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意义

(一)古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父子相传与师徒相授

文化具有延续性，这种延续性需求决定了其特有的传承方式。中国手工业文化传承方式丰富多彩，其中“父子相传”“师徒相授”是其重要的传承方式。几千年来，由此构成的传承方式在手工业社会中广泛应用，被视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对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尤其是现代学徒制以及真实情境下的教学设计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

1.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特点

在手工业社会中，手工业传承的主要方式:一是家庭式的父子相传，技术只在家庭成员内部传播;二是师徒相授，即师傅收徒弟，在工作中传授技艺。这两种形式同时存在，贯穿于手工业社会发展的始终。

(1)父子相传

中国的传统文化对血缘关系给予特别关注，在技术的获得和传承方面，血缘关系是手工业文化传承的纽带。对此，我国古文献有相当多的描述。如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学记》中记载的:“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者反之，车在马前。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意思是说，有经验的冶铁工人给儿子传授冶铁手艺，先教他学会用皮革缝制鼓风裘;有经验的造弓工人给儿子传授造弓手艺，则先教他学会用软枝条制箕等器具。这说明学习技艺应先从简单学起，先易后难，打好基础。而从另一个视角来看，这段话也形象地描述出家庭手工技术的父子相传。

《管子·小匡》中记载道:“令夫工群萃而州处，相良材，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此，计制，断器，尚完利。相语以事，相示以功，相陈以巧，相高以知。旦夕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弟子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为工。”意为父兄的教育即使不严也能教好，其子弟的技能不劳苦也能学会，传统手工技艺便是在这种具有血缘关系的传承中不断延续的。“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散花绫二十五匹。绫出巨鹿陈宝光家，宝光妻传其法，霍显召入其第，使作之。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由此可见，家传其法成为当时家庭手工业技术传授的主要途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民间生产技术的传授也更多地严格限制在家庭内部，实行技术垄断，形成世代相沿的家传技术。经济越发展，这种私营手工业的技艺越保密。因为技艺的拥有者要保证自己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必须严格贯彻技术保守、秘不外传的原则，这是一种普遍现象。

(2)师徒相授

中国古代手工技艺的传承除了子承父业外，还有一种就是学徒制，即师徒相授。学徒制度是手工业行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较为完备的学徒制度。在漫长的岁月里，学徒制承担着职业技术教育的功能，为古代社会培养了许多能工巧匠。史料《均工》记载:“工师善教之，故工一岁而成，新工二岁而成。能先期成学者谒上，上且有以赏之。盈期不成学者，籍书而上内史。”意为工师善于教授技术，因此有一定技术基础的人用一年时间便可出徒，而毫无技术基础的人两年也可以出徒，如果能够提前结业，则给予奖赏，逾期不成者则给予处罚。其中，工师的主要职责就是传授技艺。《宋史·职官志》记载，皇家官营作坊的学徒训练制度为“庀其工徒，察其程课作止劳逸及寒暑早晚之节，视将作匠法，物勒工名，以法式察其良窳”。这是对工徒的日程、课业、休息等进行安排，根据工匠之法，尤其要用“法式”来考察其是否符合要求。所谓“法式”，是指工程、产品的制造技术规范和要求，是在总结长期生产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宋朝的学徒培养以“法式”为标准，并且兼顾工徒的才能，“因其能而分其任”，按照“法式”中的具体要求，责成工徒加以学习和操作，考核时也以此为标准，十分严格。这表明随着手工业工种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学徒制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开始对学徒提出明确的目标要求。清道光年间，长沙木业店的《木行条规》规定:“一议各铺店新带徒弟，必须查明，言定三年为满，出一进一，不得寄名重带，外班徒混杂拜师，倘不遵规，查出议革。徒弟出师，出入会钱三百二十文，交值年收清，如违议罚。”学徒从入学到出徒与就业，都有严格的规定与限制。

2.父子相传与师徒相授的作用

中国手工业文化拥有5000多年的历史积淀，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基因。其中，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发挥着很大作用。

