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带来的西学

第四节　利玛窦带来的西学

利玛窦通过他的“奇珍异宝”扣开中国大门，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不菲的业绩，为传教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他去世后，还给后人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手稿，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原稿。原稿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当然，除了这部手稿外，利玛窦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在中国传播的科学知识。在之前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利玛窦在罗马学院五年的大学生活为他以后在中国传播科学知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也正是因为传播科学知识而使他闻名中华。当然，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他所传播的科学在中国完全是一门新的、陌生的学科这一重要原因外，还因为当时明末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思潮急需新的鲜活的血液。

从明开朝到16世纪末，原有的封建政治统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和经济活动模式都已经成为人们的思想禁锢和社会发展的障碍，中国社会逐渐步入转型期。有识之士对社会开始产生深刻的反思，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其次是理学观念的转变。

明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的基础上，一些手工业部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江南丝织业、棉织业中相当突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人拥有大量财富，许多社会公益事业也逐渐从士大夫手中转移到商人身上。商人地位的提高，打破了过去“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本处于上层社会的士阶级逐步与官僚、大商人融为一体，“工商皆本”的新观念，使中国社会开始孕育科技革命的转变。社会结构变革、社会经济发展促使了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化，表现在思想上讲求经世致用，对科技的要求更显迫切。其中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思想先进分子开始反省以往旧学术的空疏虚无，开始以务实致用的眼光积极关注起天文、地理、数学、机械等实际学问来。

工商业发展、社会结构变革的同时，明代理学家们也开始了深刻的反思。王阳明提倡心学，提出“心”就是“理”。将“人心”与“天理”贯通，王阳明后的追随者将这一观念发扬光大，把人的伦理、社会秩序作为“天理”，使王阳明理学直接为社会生活服务。而就在利玛窦前往中国之时，明朝政治腐败、倭宼骚扰加剧、满族觊觎关内、阶级矛盾尖锐，明王朝面临着全面危机。中国经济文化上的这种社会变革，客观上为利玛窦等传教士实施科技传教提供了可能。利玛窦的到来，以“实心、实行、实学”对明末实学思想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并积极传播科学知识，为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地学

中国古语中的“地理”一词，实由“地”与“理”二字组成。“地”，《说文解字》解释为：“元气初分，轻清阳为天，重浊阴为地。万物所陈列也。从土，也声。”《尔雅・释名》：“地，底也，其体低下，载万物也。”晋代张华的《博物志》释为：“地以名山为之辅佐，石为之骨，川为之脉，草木为其毛，土为其肉。”因此，中国古代的“地”，类似于今天自然地理学中的地形地貌。到了后来，“地”又被附加上其他含义，如《易・坤・象》：“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以地比附君子之厚德，这对“地”的本意已经作了延伸。“理”，《说文》曰：“治玉也，从王，里声。”后引申为条理、道理、法则或某种规律性。如《韩非子・安危》：“先王寄理于竹帛，其道顺，故后世服。”

我国古书中最早使用“地理”一词，似出于易传。《易・系辞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这里“天文”指天象，“地理”即地法。后来，对“地理”一词发展演变成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较为平实的解释。宋代胡瑗《周易口义・系辞上》云：“地理者则谓山川、原隰，高卑、上下，各有条理，繁盛于地，故称理也。”《汉书・郊祀志下》：“地理，山川海泽所生殖也。”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地理”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地球表面的山川、陵陆、水泽的分布和特点，概指地球表面的自然环境。另一种是附会阴阳五行而较为神秘的解释。《越绝书》：“夫阳动于上以成天文，阴动于下以成地理。”《周易通论》：“天文之大者，三光而已。地理之大者，五行而已。”三光即日、月、星，五行即金、木、水、火、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阴阳五行观念的抽象神秘化，又与宇宙气论相结合，遂生出风水术，因此“地理”一词在我国古代亦可概指风水，以相宅卜葬为用，并风行于民间。⁽¹⁹⁾这种解释至今虽已不绝如缕，却流行依然。

中国传统认识世界的观念有三个基本点：一是“天圆地方”说，天是圆的，地是方的；二是中国处于“天下”的中心（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²⁰⁾）；三是只有中国乃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其他不过是蕞尔小邦而已。

当然，绘制地图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西周初期的文献记载和铜器铭文，已说明有城址图、山川图、军事图和疆域图等多种地图在实践中使用。出土文物中，如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放马滩秦汉墓葬发掘中发现的先秦时期的木板地图，是现今世界上最早的具有严格意义的地图。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地图，为我国汉唐时期存在实物地图填补了空白。地图的绘制特点与历史地位表明，我国先秦时期地图绘制水平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我国制图史上，第一个对绘制地图有特殊贡献的是三国、两晋间的裴秀。裴秀在《禹贡・地域图》自序中提出制图六体：“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其所阐述的是中国古代制作任何一种地图都不可或缺的基本工作原理和程序。这种制图原理，代代相传，直到明末清初普遍采用西法制图方法之前，在中国始终相承未变。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利玛窦入华之前，中国还没有一幅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地图，历代的“华夷图”、“天下图”实质就是中国地图，附带着陆路邻国和几个散落的小岛。利玛窦在刚入我国时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对明代所绘制的舆地全图作了这样的评价：“据说是表示整个世界，但他们的世界仅限于他们的十五个省，在它四周绘出的海中，他们放置上几座小岛，取的是他们曾听说的各个国家的名字。所有这些岛屿加在一起还不如最小的中国省大。”正“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²¹⁾。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在当时经多次绘制和刻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输入了西方地理学新知识和关于世界的新观念，打开了明末一部分开明的先进的中国士人的眼界，给了他们新的启示，引发了他们新的思考。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冲击了中国传统地图学，开我国以科学方法绘制地图之先例。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一改中国传统只注重研究地图的人文方面，而不注重研究地图的自然之故的偏向，促使中国地理学走向近代科学化，为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地理教育的兴起了先导作用。

