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薪俸与战局变化

第二节　教师薪俸与战局变化

整个民国时期是一个军阀势力膨胀和战乱不止的时期，战争的威胁与影响如影随形，左右着武汉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对武汉教育事业发展、教师薪俸保障及其生活状况产生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战乱阴影下的教育徘徊

民国期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战火纷飞，而湖北、武汉的战乱，相比于全国其他地方而言，则更为频繁，时间延续更长，破坏更为严重。先是武昌首义在武汉爆发，民军与清军在汉口、汉阳猛烈交战，随后的“阳夏战争”，发生在武汉，历时一个月有余；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民革命军北伐，武汉再度卷入战火风暴中心，特别是宁汉对立时期，武汉三镇遭到严密的经济封锁，几乎成为一座“孤岛”；20世纪30年代初，中原大战初起于华北，“一·二八”事变继起于上海，前者一度截断了华北地区与武汉经济紧密相连的通道——京汉铁路，后者则堵住了武汉进出口贸易的门户；1938年6月开始的武汉会战，大小数百战，历时四个多月，武汉城区变成废墟。此外，1927年后，湖北省作为中国红色根据地的集中地区之一，也是红军活动的主要区域，国民政府动辄调集数十万大军往来“围剿”红军，战火连年不绝，一直延续至1935年。如1922年至1931年的海关十年报告中即指出，湖北省因在各派的武装冲突中横遭蹂躏，“导致商业混乱和中断”。^[40]又说，“促使汉口出口递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最近三年席卷中原的共产主义浪潮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使内陆局势险恶，各产地与汉口的交通中断。”^[41]

战乱对教育发展和教师生活的影响是极其致命的。细查民国时期武汉教育发展路径，均可发现战乱对武汉教育和教师生活带来的致命损害。

民国的三十余年间，因战乱影响，武汉全城学校三次停闭。辛亥武昌首义，战火四起，硝烟弥漫，全城学校停闭。1926年，北伐军入城前，城中守军紧闭城门负隅顽抗达40天。城中居民，水火之中，生死线上，苦不堪言，全城学校第二次停闭。1938年，日本侵略军逼近武汉，迫使全城学校第三次停闭。学校屡遭停闭，使教育发展失去了基础，失去了连续性。教师生活风雨飘摇，难有保障。教育不是在原来基础上一步一步地、不间断地向前迈进，向高攀登，而是一而再地重起炉灶、原地起步，且长期处于裹足徘徊，迂回前行的困境。^[42]

武昌首义爆发后，武汉三镇战火纷飞，教育事业发展遽受挫折。诚如当年《湖北教育》月刊所指出的：“军兴以来，士人惊逸，学校废弛，黉宫茂草，图籍荡然。”^[43]因战争的破坏，武汉工商业损失惨重，发展教育赖以依托的经济基础薄弱；民初湖北政坛不稳，主持鄂政者频易其人，地方当局对发展教育事业缺乏热心，“甚至还有人认为所谓教育是粉饰太平，属于消费一面的”。^[44]正是在这动荡的时局中，民初的武汉在全国教育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迅速滑坡，逐渐失去了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中心之一的地位。其教育发展水平不仅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等地，而且发展速度甚至赶不上毗邻的湖南、江西等省。^[45]“革命的直接影响之一是延缓了教育的发展。许多学校变成了军营，有的成了废墟，教师被遣散，或另谋生计。”^[46]

此外，武汉沦陷前夕，三镇中等、高等学校在沦陷前和光复后还两番历尽合并与分开以及千里迁移之苦，这种分与合、迁出和迁入，致使办教育者疲于折腾，教师流失动荡，校产设备大量损失，教育元气为之大伤。^[47]此种状况正如学者熊贤君所言，“教师如得不到合理待遇，备课桌在生活的颠沛流离中不能停止晃荡，最后葬送的是他们所从事的事业。”^[48]

