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教育”计划求证

第四节　“快乐教育”计划求证

2011年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郭传杰当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面宣读了一封自称“没有童年和童趣”的小学生来信。信中说，请郭爷爷参政议政时，一定要强烈呼吁减轻孩子的负担。

这封信为何会牵动社会各方神经，是因为它出现在两会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出现在两会会场这么一个特殊的场合，它又由全国政协委员当面向教育部部长念出。并且，信中提到的择校乱象、奥数等各种培训班、补习班挤占学生周末等现象，也得到了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重视，他表示对委员的意见和建议会在调研的基础上认真研究落实。城乡孩子的快乐童年都被无形大盗偷走了，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反映了共同的困境和焦虑。教育高收费和社会资源的不均衡分布，权势因素对平民上升通道的淤塞，这些显然已经超出了一封娃娃的忧心来信范畴。这道综合的民生难题，正迫切等待着那枚求解的钥匙。想真正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少年儿童轻松愉快的学习生活，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做好“减负”工作。

第一，推进课程改革，减负提质。适当降低义务教育阶段小学生教材和学习内容的难度和标准，进一步落实对基本行为习惯、基本学习能力的培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在谈到新课程改革时谈到，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据很多教师反映，新课程的要求依然很高，内容偏多、偏难，因此，教师和学生负担并没有减轻。要真正减轻学生负担，就要改变教育观念，走出应试教育的误区。具体地说，应该减少基础教育的学科科目，降低学科的难度，删除那些对于中小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实际应用价值的内容。科目减少了，内容减少了，难度降低了，按照“学什么考什么”原则而不是“考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才能把中小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发展身体、培养兴趣、发展个性^[2]。

孩子的确应该减负，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减负“重量不重质”，一次次无意义的重复，最终让孩子厌倦、逃避甚至恐惧。“减负”不等于盲目删减教学内容，也不等于随意减少学习时间。“减负”并不单纯是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在数量上的减少，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渐进而深刻的革新，是教育观念的变革。否则，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今天可能被减下来了，但在明天却又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附加上去。

第二，用科学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的职责不是把课本、教参上的文字重复讲出来，让学生听明白，不出错误；不是让学生死记硬背，搞“题海战术”，使学生成为缺乏创新的低能者。教师应千方百计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经历学习“过程”，及时恰当地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的思维活动过程达到完整。也就是说，教师是要塑造灵魂而不是禁锢灵魂。只有教学思想转变了，才能做到设计出先进的教学思路，不只是给出结论，而是更注重让学生自己得出结论，经历“问题”解决的“过程”，才能切实做到“减负提质”。把教学与学生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通过生活得到的是一种研究教学问题的方法、观察方法、分析处理能力、动手实践能力等等，可以起到触类旁通，减负增效的作用，真正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关注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教导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让其增强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能力。要组织体验式学习活动，培养学生主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给予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选择，鼓励个性张扬和特长发挥，在学习活动中激发学生思维，增强其学习兴趣和积极性，着力培养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变“授之以鱼”为“授之以渔”，提高学习效率，为学生未来发展和终身学习奠定良好的学习基础。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效益。同一个知识点，水平不同的教师，传授形式的不同，其结果也大相径庭。具体到课堂教学而言，提高课堂教学效益才是“减负”的关键所在。

1.备好课是减负的基础。

备好课的关键是对新授内容的深浅、难易程度把握适当。过易过浅，达不到教学要求，满足不了学生的求知欲望；过深过难，超越学生年龄特征和心理承受能力，就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因此，备课要有“三备”。

（1）备教材。准确把握课程标准对教学内容的要求，对某一知识点，只要求了解的就没有必要熟练掌握。不要随意拔高要求，提高要求，增加负担。此外，要根据所授内容与所学过内容的内在联系，对学生后续知识所起的作用，与其他学科知识内容的关联程度，确定教学重点和难点，设计突出重点的步骤和解决难点的方法。

（2）备学生。学生是认知的主体，学生所在的年龄段对所授知识的接受能力，不同类型学生对此知识接受的程度，教师要胸有成竹。上课时提什么问题，提问什么样的学生，预测可能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确定解决问题的措施等，教师要有所考虑。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课堂讲解的深浅、难易程度。