利玛窦所编绘的世界地图，曾经的刻板主要有：①“山海舆地图”（1584年王泮于肇庆付梓）；②“山海舆地全图”（增订王泮本，1600年吴中明于南京付梓）；③“舆地全图”（此图为东西两半球面，1601年冯应京付梓）；④“坤舆万国全图”（附南北两半球图，增订吴中明本，1602年李之藻于北京付梓）；⑤“两仪玄览图”（附南北两半球图，增订李之藻本，1606年李应试于北京付梓）。⁽²²⁾

在艾儒略（Jules Aleni）的著作《大西西泰利先生形迹》中有这样的记载：“利子向在端州时，画有坤舆图一幅，为心堂赵公所得，公喜而勒之石，且加弁语焉。然而尚未知利子也。是时赵公方开府姑苏，而王宗伯偕利子至南都，赵公馈礼物，并坤舆图以献；王公奇之，示利子，因作书复赵公曰：‘所画坤舆图之人，今兹在矣。’”这里讲的就是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

利玛窦在肇庆时，刊印了“山海舆地图”，作为首次使用“汉里、汉名、汉辰计算之世界地图”，地图采用经纬绘制法，比我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的方法要先进得多。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图，在我国部分士大夫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逢迎国人的心理，“这位地理学家改变了他的设想，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这更符合他们的想法，使得他们十分高兴而且满意。……这份地图，经常加以校订、改善和重印，进入了长官和总督的衙门，大受称赞”⁽²³⁾。

“山海舆地图”由王泮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当时的著名学者章潢还把地图收进《图书编》中，后来任应天府巡抚的赵可怀曾将此图摹刻在一块碑石上。在肇庆绘制的“山海舆地图”，利玛窦在南京时，受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之请，还对它进行了一次修改，刊印后散发更广，甚至流传到澳门、日本等地。1602年，此时利玛窦已定居北京，李之藻向他学习地理知识，利玛窦就再次对“山海舆地图”进行了修订，扩充了一些新的内容，绘制成六条合幅的屏风式“坤舆万国全图”。李之藻雇工刊刻，印量上千。后来，在利玛窦的帮助下，新入教的李应试又刊刻了八条合幅的“两仪玄览图”。

在利玛窦所刊印的诸多世界地图刻板中，“坤舆万国全图”刊印最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北京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除主图外，还在书中空阔处加进了介绍天文学知识的九重天图、天地仪图、日月食图及各种解说和注释。整幅地图4米多长，1米8宽，对世界各地地理位置描绘准确，同时引入了南极洲、南北美洲、大西洋、太平洋等地理概念。此外，在该图的右上方还绘制了一幅九重天图，在右下方绘制了一幅斜视的天球图，首次在中文地图中使用了昼长线（赤道）、昼短线（回归线）、极圈、南极、北极等概念。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几乎是一卷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百科全书，几乎囊括了当时西方地理学的主要地名、地理概念和理论。利玛窦通过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而传入中国的地理学新知识，主要有以下方面。⁽²⁴⁾

1.地圆学说

“地圆之说，直到利氏西来才始之。”利玛窦在肇庆时，在教堂接待室的墙上曾展示了一幅用欧洲文字标注的世界地图。这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特别是当肇庆知府王泮看到这幅地图后，就请利玛窦将他的地图写成中文，并同时向他保证这项工作的完成肯定会使利玛窦赢得很大的声誉和大家的赞许。

利玛窦学过绘图技术，在澳门和肇庆都测量过当地的经纬度，在当地一位译员的帮助下，新的世界地图很快就绘制好了。新图的比例比旧图大，而且还留了更多的空白来写中文注释。根据这一地图，利玛窦宣传地圆说，那时的中国人都深信天是圆的，而地是平而方的，为了使中国人更好地接纳地圆说，利玛窦在“山海舆地图”中写道：“地球本圆球，今图为平面，其理难于一览而悟，则又仿敝邑之法，再作半球图者二焉。”⁽²⁵⁾还着重进行了阐释：“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清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²⁶⁾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也介绍了地圆学说：“夫地厚二万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百分里之三十六分，上下四旁皆生齿所居，浑沦一球，原无上下。盖在天之内，何瞻非天？总六合内，凡足所伫即为下，凡首所向即为上，其专以身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如所离中线度数又同而差南北，则两地人对足底反行。”

利玛窦的地圆说，对中国古代传统的宇宙理论是一次冲击，它与中国旧有的“天圆地方”、“天圆地平”说是格格不入的。这种学说大大地开拓了中国天文学家和一些士大夫的视野，改变了他们对世界地理孤陋寡闻、凭空臆测的思辨认识。地圆学说是利玛窦等耶稣会士输入中国的西方科学之嚆矢，是继后形成蔚然可观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肇始，其意义是不能低估的。

2.水晶球体系的宇宙学理论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的右上角画了一幅醒目的“九重天图”，图中整个宇宙以地球为中心，向外依次分为九重天：月轮天、水星天、金星天、日轮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二十八宿天、无星带。并解释：“此九层相包如葱头皮焉，皆坚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体内，如木节在板，而只因本天而动。第天体明而无色，则能透光如琉璃、水晶之类，无所碍也。”在图的左上角，又有关于日食与月食的文字，通过解释日、月食论证他的宇宙理论。我国古有分野之说，以天空列宿，为地域之分界。然地球与诸曜之关系，寒暖节气之所生，日月诸食之所成，为谈舆地者所不道。利玛窦的水晶球体系，增长了中国士人的见识，尤其是借以引起他们更多地关注天文与地理的关系，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3.经纬度及其测量

