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模式的转型_中国博士后_19

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模式的转型_中国博士后_19

（二）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模式的转型

通过上述分析，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发展方向是从政府完全主导的计划秩序，向自发秩序适度转变的过程。因此，区分政府“应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十分必要的。除此之外，还应调整目前政府的行为方式、进行适度的制度创新和试点。政府应当创造博士后发展的宏观环境，并通过放权来强化博士后制度各个参与主体的自主性。从确立宏观环境方面来看，为博士后提供社会保障底线、加强制度运行的信息沟通、充分发挥政府内部各主体的作用、调整资金运行机制是其中的重点。

1.建立自治管理制度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博士后制度目前的强烈计划性，表现了政府和准政府管理机构对于制度中其他各方的不信任感，这是由行政管理的本性决定的。社会需要政府管制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各方不能按照统一标准来处理彼此的合作和冲突。但是，博士后研究是一个高度自愿的、具有特定内在规范和奖励系统的、高度自治的微观体系，这不是行政管理发挥其特长的领域。因此，逐渐恢复和建立这样的微观体系是完全必要的。

2.改革国家资助方式和开辟资金来源(www.guayunfan.com)

近年来，中国博士后招收人数以每年500～600人的速度递增，国拨日常经费以每年增150个人头费增长，投入增加相对滞后。而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金随着国家存款利率的大幅下调，资助力度大幅下降。早期博士后的基金资助比例为65%左右，目前下降到30%。面对1400多家设站单位和近万名在站工作的博士后群体（2003年数字），平铺人头费的覆盖面不断缩小。因此在继续争取增加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整合国家资金、优化资金投入模式，重点投入、有效投入，同时开辟更广阔的资金来源将会从根本上解决博士后事业资金不足和资助效益薄弱的问题。

3.加强博士后制度的内外沟通

博士后管理制度中的信息问题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从外部方面来说，社会其他主体都与博士后制度密切相关，它们当中包括项目委托者、博士后人员未来使用者、博士后所著论文的阅读者等。从内部方面来说，各级管理部门、设站单位、博士后人员等也需要彼此之间进行密切沟通和协作。

努力提高对博士后制度的社会信任。社会对于博士后制度的信任从长远来说会为博士后人员的需求打下坚实的基础，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例如，社会各方可能基于信任增大对于博士后的资金投入，并使这一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增加博士后制度透明度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增加社会对于博士后的信任，一方面要充分开放博士后人员的研究信息，使博士后事业的各参与方了解博士后的研究状况，增强对于博士后研究的需求，促进交流。同时也可防止学术研究、科学研究和应用开发中的重复劳动现象。另一方面，要加强各方对于这些信息的评估，采取支持设站单位开展内部评估、第三方评估和专项调查、评估，向社会展现博士后研究水平，并促进彼此的压力约束的形成，增强内外部沟通。

建设充分有效的信息环境。利用现代网络通信技术构建博士后信息平台，能够为博士后制度相关的信息沟通建立高效、有序的交流通道，大幅提升交流的效率和准确性。为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全面提升信息平台的使用效率。

建立消除基本风险的社会保障机制。博士后制度中社会保障机制的空白状态正在逐渐加大该制度的风险，其中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是其中的关键部分。博士后建立之初，政府为该制度提供了两项公共产品：制度流动性和“指标人头费”。随着转型期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这两种公共产品所依赖的社会条件不断“解构”，其优势已不仅为博士后制度所独有。因此，迅速建立博士后社会保障机制是创造博士后事业发展宏观环境的重要方面。

博士后的转型要从逐渐放松政府的行政管制入手，通过释放出来的自由空间使微观机制的参与各方逐渐学习互相协商、彼此合作、互相约束和规范，从而建立起充满活力的自治体制。当然，行政管制的放松要渐进而行，完全放开可能导致更大的混乱。在放开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新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些问题在整个体系中的比例很小，并不会损伤博士后事业的总体状况。在政府开放的部分，如果微观自治机制已经建立起来，那么就可以再开放新的部分。自我管理（即自治）是一个不断学习和内化的过程，政府不能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又重新要求行政管制。这样就永远摆脱不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只能造成科研领域长期僵化，成果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