(1)使手工业文化源远流长

传统的手工技艺特有的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艺方式贯穿于行业生产的全过程中，学习者要想掌握一项手工业技艺，必须对整个行业有全面的了解，了解生产制作的每一道工序，熟悉每一个环节，以保证自己的专业技术水平。这种方式培育出许多杰出人才和能工巧匠，创造了丰富的手工业文化，一些产品在今天被视为“国宝”，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此外，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艺方式，使技艺在被承袭的过程中，也培养了技艺精神。因此，传统的手工业文化如同不断的血脉，维系了优秀的技术流派。

(2)利于中国工艺在整体上保持领先地位

在中国传统门第观念的制约下，父子相传、师徒相授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师承关系，而这种相对封闭的特点，恰恰利于将技艺传承相对推向精深圆熟的程度。在技艺的精深方面，一些史料记载颇多，如“周锷字剑堂，于竹叠扇楣刻小草，楣四行，两楣二百数十字，细如蝇鬃，使转处曲尽其妙，见者惊为神工”。“沈羽宸长兴县人，寓居青镇，善画，装夹纱灯尤精致，其人物花鸟，俱有飞动之势，名震长安”。这些都说明了手工技艺的高超成就。

《韩非子·解老》云:“工人数变业则失其功，作者数摇徙则亡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人之功矣。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则亡五万人之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矣。”在中国传统的职业观念中，认为频繁地变动职业必然会延误生产时间并降低劳动效能。而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劳动经验的积累与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在生产制作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技法、样式和风格，使技艺在传承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的生命力，使中国传统工艺在整体上保持领先地位。

(3)生成一种文化的价值取向

从文化的艺术层面看，在不同地域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技术和艺术的价值取向有着不同的判断和选择。“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重道轻器”的价值标准是中国文化长期坚持的。因此，一些手工艺人往往侧重于文化艺术上的独特追求，以符合中国文化中“重义轻利”与“不尚技巧”的要求。因此，在不断的发展中，有些传统制作技艺、家族形式的传承体系比较完整，几乎没有中断，为我们现在研究传统的手工艺传承制度提供了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本。

(4)形成了师徒亲密关系的文化

在手工业文化传承中，师傅占据着统治地位。古人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之说。在父子相传、师徒相授的传承模式下，“师傅(父)”既有“师”又有“父”的双重角色，即使不是家庭成员的学徒，也因学徒制的特殊规定而融入了师傅的家庭生活中，学徒与师傅既存在知识技术方面的传授关系，又存在类似于父子的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亲密的师徒关系更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技艺的传授。学生可以从师傅那里学习技艺，师傅的思想观、价值观也长期影响着学徒，中国传统教育历来重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感悟，“父子相传”“师徒相授”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一目标。但是，在这种文化传承的主体方式中，依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如强调祖传技艺的保密性，扼制了技术的革新，有时还会导致某些技艺的失传，等等。

(二)古代职业教育思想集大成者:墨子

墨子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大动荡时代。这个时期社会政治动荡，学术下移，原来的“学在官府”的状况被打破，私学破土而出。随着私学的兴起与发展.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形成，各种教育思想的激烈碰撞，正好为古代职业教育的孕育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概述