（3）备教法。学有学法，教有教法，但教学无定法，不同的教学内容应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备课中要真正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要用扬弃的态度对待传统教学方式，探索并实践适合学生的先进教学模式。

2.讲课清是减负的关键。

课堂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主渠道，讲课清要求基本概念清，基本规律准，基本思路、基本方法实。讲课清包括传授、创新、反馈三个重要环节。传授就是向学生传授完整的理论知识和科学的思想方法，讲授准确的概念，使用规范的语言，讲解要生动有趣，板书设计要科学合理。在传授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教师在讲课时要营造宽松活泼的气氛，创设新的意境，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积极思考，勇于探索，标新立异。在课堂上，反馈不仅来自教师的提问，更多的来自教师的察言观色，即通过观察学生的反应、学生的情绪、学生注意力的集中程度、学生参与情况来掌握学生的思维活跃程度，并适时进行点拨、总结和提炼，在反馈问题上要特别关注中差学生。

3.学法灵是减负的亮点。

教师应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合作者。教师教给学生好的有效的学习方法，能让学生自觉、自动、有效地学习，这比单纯传授知识更重要。为了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学法指导，首先应清楚了解学生的学习方式方法。事实上，学生从同学和教师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从教科书上学到的多。对学生的学习方法，不必要求整齐划一，要灵活多样。教师应鼓励学生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方法去学习，促进学生富有个性、生动活泼地学习，自主地学习，这样学习就不再成为负担。

4.练习精是减负的核心。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教育家杰罗姆·布鲁纳说：“学到的观念越是基本，几乎归结为定义，则对新问题的适应性就宽广。”这里所说的“观念”，就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所说的“新问题”应包括那些千变万化的习题和考题；所说的“适用性”，就是能产生迁移。整句话所说的就是原理和方法的迁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举一反三、闻一知十、一通百通。根据这一原则，在让学生进行练习时，习题一定要精选。精选习题有三个标准：其一，习题应具有典型性，好习题能再现所学内容，反映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其二，习题的解法要具有通用性，即解法是常用的解法，能体现基本的学科思想和学科原理。其三，习题要具有针对性。习题也是“药方”，能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解决学生知识和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一个优秀的教师应在适当时机和合适的阶段，精选出恰当的习题进行训练，使学生学有兴趣，好学乐学，使学生思想上轻松、课业上轻负，这样做才是真正的“减负又高效”。

第四，建立科学公平合理的教育评价，进行考试改革。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只在学生入校和毕业时进行入学和结业考试，考试只作为学生完成学业的依据，让学校和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学生的良好品质、行为习惯和基本素质的培养上。为了全面客观反映教师教学情况和学生学习情况，重点从教育和教学行为规范入手，建立开放动态的过程评价机制，可以建立学生成长档案（包括校内档案、校外档案）、健康档案、课堂档案（反馈课堂学习活动情况）、特长档案、荣誉档案、家庭活动档案（由家长和社区配合，反馈学生在家和社区实践活动情况）等，让家长和社区参与到学生的评价中来，实行进步等级和特长评价，并作为高一级学校录取的重要依据。学生综合素质达到规定目标等级，免试升入义务教育阶段高一级学校学习。学生在规定的学期内提前完成学习任务的，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容和社会实践活动，自主发展素质特长和兴趣。学校可以根据学生自我发展的愿望以及兴趣、个性、特长等，开办选修课堂和学习班、学习小组等。

行文至此，笔者虽然焚膏以继晷，兀兀以穷年，但还是认为上面的减负措施是在坐而论道，闭门造车。难道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让他山之石给我们提供一个思路的拓展、一个方法的借鉴？关于小学教育问题，我们来看看一位家长笔下的美国教育，在教育理念的碰撞中的反省深思。

美国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吓我一跳：《中国的昨天和今天》。学习“二战”史，美国老师竟然让10岁的孩子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种种不可思议的事情，种种躲闪不开的冲突与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国教育。

