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的影响

第五节　“西学中源”说的影响

礼仪之争的发生以及我国实行禁教政策，使得一时间传教士在我国的活动急剧减少，传入我国的西学明显减少。“西学东渐”说逐渐失去了主导地位。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面对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倡导学习西方和固守传统的士大夫之间开始展开激烈的论争。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西学中源”说又再度流行。

一、“西学中源”说的复活

鸦片战争后，最先论证“西学中源”的是邹伯奇，他认为西方的历算以及力学、光学等均出自《墨子》，提出了西学西法“尽其伎俩，尤不出墨子范围”的新论。张自牧也秉持这样的观点：“今西国格致分十五家，其覃精研思，考验真实皆卓然可观。其源多出于《墨子》及《关尹》、《淮南》、《亢仓》、《论衡》诸书。”从而对光学、电学、气学等进行论述，认为这些西方科学技术都源于中国。由此推论“泰西智士，从而推衍其绪，而精理名言，奇技淫巧，本不能出诸中国载籍之外”⁽²⁶⁾。而清末王仁俊的《格致古微》和刘岳云的《格致中法》的出版，更是为“西学中源”说的复活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仁俊是著名的经学家俞樾的弟子，他在维新变法思潮高涨的1896年写了《格致古微》，其目的是：“表古籍之微，发西学之覆，将以严华洋之辩，大中外之防。”王仁俊从中国典籍中收集了500多条资料，还对之前的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张自牧等关于“西学中源”说的种种论断进行了梳理，更从古文中收集了人们鲜知的资料，从而论证西方天文学、算学、医学、地学、光学、声学、矿学、化学、热学、电学、植物学，甚至是西方的文字学、绘画、政治等都源于中国。王仁俊的这一行为，引起了士大夫广泛的支持，该书被评论为“撷泰西之菁英，熔中土之模范”。所以该书一印再印，是清末代表“西学中源”思想的典型代表作。

除了王仁俊之外，刘岳云也是“西学中源”说的积极拥护者。他的《格致中法》一书在挖掘中国传统科技材料和比较中西科技知识等方面都精深于王仁俊的《格致古微》。洋务派领袖奕䜣在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还用“西学中源”说作为依据：“查西术之借根，实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犹目为东来法。特其人情性缜密，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实法固中国之法也。天文算法如此，其余亦无不如此。中国创其法，西人袭之。”⁽²⁷⁾

清末的黄宗羲甚至更进一步将西政、西教也认为是源于中学，黄宗羲曾经做过比较详细的论述：“泰西之学，其源盖出于墨子。其谓人人有自主权利，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汝邻如己，则墨子之兼爱也。其谓独尊上帝，保汝灵魂，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备突、削鸢能飞之余绪也。”⁽²⁸⁾

除了上述诸人之外，清末还有一位“西学中源”说的积极拥护者，那就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中就多次将“中学”与“西学”逐一比附，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机器兵学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同时：“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首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此气学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此电学之出于我也。”⁽²⁹⁾

从中可以看出，郑观应也完全是将西方的一切科学技术都说成是源于中学。而且他还提出了西学之所以优于中学，是因为“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冬官》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³⁰⁾。想象力之丰富可见一斑。

二、“西学中源”说的影响

通观“西学中源”的整个过程，在最开始，“西学”主要是指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也表现出时人对西学的一定认同。“西学中源”说的提出，在对于打破中西文化的对立、认同西学、促进西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等方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随着“西学中源”说的不断发展及扭曲，这种建立在主观臆断和比附上的文化思想，逐渐混淆了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不利于中西文化达到真正的交流，成为了阻碍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种思想潮流。严复就曾十分犀利地指出：“晚清更有一种自居名流，于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余，于其实际从未讨论。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认为这种说法，实在“令人呕哕”。⁽³¹⁾

“西学中源”说的盛行，虽然表面上是继承徐光启“会通以求超胜”的思想，但其实质是对徐光启这一思想的扭曲。晚明时期，经学开始衰落，但康熙乾隆年间种种钦定御纂经典的举措，使得经学再次复盛。无论王锡阐、梅文鼎还是戴震、阮元等这些科学家也无不例外，深陷“经学复盛”的风气中，从而导致他们都是以一个经学家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的。

“西学中源”说的盛行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既然西学源自中学，那么西学也就是中国的古学，因而，完全可以纳入中国传统的经学中，这相比较徐光启时对西方科学的追求，完全是不同的。“会通以求超胜”的主要内容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转向了全部工作都是为了证明西学为中国古已有之。正如陈卫平提到的，中国科学家的“会通”成了从中国古籍中寻找西学之“根”的考证，而“超胜”则成了中国古学的复兴，这完全是对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的曲解。

樊洪业也提到，西学中源说是以历算之学中西差距的现实为产生前提的，最开始为西学在中国传播扫除了一些障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祖先的高明变成了后人的光环，祖述先贤成了后人最重要的工作。就在学术界淹没在经学这一复古潮流中时，使人们开始陶醉在虚幻的“西不如中”的思想中，向西方学习的动力再次消失。西学中源思潮在为西方科学的传播打开了一条门缝之后，又再次将大门紧闭了。在“光复旧物”的旗帜下，尽管有一些学者刻苦钻研，但却是与世隔绝，在故纸堆里讨生活，没有与世界科学保持联系，这当然也就不能真正认识世界科学，进而也就不可能以批判的眼光看待传统。

