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第三节　“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深受“夷夏观”影响的最早接纳西方科学的徐光启，被认为是最早提出类似“西学中源”说观点的人之一。他认为西学“有合吾国古人敬天事天，昭事上帝之旨”。但徐光启此时的这种说法与后来的“西学中源”说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度数”之学在中国“三代之上为此业者盛”，但“毕丧于祖龙之焰”；因此西方科学的传入，是“古学废绝二千年后，顿获补缀唐虞三代之阙典遗义”。这就是说，虽然中学在以前是超越西学的，但毕竟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优势了，所以我们要积极学习西学。但随着历史的推进，“会通以求超胜”说却慢慢走向了“西学中源”说，徐光启的这种思想没有被继承，人们只关注“三代之上为此业者盛”。可以这么说，“西学中源”说是对“会通以求超胜”说提出初衷的一个扭曲。

一、“会通以求超胜”说的继续发展

在徐光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之后，清代的一些科学家也继承了这一观点，“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而会通则需要博采中西之长。如果说徐光启等人对中西文化的认识还仅仅停留在推测阶段，到了王锡阐、梅文鼎时期则开始真正推论中西文化的“源”、“流”关系。

梅文鼎，是清初最有威望的算学大师，西学中源的言论也达到了成熟阶段。他在《历学疑问》中，从内在逻辑推论、论证上都倾向于西学中源：“若盖天之说具于周髀，其说以天象盖笠，地法覆槃，极下地高，滂沲四隤而下，则地非正平而有圆象明矣。故其言昼夜也……此即西历地有经纬以论时刻早晚之法也。其言七衡也……即西历以地位维度分寒暖五带。”接着李光地就将《历学疑问》上呈给康熙皇帝，得到了康熙的赞赏。不久康熙皇帝就在《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中明确提出了西历出自中国：“论者以古法、今法之不同，深不知历，历原出自中国，传及于极西，西人守之不失，测量不已，岁岁增修，所以其差分之疏密，非有他术也。”⁽¹⁰⁾

在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之后，梅文鼎于1706年所作的一首诗中进一步指出：“试观西说类《周髀》，该天古术存遗翰。圣神天纵绍唐虞，观天几暇明星烂，论成三角典谟垂，今古中西皆一贯（自注：《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实源中法，大哉王言，诸撰家皆所未及）。”至此，梅文鼎完全提出了“西学中源”的论断。

梅文鼎也极力提倡中西科学的“会通”，并多次阐发了这样的观点：“数者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在善学者知其所以异，又知其所以同。去中西之见，以平心观理，测弧三角之详明，郭图之简括，皆足以资探讨而启深思，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自利氏以西算鸣，于是有中西两家之法。派别枝分，各有本末，而理实同归。或专己守残而废兼收之义，或喜新立异而缺稽古之功”，以此达到中西会通。

王锡阐、梅文鼎对于清代中西科学的会通有极大影响，后来的江永、戴震、钱大昕等人也都秉持这样的观点。总之，从徐光启提出“会通以求超胜”以来，明清之际的科学家“会通”中西科学的思想，力求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统一起来，以求“超胜”的目的。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值得肯定的，与徐光启的“会通以求超胜”说提出的初衷是相符合的。但由于受先前提到的“华夏之防”观念的影响以及当时这样的“会通”思想，仅仅局限于科学领域，并没有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领域中，因而试图取其两种文化的精华而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会通以求超胜”过程中，不得不解决一系列问题，我们如何能不摒弃我们的传统文化呢？在面临西学明显优越于中国传统科学面前，如何去挽救人们的这种失落感，从而不丧失达到“超胜”的信心呢？为此，就需要在赞同西学优于中学的过程中，也赞扬中国古法的优越，从中国古法中寻求优越于西法的地方。就这样，“会通以求超胜”开始走向了一个误区——“西学中源”。

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在西方传教士来我国传教的初期，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脾胃，减少传教的阻力，曾把西方的科学技术说成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利玛窦在1600年进京向明朝皇帝进献礼品的疏中说：“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