利玛窦在“坤舆万国全图”中说：“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天中有赤道，自赤道而南二十三度半为南道，赤道而北二十三度半为北道。”因此，通过测量天体可以确定地球上某一地的经纬度。利玛窦还具体介绍了测定经纬度的“看北极法”和“测太阳法”。一旦测得某地的经纬度，就可以确定这个地点的位置，并计算出它与其他地点的距离。通过测量经纬度还可以推算出昼夜的长短、不同地方的时差及节气。人们见到日、月蚀的时间也因经纬度而异。而我国古代绘制地图，据《旧唐书》记载，贾耽绘制地图，始凭道里之远近，以一寸折百里之比例为之。其后绘制地图者，咸承此法。但边徼荒陬，舟车罕至，里程何由确定，其折里殆同虚构，方位错乱，乃所必然。因此，利玛窦用经纬度绘制地图，实开我国以科学方法绘制地图之先河。

4.五大气候带的划分

利玛窦在《天地浑仪说》中介绍了五大气候带：“以天势分山海，自北而南为五带：一在昼长、昼短二圈之间，其地甚热，带近日轮故也。二在北极圈之内，三在南极圈之内，此二处地居甚冷，带远日轮故也。四在北极、昼长二圈之间，五在南极、昼短二圈之间，此二地皆谓之正带，不甚冷热，日轮不远不近故也。”尽管当时利玛窦还不能对五大气候带的形成作出真正科学的解释，但却为当时中国士人带来了一种新鲜感，而且，这种五个气候带的分法至今仍然在地理学中沿用。

5.五大洲的新天下观

利玛窦在他的世界地图中将世界分为五大洲，并首译其名“亚细亚洲”（亚洲）、“欧罗巴洲”（欧洲）、“利未亚洲”（非洲）、“亚墨利加洲”（南北美洲）、“墨瓦拉尼加洲”（南极洲和大洋洲）。他还对五大洲东南西北四至作了说明。除了五大洲外，还有四大洋，即大西洋、大东洋（太平洋）、小西洋（印度洋）、冰海（北冰洋），并划定了范围。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的认识，分为两个系统：一类是以想象虚构而成的，如《山海经》、《穆天子传》、《十洲记》等书所记。一类是以官书所记，取材于曾经身历其地者之耳闻目见，如《史记・大宛传》、《汉书・西域传》等。“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从利玛窦以后，中国史书始有世界五大洲之说。

6.地图科学绘制法

利玛窦是第一个将西方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的外国人，最早将欧洲绘制地图的投影法介绍到了中国，他将投影制图法和经纬度测量法运用到测绘和制图中，使得地理位置定位更加精确。利玛窦所传入的投影法有三种：（1）穆尔怀德（Mollwide）投影，这种方法为等积投影，纬线为一组平行线，中央经线为直线，其他经线为对称凹向中央经线的曲线，赤道与中央经线互相垂直，赤道长度为中央经线长度的一半。“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的绘制都使用这种投影法。（2）穆尔怀德半球投影，也就是穆尔怀德全球投影中央部分的圆表示半球，也是等积投影。（3）方位等距极低投影，圆的中心为极，经线是自极点向四周辐射的直线，纬线是以极为圆心的同心圆。⁽²⁷⁾

中国虽很早就有地图的绘制，但基于大地是“平”的观念，绘图方法就是“百尺见方”。而由于地球是圆形的，“百尺见方”之法明显是不精确的。而当地球概念传入，把地球表面作为球面处理时，它是一个不可展曲面，若强行压平，则必然产生断裂和重叠，这样就不能获得完整而连续的地球表面的平面图形。而解决地图平面与地球曲面间这对矛盾的方法，就是地图投影的科学方法。⁽²⁸⁾因此，利玛窦传入的投影法科学地图绘制法推动了我国近代地图学和地理学的发展。

7.世界地理新知识

利玛窦通过世界地图向中国人展示了欧洲人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获得的世界地理新知识。图上运用了一系列新的地理学概念，其中很多成了今天的地理学常识。利玛窦在他的世界地图上，还通过注文介绍了世界各地不同的自然地理、物产资源、风俗人情、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等。这些知识大大开阔了中国士人的眼界。诚如叶向高所言：“又画为‘舆地全图’，凡地之四周皆有国土，中国仅如掌大，人愈异之……要以茫茫堪舆，俯仰无垠，吾中国人耳目闻见有限，自非绝域异人，躬履其地，积年累世，何以得其详悉之若是乎！”⁽²⁹⁾而且，这些西方人文地理的资料也足以向中国人表明，在远离中华文化的“绝域”，同样有着完全可以和中国的声教仪章相媲美的礼乐教化。这对中国长期的夷夏观念确实是一种颠覆。

8.外国地名的译定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上标有1113个地名。包括大洲、大洋、国家、地区、内海、山脉、河流、湖泊、岛屿等，且大多是首创译名。在我国，外国地名的汉译最早见于汉唐以来的图志，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一书所载地名也涉及北非、南欧，但具体方位大多模糊不清。利玛窦所译定的地名中，有不少至今仍然沿用，如地中海、尼罗河、大西洋、罗马、加拿大等。更多的音译地名虽然用字与现在不同，但一读便知即今何地，如墨是可（墨西哥）、冰海之岛（冰岛）、智里（智利）等。

中国古代从战国时代起就有自觉的地理意识，一方面是对山川物产的观察与记录，另一方面从《汉书》以来大部分正史都有《地理志》专篇，以政区地理的框架来记录各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特征。唐代以后，出现地理总志，从《元和郡县图志》一直到《大清一统志》。也有各种其他类型的地理著作，如《水经注》，还有各级地方志对地理的记述。但我国一直到晚明以前却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地理学学科。所有的地理著作只有天下观，而没有世界观。