西学中源说与中体西用相结合，使得在明清之际，我国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知识过程中，只是将西学纳入到中国古代科学的框架中，而并没有真正接受新的近代科学体系。我国著名思想家对于“西学中源”说就曾提出过猛烈的批判，“新学迭起，更立名号，亦或点窜《诗》、《书》，徒取其名义相似，而宗旨则全然不顾。欺饰视听，侜张为幻。其最可嗤鄙者，则有‘格致’二字。格致者何？日本所谓物理学也。一孔之儒，见《礼记・大学》有‘格物致知’一语，而郑君（郑学）旧注与温公（司马光）、阳明（王阳明）诸论皆素所未知，徒见元晦（朱熹）有云‘穷致事物之理’者，以此妄为本义，固无足怪，就如元晦所言，亦非以格竹为格物。徒以名词妄用，情伪混淆，而谬者更支离皮傅，以为西方声、光、电、化、有机、无机诸学，皆中国昔时所固有。此以用名之故，而谬及实事者也”⁽³²⁾。

为此我们说，“西学中源”说对我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阻碍是不可低估的，它扼杀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幼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西学中源”说混淆了中学和西学的本质区别。中学和西学是有本质区别的，近代西学以科学、理性和实证精神为特征，而中学以注重道德、伦理和经验直觉为特征。处于一种自大心理和民族偏见，从而将西方的一切近代科学成就都归为我国自古有之，这完全混淆了中学和西学的本质区别，对西学认识不清，不利于西学在我国的传播。

（2）阻碍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中国的传统科学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内形成的，孕育于春秋战国，确立于汉代，形成了以《太初历》为雏形的天文历法体系，以《九章算术》为范本的数学体系，和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为标志的医药学体系，到宋元时期发展到鼎盛阶段。到了明朝，中国传统科学开始走下坡路，历法无人才修改，数学更是成为了绝学。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给中国科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气息。引进了第谷天体运动体系、托勒密的宇宙论、地圆说、几何法等，这些虽然还不是西方近代科学的内容，但相比较于中国传统科学，已经是全新的科学知识。李约瑟曾这样谈到中国科学的转折点，“在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中国的科学便和全世界的科学汇成一体了。虽然18世纪和19世纪，因为受到历代以来中国社会中抑制科学发展的那种因素的影响，这种融汇进行得很慢，可是已不易分辨出中国思想家和观察家所作贡献的特殊风格了”⁽³³⁾。但“西学中源”说的流行，使得众人都无心再去关注西方的科学技术，不再虚心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都沉浸于虚幻的“西不如中”的思想中，再次关上了向西方学习的大门。

（3）将“由数达理”说变成了经学考据的工具。传教士不仅传入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为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思维方式。西方科学是以数学为基础的，由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来发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徐光启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由数达理”，其实这是一种形式逻辑思维方式。而这种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缺乏的。哲学和科学是理论思维的两种主要形式，但中国古代的哲学和科学，都没有运用形式逻辑。因此，“中国数学的主流是朝着代数学的方向发展的。在中国从未发展过理论几何学，即与数量无关，而纯粹依靠公理和公设作为讨论的基础来进行证明的几何学”。

“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西方科学的“金针”，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全新的变异。但这种被明清之际的科学家视为西方科学“金针”的思维方式，没有使中国科学走向近代，反而却在“西学中源”的冲击下，成为了经学考据的工具，丧失了推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迈向近代科学的意义。在明清之际，经学方法依然主宰着人们思维的运作，甚至连那些批判宋明理学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不能摆脱这种思维方式，如顾炎武的“舍经学而无理学”、王夫之的“六经责我开生面”。正是在这种“西学中源”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明清之际的科学家都没有摆脱传统的经学思维方式。

梁启超就曾描述了这一事实：“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这就是说，科学还只是这些经学大师的“第二职业”，因此，如同他们把西方科学看作是治经的“实用”知识一样，“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附属于经学方法也是理所当然的。乾嘉年间，更多的人都回到故纸堆中去，在中国古代天文、数学著作中去寻找与西学相对应的相同物或相似物，来支持“西学中源”说，成为了考据学的一项主要内容。但这种清代“正统学术”并没有导致中国科学的复兴，反而将“由数达理”中的“数”改到了“经”中，而这种一头扎进故纸堆中的鸵鸟式的治学方法，却成为此后多年的学术主流，最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由数达理”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是传统科学向近代科学迈进的通道，但“西学中源”说的流行却将形式逻辑的萌芽扼杀了，同时也扼杀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幼芽。

“在近代中国流行的‘西学中源说’，对于打破中西文化的对立，认同西学，融会中西，以及启迪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发掘古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³⁴⁾同时，为抵抗传统的“夷夏之防”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西方文化的引进过程中破除了民族障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另一方面，在“西学中源”的倡导下，势必会造成西学中无法证明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源流关系的那部分得以在我国传播，与我国传统文化找不到源流的则被排除在外，这对西学传播的完整性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当金尼阁从遥远的大洋彼岸带来西书七千部时，中国科学几乎要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西方科学接触了，只可惜这一切没能实现。“西学中源”说的盛行，更是完全失去了向西方学习的动力，甚至对已有的西学也弃之不用，只埋头中学，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阻碍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如王锡阐等人所讲的“西学中源”说能改善“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的极端，其目的是要“会通以求超胜”，但“西学中源”说从“以古法为型范”、“羲和之学再见于今日”这样的目的出发去“会通”中西，硬把西学说成是出自中国，其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西学中源”说的盛行，不仅使西方科学的面貌遭到了扭曲，而且也妨碍了人们对西方科学的价值作出真切的判断，助长了人们的自大心理和对中国传统科学的盲目推崇，导致了将中国科学与世界近代科学隔离起来，为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造成了障碍，影响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中国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