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教育的勃兴“催生”了近代教育学科

2.3　师范教育的勃兴“催生”了近代教育学科

在导入西方近代教育的过程中，自然会触及师范教育的问题。前述花之安在《论略》中即以“师道院”之名译介德国师范学校或师范专科学校，无独有偶，同时期的郭嵩焘则以“教习学堂”记述法国的“国置学馆”之门类。此类对西方近代教育的介绍，启发了关于师范学堂的议论。19世纪80年代后期，康有为等人又无情地嘲讽了各类“师保”：童幼师保“绝无教训德义之学，徒为系援富贵之阶”；天子师保“逡遁隐缩，胸藏万策，不敢一言”。^[31]真可谓：“师道院”、“教习学堂”之类的新异名堂洒脱于前，“童幼师保”、“天子师保”之类的鄙俗身影毕露其后！而对传统“师保”的批判，正好又以否定的方式“催生”了师范教育。

19世纪90年代，尤其甲午战败以后，对师范教育的呼吁更是甚嚣尘上。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新式教育的迅猛发展需要大量受过专门训练的合格师资，师范教育遂成当务之急：“今日中国之言革新者，不论保守党、进步党、急激党，莫不公认教育为当今唯一之问题矣。即教育而论，不论官立学堂、民立学堂，莫不公认师范为当今唯一之急务矣。”^[32]另一方面也因为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国人在群体意义上的民族觉醒从此开启：“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33]痛定思痛，康有为指出：“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34]非但日本，泰西各国之所以富强，亦“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5]。照此，中国亦当“设师范、分科学、撰课本、定章程”^[36]。梁启超也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37]；“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38]。1896年，梁启超撰《论师范》一文，指出：“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39]，倡言自办师范学堂。此后，不仅盛宣怀、张謇，还包括袁世凯、张之洞以及各省抚督等都纷纷开始认同“兴学以求师为急”，欲兴学校“首重师范”之类的说法，举办师范学堂乃成一时之风潮。

“以师范学堂之生徒，为小学之教习”；“以小学堂生徒之成就，验师范学堂生徒之成就”，这是梁启超给师范学堂奉立的圭臬。那么，师范学堂又当以什么为“课”呢？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虽注意到日本寻常师范学校有“教育”科之设，但似不以为意，他讲道：“别设师范学堂之教习，使课之以教术”，“至其所以为教之道，则微言妙义，略具于《学记》之篇，循而用之，殆庶几矣”。^[40]梁启超曾建议以“教术”为师范学堂之“课”，并表示：以“言师范学堂之事”为要旨的“《学记》一篇”^[41]，因其“略具”“为教之道”的“微言大义”，故可充作“教术”之教材用——这大概就是梁氏对教育学的最初想象。其实，这里所谓的“教术”，与《变法通议》中的《论科举》一篇所言的“教学童之法”如出一辙，虽然说法不尽一致，但义理相通。在《论科举》一文中，梁提议改革科举，“多设诸科”，其中“学究一科”（相当于师范科——笔者注），“以能通教学童之法者及格”。^[42]同时期，严复（1854—1921）也作过类似的表述，他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教育论》为“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43]

1897年，林乐知在《师范说》中自称其新著《学校全规》：“既详且明，足助为师之模范”，“俾为师者得此，以为先导成己成物之要，庶可无负”。^[44]“师范一本书”之类的论调，固不足信，而戚戚于“师范”之不立，却为时贤所通感！1902年，盛宣怀（1844—1916）提出南洋公学师范院生“肄习师范教育管理学校之法”^[45]。师范院生须肄习“管理学校之法”，这使“教术”的内涵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方式：教术是学校教学和管理之“术”。接着，《癸卯学制》又对教师的教授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奏定初级、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均把教育类科目列为公共必修课，并专设教授法、各科教授法等课程，同时还对教学实习、教法等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当使该师范学生于附属小学堂练习教育幼童之法则……以次使师范学生教授幼童；而师范各科教员及附属小学堂之堂长与教员，务须会同督率师范生监视其授业，品评其当否，且时自教授之以示模范”^[46]；“各教科详细节目，讲授之时不可紊其次序、误其指挥，尤贵使互相贯通印证，以为补益”；“凡教授之法，以讲解为最要，讲解明则领悟易”。^[47]如此，教育类课程（尤以教授法、各科教授法为要）在师范学堂之设置，第一次被写入具有国家法律性质的学制当中。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年后（1905年），时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的张亨嘉（1847—1911）在上奏汇报大学堂的师范生招收情况时指出：“师范者，风气之导也”，并称“欧美诸国知其然也，故其学校宗旨非欲人人为鸿博之才，乃欲人人为忠孝之士”。^[48]这便又将诠释“师范”二字，拉回到“师道尊严”的老路上来了，“师范”获得了有如“忠孝”一般的普遍价值，同时却丢弃了它本该与“教术”相通的独立价值。师范学校既然孜孜以求“忠孝之士”而无意造就“鸿博之才”，似可不必将肄习“教学和管理的途径与方法”一类的“专门知识”太当回事，教育学的生存空间由此遭到了封闭。对此，后来者早有定评：“此期（即1897—1902年——引者注）虽然师法日本师范学堂，但实际上则只有其名而已；其办法与课程固不能与现在的师范学校相提并论，其精神则全为中国历代相承之‘师严道尊’的遗风。”^[49]

