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体制化

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体制化

科学的体制化使学术研究有了系统的训练、可靠的交流、有效的控制以及丰富的资源，使科学研究的效率大大提高。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体制化有三个方面：地质学会的兴起、地质学机构的建立、地质学教育的发展。按照科学体制化的“自立性、适应性和广泛性”这三个标准^［9］，这一时期，中国地质学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体制化。

一是地质学会的兴起。中国最早的地学团体是“中国地学会”，由张相文于1909年在天津创办。该会主要学术活动是出版《地学杂志》，从1910年至1937年间，共出181期，发表1600多篇文章。虽然该会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地理学，兼及地质学，但在1912年以前是宣传地质学的一个主要阵地。此外还有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术团体：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Society（英国亚洲文会华北分会），它于1859年成立于上海，同时出版会志，发表中国古生物与地层论文。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成立，这是中国地质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学会成立时有会员26人，有3人为外国会员，分别是安特生（瑞典）、葛利普（美）、麦纳尔（美，女）；中国会员中14人是地质研究所与北大的毕业生，即中国自己培养的毕业生。创立初年即出版《中国地质学会会志》（英文），重点报道中国地质界的研究成果。1936年起，《会志》面向国际学术交流，另外出版《地质论评》（中文），面向国内。学会的一项重要建设是筹集基金、建立图书馆，为会员提供图书资料，为地质学研究创造条件。同时，学会设立了科学奖。如1925年设立的葛利普奖章；1930年设立的赵亚普研究补助；1936年设立的丁文江纪念奖；1940年设立的学生奖学金；1945年设立的许德佑纪念资金；1945年设立的陈康奖学金；1945年设立的马以思奖学金。学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是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际学术交流，至新中国成立前共参加国际地质大会6次，共提交论文26篇。^［10］地质学会的建立为中国地质学的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是地质机构的建立。机构实体的出现结束了自由式的科学研究方式，从体制上保证了地质学者从事地质调查和研究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前，全国性的地质机构有2个：中央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中央地质调查所是中国科学界建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它的建制过程不但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建制化的一个缩影，而且是中国近代科学建制化的代表之一。^［11］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设立的地质科，是中国最早出现的以“地质”命名的机构实体，章鸿钊任科长。1912年4月实业部分为工商部和农林部。矿务司地质科隶属于工商部，并改由丁文江任科长。第二年，地质科正式改名为“工商部地质调查所”。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地质研究机构，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政治体制的频繁更迭使这一机构几易其名。1914年工商部与农林部合并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改隶农商部，更名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16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改名为“地质调查局”。同年10月地质调查局又改为“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0年地质调查所由农商部矿政司划归农商部直辖。1930年农矿部与工商部合并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又称为“实业部地质调查所”。1938年实业部与相关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又定名为“经济部地质调查所”。1941年地质调查所更名为“中央地质调查所”。该机构出版了《中国古生物志》（四种）、《中国矿产志略》、《中国矿业纪要》、《地质汇报》、《地质专报》（三种）、《地震汇报》、《土壤专报》等书刊。其中“北京人”的发现及100多册《中国古生物志》受到国际地质界的重视。1928年，李四光于上海组织建立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该所是一支学有专长的科研力量，对区测填图、资源调查做得较少，但对地质理论研究颇丰，出版有中、西文集刊、甲、乙种期刊。与此同时，各地方调查所也纷纷成立，为地质工作做了大量贡献（表2－7）。

表2－7　1949年前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教育机构

三是地质学教育的发展。中国地质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中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其后1903年，北洋大学也设立了矿冶系。1909年在京师大学堂设地质门，维持了两年多，学生有4人。总之1912年前，地质教育虽有萌芽，但成绩寥寥。地质学教育的真正起步是地质研究所的创立。1913年，丁文江在章鸿钊的支持下创立了地质研究所这个专科学校，由从比利时归国的翁文灏专职任教，兼职教员11人。招收中学毕业生或同等学力学生，学制三年，共招收学生30名，结业22人，其中14人充实到地质调查所工作。这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地质人才，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地质学发展中的中坚。结业时，学校将学员实习报告综合成册出版，题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北修业记》，这是中国人自己调查的区域地质专著。与时同时，各大学的地质教育也纷纷展开（表2－7）。总体来说，1912年至1949年这37年中，地质教育已经在中国建立起来，地域分布也趋于平衡，东、西、南、北大致都有了地质教育活动的中心，并培养了一批地质人才，但由于旧中国政治腐败、社会动荡，地质教育极不稳定、困难重重，这一时期的学科建设也极为不完善，但这毕竟为以后新中国的地质学建设起到了“知识积累”作用^［12］，这是学科发展中非常必要的。这期间培养出的地质专业学生约400多人，从事地质工作的也不过200余人，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地质教育得到了飞速发展。

总之，西学东渐时期是中国迈向近代化过程的重要时期，其发展是按照器物（技术）层、思想层、制度层这个过程推进的。中国地质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善发展起来，起于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矿产掠夺的物质利益需要，然后用唯物的自然观参与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进民主、科学思想的发展，又以体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它的发展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并一直根植于社会发展的洪流中。

参考文献

［1］陶世龙.中国地质事业之开端.//地质学史论丛（二）.北京：地质出版社，1989：5

［2］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诗文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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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鸿章.李文忠公文集

［4］王子贤，王恒礼.简明地质学史.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06

［5］梁启超.变法通议.//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

［6］谭嗣同全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

［7］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8］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

［9］刘爱玲.科学社会学导论.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66

［10］王子贤，王恒礼.简明地质学史.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33

［11］张九辰.中国近代地质学学术建制研究.科学学研究［J］，2003，21（6）：596

［12］王方正等.创新：学科建设的灵魂.科技进步与对策［J］，2000，17（7）：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