中国的地理学直到晚清在西方地理学的影响下才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引入，使相当一部分人有打破旧的天下观、建立新的世界观的变化。这显示出晚明地理学近代化的曙光，也是任何一个民族走向近代社会所不可缺失的启蒙教育。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影响，诚如张维华所阐述的：“明季受利玛窦地图影响之较深者，乃限于少数与耶稣会士交游密切之人，如徐光启、李之藻之发挥地图之论，如吴中明、冯应京、李应试等之热心刊刻全图，此辈皆信利玛窦之说，然亦未能穷其究竟。至于郭子章、王圻，章潢、程百二、潘光祖辈，虽采用利玛窦之说，亦于世界大势无甚了解。”⁽³⁰⁾而在接受的人之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把它当成一种消遣观赏之物，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并没有因此而冲出原有的传统认识。而顽固者，则不是认真地去研究这种新学说，不是去接受新知识，而是固执成见，一味排斥和反对；或者傲慢不屑，轻蔑地加以嘲笑；甚而以一种愚昧荒唐的态度、病态的心理与行为激烈地抵触这种新学说。在新的科学内容面前，表现为故步自封和倒退。

明末利玛窦传入世界地图，不仅引入了近代地理学的新知识，而且也传播了西方科学重实证与进行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但这种冲击波很快就消失，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沉寂。人们所关注的是地图的新颖，是对地理新知识的好奇，却并没有由此为契机，建立起我国近代的地理学和近代的地理教育。

中国传统中很早就有地理志书，有舆地之学，但缺乏现代地理学的观念、缺乏现代地理学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现代地理学输入中国，并没有与中国传统的舆地之学发生直接的关系，也并不是中国固有传统的延续，而是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在近代不断地被西学所冲击，直至最后崩解。

利玛窦所带来的这些世界地图是我国最早刊行的世界地图，对当时中国人来说，也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天文地理书，其中包含了地圆说、五大洲观念、经纬度的测量方法、全球气候带的划分等。这样的世界地图，在徐光启、李之藻时期虽然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只是国人从天下观转为世界观的第一步，很快就停滞不前了。利玛窦逝世后就很少再有人去关注利玛窦带来的世界地图等西学，这是极为可惜的。

利玛窦世界地图在中国传播与消逝的历程，反映了在中外文化、新旧文化的接触、碰撞和交流过程中，异质文化、新文化终于被中国传统文化所误释、化解和销蚀的历史教训。当时热心刊刻利玛窦世界地图的郭子章，试图为学习西学扫清道路，援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为西学、西士正名。稍后，也有人借用孔子“礼失而求诸野”，为学习西学张目。继而引述“东海西海、心同理同”，随后又发展为“西学中源”说。尽管这种种说法都是一种说辞，是学习西学的合法化台阶，是士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所采用的不同的提法和策略。⁽³¹⁾但是，这种种说法实际上抹杀了西方近代科学的独特性与先进性，引导人们盲目沉溺于中国古代文化，终于妨碍人们对西方近代科学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限制人们对西方近代科学的学习与吸收。其结果，到1886年时，尚有士人问及“亚细亚”、“欧罗巴”二名，谁始译之？而这已是利玛窦肇庆本“山海舆地图”刻印（1584年）之后的302年了。洪业对此深为感慨地说：“鱼未得而筌已忘，可叹。”诚哉斯言。

二、天文学与历学

明清之际，传教士以科学传教的模式进入中国，在我国掀起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在传教士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天文机构的钦天监，耶稣会传教士才真正站稳脚跟，正如费赖之（Louis Pfister）所说：“若无天文，则并传教之事亦无矣。”⁽³²⁾利玛窦也正是看到了天文学在我国的重要性，指出：“把他们的历法修正一下，就可以使我们得到极大的荣誉，我们也就把中国的门户开放了。”⁽³³⁾为此，在利玛窦等传教士所带来的西学中，天文学知识占了重要的地位。

在古代文明起源以及传播问题上，天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原因主要有：“①天学作为一门高度复杂抽象的学问，足以成为衡量一民族开化与文明程度的理想标尺之一；②天学是一门精密科学，许多天象皆可用现代方法准确逆推，在解决古史研究中年代学之类的问题时，常能独擅胜场；③天学在古代东方型专制政治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³⁴⁾

天文学在古代中国主要不是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学科，而是带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上古时代，天文学曾经是王权得以确立的基础，后来则长期成为王权的象征。这门本应该成为广泛提倡和鼓励的学问，就一直成为一门被严厉禁锢的学科。在明初，对民间天文学研究的控制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诛死。”⁽³⁵⁾直到明代中叶，除了官方天文机构中的官员等少数人之外，其余人“私习天文”都是大罪，对于民间私藏、私习天文书籍，历朝都颁布过许多禁令。在中国历史上持续将近两千年的“私习天文”的禁忌，到明末才逐渐有所缓解。万历年间，我国天文历法和观测仪器与西方的天文学理论和天象观测技术相比已相当落后，“而此时正是耶稣会士进入中国的前夜”，这为传教士在中国立足提供了机会。中国天文学在明末发展成就的主要标志是修历，即制订《崇祯历书》。这项工作主要是由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主持的，并聘请一些传教士参加。可是利玛窦还没等到这项工作的开展就病故了，其作用是为这次修历做了重要的奠基工作。

中国从商周时代，甚至更早，就有天象观测的历史，留下了比其他任何古代文明都丰富得多的观测记录，在历法和天文仪器制作方面，也都达到过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关于宇宙的认识论方面一直都很薄弱。比如，在中国盛行的天圆地方说、盖天说、浑天说、宣夜说等，都没有形成关于宇宙结构的严格而系统的理论，主要原因还在于寥寥无几者能从宇宙结构上锲而不舍地去研究自然的天。

