议会成立，在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参议员刘柏如、黄亚东提出汉口市改为特别市的议案，经会议讨论通过后致电行政院，请求改制。此后，以汉口市参议会为首的汉口各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汉口特别市复制运动。1947年5月，行政院正式决定汉口恢复为直辖市。同年8月1日，汉口特别市政府成立，一直维持到1949年5月汉口解放。^[34]

武汉三镇版图的分治格局，致使三镇时而隶属湖北省，时而直属国民政府，时而各自为政。有时是武昌、汉阳、汉口分而治之，有时是武昌属省、汉阳属汉口，有时又同属湖北或中央，致使教育政策和教师薪俸发放莫衷一是，极难有统一标准。如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同是武汉，出现三级办教育的格局，即市（县）办小学，省办中等学校，国家办大学。其时教师薪俸状况十分混乱。^[35]

再如，武汉光复后，武昌市和汉口市分治，武昌市属省。1947年8月，汉口市政府市长徐会之颁布训令，令市立各中学“教职员薪俸支给标准暂照《湖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员薪俸支给暂行标准》办理”。^[36]同期，武昌市政府则颁布训令，令市立各中学“因学校申述近来物价高涨，生活艰难，准予依照原办法（笔者注：《湖北省中等学校教职员薪俸支给暂行标准》）之规定，优待提高薪级。即专科学校或师范学院初级部毕业前经核定支薪160元以上不满240元者，即提支为240元，高等师范或大学毕业前经核定支薪180元以上不满260元者，即提高为260元”，^[37]由此可见版图分治和政权各异对教师薪俸的深远影响一斑。

（二）教育经费的差异

由于版图分治、政权各异，武汉三镇各市、县的教育经费和教师薪俸水平也因此各有不同。

1912年，汉口的初、高等小学校经费（设备费、维持费、教职员薪俸等）由夏口县经费支给。1929年以后，公立小学经费（月薪、办公费）由政府拨款。办公费每班每月40元，其支出细目有文具、邮电、印刷、器具、房屋维修、杂支等。武汉沦陷期间，教育经费沿用国民政府的办法，唯办公费减为每班每月30余元。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学校教职员工月薪由政府按月支拨，学校向学生收缴杂费，用于购置卫生设备、体育用品、茶水、用具等项。1945年，武圣区第一中心国民学校接受汉口市政府拨款197.28万元，其中薪俸4.08万元，约占拨款总额的2.07%；工饷1 680元，约占拨款总额的0.09%；办公费193.03万余元，约占拨款总额的97.84%。^[38]

1932年，根据省政府规定的支出范围及标准，黄陂县教育局、县立小学、县立民众教育馆每月经常费支给情况如下：教育局局长60～80元，督学40～50元，主任30～35元，事务员24元，录事20元，局工8元，办公费60～80元；县立小学校长45～50元，主任35～40元，专任教员30～35元，事务员22元，录事18元，校工8元，办公费以6班为基本，每班10元，每增1班加5元；县立初级小学正教员27～30元，副教员24～27元，校工8元，办公费每班学生满40人7元，不满40人5元，每增1班加4元；县立民众教育馆馆长27～30元，馆员24～27元，馆工8元，办公费18元。

据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著之《湖北省概况十种》记载，1934年，黄陂全县教育经费为56 444元，其中各项开支为：中等学校5 124元，小学及幼稚园44 644元，社会教育6 676元。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县公、私立学校复学，而教育经费来源枯竭。1946年3月，黄陂县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讨论了有关“教育经费来源与保管”问题，会议规定，国民学校及中心国民学校之经常费由县主管教育行政机关统筹支给。中心国民学校另列辅导员经费，其他各项费用除县中、县中心小学两校依旧由县库开支外，各乡、镇、保应自筹当地学校的如下费用：

（1）教职员俸给的60%；

（2）图书仪器、运动器具等设备费及卫生费的20%；

（3）实验研究、文具、水、电等消耗费的10%；

（4）参观、旅行、保险及教师福利等特别费的50%；

（5）预备费的5%。

此后，由于农村经济凋敝，筹款陷入绝境，以至公立小学无法维持，县政府改设联保小学，其经费皆由各联保自筹，县政府仅予补助。^[39]

汉阳县教育经费来自省、市较少，仍以自筹为大宗。如表5－2所示，汉阳教育经费来源于田地租、湖沼租、房屋地基租、学款息金、地丁漕米契税、屠宰附加、票捐等达二十余种，所筹之款，由县财政委员会统筹支付，名为国民教育筹给经费，实为贪官们大肥私囊。因此，汉阳教育发展和教师薪俸水平在武汉三镇中一直不及武昌和汉口。

表5－2　1933年汉阳县地方教育经费收支预算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汉阳县教育志［M］.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