利玛窦的这一提法可以说是“西学中源”说的一个雏形，而国人“西学中源”说首先是在入清之后由明末遗民提出的。明末以后的知识分子分为两类，一类归顺清廷；另一类则自称明末遗民，固守“忠臣不事二主”的信条行事。这些明末遗民深感亡国之恨，他们抨击空谈性理的王阳明心学，主张经世致用，试图恢复古代经典的本来面目，为此大兴考据学。在钱穆等人看来，清末考据学的盛行是“思想的弹压而造成的士大夫精神的萎缩”。

在这些明末遗民中间，有一些人也对西学极有兴趣。如王锡阐，他在算学方面与薛凤祚并称为“南王北薛”，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明亡之后，他誓死不从清朝，一生贫苦但拒绝仕清。他的一生，从未放弃对天文学的研究，还自制了一台“可兼测日、月、星”的“三辰晷”。王锡阐观测研究天文学无疑要大量借助于当时的西方天文学，但他的本意不是要维护西法，而是要去打倒它。清初，朝廷重用汤若望，改用西法，汉族知识分子很是不满，他们把对清政府的异族统治的仇视推及到“夷夏之防”，把欧洲也归入到“夷”的行列，重用汤若望等西士，则被他们认为是两夷的勾结。后来黄宗羲、王夫子等人就借贬低西法以表示对清朝廷的蔑视。但这些学者在西学明显优越于中学的事实面前，不可能对这种优越性完全置之不理，于是他们宣布了“西学中源”。

江晓原在《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中指出，最早提出“西学中源”思想的是黄宗羲。黄宗羲“常言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王夫子则明确地把利玛窦归入夷狄类，还嘲笑地圆说，认为“玛窦如目击而掌玩之，规两仪于一丸，何其陋也”，虽然他本人承认“西夷以巧密见长”，但还是认为“盖西夷之可取者，唯远近测法以术，其他皆剽窃中国之绪余”。⁽¹¹⁾黄宗羲、王夫之都观点鲜明地认为西学是从中国“剽窃”而去的，从而提出了“西学中源”的问题。对于这一点，全祖望也曾明确地肯定：“其后梅征君文鼎本周髀言历，世惊以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公实开之。”

“西学中源”说的另一先驱就是与黄宗羲同时代的方以智。方以智也是明朝的遗民，早年对西学还颇有研究，所以不像黄宗羲、王夫之那样贬低西学，但还是认为西学是源于中土。他在为游艺的《天经或问》所写的序中有这样的文字：“……万历之时，中土化洽，太西儒来，脬豆合图，其理顿显。胶常见者駴以为异，不知其皆圣人之所已言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立静夫以考度，定黄赤之两轴。穆天心主之冒如斯也，原不硋也。资为郯子，不亦可乎！”⁽¹²⁾在这段文字中，“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就是指中国古代的学问在东周时散播到四夷去了，按方以智的地理知识，欧洲就在这四夷之中。“资为郯子，不亦可乎”就是说我们应该仿效孔子问学于东夷郯子的先例，可以向西儒学习，从而把原先散播到四夷的知识找寻回来。

随后，明末的郭子章也开始利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种说法为西学传播正名。1600年，他在为利玛窦南京版的《山海舆地全图》所写的序中提到：“或曰：利生外夷人也，其图其说未必一一与天地券合，而子胡廑廑于兹？郭子曰：不然。郯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闻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后来明朝的孔炤在《崇祯历书约》中也写道：“万历中有欧逻巴人利玛窦浮海历诸国而至。其国重天学，所云静天即于穆之理也；九重天包地球，如脬气鼓豆，其质测也。子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礼失而求诸野，不亦可当野乎？”⁽¹³⁾将西方传教士比作郯子，并引用“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发端于明末，在清初就广为流传，成为了共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种说法，很明显就在强调“西学中源”。