国民政府从武汉西撤之际，所有公立大、中、小学及私立民办学校有的随之西迁，有的关闭，只有少数几所外国教会学校还在上课。及至武汉沦陷，教师四散逃命，有的涌入法租界，有的困守“难民区”，有的则藏身附近乡里。在这山河变色、风凄雨切、一日数惊的日子里，许多未来得及西走的教师颠沛流离，到处避难，性命尚且不保，哪里还谈得上薪俸保障和生活追求。杨静远的日记为我们生动再现了因战事影响西迁乐山后，同为武汉大学教师的父母亲的苦恼与困惑：“晚上爹爹、妈妈低声谈论很紧急的问题：如果日本打到四川来，我们怎样图生存。爹爹是一万个不耐烦，妈妈说什么他都顶回去，‘不可能，你这些办法都是做不到的。’妈妈耐住性子和他解释，‘你听呀！你听我说唦！’爹爹在房中间来回踱着，像被困的囚徒。”^[49]“武汉学校在前政府时代‘质’、‘量’均甚可观。事变以来，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件或被前政府西运，或为炮火毁坏，或被莠民窃损，非荡然无存，即破坏难用。且教育工作人员大部星散。”^[50]伪汉口市政府也不得不从一个侧面承认日寇侵略武汉后，对这个大城市教育事业和教师生活的严重摧残。

萧慎之，1920年8月出生，汉阳县人。在日军进入武汉之前，萧慎之所在的学校汉阳县立一小关停，萧慎之一家生活失去来源，学校原来欠发三个月的薪俸也没有补发的可能。为维持生活，萧到大集乡下一私塾任课，每月仅得一点米谷。后来形势紧迫，私塾招生也感困难，萧便无处可去。后来萧听老乡说部队待遇尚好，同时也激于日军暴行，遂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政府军。^[51]

抗战胜利后，由于遭到战火的毁灭性破坏，复原后的三镇大、中、小学一片破败景象。中、小学校舍、设备严重不足，不得不借用民房，附近中学都向市区集中，学生拥挤不堪，失学的青少年人数骤然增多。华中大学复原后除了校舍以外，水电设备以及图书仪器，不是被日军搬走，就是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搬光了。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校舍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复原后只得暂租汉口府东五路宁波同乡会馆为校舍。风光秀丽的武汉大学在日军占领期间变成了一座兵营，文学院、理学院、工学院由日本派遣军大批文职人员使用；教授宿舍被日军高级官员居住；学生宿舍成了日军营房；饭厅楼上楼下是日军的野战医院；体育馆成了军官俱乐部；武大附中，是军车调度场；武大邮局附近，是日军的马厩；复原后的武汉大学已是百孔千疮。1941年秋创办于战时省会恩施五峰山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初名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抗战胜利初即动议迁往武汉，但因院址、院舍、迁院费迟迟不能落实，只得暂借沙市董家花园为校舍，后经过全院师生的长期斗争，迟至1948年才迁回武汉，但校址久无着落，只好暂借国立体育师范专科学校、武大医院、前汉口市立一中旧址分部等处上课、住宿。^[52]

战争对教师生活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对与教师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的直接影响。前文已详尽论述了物价与教师薪俸的关系，这里，笔者想要交代的主要是战争对经济、对生活、对物价影响的突然性和严重性。1927年4月，上海、广州、重庆发生反革命政变，由此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革命势力与以南京为中心的反革命势力的对立，史称“宁汉对立”。宁汉对立中，蒋介石右派集团依靠江浙财团的经济实力和自己的军事、政治权力，与外国政治、经济势力勾结在一起，对武汉实施全面的封锁，战争阴云遂笼罩三镇。一时间武汉市场风声鹤唳，物价高涨。表5－3已尽显出战争对于物价和教师所持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当时，“汉口生活费用比较三个月前超过一倍有奇。米价每石遂由十元涨至二十元，且无整石可购。每一米店开市，一人至多可购一斗，因之人山人海，环如墙堵，且必有一警察维持秩序焉。每一米肆，至多每日粜米两小时，余皆停业，甚至有终日闭门者”。^[53]

表5－3　民国十六年（1927年）汉口物价指数及货币购买力表

资料来源：余捷琼.民国十六年武汉的集中现金风潮［J］.社会科学杂志，1936，7（04）.

二、军费与教育经费的博弈

民国时期，经济落后，国贫民困，政府入不敷出，这是事实。且政府微薄的收入因战争的此起彼伏而大部分被用作军费，也是事实。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6年平均每年的军费支出占总预算的42.7%，最高的年份竟达到48.4%，而同期教育支出平均每年占总预算的3.33%（缺1928年、1933年、1934年），最高的年份才占总预算的4.8%，教育经费与军费支出相比可谓天壤之别。^[54]抗战爆发后，民族的存亡使得教育发展退居二线，教育经费愈加短缺，而政府被迫用于抗战的军费占国家总预算的比例居高不下。抗战期间平均每年占总预算的63.55%，最高的年份竟达87%，而同期教育经费平均每年只占总预算的2.44%，最高年份才占总预算的3.54%，^[55]故时有“教育费用，所值几何”之叹。