(1)教育目的——倡导培养“兼士”，实行贤人治世

墨子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兼士”或“贤士”，即培养为“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理想社会服务的人。在墨子看来，这种人才必须符合三条标准，即“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也就是说，这种人才必须具有深厚的道德涵养，符合逻辑的言谈举止和宽广深厚的理论功底。墨家的“兼士”与同时代儒家的“君子”在外表与内质上都有很大的差别，体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追求，“兼士”反映出的是一种追求平等理想的意愿。在当时战国严酷的社会背景下.这种追求和愿望只能是一种空想，但这种理想中的平等、博爱精神却是人类历史上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2)教育内容——重视实践技能教育，培养创新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的职业教育以墨家最具特色，与其他学派相比，墨家更注重以实践为基础来强化劳动技术技能。因此，各方面的科技成果十分显著。比如，几何学、光学、力学和机械制造等方面，墨子及其门徒不光讲理论，还注重实操技能传授。在其讲学授课过程中，墨子一边讲述原理，一边还进行实地操作训练。不光只靠口头记诵，还要懂得动手操作，必要的时候需借助图解，并以实地演示的方式来进行教授。春秋战国时期所进行的职业教育，注重实用与实践、注重发挥学生思维，用逻辑思维来辨析明理，同时，强调分工与专业技能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作用，即通过长期的实践，发现问题、反思问题，善于总结、勇于创新。

(3)教育方法——强调“主动教授、积极创新、力行实践、正确评估”，完善职业教育

第一，“不扣必鸣”。对于儒家“拱己以待”，即消极等待的教育方法，墨子持不太赞同态度。他强调师傅应该主动教授，不管学生的知识和心理准备非常充分或是毫无准备。即使人们不来请教，教师也应该登门主动地去教授。这和他提倡的“为力”“强力”“有道肆相教诲”“有道者劝以教人”的主张是完全吻合的。

第二，“述而且作”。孔子自述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墨子却批评这种说法，认为不述又不作是不对的;而只作不述也是错误的;仅述不作，和只作不述是同样不应该的。正确的态度则是:过去好的东西一定要继承，现在有价值的东西应该进行积极地创造，这样才能不断更新全人类的知识。由此可见，墨子认识到人类的创造、继承、发展是必经的一个过程，他提倡每一个人以及每一代人都应当有所作为。

第三，言行一致。墨子强调言行一致，故有“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墨子认为，凡是说话不守信用，心无诚意，在行动上必然不会有结果，即所谓的“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提出“合其志功而观焉”，这里的“志”就是动机，“功”就是效果，主张动机与效果相结合来评价人的行为。在学术研究上，墨子同样强调实践，认为知识是从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中得来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知识的来源。某个人的新发现也需要以过去或现在群众已有的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实践为基础，就算是另外，墨子非常重视科学实验方法，力求从实验中找到一些事物活动的规律。比如，《墨经》中的成象实验，证明了光是沿直线传播的原理，在当时来说，这一发现已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墨家还倡导吃苦耐劳、艰苦实践的精神。对此，当时以及后来的各学派都非常叹服。墨家重“行”，体现了他们要实现“兼爱”天下的社会理想。墨家对“述”与“行”的理解与儒家也存在很大的不同，相对而言，墨家对其内涵的阐释更加凸显宽泛性与实用性。

第四，量力而为。墨子在教学中提出了量力性原则。他认为一个学生的精力

是有限的，难以同时进行几个方面的学习，所以就应该量力而学。量力而为其实质就是一种评估手段，不仅要求学生对自身能力进行评估，而且要求老师要依据一定的条件对学生的能力进行准确评估。比如，首先考虑学生的年龄阶段、知识结构以及个性的差异等进行一定的评估，然后再因材施教。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墨子是提出量力性教育原则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根据《墨经》的记载，认为这一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比西方近代量力性原则的提出早了2000多年。

2.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几点启示

(1)重视职业道德教育

墨子非常重视德智并重，这也正是现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要求。在墨子的道德教育以“兼爱”为核心，而在职业技术教育之中，职业道德应该包含这一理念。这也与我国当前所提倡的“做事必先做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完全一致的。关于职业道德、职业技术教育方面的专家与学者给出了一个权威的定义:职业道德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特定的工作和劳动中所应遵循的特定的行为规范。墨子的教育思想所强调的“厚乎德行”与“兼爱”等就是要加强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强化各行各业中技术人员的职业操守。比如，热爱祖国、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办事公正、甘于奉献等。这些职业道德规范不仅为职业意识堡垒的构筑提供了强大的支撑，而且为实践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2)强化教师的责任感

