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川镍矿勘探事业的开拓者

金川镍矿勘探事业的开拓者——汤中立

2004年3月5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甘肃代表团讨论时深情地说：“我对金川这个地方是有感情的，如果当时二矿不下决心钻机再深打孔，就不会有今天的金川。这个谁有功呢？汤中立同志是有功劳的。当时满可以停钻的，坚持下去，打下去，把二矿拿出来了。金川是块金子，世界第二，第一是加拿大的萨德伯里，第二就是我们的金川。”200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兰州金川科技园时说，我来金川公司的综合研发大楼，心里感慨万千，因为我对金川还是比较熟悉的，发现金川的、曾经立过功的，有的已经不在世了，有的已经年纪很大了。比如我的好朋友汤中立，他已经年近八十，其实汤中立最大的贡献就是二矿区，二矿区当初停钻的时候，他决心再打100米，也许我记的不对，再加深100米，这样就发现了新的矿藏。

汤中立对金川硫化铜镍矿床的勘探做出了哪些贡献呢？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共商国家大事的最崇高、最神圣的殿堂，人民共和国的总理何以能高度赞誉他？温总理视察兰州金川科技园时，为何再次高度评价汤中立对发现金川硫化铜镍矿做出的巨大贡献？

汤中立，1934年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952年，他从安庆高中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6年，北京地质学院举行首届毕业典礼，毕业生们在接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刘少奇的接见和祝愿后，来不及探亲、休息，就急急火火地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坚决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献身地质事业，为祖国找矿！”这些豪言壮语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当时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培养的一代骄子们心声的真实反映，他们是这么喊的，也是这么做的。汤中立没有回到山清水秀的江南，而是和同伴们径直到了祁连山地质队，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西北的地质事业中。

刚刚走出学校的大门，来到陌生的天地，一切都感到新鲜。汤中立深知，在学校里学到的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取得成就，就必须努力从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锻炼提高。他虚心向老地质工作者和当时的苏联专家求教，不断丰富自己的实践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57年，他开始领导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在巍巍祁连山、茫茫戈壁滩，用知识的锋芒和青春的火焰与大自然周旋，在广袤的地质空白区留下了足迹，地图上出现了一处处的矿产标记。1958年6月，汤中立和一分队奉命从内蒙撤出，部署到河西走廊东部地区，配合并指导群众报矿。汤中立和他带领的地质员王全仓、化验员邱会鸿、地方干部赵国良、汽车司机秦宗宽等5人，驾驶一辆苏制的嘎斯车东进，经张掖到武威、民勤又转到古浪、天祝等地。

1958年10月7日，是镍都开拓史上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这一天，汤中立一行5人从天祝返回永昌，这里是巡回检查的最后一站，也是一分队的基地——永昌境内东大山铁矿所在地。汤中立一到永昌，在向县委书记王虎法汇报工作后，见到了煤田地质勘探局145队等单位和群众报来的许多“矿石”，其中一块核桃一样大小的矿石，引起了他的特别注意。他凝视着这块小小的标本，极力从学过的见过的记忆中苦苦搜索，但怎么也不能恰当的对上号，他决定立即出发去现场观察。汤中立等人当天找到驻扎在宁远堡的145队的报矿人唐东福，请他带路。汤中立等人来到矿区，地质工作者的铁锤有史以来第一次敲响了这座巨大宝库的门扉。从此，它不再是不为人知的秘密，开始了它敞开胸怀造福于祖国和人民的历史。这锤声也敲碎了国际上敌对势力对年轻共和国打算长期进行镍金属封锁禁运的梦想，也预示着龙首戈壁这块贫困土地的复苏，并走向繁荣。观察了不大一会儿，天渐渐暗下来，背光的山坳中已分不清颜色和细节，然而见到十多米长的矿体和有远景的矿区轮廓，加上这让人眼花缭乱的很特别的矿化，美好的憧憬使汤中立等人很兴奋。天越来越暗，无法再看下去，他们把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尽其所能地手抓怀抱，告别了山峦，辞别了唐东福，满载而归，夜宿在宁远堡一个生产大队的队部。