值得注意的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与后来梅文鼎、阮元所谓的“礼失求野”如出一辙。1693年，梅文鼎在《笔算》一书的序中提到：“治理者以理当归，治数者以数为断。数与理协，中西匪殊。是故礼可求诸野，官可以问诸郯，必以其西也而摈之，取善之道，不如是隘也。况求之于古，抑实有相通之故乎？”⁽¹⁴⁾除了梅文鼎之外，梅瑴成也秉持同样的观点。由此可知，“礼失求野”在明末就一直较为流行，而这里的“礼”主要是指西方的历算之学，而“野”就是指欧洲。

三、“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就在这批明遗民提出“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礼失求野”说法之后，到了清朝，在此基础上就形成了一种新的学说——“西学中源”。“西学中源”的畅行，是在1690年前后，随着康熙皇帝的提倡以及梅文鼎的附和，更是成为了清代学术转变的主流，影响深远。

清朝学者最先接受“西学中源”说的有影响的科学家王锡阐和梅文鼎，从前面可知，他们两人本身就是“会通以求超胜”说的坚决拥护者。

黄宗羲和方以智虽然提出了“西学中源”的思想，但没有提出具体的证据。到了王锡阐时期，则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论证：“今者西历所矜胜者不过数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孰知此数端者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一曰平气定气以步中节也，旧法不有分至以授入时，四正以定日躔乎？一曰小轮岁轮以步五星也，旧法不有平合定合晨夕伏见疾迟留退乎？一曰南北地度以步北极之高下，东西地度以步加时之先后也，旧法不有里差之术乎？大约古人立一法必有一理，详于法而不著其理，理具法中，好学深思者自能力索而得之也。西人窃取其意，岂能越其范围？”⁽¹⁵⁾

王锡阐的这段话被认为是“西学中源”说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以上五个“一曰”，涉及日月运动、行星运动、交食、定节气和授时，几乎包括了当时历法的所有主要方面，充分论证了“西学”源于“中学”，“悉具旧法之中而非彼所独得乎”。除了以上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之外，王锡阐在《历说》中还提到：“《天问》曰：圆则九重，孰营度之。则七政异天之说，古必有之。近代既亡其书，西说遂为创论。余审日月之视差，察五星之顺逆，见其突然。益知西学原本中学，非臆断也。”王锡阐进而又强调：“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这就是说西法背戾于中法的，均是“不善”，而“稍善者”都源于中国。

基于王锡阐的论证，梅文鼎从更多方面论证了“西学中源”。在梅文鼎看来，西方的“地圆说”是“窃疑为周髀遗术，流入西方者”，而且“地圆说”在中国古代著作中也多次出现，如：“《大戴礼记》则有曾子之说，《内经》则有岐伯之说，宋则有邵子之说、程子之说，地圆之说，固不自欧罗西域始也。”⁽¹⁶⁾

梅文鼎力主“西学中源”说，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在《历学疑问》中多次指出：“西历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学”；“周髀中即有地圆之理”；“浑盖通宪即古盖天遗法”等。在《历学疑问》该书中，梅文鼎还阐述了中历传入到西方的两条渠道：一是《史记》所记载的周末幽厉之时，畴人弟子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二是据《尧典》所说，是尧命“和仲”所谓“宅西”时传出去的。

当梅文鼎在审定《明史・历志》时，对西历是由中国传入的遐想作了更详细的说明：“西洋人之来中土者，皆自称欧罗巴人，其历法与回回同，而加精密。尝考前代，远国之人言历法者多在西域，而东、南、北无闻。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欧罗巴在回回西，其风俗相类，而好奇喜新竞胜之习过之。故其历法与回回同源，而世世增修，遂非回回所及，亦其好胜之俗为之也。羲、和既失其守，古籍之可见者，仅有《周髀》，而西人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夫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故备论之。”⁽¹⁷⁾

从以上梅文鼎所有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主要是从三方面对“西学中源”说进行论证的。⁽¹⁸⁾