墨子主张教师应该将责任感放在授业、传道及解惑的首位。在我国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过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即职业技术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社会认同度低。主要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盲目的人才高消费，人们只重视“高学历”，而忽视“精技能”。除此之外，在招生方面，一般总是先由普通教育录取高分学生然后才由职业技术教育录取低分学生。职业学校难以吸引优秀生源，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认可度。正因为这些原因的存在，从事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师就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社会中不和谐因素的影响，进而以一种消极的态度去对待学生。比如，认为反正这些招录的学生基础差，听不懂，学不好，他们不问，那么随便教点基础原理算了。长此以往，教师的责任感就会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因此，墨子倡导的“不扣必鸣”就是要强化教育主体——教师的责任感，摒弃职业技术教育中的惯性偏见——学生素质差，教了也白教。教师应该以身作则，主动地询问、努力地解答学生的疑惑与问题，这样才能培育出技术过硬的学生。

(3)加强职业实践环节

墨子强调实践，认为知识是从对客观事物的感知得来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是知识的来源。显然，墨子的观点深刻地阐明了实践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重要性，这也符合职业技术教育本身发展的需要，因为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密不可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中对各种各样的劳动力的技术类型需求也是不同的。比如，磨具加工、钳工、铣工、刨工、车工等，这些技术理论知识首先是通过职业学校的教师传授，然后为了让理论能进一步指导实践，就需要加强职业实践的环节来检验两种能力:一是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及运用能力;二是学生对实际问题的处理和解决能力，努力地做到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紧密地结合。为了达到以上教学目标，一方面，在学校内建立实习工厂、实习工作间、实验室;另一方面，与相关的行业、企业联合办学，建立一系列的实习基地。这也是墨子倡导的“言行一致”教育方法的精髓所在。

(4)培养创新精神

墨子提出的“述而且作”的方法充分说明了实践中需要创新精神:一方面，要求教师重视学生的自主摸索，培养创新的学习方法。比如说，设计探索性和开发性的问题，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索的机会，让学生在观察、实验当中进行有依据的猜想，思考这个结论到底是如何被应用的，通过一系列模式的演练，有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可见，教学就是要给学生提供一个自主探索的机会，鼓励、挖掘并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让学生以一种创新的精神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求那些投入一线工作的员工在工作实践以及继承前人基础成果之上，仔细思考、努力摸索、发现不足，不断地改进技术与工艺，从而实现突破来达到技术方面的创新。

(三)古代职业教育著作经典:《考工记》

1.《考工记》概述

《考工记》是先秦时期一部重要的科技专著，也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该书中保留了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的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炼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考工记》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多数学者认为，《考工记》是齐国官书(齐国政府制定的指导、监督和考核官府手工业、工匠劳动制度的书)，作者为稷下学官的学者。该书主体内容编纂于春秋末至战国初，部分内容补于战国中晚期。当时社会的手工业生产内部分工较细，技术也趋于规范化、科学化。《考工记》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记述了当时30多项手工业生产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是春秋时期各种手工业技术的经验总汇。《考工记》总计不到7000字，包括一个总论，六个分论。分论的内容有:攻木(治木)、攻金(青铜锻造)、攻皮(鞣皮制革)、设色(调色、绘画、染羽)、刮摩(治玉)、搏埴(制陶)，即六大技术门类的30个职业的具体职责、工艺程序、技术要领，等等。《考工记》以其内容丰富和信息量大在先秦古籍中独树一帜。该书为今人研究先秦史、文物、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职业教育史等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史料.具有较丰富的史料价值。

