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分科立学”观念的导入开创了“接纳”近代教育学科的条件
在明清之际第一波“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以“西学六科”为中心的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开始传入中国。由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撰写的《西学凡》，即对“西学六科”的各科内容作过比较详细的介绍，并分别依据其西文读音及词义给出了两套不同的汉译名称（见表2‐1）。时人称：“读其凡，其分有门，其修有渐，其旨有归。”[1]《四库全书总目》亦谓：“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凡分六科”；“其教授各有次第，……其致力亦以格物穷理为本，以明体达用为功”。[2]
表2‐1 《西学凡》所见“西学六科”简况
此外，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西方答问》（一名《西方问答》），葡萄牙来华耶稣会士傅汎际（Fran毕ois Furtado，1587—1653）译义、李之藻（1571—1630）达辞的《名理探》等，均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
例如，《名理探》的“诸艺之析”一节，所述的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科分类体系，它分别依“所论”（对象）、“所向”（功能）、“所居”（性质）三个维度，将作为人类知识全体的“艺”别作数类，并着重介绍了根据“所向”而划分的学科门类（见图2‐1）。《名理探》云，依“所向”，“艺”可“分为两端：一谓用艺，一谓明艺。用艺复分有二：一、其所作用，留于其所从发之德，如明悟之诸作用，留于明悟者，谓之韫艺。二、其作用，为物之所以受成者，如造室画像之类，谓之业艺”；而“韫艺，复分为二：一属辨学，其本分，在制明悟之作用。一属修学，其本分，在制爱德之作用。修学，又分有三：一在克己，西云额第加。一在治家，西云额各诺靡加。一在治世，西云薄利第加也”，三者即今日所谓伦理学（Ethica）、经济学（Economica）和政治学（Politica）。此外，它还提到了：（1）“伊斯多利亚”（Historia，史学）；（2）“薄厄第加”（Poetica，诗学）；（3）“百斯伯第袜”（Perspective，透视学）；（4）“亚斯多落日亚”（Astrologia，星象学）；（5）“阁斯睦加费亚”（Cosmographia，宇宙学）；（6）“入沃加费亚”（Geographia，地理学）；（7）“独薄加费亚”（Topographia，地形学）；（8）“默第际纳”（Medicine，医学）；（9）“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s，形而上学）；（10）“玛得玛第加”（Mathematics，数学），等十余种西学科目。可见，《名理探》对西学各科的介绍已超出了先前“西学六科”的范围。[3]
明清之际对西方学术分类体系的介绍及西方“分科立学”观念、原则与方法的导入，一方面对于中国知识阶层了解西方学术状况，进而重审中国学术传统，拓宽其学术视野，不无裨益；同时也给中国传统教育和学术注入了新的思想因素，成为西方高等教育导入中国的滥觞。[4]
鸦片战争前后，掀起了第二波西学东渐的高潮。伴随着西学的大规模输入，西方学术的分科观念与方法，逐步被国人所了解、接受。19世纪60年代，洋务教育的兴起标志着近代新教育的萌芽。在批判科举、改革书院、创办新式教育机构的呼声和行动中，中国知识阶层的少数先觉人物开始根据其最初了解、接受的“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观念，纷纷提出自己的学术分科方案。这些分科方案概由作为西学的“舆算之学”（含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舆地学等）和作为中学的“经学”（含小学、算学）、“史学”（含策论）、“古学”（含辞章之学、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所构成。例如，王韬（1828—1897）在《变法自强》一文中，提出了“文学”加“艺学”的八科分类方案：“文学，即经史掌故词章之学也”；“艺学，即舆图格致天算律例也”。[5]陈虬（1851—1903）在《治平通议》中，提出“改设五科”（即“艺学”、“西学”、“国学”、“史学”、“古学”等五科）的建议。[6]郑观应（1842—1922）则在《考试下》，提出了“文学”（与“武科”相对）的六科分类法，即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略同于传统的“词章之学”）、政事科（“凡吏治、兵刑、钱谷之类皆属焉”，即传统的兵刑政务之学）、言语科（“凡各国语言文字、律例、公法、条约、交涉、聘问之类皆属焉”）、格致科（“凡声学、光学、电学、化学之类皆属焉”）、艺学科（“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之类皆属焉”），以及杂学科（“凡商务、开矿、税则、农政、医学之类皆属焉”）等。[7]从上举各例可以看出，最迟在19世纪晚期，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分科思想已经确立。不过，当时的学术分科基本上仍停留在建议和设想上，未能见诸行动。直到甲午战败，随着变革传统教育、发展新式教育的速率加快，学术分科遂从理论构想进入办学实践，并具体化为课程设置体系。分科教学不仅流行于像梁启超（1873—1929）的湖南时务学堂、张元济（1866—1959）的通艺学堂这样的新式教育机构，就连传统的书院也开始改革，实行“分斋设学”、“分斋治学”。维新运动及清末新政期间，“分科立学”、“分科治学”的提议出现在京师大学堂的“奏折”和“章程”中，后又出现在张之洞会同刘坤一联名上奏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壬寅学制”）以及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癸卯学制”）中，虽然各个“奏折”和“学堂章程”所提出的分科方案不尽一致，但这些努力却表明西方学术分科的观念正从思想层面进入制度层面。1910年，京师大学堂正式确立“七科立学”的体系，此后，“七科”调整，取消“经学科”，增补“农科”。它表明，中国从传统社会“四部之学”到近代社会“七科之学”的转型已告完成。[8]
图2‐1 《名理探》“析艺”图例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知识和学术的分类体系以及“分科立学”、“分科治学”的观念开始导入中国；又在从“四部之学”向“七科之学”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及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相继创立，其路径，无外乎二：一是“移植”（尤其是那些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缺乏根基的学科）；二是“转化”（主要是那些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一定根基的学科）。[9]“分科立学”的观念、原则与方法的导入，虽然并未即刻给中国带来近代教育学科，但由此而确立的现代知识和学术的框架体系无疑为“接纳”近代教育学科打开了“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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