当我牵着10岁的儿子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美国洛杉矶的班机时，心中就充满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这么小的年龄就把他带到美国去，是不是一个失策？一位朋友的劝告还响在耳边：最少应该让孩子在中国接受完基础教育再到美国，因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统的。多少专家也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础教育绝对不如中国扎实。

直到我把儿子送进了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内心的忧虑终于得到证实：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学校啊！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在学校最少让学生玩两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开眼的是儿子根本没有教科书！那个金发碧眼的女教师弗丝女士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6年级以前，他的数学是不用再学了！”面对她那双充满笑意的蓝眼睛，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是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干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在中国，他从一年级开始，书包就满满的、沉沉的，从一年级到四年级，他换了三个书包，一个比一个大，让人感到“知识”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国，书包里没了负担，孩子精神上就更松快了，这能叫上学吗？一个学期过去了，把儿子叫到面前，问他美国学校给他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笑着送给了我一个字正腔圆的答案：“自由！”这两个字像砖头一样拍在我的脑门上。

此时，真是一片深情怀念中国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孩子老是能在国际上拿奥林匹克学习竞赛的金牌。不过，事已至此，总不能再把他送回国去呀？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之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那些借来的书一边打着计算机，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作业？我忍不住凑过去看，儿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是一个小学生的作业？这样天大的题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吗？于是严声厉色地问儿子这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时语噎：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运作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干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偌大一个中国，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历史和现状，一个10岁的孩子能说得清么？我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这些大而无当的东西，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热热闹闹。我没赞扬，也没评判，因为我自己有点发懵，一是我看到儿子把这篇文章分出了章与节，二是在文章最后列出了参考书目。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使用的写作论文的方式，那时，我30岁。

不久，儿子的另一个作业又来了。这次是《我怎么看人类文化》！如果说上次的作业还有边际可循，那这次真可谓是不着边际了。

儿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饺子是文化吗？”

“饺子？文化？”我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为了不误后代，我只好和儿子一起查阅权威的工具书。真是没少下功夫，我们总算完成了从抽象到具体又从具体到抽象的反反复复的折腾，儿子又是几个晚上坐在计算机前煞有介事地写文章。我看他那专心致志的样子，不禁心中苦笑，一个小学生，怎样去理解“文化”这个内涵无限丰富而外延又无法确定的概念呢？但愿我这个虎头虎脑、从来就对“吃”兴趣无穷的儿子，别只是在饺子、包子上大做文章。

在美国教育中已经变得无拘无束的儿子，很快就把文章写出来了，这次打印出来的是10页，又是自己设计的封面，文章后面又列着那一本一本的参考书。

他洋洋得意地对我说：“你说什么是文化？其实特简单——就是人创造出来让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样子，似乎他发现了别人没能发现的真理。后来，孩子把老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境界。”

没有评价，既未说对，也没说不对。问儿子这批语是什么意思，儿子说，老师没为我们骄傲，但是她为我们震惊。

“是不是？”儿子反问我。

我无言以对。心中始终疑疑惑惑：弗丝老师希望他们进入什么境界？

儿子6年级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子弹持什么意见？”“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是作业，这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开始对美国的小学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师正是通过这些设问，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引导孩子们学习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看着12岁的儿子为完成这些作业兴致勃勃地看书查资料的样子，我不禁想起当年我学“二战”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记硬背，书中的结论，有些明知迂腐也当成圣经去记，不然，怎么通过考试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时我在想，我们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重复前人的结论往往大大多于自己的思考。而没有自己的思考，就难有新的创造。

儿子小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能够熟练地在图书馆利用计算机和缩微胶片系统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种文字和图像资料了。有一天我们俩为狮子和豹的觅食习性争论起来，第二天，他就从图书馆借来了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拍摄的介绍这两种动物的录像带，拉着我一边看，一边讨论。孩子面对他不懂的东西，已经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答案了。