2.《考工记》的职业教育价值

(1)职业分类价值

职业分类是以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基本原则，对社会职业进行的系统划分与归类。其目的是为了科学、合理地进行社会劳动力的管理，同时也是为了便于国内外技术经济信息的交流，使在业人口的职业有一个统一的分类。进行合理的职业分类是划分工人技术工种范围、制定工人技术等级标准的前提。春秋时代，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不仅完成了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大分工，而且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连体制和因时因地制宜的精耕细作传统也已初步形成。特别是随着冶金炼铁技术的发明，大型水利工程的实施和医术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专门的生产领域。它们涉及运输、生产工具、兵器、乐器、容器、玉器、皮革、染色及建筑等30余项生产部门，并随之诞生了以掌握上述领域的生产技术为谋生手段的专业人员队伍。《考工记》中职业分类的思想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职业分类大典的性质。同时，《考工记》在对职业进行分类时，在每个层级中，将具有类似技能和工作活动的职业类别合并到一起.形成较高层级的职业，这样的分类更加具有灵活性和实用性，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分类思想借鉴。

(2)职业道德规范价值

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的群体生活中形成了一些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这些准则和规范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中最为重要的“道德”。职业道德有其特殊性，它是从事某种职业的人们在其特定的工作岗位上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之总和，而且总是一定的社会道德在职业中的具体反映。《考工记》把当时的社会概括为“六职”，即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妇功，体现了当时的主要职业分工。这些分工和职业的职责分别是:王公“坐而论道”，士大夫“作而行之”，百工“审曲面执以饬五材，以辨民器”，商旅“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农夫“饬力以长地材”，妇功则“治丝麻以成之”。这里就包含着社会分工和职业的特殊职责要求。同时，纵观《考工记》全文，其主要内容涉及统一产品名称用语，确立用料标准及选材方法;制定产品设计标准，确定生产工艺规范;规定产品检验制度、检验标准等。这些具有标准意味的生产道德规范和技术制度，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史料。

(3)职业培训价值

职业培训是职业教育的渊源，也是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按职业岗位对劳动者提出的要求所进行的培养和训练，旨在把一般的人培养训练成为具有一定政治文化和技术业务素质的合格的劳动者，以适应职业岗位的需要。职业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古代的职业培训主要是以实践为中心来组织教育内容，围绕技术经验和行业规范来进行教学。当时的人注重的是对就业的价值，从师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实用技能，衡量学习好坏的标准是看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就有可能感悟出、总结出一些新的技能或经验。《考工记》作为当时国家颁布的手工业技术规范的官书，其中不乏对当时手工业工业职业培训规范和标准的规定。这不但为我们研究职业培训提供了较宝贵的史料，同样也对我们当今的职业培训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消极影响

传统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笔者认为，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职业技术教育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人才观和知识观。

(一)人才观方面

在人才观方面，我国社会注重培养人的人文道德精神和社会伦理规范，即孔子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成才后通过进入政治领域做官来实现儒家的“王道”理想。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即“士”阶层，大都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子，即孔子说的“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是社会正统思想，社会阶层按贵贱不同划分为士、农、工、商，工商业者处在社会底层。这种文化忽视个人在职业活动中的价值，社会职业基本上被分作统治人的和被人统治的两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教育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使人求得功名，以改变其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不是赋予学习者谋生和发展的技能手段。在这种观念下，我国历来没有培养劳动者的教育观念，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把科举取士作为目的，视技术、技能为“奇技淫巧”，职业技能的传授仅存在于民间，以师带徒的方式承传着，这种文化传统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严重制约作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旧的文化传统受到了极大冲击，教育的理念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有了长足的进步。改革开放之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尤其是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但是，延绵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直到今天，这种传统文化的惯性对人们仍有很大影响。例如，我国教育领域长期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强调高学历、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状况，以及择业上大都迷恋于机关、事业单位等，都说明了这一点。

(二)知识观方面

在知识观方面，我国历来有“重道轻器”的文化传统。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即注重人文道德的研究，轻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重视对基本原理(形而上)的研究，忽视对具体事物(形而下)的研究;技术与技能更是被视为“奇技淫巧”，不登大雅之堂。孔子就曾明确提出“君子不器”，这种传统知识观的影响一直延伸到现在。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建设，忽视技术、技能型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即使是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今天，由于传统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发展状况也不尽如人意。从师资、资金、物资等的配备上看，重视程度还远未到位;从考生和家长方面看，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还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报考者大都是低分数考生，是学生的“无奈选择”。这种状况固然与职业技术院校的办学质量有关，但传统观念影响应是重要因素。