民初的武汉，百废待兴，政府财政收入有限，支出项目繁多。然而，有限的收入却很少能投入到教育、社会发展等民生事业中，大部分被盘踞武汉的庞大军队所侵占。民国期间，武汉一直驻扎着庞大的军队。1913年，湖北有主客军队33 600多人；1923年则有3师9混成旅达10万人之众；次年，全省驻扎的军队共计7个师3个混成旅，兵员数额已逾11万人。这些部队的开支绝大部分靠武汉供应。因此，庞大的军费成为湖北地方财政支出的最大一项（见表5－4）。

表5－4　1913—1925年湖北财政支出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贾士毅.湖北财政史略［M］.湖北省档案馆藏，LSE 2—1—1，1937：43，61，62.

由表5－4可见，军费开支一般占湖北全年财政支出一半左右，1913—1924年共12年间，军费在300～700万元之间，其中有5年超过500万元，1913年高达785万余元，仅此一项就造成当年财政入不敷出313万余元。1915年是湖北财政收入最好的年份，然而军费就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41%。这12年中，除1914年、1915年两年稍有节余外，其他年份均入不敷出，1925年，收、支两抵不敷高达1018万元。军费剧增，收入有限，政府所能做的只有压缩教育等其他开支。“遂令全省财政，暴露恐慌之象，教育经费，因陷于枯竭之境。”^[56]表5－4说明，从1913—1924年，湖北省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分别为2.22%、5.51%、4.47%、4.43%、6.30%、6.01%、7.54%、6.55%、6.11%、5.47%、6.63%和6.64%，年平均百分比仅为5.65%，最低的年份1913年为2.22%，最高的年份1919年也只有7.54%，绝对值最高的年份1923年为86万元。由于军阀混战，一方面，“湖北教育经费较之清代要减四分之三”；^[57]另一方面，“1914—1915年度，军费开支则占57.3%，从1914—1925年，军费开支均占47%以上，最高时为1923—1924年度的62.5%”。^[58]因此，虽然教育经费在逐年提高，但其绝对值仍然很低。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每月军饷约1 000万元，占全部支出的70%～80%，仅唐生智的第八军每月军饷就达120万元，5个多月的军饷就是湖北省一年的全部财政收入。^[59]除了表5－4所列正常军费开支之外，一些“特殊军费尚不在内，故其亏短之数，实际上较诸数字之差额更巨”。^[60]如在湖北的客军，常年保持在2师4旅左右，7万人以上，月需军饷百万元。按规定，该款本应由中央政府发放，但由于中央政府往往拖欠，有时甚至克扣，所以，这笔巨大的开支便又落在地方政府头上，到1922年，“鄂中历年所垫军饷竟达三四千万之巨”。^[61]此外，武汉是南北要冲，过境军队不断，过境费、招待费、开拔费一项都不能少。如在护国战争期间，由于运兵筹饷，临时支出军费逾百万元。1920年6月，直系自湖南北撤，途经武汉时，便索款300万元。另外，武汉还是直系军阀进行战争的军火和军费的供应地。直系在湖北建立起统治后，规定湖北每年承担军费600万元，仅鄂岸榷运局每年所拨军费就是30万元。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湖北要承担500万元开拔费中的60%。

至于随时勒索项则举不胜举。1923年，时值春荒，吴佩孚全然不顾，索款130万元；1925年，他在汉口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后，第一个经济活动就是向武汉两商会“借款”100万元，名曰“借”，实为强索；北伐军逼近武汉时，省督办公署以“军事紧急，需费浩繁，若非筹备大宗款项，殊不足以利戎机，而应军需”为由^[62]，再次向汉口总商会借款250万元。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相对稳定，武汉教育经费才有了较快增长。

表5－5表明，1931年，湖北教育经费已占整个预算支出总数的17.7%，较民国初期有了显著提高，这一时期也是武汉教师薪俸和生活状况较好的时期。

表5－5　1931年湖北省财政各项支出预算数比较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湖北教育史志资料，1989（3、4合刊）.

