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后制度产生的国内背景

（一）中国博士后制度产生的国内背景

博士后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逐渐形成的一种造就优秀专业人才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办法和目的是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设置一些不固定的职位，挑选一些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从事一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以拓宽知识面，进一步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使之成为具有较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人员。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教育经费缺乏，出国留学渠道不通，国家面临人才断档的危机。满怀对青年一代的热切期望，为中国科教事业煞费苦心的李政道教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了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计划。为进一步打开中国学生留学之门，在李政道教授的推动下，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即CUSPEA项目于1981年建立。

随之先后选派近千名留学生赴美攻读学位。部分人员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4／5的学生选择了有关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这些优秀学生学业结束后将陆续回国。与此同时，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并在国内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部分人员已获得博士学位，如何妥善安排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并成长为中国急需的高科技人才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国不少有识之士和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改革开放事业开始，就提出了借鉴发达国家培养年轻高级人才的经验、在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的主张。其中，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在我国博士后制度的确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曾两次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建议在我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他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培养一部分带头的高级科技人才。取得博士学位只是培养过程的一环，青年博士必须在学术气氛活跃的环境里再经过几年独立工作的锻炼，才能逐渐成熟。李政道教授建议在国内某些学术水平较高，科研条件较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设立“科研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选拔一些在国内外取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到这里从事一定时期的研究工作。

李政道先生审时度势，以前瞻的眼光和超前的意识把握了人才培养和流动的趋势，不仅为吸引CUSPEA学者，也为造就高水平的科学与技术人才创立了更具活力的新型模式，同时，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才流动的有效方式。李政道教授的建议引起了国家领导人和科技界、教育界的重视，特别是得到邓小平同志的支持。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5月会见李政道教授时，高度肯定了他的建议，并将博士后制度高度概括为“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在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的一种促进科研、培养使用和发现人才的重要制度。

1985年5月，国家科委、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为了贯彻落实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政道教授1984年的指示精神，在广泛吸收专家学者和留学回国博士的建议、征求一些部门和地方的意见的情况下，同财政部、国家计委、公安部、劳动人事部、商业部等有关部门进行了反复磋商，并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报告》。1985年7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该报告（国发〔1985〕88号），标志着博士后制度在我国的正式确立。

1985～1987年，国家科委先后下发了《关于试办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申请办法的通知》（1985年8月）、《博士后管理研究人员管理工作暂行规定》（1986年3月）、《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试行条例》（1986年11月）和《博士后经费管理使用暂行规定》（1987年4月）等文件。它们同1985年5月的报告一起，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形成了我国博士后制度的基本框架。

1994年，为了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借鉴一些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国家对原有的博士后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即在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博士后流动站的基础上，试行在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让企业与博士后流动站设站单位联合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具体地讲，我国博士后制度的产生背景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改革开放初期，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改革和发展为博士后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前提

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确立仅百余年的历史，建国后的研究生教育时断时续；建国后的科技体制则适应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科技活动从属于整个国家计划。建国后的科技体制则适应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科技活动从属于整个国家计划。因此，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博士后制度既无存在的条件、又无存在的必要。因此，我国的教育和科研制度一直断断续续，没有形成规模和良好的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①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1981年实施学位制并开始招收研究生，到1983年已有部分人员获得博士学位。此后，研究生教育获得了很快的发展，并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规范发展路径，从而为博士后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人”的基础。②改革打破了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科研机制的活力有所增强，科研活动日益活跃，它一方面为建立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博士后研究制度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使博士后制度因有利于促进科研制度改革而具有更充分的诞生的必要性。

尽管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的改革，但它们确实为博士后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需的基本前提。当然，博士后制度反过来也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的改革。因此，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教育制度和科研制度，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基本前提。

