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研究中的始源性问题

第一节　美学研究中的始源性问题

在中国当前的美学研究中，不管人们把自己所持的观点理解为什么“派”或什么“学”，也不管人们如何夸大不同见解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他们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实际上并不存在不同的美学派别或不同的美学学说，因为人们关于美学的主导性言说几乎无例外地源于知识论哲学这一基础。

众所周知，知识论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事物的本质，因此，它从日常生活中抽绎出如下的提问方式：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在哲学的自我反省中转化为What is philosophy(哲学是什么)？而在美学研究中则转化为What is beauty(什么是美)？其实，当当代中国的美学家众口一词地把“什么是美？”理解为美学所要解答的根本问题时，他们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了同一个哲学立场，即知识论哲学的立场。由于知识论哲学的这种提问方式逐渐脱离了对提问者置身于其中的生存状态的先行询问，终于蜕变为无根基的、单纯求知式的提问方式。尽管这样的提问方式在美学对自己的基础获得合理的认识之后仍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仅仅停留在这种无根基的、空泛的提问方式中，美学一定会失去自己的生存论基础和历史性语境，退化为一堆苍白的、无意义的文字。

任何有识之士都不会否认，美学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诞生并逐步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它对人类的生存活动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意义。因而，对于美学研究来说，更为始源性的问题不是询问“What is beauty(什么是美)”，而是询问“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beauty(为什么人类需要美)”。事实上，只有先行领悟了后者的意义，人们对前者的解答才可能获得其生存论的基础并进入历史性的语境中。^[3]

近年来，生存论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美学研究者的重视，但从他们对悲剧(tragedy)这一艺术形式的盲目倚重可以看出，他们在思想深处依然没有摆脱知识论哲学的羁绊。因为在悲剧艺术中，英雄人物心目中有待实现的理念乃是至高无上的，而这样的理念通常被知识论哲学视为最高价值。其实，只要人们把悲剧中的理念看作与人的生存活动和历史性相分离的抽象目标加以肯定、追求或夸大，即使他们口口声声地谈论着“生存”，也仍然无法脱离知识论哲学的窠臼。

深入的研究启示我们，悲剧的核心乃是某种理念，英雄人物出于强烈的使命感，试图实现这种理念，但由于性格上的缺陷或偶然因素的干扰，不幸夭折了。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强调的，悲剧试图通过恐惧而引起观众的怜悯，从而净化他们的心灵，提升他们的精神境界。

然而，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悲剧：一种可以称之为“健康的悲剧”，即英雄人物心目中的理念是有可能被实现的，如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他的理念是杀死篡位的叔叔，替自己的父亲报仇，而他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又使他难以实现这一理念，因而最终酿成了悲剧。另一种可以称之为“不健康的悲剧”，这种悲剧设定了一个过高的理念，不管英雄人物怎么努力，这样的理念根本上都是无法实现的，如“文革”中出现的样板戏，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语境，把绝对地排除任何私心杂念作为英雄人物的理念，这不但不能使观众感受到这种理念的现实性和亲和性，反而体验到英雄人物的矫揉造作和苍白无力。这种不健康的悲剧看起来是十分严肃的，骨子里却是非常可笑的，它们实质上不过是一些闹剧而已。

众所周知，人类是有目的的存在物，合理的理念对于人类说来永远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在人类今后的发展中，悲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将长久地存在下去。但从总体上看，当前人类的主导性审美视角亟需转换到喜剧美学上来。在我们看来，这是人类生命和审美艺术获得新生的一个重要契机。^[4]事实上，人们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审美态度转换到喜剧美学上来，才能从根本上超越知识论哲学的传统，真正把美学奠基在生存论哲学的基础上，因为喜剧所要消解的正是被不健康的悲剧所无限地加以夸大的理念。一旦这类压抑生命和激情的虚幻的理念被解构并被摈弃，轻松、幽默、滑稽和笑就会重新回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审美活动中，而蕴含在当代人生存状态中的最本己的可能性也就得到了合理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