在利玛窦准备进京献贡品之时，了解到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利玛窦针对这一情况很快作出了参与改历工作的尝试。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进京献贡品时，其疏中有云：“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倘蒙皇上不弃疏微，令臣得尽其愚，披露于至尊之前，斯又区区之大愿。”⁽³⁶⁾只可惜利玛窦的这番自荐并没有被采纳。当时中国也有一些主张改历者，如徐光启等人，主要是针对天象与现行历法不合的实际矛盾而提出的。然而，由于千百年来“私学天文”的禁忌造成的天文学人才的空乏，即便站出来一些主张改历的人，也不具备解决这一问题的能力。利玛窦充分认识到中国天文人才缺乏这一现状，认识到天文学对传教工作的重要性，于是就多次向罗马教廷建议，要求派长于天文的神甫或修士来华。正是基于他的建议，才有后来精通天文的邓玉函（Jean Terrenz）、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以及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等人的来华，他们在以后的修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利玛窦并没能征得皇帝的同意进行改历，但是通过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天文学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利玛窦在大学期间受其老师克拉维斯的影响很深。克拉维斯被称为16世纪的欧几里得，1561年写的《萨克罗博斯科天球论注释》（简称《天球论注释》）经多次修改后，成为当时的天文学百科全书，全书在宇宙认识论方面反映的是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利玛窦入华后讲授、翻译的天文学知识大多都依据此书，最先将托勒密的“地心说”传入中国。

除了传入“地心说”之外，利玛窦又开始着手用铜铁制作天文仪，或作为样品展示，向来访者讲解地球的位置和各星球的运行轨道，或作为礼品赠送给中国士大夫。在艾儒略的著作《大西西泰利先生形迹》中，对利玛窦在万历十一年（1583）抵达肇庆后，有这样的记载：“间制地图、浑仪、天地球考、时晷、惜时之具，以赠于当道。”由此可知这些天文仪器包括：地球仪、天球仪、浑天仪、日晷仪、象限仪和纪限仪。利玛窦在地球仪上标出了子午线、经纬度、赤道、两极和五带。利玛窦所造的日晷仪与中国原有的不同，它不是水平放置的，而是倾斜一定的角度。在放置时，利玛窦考虑了日晷仪所处的地理位置。同时在肇庆期间，他还成功地进行过两次月食观测，利用这两次的月食观测确定肇庆的经度。在这之前，虽然中国人已经能测定各地的纬度，但不会测定经度。利玛窦是第一位将测定经度的方法传到中国的，也正因为经度的测定，“才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和欧洲的位置关系”。在南昌时，利玛窦也向来访者宣讲经度测量方式。同时在他送给建安王的书中，就有天体轨道图、四元素组合图，并附上了中文解说。在这一期间，他还准确预报了1596年9月22日的日食。

在南京，利玛窦还撰写了《四元行论》，专门向人讲解亚里士多德宇宙论中的四元素说。在利玛窦到达北京的1601年，还预测了5月11日的日食。利玛窦这么多次都准确地预报日月食，比钦天监精确得多，因此很多人都佩服不已。这使利玛窦赢得了天文学家的称号，也使中国人开始认识西方天文学。

利玛窦入华携来的天文学知识，是掺杂着中世纪神学的希腊科学文化遗产，在今天看来，这些知识未免有一定的缺陷所在。如倡导“地心说”的宇宙观：认为静止的地球处于宇宙的中心；环绕地球周围的是土、水、气、火四元素组成的地下界等。这些相对于现今我们所了解的日心说，是落后的。但我们并不能否认，这些天文知识对于当时中国人的科学知识而言仍属新奇，仍是利大于弊的知识。

除了利玛窦本身所带来的西方天文学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之外，还带动了我国部分开明士大夫学习天文学知识，其代表就是李之藻，成为了跟随利玛窦学习天文知识的一个重要人物。

李之藻，字振之，号凉庵居士，又号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授南京工部员外郎。李之藻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少年时就描绘中国15省地图，以为天下尽在其中，看到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于是就以利玛窦为师。1602年，经利玛窦修改增补后，李之藻雇工刊刻了六条合幅的屏风式“坤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师从利玛窦学习西学时，利玛窦通过地图讲解地圆说、天球说等，李之藻就根据听课笔记以及“坤舆万国全图”中补白、注释文字，于1605年编成《乾坤体义》。此书分为三卷。⁽³⁷⁾

“上卷”：①天地浑仪说；

②地球比九重天之星，远且大几何；

③浑象图说；

④四元行论；

“中卷”：①日球大于地球，地球大于月球；

②论日球大于地球；

③论地球大于月球；

④附徐大史地圜三论；

“下卷”：容较图义。

在《乾坤体义》的上卷中，李之藻直接引用了利玛窦为世界地图所作的空白、注释等，这些内容实际来自利玛窦的老师克拉维斯的《天球论注释》。中卷内容也来自《天球论注释》一书，下卷的“容较图义”是《天球论注释》中专论圆的等周图形的部分，后来，李之藻还将“下卷”这一部分重新加工，单独印行，改称《圜容校义》。李之藻还随利玛窦学会了使用星盘，并自己动手制作了一架，运行也非常精确。除《乾坤体义》外，李之藻还根据利玛窦口授，于1607年在福建整理刊印了《浑盖通宪图说》一书，主要讲解星盘坐标系统投影法。从世界地图到《乾坤体义》，不仅表明西学传播由“地”及“天”的渐近过程，同时也表明李之藻等中国学者从开始的零散获取西学到系统消化的自觉要求。而且，对于士大夫的大多数人来说，世界地图尚可以作为雅俗共赏之物，而《乾坤体义》则已经是颇要有些数学头脑的人才可以阅读的“天书”了。

三、数学

我国传统数学偏重于具体问题的解决，而对纯理论的推导不感兴趣。例如对于无理数的概念，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掌握勾股定理之后，就立即推导出了无理数。这不是由经验事实所直接反应的，而是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数学概念。但是，我国在发现勾股定理之后，却一直没有无理数的概念。

数学与天文、历法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利玛窦所传授的天文知识，大多与数学有关。譬如李之藻依据利玛窦的听课笔记编撰而成的《乾坤体义》，上卷主要讲天象，中卷所讲解的则都是数学。天文学不可离开数学，而数学却可以独立地开展研究和应用，并构成一切科学技术的基础，所以可以说万般皆从数学始。西方数学自觉地、成规模地传入中国也是在明末，最先传入者也是利玛窦。最早翻译成中文的数学著作是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这一书的刊印是中国近代科学的起点。