（1）论证“浑盖通宪”就是周髀盖天之学。

明朝末年的李之藻著有《浑盖通宪图说》，主要介绍球面坐标系在平面上的投影问题，从而介绍星盘以及星盘的用法。耶稣会士熊三拔著有《简平仪说》，主要阐述简平仪这一天文仪器，原理与星盘十分相似。于是梅文鼎就抓住“浑盖通宪”这一点来展开论述：“故浑天如塑像，盖天如绘像……知盖天与浑天原非两家，则知西历与古历同出一原矣。”因此，梅文鼎断言：“至若浑盖之器……非容成、隶首诸圣人不能作也；而于周髀之所言一一相应，然则即断其为周髀盖天之器，亦无不可。”

梅文鼎的这段论述其实是毫无根据可言的，李之藻的《浑盖通宪图说》只是借用了我国古代的浑、盖这些名词罢了，其实质根本不同。

（2）设想中法西传的途径和方式。

梅文鼎从《史记・历书》中的“幽、厉之后，周室微……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出发，认为“盖避乱逃咎，不惮远涉殊方，固有挟其书器而长征者矣”。除此之外，梅文鼎还设想：“盖尧命羲、和仲叔分宅四方，羲仲、羲叔、和叔则以嵎夷、南交、朔方为限，独和仲但曰‘宅西’，而不限以地。岂非当时声教之西被者远哉。至于周末，畴人子弟分散。西域，天方诸国，接壤西陲，非若东南有大海之阻，又无极北严寒之畏，则抱书器而西征，势固便也。”梅文鼎设想东、南都有大海之阻，极北又有严寒之畏，所以，周髀盖天之学只能带到了西方。⁽¹⁹⁾

在这里畴人子弟“抱书器而西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古典天文学和周髀盖天之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3）试图论证西法与回回历同源。

对于这点论述，梅文鼎指出“而西洋人精于算，复从回回历加精”，“则回回泰西，大同小异，而皆本盖天”。“要皆盖天周髀之学流传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其根则一也。”只不过，回回历是源于西法，而不是西法源于回回历。

从黄宗羲、方以智到王锡阐、梅文鼎，“西学中源”说已经逐步完善。除了这些学者之外，康熙皇帝本人也加入到“西学中源”说中。康熙皇帝在写《三角形论》时提出：“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为此他也认定“西学实源于中法”。康熙五十年（1711），他在与赵宏燮论数时称：“算法之理，皆出于《易经》。即西洋算法亦善，原系中国算法，彼称阿尔朱巴尔，阿尔朱巴尔者，传自东方之谓也。”

“阿尔朱巴尔”又作“阿尔热八达”或者是“阿尔热八拉”，一般均认为是algebra的音译。这个字是源于阿拉伯文Al－jabr，是代数学的意思，那康熙皇帝是如何从这个词中看出有“东来法”的意思呢？现在也无从得知。但康熙皇帝这样的论调，则更激发了梅文鼎等学者更进一步论证“西学中源”。

康熙皇帝对“西学中源”说的倡导其实是有原因的。西历相比较于中历，其准确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使得清政府不得不借助西方天文学来制定历法。同时，也需要西方的工艺学来制造天文仪器和大炮。而另一方面，在“天朝上国”的尊严面前，“用夷变夏”对于统治是极为不利的。而“西学中源”说的倡导，则不失为一个巧妙的脱身方法。

对于康熙皇帝这样的论断，作为“同道中人”的梅文鼎当然是大加称赞：“御制《三角形论》，言西学贯源于中法，大哉王言，著撰家皆所未及。”⁽²⁰⁾“伏读圣制《三角形论》，谓古人历法流传西土，彼土之人习而加精焉尔，天语煌煌，可息诸家聚讼。”“幅度御制《三角形论》，谓众角辏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流传西土。此反失传，彼则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详。至哉圣人之言，可以为治历之金科玉律矣！”

也就在王锡阐、梅文鼎、康熙皇帝等这一番“宣传”之后，“西学中源”说开始成为清代官方钦定的观点，在社会上正式广泛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