社会发展对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需要与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发展之间形成一种悖论。事实上，无论是从文化身份层面，还是从职业技术教育所强调的技术核心层面，或是从文化资本占有层面，职业技术教育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存在价值和意义，是整个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获得自己应有的文化地位和文化身份认同。

三、高职教育文化发展中面临的文化冲突

广义的高职教育文化是产生于高职教育这一教育类型的文化，是高职教育和文化的结合。这一文化是建立在高职教育这一类型主体之上的，并反映、影响着高职教育的整个领域，显示着高职教育的共性。高等职业院校要提升内涵，促进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就必须客观认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所处的较为复杂的文化环境。

(一)校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社会化，文化的交流和合作日益深入，文化的碰撞和融合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外来文化泛指外国文化、外地文化、外校文化，而与校本文化相冲突的外来文化主要为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征服改造”、对家庭关系的“个人本位”、对民族邻邦的“征服天下”与我国倡导的“天人合一”“家庭本位”“怀德修远”是有很大差异的。

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冲击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影响着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接受和传承，阻碍了大学生道德观念和先进思想的形成。有的学生学习不努力，表现不积极，评优、评助却吵着争着要，拜金主义作祟;有的学生有公寓不住非得自己租房，不交学费却抽名烟喝名酒，追求享乐;有的学生想方设法躲避集体劳动，甚至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洗，好逸恶劳。对于校本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既不能一律排斥，也不能全盘接纳，而是要积极吸取其精华，自觉抵制其糟粕。要实行文化开放与对话，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的渐进式开放策略，趋利避害，以求得自己的发展，并根据校情院况和时代特点，坚持校本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反省和创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在坚持校本文化自主性的前提下建立稳定、有序、协调、互动与共存的多元文化。

(二)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的冲突

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自然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作用下形成并积累和流传于中华民众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叫做中国传统文化。

新潮文化泛指现代文化、潮流文化和非正式组织文化。现代文化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和现代实践中形成的活生生的文化，反映现时代的基本特征，具有全球性、开放性、多样性、功利性和快捷性的特点。新潮文化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精神，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求真务实、自主创新的精神，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竞争意识、开放意识。但现代文化重个体、轻群体的特点容易引导大学生强化个人利益取向，削弱集体价值意境，导致利己主义思潮泛滥;追求经济利益的特点也带来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影响大学生精神追求和思想素质的提高;重功利轻价值的特点容易使大学生产生急功近利思想，出现重科技、轻人文的倾向。

传统文化是新潮文化的根基，新潮文化既是传统文化的延续，又是未来文化生成的前提。传统文化与新潮文化在结构、制度、形式、观念和心理等多方面存在冲突，高职院校的文化建设应保持传统文化的传承，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为大学生所推崇和学习。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要坚持批判与继承相结合、综合与创新相结合、“古为今用”与“以今为主、为今所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优化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大环境，营造浓郁传统文化的校园氛围，推进改革传统文化的教学进程，注重教学内容的把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加强师生双向沟通，采用现代教学手段，改革考试考查方法。