甲午战败，震动朝野，唤醒国人。维新运动和清末新政期间，中国的师范教育正是在觉醒之后的一片呐喊声中勃然而兴的；随即，在为师范学校寻找合适“教科”的过程中，又“催生”了以“教术”为定位的近代教育学科。然而，被“催生”出来的教育学科，却又在关于“师范”意旨的争议声中飘摇不定，其独立价值和生存空间时而得到承认，时而招致贬损。就这样，中国近代教育学在摇摆中，出发了。

【注释】

[1]［明］许胥臣：《西学凡引》，载［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1页。

[2]［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80页。

[3]参见［葡］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6－9页。《名理探》诠译自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它早在1632年（崇祯四年）即已在杭州刊印，并且极有可能被当年的淇园学校用作教材（曹杰生：《略论枙名理探枛的翻译及其影响》，载《中国逻辑史研究》编辑小组编：《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逻辑史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94页）。徐宗泽称：《名理探》的问世，“我国于是始有亚氏之论理学，而理学始有形上形下之等级，而不陵乱矣”（徐宗泽：《重刻名理探序》，见［葡］傅汎际译义，李之藻达辞：《名理探》上册，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页）。

[4]从高等教育视角探析西学分科观念的导入历史，较早的研究见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4－65页；新近且系统的研究见肖朗：《明清之际西方大学学科体系的传入及其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清］王韬：《变法自强》，载王韬著，汪北平、刘林整理：《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页。

[6]［清］陈虬：《治平通义》（一），瓯雅堂1893年刻本，第6页。

[7]［清］郑观应：《考试下》，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9－300页。

[8]“四部之学”即指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体系。1910年京师大学确立的“七科”体系是指：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工科、商科、医科。1912—1913年，经过调整的“七科”是指：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此即我们常说的“七科之学”。

[9]肖朗：《中国近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形成》，《高等教育研究》2001年第6期。

[10]田正平等人的研究表明，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此30余年间设立的各类新式教育机构，其创办人“几乎全部是清政府的重臣要员”，“极少是由民间士绅发起的”。参阅田正平分卷主编：《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2－86页。

[11]从文字上介绍西方近代教育，最早、最多见于来华传教士的中文著（译）述。有人认为，这些传教士一方面难免怀抱着文化优越感，另一方面又受限于自身的文化程度和知识结构，因而在介绍西方近代教育的时候，很难做到客观、公允，其言说的可靠性，是可以怀疑的。参阅董标：《“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2]谢和耐（J.Gemet）称：艾儒略的《西方答问》，“把欧洲想象成了一种田园诗般的形象”。见［法］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

[13]朱维铮：《简介枙西国记法枛》，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14]［意］利玛窦：《西国记法》，载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9－161页。

[15]董标：《“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16]［美］格莱夫斯：《中世纪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22页。关于当时耶稣会的办学情形，还可以参阅［英］博伊德，埃德蒙·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205页。

[17]［意］艾儒略：《西学凡》，载［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28－29页。

[18]［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1页。

[19]［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4页。

[20]［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45页。

[21]［明］李之藻辑刻：《天学初函》（第一册）（影印本），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1、33、37页。

[22]顾宁：《艾儒略和他的枙西学凡枛》，《世界历史》1994第5期，第101页。

[23]［意］高一志：《童幼教育》，载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影印本），台湾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95页。

[24]［明］韩霖：《童幼教育序》，载钟鸣旦：《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台湾方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242页。

[25]参阅董标：《“教之术”到“教育学”演变论》，《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肖朗：《枙童幼教育枛与明清之际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6]［德］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东京）求志楼1874年翻刊，第2－3页。转引自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27]肖朗：《花之安枙德国学校论略枛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92页。

[28]肖朗：《花之安枙德国学校论略枛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92、88页。参见［清］王之春撰，赵春晨点校：《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200年版，第369页；［德］花之安：《自西徂东》，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

[29]郑观应：《枙盛世危言枛自序》，载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3－234页。

[30]肖朗：《花之安枙德国学校论略枛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2期。

[31]康有为：《教学通义》，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7－58页。

[32]阙名：《论中国成就师范之难》，原《时报》第177号（1904.12.5），今见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32页。

[3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13页。

[34]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

[35]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

[36]康有为：《请开学校折》，载康有为撰，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四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6页。

[37]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0页。

[38]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9页。

[39]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4、37页。

[40]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师范》，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7页。

[41]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4页。

[42]梁启超：《变法通议：论科举》，载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8页。

[43]严复：《原强修订稿》，载卢云昆编选：《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页。

[44]［美］林乐知：《师范说》，载汤志钧、陈祖恩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0页。

[45]盛宣怀：《奏陈开办南洋公学历年办理情形折》，载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页。

[46]《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7－228页。

[47]《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83－184页。

[48]［清］张亨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奏开办预备科并招师范生大概情形折》，载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40页。

[49]舒新城：《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载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下），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82－5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