欧几里得的《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系的数学著作，一直作为人类理性精神的范本广泛流传，是科学史上的经典之作。1606年，利玛窦和徐光启对其进行了翻译，中文书名为《几何原本》。《原本》共13卷，《几何原本》只译得前6卷，后7卷在利玛窦、徐光启翻译完成250年后，由中国学者李善兰和英国人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于1857年译竣，由两江总督曾国藩作序印行全译本，作为海山仙馆丛书本。

《原本》的第一卷是利玛窦在韶州时由瞿太素所译。学习西方科学时先笔算，后学天文，最后学《原本》，根据听讲笔记于1592年左右翻译了《原本》第1卷。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做了这样的记载：“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有关神父们是用这种方法变出银子来的谣言和信念仍在流传着，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于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因欧洲人的算学要比中国人的更简单和更有条理……他接着从事演习丁先生的地球仪和欧几里得的原理，即欧式的第一书……当他把这些注释呈献给他的有学识的官员朋友们时，他和他所归功的老师都赢得普遍的、令人羡慕的声誉。”⁽³⁸⁾在这段记录中所提到的“欧式第一书”就是《原本》第一卷。

在《原本》的翻译过程中，根据《利玛窦中国札记》记载，张养默也曾经试图翻译此书。利玛窦详细记录了张养默被派来学习数学的整个过程：“经过长时期的研究之后，他（王肯堂）没有能发现任何明确的中国数学体系这样的东西；他枉然试图建立一个体系，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科学。但最后放弃了这种努力。于是他把他的学生派来，带来一封给利玛窦神父的推荐信，请他手下这个学生代替他自己受教导。”对于这个学生，即张养默，利玛窦评价甚高：“这个学生性情有点傲慢，但不久就变得谦恭近人，他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作为座右铭。他自学了欧几里得的第一卷。他不断向利冯安神父请教几何学问题，当他的老师告诉他不要占用别的学生的时间时，他就去工作和用中文印刷自己的教科书。在讲授过程中，利玛窦神父提到了传播基督的律法，这个特殊的学生告诉他说，与偶像崇拜者进行辩论纯属浪费时间，他认为以教授数学来启迪中国人就足以达到他的目的了。”⁽³⁹⁾张养默也曾尝试翻译《几何原本》，但终没能完成。

1604年，利玛窦与徐光启相逢，在交往过程中，徐光启深感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和实用，开始跟随利玛窦学习。1605年徐光启向利玛窦建议：“既然已经印刷了有关信仰和道德的书籍，现在他们就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内容要新奇而有证明。”徐光启的这一建议得到了利玛窦的赞同，于是在1606年秋，徐光启开始着手翻译《几何原本》。对于翻译《几何原本》的原因，利玛窦是这样说的：“中国人最喜欢的莫过于关于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一书。原因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虽则他们的教学方法与我们的不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证明。这样一种体系的结果是任何人都可以在数学上随意驰骋自己最狂诞的想象力而不必提供确切的证明。欧几里得则与之相反，其中承认某种不同的东西；亦即，命题是依序提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⁴⁰⁾利玛窦所提到的“或许是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学了”，徐光启就是典型。

徐光启曾指出：“象数之学（数学），大者为历法、为律吕，至其他有行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他还将数学形象地比喻为学习科学的“金针”，要绣科学这一鸳鸯，需要依赖于数学这一金针：“昔人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吾辈之言几何之学，正与此异。因反其语曰：金针度去从君用，未把鸳鸯绣与人。”“有能此（数学）者，其绣出鸳鸯，直是等闲细事。然则何故不与绣出鸳鸯？曰：能造金针者，能绣鸳鸯；方便得鸳鸯者，谁肯造金针。”⁽⁴¹⁾可见，在徐光启看来，数学是一切科学之中的普遍性原理，他既努力要把数学紧密地结合观测与实验，又要求以数学总结和贯通一切实验科学，这种思想与近代科学思想已极为接近，在我国思想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明朝松江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通天文、历算。袁翰青先生曾对徐光启作了高度评价：“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在多方面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⁴²⁾竺可桢先生甚至将他与西方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相提并论。

利玛窦在北京时，徐光启每天下午都会到利玛窦住所，“光启之译是书，反复展转，求合本书之旨，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其慎重可知矣”⁽⁴³⁾。《四库全书》也有云：“光启反复推阐，文句显明，以是弁冕西术，不为过矣。”《几何原本》终于在1607年春翻译完了前6卷，同年出版。前6卷翻译完成后，徐光启曾要求继续翻译，将《几何原本》的后7卷也翻译出来，但没能得到利玛窦的同意。至于原因，有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利玛窦根本不想翻译，因其本质目的是在中国传教，非科学传播。第二种说法是后面的7卷涉及立体几何和数论等问题，比较繁难了，难于翻译。第三种说法是利玛窦想停一下，先看看发行之后的效果如何，然后再翻译后面的。第四种说法是利玛窦根本不懂后面的内容，由此，他宁可转向翻译《测量法义》，也不再继续翻译《几何原本》。”⁽⁴⁴⁾

尽管只有6卷，但《几何原本》对我国的数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徐光启尽量用中文已有的词汇表达西方的科学术语，而不是用大量音译词。而且由于这是第一部从拉丁文翻译的数学著作，没有可以相对照的词汇，许多译名都是从无到有、边翻译边创作的。徐光启精心研究，花了不少心血。更难得的是，这个译本的许多译名都十分恰当，不但在中国一直沿用至今，而且还影响了日本、朝鲜等国。如点、直线、曲线、平行线、角、三角形、四边形、圆、圆心、锐角、钝角、垂线、对角线、面、平面、曲面等许多名词都是由这个译本首先确定下来的。

《几何原本》自出版以来就大受中国人的推崇，一直被赋予很高的评价。利玛窦去世以后，有人表示反对对于皇帝的赐葬，“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当时的东阁大学士叶向高就回答道：“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也。”⁽⁴⁵⁾可见当时人们对《几何原本》的评价之高。

