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考技术催生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二、矿考技术催生中国近代地质事业

中国近代的地质学是伴随着现代矿业在我国的建立而兴起的。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出于矿产资源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开发矿山、修筑铁路、设立工厂、办理航运，随着这些实业的开展，对矿产资源的考察与勘探首当其冲，由此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的开端。这一时期，许多外国人在中国做了地质调查工作（表2－4），特别是德国人李希霍芬两次来华考察，编著《中国》一书并附地文、地质图集，于1877年开始在德国分卷出版，一时震动海外，书中描述中国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煤的蕴藏量为世界之冠，山西一省之煤可供全球用千年有余等，引起西方列强垂涎觊觎。1895年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开始明文规定允许日本在我国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工业制造，实际上更扩大到矿产开发，这被他国援用，开始名正言顺地掠夺中国的矿产。^［1］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矿产的考察与掠夺，一些爱国之士及清政府“求富”的洋务派官僚深感问题严重。康有为疾呼：“美人以开金银之矿，为图强要务之一；英人以煤铁之矿，雄视五洲；其余各国，开矿均富十倍。而藏富于地，中国为最……我若不开，他人入室。”^［2］洋务派也认为“东西洋无不开矿之国”，“且以此致富强”^［3］，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大力开办自己的矿业。因此，开办新式矿业成为洋务派求富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洋务派在全国大力兴办矿业（表2－5），相应推进了地质调查和地质学发展。

表2－4　国外来华进行地质考察的主要人员

表2－5　中国近代矿业基地

矿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科技理论知识，这一时期相关科技理论知识的传播主要是靠译书，官方与民间成立了许多的翻译机构，如1843年英国人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江南制造总局译书馆、广言文馆、京师同文馆等；出现了华蘅芳、徐寿、李善兰等一批翻译学者；译著颇丰，其中最著名的是华蘅芳分别于1872、1873年翻译的两本地质学书：《金石识别》和《地学浅说》，由此开创了中国翻译出版近代矿物学和地质学书籍的先河。同时，著书立说也是传播西方科学科技理论的途径，最早一部用中文写作的近代地质学文献是英国人慕维廉于1853年写的《地理全志》，这实际上是一本地质地理科学普及读物，在这本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地质”这一概念，这虽然是适应维新运动而出版的科学著作，但其中仍可见到西方传教士带着开化落后民族、用宣传科学达到传播“福音”的偏见。中国人著的地质文献最早见于1903年鲁迅写的《中国地质略论》，发表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中文刊物《浙江潮》第8期上，1906年，鲁迅和顾琅又合纂了《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店印行。

表2－6　中国近代地学译、著书出版年表

洋务派西学的另一项重要举措是选派留洋学生。1847年，推行洋务派官员容闳倡议派留学生出国，1870年，正式设“幼童赴美留学预备班”，1872年至1876年共派出留学生120人，大部分学理工，1881年撤回留学生。百日维新失败后，出国留学制度劫后余生。1889年又派出64人；1900至1906年留学生人数达到高峰，有万余人，赴日本的有7000余人，学采矿的有25人，鲁迅是其中之一；学地质的有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他们以后都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先驱和中坚。

尽管洋务派的一系列改良运动皆不果而终，但却奠定了中国近代化的基础，特别是由维护矿权、开发矿业的运动，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和物质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