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中源”说的发展

第四节　“西学中源”说的发展

“西学中源”说经梅文鼎、康熙等人的发展之后，最终成为了清代极为流行的观点。而继王锡阐、梅文鼎之后，大力提倡并不断发展“西说中源”说的主要是梅文鼎之孙梅瑴成、戴震以及阮元等。

一、梅瑴成及戴震的再论证

梅瑴成曾研究了《借根方法》之后，发现这种方法与元代李冶等人所用的天元术十分相似，就以此为例，更加对“西学中源”这一思想大书特书，并十分得意地认为“远人慕化，故物复得，东来之法尚不能忘其所自”。梅瑴成在《赤水遗箴》中也提出：“供奉内廷，蒙圣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谕曰：西洋人书名为阿尔热巴达，译言东来法也。敬受而读之，其法神妙，诚算法之指南，而窃疑天元一之术，颇与相似。复取《授时历草》观之，乃涣如冰释，殆名异而实同，非徒曰似之也。”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梅瑴成认为西方算术中的“借根方法”就是中国算术中的“天元一”。以后的中国众多数学家也都随着梅瑴成的“论证”，进一步证明借根法就源自我国的“天元一之术”。因而，这一说法也就成为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最有力的“证据”。在《数理精蕴》这一书中，还称：“汤若望、南怀仁，安多、闵明我相继治历间明算法，……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

在《数理精蕴》一书中也提到：“至于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畤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²¹⁾这段话出自《数理精蕴》，这是一本按康熙要求是要“成一代大典，从淑天下而范万世”之作，此书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西学中源”说也正由此成为清朝的经典观点。到了乾隆年间，梅瑴成继承祖业参与修《明史》历法，他在历法中依然强调“西学中源”这一观点：“西人得浑盖通宪之器，寒热五带之说，地圆之理，正方之法，皆不能出周髀范围，亦可知其源流之所自矣。”⁽²²⁾

就在梅瑴成给以“西学中源”说证明之后，戴震在《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书的提要中，最终将“西学中源”说确定下来。

在戴震的历算学著作中，对中西科学的研究工作已演变成以中学为主干，以西学为注脚的形式。如表7-1所示。

除此之外，戴震还认为西方科学所用的名词概念都源自中国，只不过稍加改变罢了：“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其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八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

由戴震的一系列言论可知，他已经完全将“西学中源”说确定下来了，认为西方科学从内容到名称无不出于中国。至此，在我国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盛行考证古学、崇经复古的风潮，我国开始在学习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道路上走下坡路。

表7-1　戴震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论证⁽²³⁾

二、阮元的推波助澜

戴震之后，对“西学中源”说极为推崇的就是阮元，他被称为“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是对中国科学史有特殊意义的一位人物，他编撰了《畴人传》一书，影响深远，对入传者有一些公允、独到的见解，但“西学中源”这一思想贯穿始终。

在《畴人传》的开篇，阮元就开门见山地指出：“西法实窃取于中国，前人论之已详。地圆之说，本乎曾子；九重之论，见于《楚辞》。凡彼所谓至精极妙者，皆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²⁴⁾

《畴人传》对“西学源于中法”说的宣扬从以下例子中可显而易见。在康熙年间，杜德美（P.Jartour）将三个幂级数展开式传入我国，这是我国数学所未有的。而阮元却强调说，这种方法与“垛积相类”，是“祖冲之缀术之遗”，“缀术一书亦当如立天元术之流入彼中，吾中土亡之而彼反得之矣”。这种毫无根据地将格雷戈里（Gregory）等所创立的展开式运算说成源于祖冲之，在今天看来是极为可笑的。但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中，却被时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可见在“夷夏之防”影响下国人的愚昧程度。

相对于之前的梅文鼎等人，阮元在《畴人传》中所倡导的“西学中源”思想不乏“创新”之处：“然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如地为圆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阳高卑，与《灵考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郄荫不附天体之说。凡此等等，安知非出于中国如借根方之本为东来法乎！”⁽²⁵⁾由此可知，阮元将前人所没有提到的“地为圆体”、“太阳高卑”、“蒙气有差”等也都认为是源自中法。除此之外，阮元还把西洋自鸣钟的原理说成与中国古代的刻漏原理是相同的，所以也是源自中土。

从王锡阐、梅文鼎、梅瑴成、戴震、阮元等人的言论中，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都认定西学是缘于中土的。但“西学中源”说只不过是捕风捉影的主观猜度罢了，根本没有现实依据。那为什么这些可以称之为科学家的中国学者要大费周折做出如此牵强附会的解释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忘记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没有忘记“会通”的真正目的是“超胜”，没有忘记要解决“超胜”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不能让人们过分崇拜“西学”，从而丧失“超胜”的信心。

王锡阐就曾态度十分鲜明地指出，他提倡“西学中源”说，就是为了纠正人们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拜。“万历季年，西人利氏来归，颇工历算。崇祯初，命礼臣徐光启译其书……书百余卷，数年而成，遂盛行于世，言历者莫不奉为俎豆。”对于西学，更是“畴人子弟骇于创闻，学士大夫喜其瑰异，互相夸耀，以为古所未有”。王锡阐认为这种情形完全违背了徐光启提出的“会通以求超胜”的初衷，“乃文定既逝而继其事者，仅能翻译之绪，未遑及会通之法”。因此，在王锡阐看来，提倡“西学中源”能遏制“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的趋势，以使人们不丧失“超胜”信心，从而最终真正能达到“超胜”的目的。

在《道古堂集・梅定九君传》中，杭世骏在评论梅文鼎的历算著作时指出：“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始倡几何之学，以点线面体为测量之资，制器作图，颇为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斥遽西人为异学，两家之说遂成隔阂。”就正如梅文鼎自己所说的：“吾为此学……维求此理大显，使古绝学不致无传，则死无憾！”

通过王锡阐、梅文鼎两人各自的论述以及时人的评述可以看出，他们是唯恐人们只以西学为宗，从而无视中国传统科学，进而丧失了“超胜”的信心。这种思想，阮元也是代表之一：“天文算数之学，吾中土讲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使必曰西学非中土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当知所自立”。从这里可以看到，“西学中源”说之所以流行，正是为了解决“会通以求超胜”说中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学习西学的同时，如何能不摒弃传统的民族文化？如何能不丧失民族自信心？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于中西文化现实冲突的整个过程中，直到今天，依然存在着。只可惜这些人都走错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