除了《几何原本》一书外，利玛窦还传入了笔算法。当时中国传统的是筹算和珠算，而利玛窦传入的笔算，除了除法之外，其余的都和现今没有差异。利玛窦介绍笔算法，李之藻还根据笔记加以整理成书《同文算指》，此书共十卷，以后日臻完善，到清代逐渐得以普遍应用。

《同文算指》可以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算学书，也是介绍欧洲笔算的第一部著作。全书内容分为“前编”二卷、“通编”八卷和“别编”一卷，内容涉及加减乘除以至于开方，无所不包，并附有习题。《同文算指》主要是根据克拉维斯的《实用算术概论》（Epitome Arithmeticae Practicae）所编译的。

《同文算指》除了翻译西方数学之外，还渗透着李之藻跟随利玛窦学习的心得：“凡西术与中术相同者，则中不及西；其与中术异者，则系中术之所未载。”同时，中术“凡与西术合者，皆与理合；凡与西术谬者，皆与理谬”⁽⁴⁶⁾。于是，李之藻就根据中国数学以及西方数学的特点，斟酌选取，编成此书。这也从侧面展示中国学者不只是盲目地、被动地吸收外国文化，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自身的文化，而是有比较、有鉴别地吸收外来文明的精华。另外，李之藻还跟从利玛窦合译了又一部算学著作《圜容校义》，刻于1614年，这是一本纯理论著作，专门论述圆之内接外接形，此书也是用算学上圆周之理，证明天地浑圆之说。还有《测量法义》一书，是徐光启跟从利玛窦翻译的，全书仅一卷，主要是用来讲解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

由以上可知，利玛窦传入的西方近代数学知识对中国的影响是重大的，但国人对于西洋数学初传时的态度并不是都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一样，主张向其学习。对于传入的西方数学，时人主要有四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是认为西方数学不如中国数学，这类人看中的只是我国昔日数学成就的盛况，看到的只是张衡、祖冲之、梅文鼎等人，如《畴人传・利玛窦传》所言：“我国家右文尊道，六艺昌明，若吴江王氏（寅旭）、宣城梅氏（文鼎），皆深于算学，实能尽得西法之长。至休宁戴东原先生，发明五曹孙子等经，而古算学明矣……学者苟能综两千年来相传步算之书，一一取而研究之，则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⁴⁷⁾第二种态度是认为中西法优劣互见。比如《四库全书》评《同文算指》前编：“盖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第三种态度是认为中西算学，原本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梅文鼎的弟子陈万策就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他在《中西算法异同论》中写道：“夫中法言异同乘除，而西法总之四率，可谓异矣；而为比例之理则同焉。《九章》之内，大要多同借衰叠借之法，盖差分盈朒之变其名尔。至中法谓之勾股也，用边；而西法谓之三角也，用角；三边三角可以互求。”第四种态度是认为西洋数学我国古代就有了，换言之，就是中国传到西方的，是中国数学的旁支。《数理精蕴・周髀解・序》中列举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中以数学闻名的人，紧接着就说：“然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嗣经秦火，中原之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这种观念影响最大，后来“西学中源”说的兴起就是将这种学说发挥到了极致。

以上四种态度都是国人对于西方数学初传入中国时的态度，虽然中国传统数学体系的经典之作《九章算术》曾在一段时间将我国数学推向世界前列，“九章”也成为中国古代数学的代名词，宋元时中国数学发展到高峰期，并出现了向“纯数学”方向发展的趋势，取得了天元术、四元术等杰出的成就。从元朝末期开始，珠算也得到了普及，可是宋元时期发展到高峰的数学到了明朝却几乎成为绝学。利玛窦传入的数学，在当时的中国不能不算是一种新的、先进的知识，特别是《几何原本》一书的翻译，使明朝这一数学史上的苍白期，有了鲜亮的一笔，“中国数学也由此进入了更新期，出现了晚明盛清的历算家言必称几何的局面。”⁽⁴⁸⁾

四、科学上的人文学科——语文

明清间来华的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意义重大，在他们的影响、带领下，我国才有了第一幅真正的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图”，第一本西方的几何学著作——《几何原本》等。传教士所传入的西学，从现代学科分类的角度看，中国现代的许多学科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输入我国的，语文就是其中一例。

在传教士初入中国时，当务之急就是学习中文，可是由于我国文字是表意字体，每个字都有一个读音，“吐字单音，同音异义，四声有别，字如绘画，言文不一”，使得人们学中文异常困难。而且，没有任何字典。于是，利玛窦就借助西方文字中的拼音，来学习中文，使之便于记忆。1934年，罗马耶稣会档案室发现了一本古抄本的《葡华字典》，中文名就是《平常问答词意》，这是利玛窦和罗明坚在肇庆时合编的，是“第一部中西文字典”，用拉丁字注汉字。1598年，利玛窦与郭居静首次进京失败回临清的途中，在修士钟鸣仁的帮助下，编制了一份中国词汇，“将大量的中文词汇按照规定和一定的顺序编排成书，用它学习中文的人，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⁴⁹⁾，可惜的是，此书已亡佚。

真正体现利玛窦在汉语拼音上的贡献的是，1605年利玛窦编著的《西字奇迹》，以拉丁音注汉字，这部书虽然只有6页，但却是“我国音韵史上，第一部用拉丁字拼汉字的音韵学著作”⁽⁵⁰⁾。这部著作共387个字，用拉丁字母给文章注音，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注音系统。利玛窦参照了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的发音规则，并依照中国音韵学的特点，整个注音系统由26个字父（即声母）和43个字母（即韵母）、4个次音和5个声调符号组成，其中5个声调符号，代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和入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这一注音系统与今天的汉语拼音系统已有几分类似，由此看来，《西字奇迹》已为我国汉语拼音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有人说，利玛窦是用拉丁字母给汉语注音的第一人，是汉语拼音化的鼻祖。