儿子的变化促使我重新去审视美国的小学教育。我发现，美国的小学虽然没有在课堂上对孩子们进行大量的知识灌输，但是，他们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园外那个无边无际的知识的海洋，他们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时间和空间都是他们学习的课堂；他们没有让孩子们去死记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们煞费苦心地告诉孩子们怎样去思考问题，教给孩子们面对陌生领域寻找答案的方法；他们从不用考试把学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尽全力去肯定孩子们的一切努力，去赞扬孩子们自己思考的一切结论，去保护和激励孩子们所有的创造欲望和尝试。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弗丝女士：“你们怎么不让孩子们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我上小学时，可没少背课文，没少背教科书的要点。

弗丝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个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谈话。他学的是天文学，从走进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学位整整₅年，一直以优异的成绩享受系里提供的优厚的奖学金。他曾对我说：“我很奇怪，要是凭课堂上的学习成绩拿奖学金，美国人常常不是中国人的对手，可是一到实践领域，搞点研究性题目，中国学生往往没有美国学生那么机灵，那么富有创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两种不同的基础教育体系所造成的人之间的差异。中国人太习惯于在一个画定的框子里去施展拳脚了，一旦失去了常规的参照，对不少中国人来说感到的可能往往并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国的小学教育，想到那些在课堂上双手背后坐得笔直的孩子们，想到那些沉重的课程、繁多的作业、严格的考试……它让人感到一种神圣与威严的同时，也让人感到巨大的压抑与束缚，但是多少代人都顺从着它的意志，把它视为一种改变命运的出路，这是一种文化的延续，它或许有着自身的辉煌，但是面对需要每个人发挥创造力的现代社会，面对明天的世界，我们又该怎样审视这种孕育了我们自身的文明？^[3]

美国的中小学校非常看重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他们提倡尊重每个孩子的性格、习惯、喜好，鼓励孩子的一切想象和创造能力。这与我们中国的教育大不一样，在中国，从孩子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个公认的标准放置在孩子眼前，让孩子们死记硬背，千差万异的孩子都要按照这个标准被剪裁、被驯化。一个是要孩子们必须适应大一统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个是尽可能地开掘每个孩子的内在潜能，促进其自由发展。观念不同，出发点不同，教育的方式就产生了巨大的差异。

美国教育部门规定，中小学教育中语文、数学、科学、地理、历史、外语和艺术七门功课为主课，各学校执行统一的教育大纲，学生毕业时通过考试检验学习情况。作为一个国家的教育，他们也是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标准的。但是，这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实施起来却又十分灵活。美国并没有为七门主课编写全国统一教材，他们的中小学的教材一般都是由专门公司编写的，市场上同样一门课程会有各种版本的教材供学校及教师选择。这就使学生和教师都赢得了自由的空间：哪种教材更适应孩子的特点，同时也有利教师的发挥，就去选择它。

美国中小学的其他辅课更是由各学校甚至教师自行决定其内容、教材和教学方法，课程的原则只有一个：贴近生活，务求实用。美国中小学会为孩子们开设园艺、电脑、驾驶、缝纫、烹饪、木工、机械、摄影、绘画、乐器等丰富多彩的实用专业课程。这些课程通过对孩子实行各种基础的技术培训，提高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孩子们了解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谋生，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生活，怎么去谋生的一般知识，也从中激发学生对大千世界、对千行百业的兴趣。

美国基础教育中这样一种高度自由开放的教育模式能够存在，能够延续和发展，还与大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接口方式”直接相关。“学术能力测试”（SAT）考试每年举行7次，考生参加的次数不限，以考试成绩最高的一次为准。除了SAT成绩之外，学生申请大学时还须提供自己在高中的成绩单、教师或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推荐信、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等。孩子们从小学时起，基本上每年都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如参加社区劳动、到老人院陪老人聊天、为伤残人服务、到幼儿园当“男阿姨”等等。如果不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在美国就别想申请好学校（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三节）。所以，如果我国不尽快改革目前中考、高考招生“一卷定终身”的人才选拔方式，减轻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就只能是看上去很美、执行起来很难的梦呓。

【注释】

[1]王珑玲、路得：《2000年“减负”工程困难重重》，《中国青年研究》，2000年第5期。

[2]《“减负”何为会成为“负减”？——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金芳女士》，《教育（双周刊）》，2006年第1期。

[3]高钢：《遭遇美国教育》，《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