抗战开始后，军费支出扶摇直上，教育经费自难保障。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的内战使军费需求剧增，教育经费的短缺自不待言。例如，抗战胜利之初，黄陂县教育经费“异常艰窘”，政府发米代金。县中教员，“年在31岁以上者月给米一石，26岁以上者八斗，25岁以下者六斗”。^[63]此后，教员生活待遇未有好转。1947年，县政府在年度行政会议提案中不得不承认：“物价突飞猛涨，公教人员待遇低微，生活极度恐慌”，惊叹“以此种待遇，欲聘合格之教师，其何可得？纵有少数合格教师，欲求其安心从事教育界，又何可得？况大多数教职员以生活所迫，发生怠课现象，致使学生程度每况愈下，长此以往，则教育前途不堪设想”！^[64]民国期间，武昌教育经费长期拮据。从1912年至1925年，武昌的学校屈指可数，所有的校舍几乎全是清末遗产，未建几处新校舍。学校捉襟见肘、筚路蓝缕、惨淡经营。1931年，武昌水患。灾后，教育经费打“八、八、九”三重折扣，学校难以为继。打折后的教工薪水还一拖再拖，教师生活，朝不保夕。^[65]

三、武人专制下的教育抗争

民国时期政制、官制的变化，都不能改变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几十年一以贯之的“武人专制”。不管是都督总揽一切，还是军民分治；不管是中央任命，还是地方议会的所谓选举，都不过是以所谓合法的或民主的形式来实施武人专制。这种状况在武汉地区表现得特别突出。

辛亥革命后，湖北废除了总督、巡抚制，建立了军政府的都督制。1914年，袁世凯又废除都督制，实行将军制，置将军府于北京，以削弱地方军阀势力。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将将军制改为督军制，在湖北建立督军公署。1923年至1925年，督军制又改为督办制，督军改为督办，负责军务善后事宜。1913年1月，又推行所谓军民分治，以都督或督军掌军事，由总统任命民政长负责湖北省民政，建立民政公署。同年5月，又将民政长改为巡按使，以加强中央集权。1916年7月，段祺瑞掌握中央实权，将巡按使改为省长，建立省长公署，从而形成了地方民政建制的基本定势。^[66]此后，虽然省长、市长频换，但武人专制在湖北、武汉政局中几乎无时无处不在。

袁世凯在83天的皇帝梦破灭后忧愤暴卒，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此时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端为国务总理。王占元倾向于直系，依附冯国璋，王与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号称“直系三督”。但王对黎、段也虚尊拉拢，黎元洪任其为湖北督军。1916年，湖北巡按使范守佑逝世，王又兼任民政长，从而一手把持湖北军政，大量启用山东人，形成了“鲁人治鄂”的局面。王占元网罗王嵩如、熊宾、金世和、金鼎为督、省两署秘书。黎元洪督鄂时的军民分治，至此名存实亡。后段祺瑞重弹军民分治老调，改民政长为省长，王占元又保举自己的参谋长何佩瑢为省长。因何是湖北建始人，此举又用以对付“鄂人治鄂”的要求，以安定湖北人心。但何不过是一个幕僚式的省长，一举一动对王无不奉命唯谨。王派金世和为省长公署秘书长，对何也进行监视。凡重要公事，均要在督军署办理，以至“省长公署职员，只知有督军，不知有省长”。^[67]

王又自兼二师师长，手握军权，在湖北声威日隆，地盘日固，骄矜之气溢于言表。他常说：“予二师军队一名，可抵猛虎一只，湖北地方治安，非予其谁，有些维持能力耶。”^[68]

在王的专制统治下，湖北省议会也只能仰王之鼻息。王占元虽然在1921年秋，因蒋作宾、李书城、孔庚等湖北自治运动派运动湘军攻入湖北后被赶下了台，但代之而起的是直系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的统治。吴在汉口组建了14省联军司令部，建立了更为庞大的武人专政。而省议会之类的民主政治屏风，只不过是武人手中的玩物而已。在民国时期，经济上的近代化虽然曲折，但仍有所前进，而政治的近代化则是一层虚假的外衣，越渲染越出假戏。^[69]

武人专制背景下的教育经费和教师薪俸自然也就难逃任人侵吞、挪用、克扣的命运。例如，行伍出身的王占元，看不懂公文，更何谈教育。王本人贪得无厌，以各种手段搜刮民财，克扣军饷，聚敛财富，在主持鄂政约十年间，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不义之财达七千多万元，成为湖北近代最大的贪官。王不肯在教育上投入，还收缩教育经费，弄得一些公办学校开不了学，发不了工资。当时学校中新思潮不断涌现，而王占元及其属下却秉承袁世凯及其继承人的旨意，鼓吹尊孔和帝制，实行武人专制。民初湖北的教育行政由设在省长公署的教育科负责，而省长公署的教育科又受到王占元的制约，对教育界的异己力量进行排斥。1920年，武汉的《学生杂志》曾报道武昌高级中学教师“因薪水拖欠，米价高涨，食粮匿迹，老师们被断炊的危险迫着向省府伸出讨粮的手而罢教三天”。^[70]