同时，利玛窦还为20年后的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更为系统、更为完善的汉语拼音系统奠定了基础。金尼阁是法国人，在1625年，他修改扩充了利玛窦的注音系统，用5个月的时间写成了《西儒耳目资》。我国当代著名的史学家陈垣在重印利玛窦的《西字奇迹》跋言中就提到：“金尼阁著《西儒耳目资》即师其（利玛窦）法。”《西儒耳目资》中的汉语拼音化体系已十分完善，条理比《西字奇迹》更缜密，可以说是我国语文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

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为“译引首谱”，是全书总论，主要讲述音理；第二编“列音韵谱”，即“以音察字”；第三编为“列边正谱”，即“以字察音”。书中的第一编，金尼阁排列出“音韵经纬总局”和“音韵经纬全局”。在“总局”纵行为15个“同鸣字父”，即本身不能发音，只能和元音组合才能发音的那些音，就是辅音或声母。横行为50个“自鸣字母”，就是自身可以发音的音，即元音或韵母。还将“自鸣字母”分为四级：元母，就是5个单元音a、o、e、i、u；子母，指双元音组合，如ai、ao等共22个；孙母，指三元音组合，如eao、uon等共22个；曾孙母，指四元音组合，如iuan等。同时，字母还有清、浊、上、去、入五声调，以及中音、次音记号各一个。

金尼阁的这一注音系统与我们所使用的汉语拼音系统已经非常相似了，克服了我国汉字反切合音的缺点，使得汉字注音更显科学与方便。利玛窦和金尼阁的注音系统都因其完备的体系和实用价值，对我国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后来我国学者编著的一些作品，如方以智的《切韵声图》、《旋韵图》，杨选杞的《声韵同然集》、《同然集》，刘献廷的《新韵谱》，都深受利玛窦和金尼阁的影响。

五、艺术等方面

明清之际，西方艺术传入中国，最重要的就是绘画，而开始传入中国的时代，就是耶稣会士东来，中西初识之际。罗明坚到澳门传教的时候，就带有天主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像，这可以算是西方艺术品最早传入中国。后来，随着利玛窦在肇庆、韶州、南昌等地开辟新的传教区，所建立的教堂，无论教堂结构的形式还是室内装饰、点缀的物品，都带有西方宗教艺术特色，但是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引起中国艺术界的重视。万历二十七年（1600），利玛窦进京献贡品被阻，留居在南京并建立了教堂。那时所携带的西方艺术品，才开始慢慢引起国人注意。

张庚在《国朝画徵录》叙焦秉贞事云：“白苧村桑者（张庚自号）曰：明时有利玛窦者，西洋欧罗巴国人，通中国语，来南都，居正阳门西营时，画其教主作妇人抱一小儿，为天主像。神气圆满，彩色鲜丽可爱。尝曰：中国只能画阳面，故无凹凸，吾国兼画阴阳，故四面皆圆满也。凡人正面则明，而侧处即暗，染其暗处稍黑，斯正面明者，显而凸矣。”⁽⁵¹⁾同时，还传入了透视画法，西方绘画方法往往以几何学、光学、人体解剖学为基础，都与科学有关。利玛窦在《译几何原本引》中论述几何的重要性时说：“其一察目视势，以远近、正邪、高下之差，照物状可画立圜立方之度数于平版之上，可远测物度及真形。画小，使目视大；画近，使目视远；画圆，使目视球；画像有坳突，画室屋有明暗也。”⁽⁵²⁾这里介绍的就是透视画法，由此利玛窦还比较中西画法，“中国画但画阳不画阴，故看之人面躯正平，无凹凸相。吾国画兼阴与阳写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轮圆耳”⁽⁵³⁾。

由以上可知，西方绘画重阴阳之分，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是从利玛窦开始传入我国的。而且在万历二十八年（1601），当利玛窦入朝进献贡品时，其中就有天主图像一幅以及圣母图像两幅，这些画像在艺术上的价值有多少，是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不能有精确的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随着基督教在中国的日益传播，教会的日益发展，西方艺术品传入中国也日渐增多。如在1910年，劳弗尔著《中国耶稣教艺术》一文，就收录了程大约（别号幼博）《墨苑》所载西方宗教画四幅：绘《新约》耶稣召彼得海上行走的故事；绘《新约》耶稣受难后，现身与革新巴等二门徒同行的故事；绘《旧约》所得玛城因罪被焚的故事；绘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婴耶稣的画像。当然，利玛窦之后，还有西方艺术品在中国不断流传，如后来汤若望向皇帝进贡的宗教图画等。

当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人数众多，而且在中国停留时间久长，对中国艺术上的影响当然不仅仅只有绘画方面，还有建筑、音乐等方面。自从明朝中叶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之后，澳门就逐渐成为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当地建筑也不自觉地带有西方特色。张汝霖的《澳门纪略》有这样的记述：“多楼居，楼三层，依山高下。方者，圆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诸花果状者，其覆俱为螺旋形，以工丽相尚。”⁽⁵⁴⁾虽寥寥几语，但澳门建筑形式却一目了然，其建筑风格深受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传教士来华期间，以宣教为主，所到之处均建立教堂，而且最重教堂的形式，久而久之，中国有些建筑亦受其影响。

欧洲人的敲弦古钢琴出现于14世纪，后几经改造，成为教廷、戏院和宫廷乐队中不可缺少的乐器。1601年利玛窦进献的贡物中就包括一张大西洋琴，《续文献通考》中有记载：此琴有“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⁵⁵⁾。大西洋琴与中乐不同的幽雅声音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皇帝还派了四名乐工向利玛窦的助手、传教士庞迪我学习。为便于唱和，利玛窦还编写了8首歌：吾愿在上、牧童游山、善计寿修、德之勇巧、悔老无德、胸中庸平、肩负双囊、定命四达，这些都是从教义出发劝人向善的抒情诗，利玛窦还将这8首歌印成一本歌集，取名《西琴曲意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