(三)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也是精英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辐射地。高职院校培养具有高技能的实用型人才，则是大众文化较为流行的地方。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高职院校常常发生冲突与碰撞。精英文化是一种以探求真、善、美的价值为基本职能的文化，是学术创新、科研产出、服务地方经济的高雅文化，也是校园文化的精华部分。这些精华，构成了高职院校的亮点，照亮了校园，辐射区域，为城市文化氛围营造、市民素质提高、大众文化内涵提升提供了知识支持，技术运用和观念指导。大众文化是反映工业化技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日常生活，在大众社会中广泛传播，适应社会大众化品位，为大众所接受和参与的精神创造性活动及其成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发展目前出现了“低俗化”的倾向，例如，大学生现在大都崇尚各类文体明星，甚至通俗文学或电子游戏里构造的超人、英雄，冲击、弱化了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青年的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大众网络文化虚拟的梦幻享受，极大地降低了大学生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和亲身体验的实际感受，模糊、淡化了大学生的社会理想、人生抱负、民族精神和传统道德，浸渍、消解着精英文化。同时，大众文化也抵制不了西方文化糟粕的侵蚀，色情、暴力、享乐、拜金等腐朽价值观四处蔓延，封建迷信、蒙昧主义、反文明、伪科学等文化垃圾也不时在校园中出现，潜规则等不断凸显，导致青年学生容易迷失价值方向。建设和谐高职院校文化，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促进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融合。

(四)人文文化与技能文化的冲突

高职院校科技文化的体现形式就是技能文化，人文文化的体现形式主要是人文教育。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大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称之为人文素质教育。技能文化是一种以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为物质载体的知识形态的理论体系，它包括技能知识、技能成果、技能思想及教育传播，属于认识和实践的范畴，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文化。

人文教育是高教之基，技能文化是职教之本。人文文化与技能文化的冲突是高职院校最本质的文化冲突。技能文化体现人类求真、求实、理性、规范、公正、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人文文化则体现人类求善、求美、寻求真爱等人文精神;技能文化的核心范畴是真理，人文文化的核心范畴是“价值”;技能文化追求“合规律”，属于工具理性，人文文化追求“合目的”，属于价值理性;技能文化讲客观世界，讲“天道”;人文文化讲主观世界，讲“人道”;技能文化教你做事，人文文化教你做人。前者研究主体，后者研究客体。这两种文化教育在校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和碰撞，我们必须促进其合理交融。这不仅是两种文化的交融、两种教育的交融，而且也要实现两种文化所蕴涵的知识、思维、方法与精神的全面交融。两者交融就是“主客一体”“天人合一”。

(五)人治文化与制度文化的冲突与重塑

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国经济崛起、政治发达、文化进步，然而，人治文化的遗存仍清晰可见、根深蒂固，或多或少地弥漫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信仰、情感和行为当中。高等职业院校虽然没有社会上的人治文化盛行，但不可能封闭于真空，仍摆脱不了这种文化残余的侵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礼轻法的社会风气。一些大学生当利益被侵犯时，不是拿起可靠、公正与客观的法律武器，而是“私了”，找关系、送人情以寻求解决;评优、评助、入党、就业等，不是以积极奋发、品学兼优等条件去争取，而是请吃送礼、托人打招呼，甚至死缠蛮要。二是遵例从众、随波逐流的认识思维。按老规矩办、按惯例办，按领导办、按潜规则办;抱有“大家同意我也同意，他们几个考试舞弊了我不舞弊就吃亏”的思想，泯灭了自由民主意识和独立人格。三是势力观念。尊贵卑贱，谁有权我就跟谁，谁有吃我就跟他玩;看不起特困学生，忽视心理疾障、成绩差的学生等弱势群体;自卑认命，消沉懒惰。四是重义轻利、重情轻友。热衷参加老乡会、歌友会等，有酒大家喝，有事共同担，遇见不良现象不指出、不报告，反而包庇、纵容。五是不关心集体。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职工待遇的提高，认为都是领导的事，寄希望于领导与上层的关系。凡此种种，影响着高职院校师生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方法，造成高等院校发展的负重前行、步履维艰。

制度文化是团体成员在法律和民主社会里所持有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国家和公民讲法律法规，乡村和农民讲乡俗民约，高校和学生讲制度纪律。制度文化的形成是高职院校保障学生和教师权益的根本，但是，作为一种文化体系，它的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艰巨性和长期性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要进一步从师生员工的心理结构、行为模式等方面进行法律精神、校规制度的教育熏陶，实现观念和精神层面上的人治文化向制度文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