再如出身黄埔军校、时任湖北省省长的何成濬大肆收罗财富，挪用教育经费，以收买政客、军人、党棍和同乡同学。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何成濬开一列花车，停放在驻马店等大车站上，从汉口调集了头等的厨师、仆役和头等的妓女、交际花，并运来大批的山珍海味、中外名酒、香烟，更重要的是还有大土、云土，把那些军阀们招待在花车里，^[71]而教育经费和教师薪俸便在纸醉金迷、觥筹交错之中化为乌有。

武汉教育经费自北洋军阀相继执掌鄂政以后，不仅逐渐减少，而且1920年、1921年两年内，连现列的教育经费预算，也难按月发放，从而引起整个教育界人士的不满。与此同时，许多教育界当权者和学校校长也借机贪污，挪用教育经费，中饱私囊。沦陷时期，许多学校校长利用手中职权，上下其手，朋比为奸。当时，各校均有办公费，其额度以校中班次多少而定。每班办公费为日钞40元，如果一个小学内有30个班，每月办公费即可达日钞1200元，而实际开支不过二三百元。于是，校长们便设法克扣剩余办公费，利用开假发票之类手段将赃款中饱私囊，然后再与教育局人员分赃。其分赃方式有赠送或“借贷”钞票给教育局小职员；在教育局局长、科室负责人及其家属做寿过生和逢年过节时，塞红包，送东西。诸如此类，五花八门，不一而足。^[72]

六渡桥小学校长仅杂费一项，6个学期贪污银元近万元，而武昌第四中正国民学校每位教职员从开学到次年4月仅领到糙米4升。1948年底，美国救济总署捐助儿童的旧衣物和奶粉，被校长们折价卖给了商店，教师和学生连看都没有看上一眼。校长们每月一次的“校长联席会议”，被教工斥为贪污集团的“资方会议”。教职工迫切需要团结起来，为争取生存、寻求温饱而斗争。

1948年秋，汉口市立第三十一小学教员邵学贤与宝善区第二中心小学教师秦仲祥等，筹备成立了“汉口市公立小学教职员工代表联合会”，全市45所公立小学每校推派代表两人，在第三十一小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市政府请愿，提出“立即发放欠薪补偿货币贬值的损失”^[73]等要求。不久，汉口中学成立了“汉口市立中学教员联合会”，省高、实验中学、省一女中、一女师、省一师等学校相继成立了“教师联谊会”。随后，一些从鄂北、鄂中地区迁来武汉的学校，成立了“侨教联”，各校教职工团结起来，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反抗斗争。例如开展索薪斗争，教师代表分批轮流到政府门前静坐示威，请求发薪；还包围了市长的办公室、财政局，派代表与税务人员一道收税，提取现款。各校教师组织起来清算校长贪污行为，迫使“校长联席会”不得不与“教联”谈判，校长被迫吐出部分赃款。^[74]

其实，武人专制对于教育经费和教师薪俸的影响不独武汉突出，在军阀连年混战和新军阀内战的各个时期，全国各地教育经费惨遭侵剥，教师生活受到严重干扰的情况时有发生。例如在北洋军阀连年混战时期，湖南省的教育情形便是实证。“汤芗铭来时，第一师范秋季开学，延期多日，学生寄居旅馆不得入校。傅良佐来时，各校一律停顿，学生被迫归家。张敬尧来时，驻兵学校，破坏校具特多，使学生无书可读。因此，这几年间，一方面是学校教育受干涉，思想受钳制，同时教育经费经常减发、停发，学校因长期驻兵更受到直接摧残。”^[75]另一方面，各级政府为弥补行政费的不足，侵占挪用教育经费。1921年，陈宝泉在《请划清天津县地方税以维教育建议案》中指出：在天津县，地方税款“划归省收入，而以省机关拨补县教育经费，此中款项出入之间多少不同，县教育吃亏已巨”，并且“地方税款一向供给警察费用，所余无几”。^[76]1939年，国民政府公布实施县组织纲要后，各地方政府误解县组织纲要第21条关于“县之财政均由县政府统收统支”的规定，将教育经费与其他经费统收统支，无形中侵占了教育经费，而且这种侵占逐年加剧，使教师生活和地方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