2.建立博士后制度适应了国家改善高级人才培养环境、培养方式的客观要求

80年代初，我国处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教育、科研、人事、社会福利等制度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均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僵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人才难以流动、学科交叉困难、近亲繁殖现象严重等弊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传统制度的弊端日趋明显，越来越不利于我国高级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博士后制度正是适应了国家促进高级人才流动、学术交流，促进交叉学科发展，促进科研活动服务于国民经济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的需要，为高级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开辟了一块特区。

3.十年“文革"造成国家人才匮乏，科教战线百业待兴的现状是博士后制度得以诞生并迅速发展的动因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正常的教育和科研工作在大多数时间内实际上处于中断状态。因此，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在人才和科研两个方面均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出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一系列问题：①从人才方面看，十年动乱对教育和科研工作的冲击造成高级专业人才的断层和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面临人才匮乏、青黄不接的局面；同时，改革开放后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科研、教育队伍必须进一步扩大，这就使得如何解决各学科各领域的科研教学骨干、学术带头人不足的问题日趋重要。②从科研方面看，十年动乱结束后百业待兴，教育和科研成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同时，为了快速发展经济、追回已经浪费的宝贵的经济发展时间和时机，我国出现了一系列亟待研究和探索的新领域和新问题，传统的、固定研究队伍的单一科研模式难以适应这一要求。

博士后制度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针对性、时效性、机动性等特点，使得博士后制度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由于博士后直接以博士为基础，具有较高的起点，各单位根据自己的实际要求稍加调整即可满足需要。因此，尽管我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主要初衷是吸引留学人员，但它一经产生就迅速在培养各学科各领域科研教学骨干、承担研究课题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成为各单位积极响应的主要原因。

4.吸引留学博士回国工作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直接诱因

导致我国博士后制度产生的直接动因，则是如何吸引留学博士归国工作问题。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就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1978年），到1983年已经有获得博士学位面临回国工作的留学生。然而，我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各种制度安排难以容纳这一新生事物。例如，我国当时仍处于国家计划的汪洋大海之中，科研人员的工作安排、社会福利等仍以国家计划为主，实物分配仍在收入分配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留学归国人员的人事关系、职称、工资、住房以及工作安排等难以同国内普遍实行的制度相接轨，或难以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得到合理的解决。博士后制度正是因其有利于克服当时存在的这类问题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就是说，在我国实行博士后制度的初始原因，是针对新出现的问题（留学博士）在原有体制下开辟出一个“制度特区”或高级人才使用与培养的“绿色通道”。

在1983年李政道教授就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目的论述道：“近几年来国内派出留学生学科学的颇多，因出国时均皆年轻，获得博士学位回来后恐怕需要一段时间使他们了解国内现况，亦使国内研究所了解他们的情况，这样才可充分发挥他们的力量。‘科研流动站’简称‘研究站’可帮助解决一部分这一类的问题。”^[1]在这里，李政道教授没有论及我国传统体制的不适应之处，而是从有利于加强留学人员与国内研究单位相互了解、从而有利于留学人员更好地回国工作的角度对设立“科研流动站”的目的进行了说明。

在1984年李政道教授对我国设立博士后制度一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开头几段论述了吸引留学博士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并从中引出博士后制度问题。他指出，我国近几年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不断增多，“就拿通过CUSPEA（中美物理联考入学）的青年来讲，在美国的已有三届，都是计划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总数为362位，加上今后又有三届，选拔的总数可达700位左右，在这362位中已经选定专业者有285人。在这285位中从事新型材料、激光、固体、半导体、磁性、生物和医学物理等有迫切的重大应用前景的研究达231位。这些博士将陆续回国服务。”^[2]

李政道教授强调，“如何妥善安排他们的工作使他们继续发展和成长为中国需要的高级科技人才是一个十分紧急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成功，可以影响其他学科，也会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参加祖国建设；如处理欠妥，则对将来派出人员学成归国的信心会受到相当影响。”^[3]如何合理、有效地使用这批人才，同时吸引更多的留学博士回国工作，为他们创造比较好的环境和条件，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国家急需的高级人才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博士后制度所具有的特殊机制，使其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