这天晚上虽是粗茶淡饭，土炕布衾，条件远非舒适，但大家情绪极好，一向不苟言笑的汤中立竟不顾一天的劳累，提议玩扑克牌抓俘虏。他们几乎玩了个通宵，也不知谁输谁赢，最后，汤中立说今晚抓的都不算，快睡觉，明天上山抓个大俘虏——意指找矿。当听到晨鸣报晓时他们才和衣躺下，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晨，汤中立等人吃过早饭带了些干粮和水，又来到前一天看过的地方。这一天，汤中立、王全仓、邱会鸿、赵国良等4人，从一矿区东头进入，一直追索到西端，见到岩体掩盖在戈壁滩下才折回向东。边走边看，一步三回头，待从一矿区出来又进入二矿区到达二矿区的东端，当看不见超基性岩体时，却看到他们的汽车等候在现在18公里的公路边上，这是已是下午。汤中立开始布置工作：“这个矿点从此就是我们的了。大个子（王全仓），老赵，从明天起你们就搬到这边来住，加紧进行踏勘追索，搞清岩体出露范围尤其注意矿化，另外在外围再找一找还有没有类似的岩体出露，过几天调山地工来先进行地表揭露。”布置完工作后，汤中立带着采集的标本和样品到酒泉的祁连山地质队队部分别向苏联专家扎古敏聂依和工程师陈鑫汇报工作、介绍情况，然后又返回到金川铜镍矿区。

陈鑫，1919年生于江苏六合县。1944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地学系。他学成于旧中国，服务于新中国，解放后短短几年，他辗转在内蒙大草原和大西北的秦岭、祁连山，开创性地领导了白云鄂博、镜铁山等大型、特大型铁矿的勘探，成绩斐然。他身体力行，指导和培育了一大批新一代的优秀的地质人才。他治学严谨，勇于实践，为事业呕心沥血非凡的吃苦耐劳精神，给人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是一位深受尊敬和爱戴的专家和长者。陈鑫把汤中立带去的标本经过多次观察，想到孔雀石载体黑色岩石要是基性超基性岩的话，这块标本就可能是铜镍矿了。陈鑫在送检化验时果断地嘱咐：“一定要增加镍的分析”。结果很快出来了，证实铜镍均达到工业品位，其中镍含量为0.9%，铜含量为16.05%。看到这个结果，陈鑫兴奋不已，他深知镍的发现对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意义重大。当天下午5时许，陈鑫立即向队部要了车，从酒泉出发，夜行400多公里，于次日上午到达河西堡，顾不得休息即与汤中立赶到目的地。据汤中立回忆，陈鑫到达现场的时间是10月14日。王全仓、赵国良等人已带领工人挖了部分探槽，他们共同观察了探槽中揭露出的矿体氧化带。在陈鑫的指导下，于一矿区8行布置了第一个浅井，当浅井打到16米时，就见到了海绵晶结构的原生富矿体。从此，揭开了金川镍矿发现的序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它标志着中国缺镍少钴的时代永远结束。1959年1月8日，中共甘肃省委向地质局丛健同志（当时任甘肃省地质局党委书记）并祁连山地质队全体同志发了贺电。1月17日和25日，有两个钻孔相继开钻，3月初分别打到了厚层原生硫化铜镍矿体。至此，已基本证实了矿床的工业价值。

为了迅速转入矿床勘探，在陈学源（不久陈鑫调往省局后，由陈学源接任大队技术负责）的具体指导下，正式开展一矿区的初步勘探，汤中立作为陈学源的助手任矿区地质工程师，积极地投入了新阶段的勘探工作。1959年4月15日，大队部从酒泉迁到当时还是一片荒原的金川，以便集中力量，加强现场指挥，确保矿床初步勘探任务的完成。寂静的山野和空旷的荒原逐渐热闹起来。经过全体队员的顽强拼搏和艰辛劳动，至1959年9月6日，比队下达的9月20日提前14天完成了一矿区初步勘探任务，提交了矿区第一份地质勘探报告——《白家咀子硫化铜镍矿床第一矿区地质勘探中间报告》，并提前3个月超额完成10万吨镍、5万吨铜的全年储量任务，以此为国庆十周年献了厚礼，也为矿山建设和选冶厂设计提供了资源保障和地质依据。

正当矿区勘探初战告捷，上下一片欢腾，全队职工鼓足干劲，准备进一步对一矿区开展详细勘探，一举拿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型硫化铜镍矿床，以支援国家建设之际，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困难。三年困难时期，河西是全国重灾区，地质队职工的粮食定量一降再降，生活极度困难。一矿区的详细勘探，就是在忍饥负重、人员减少的困境中进行的。陈学源、汤中立等没有向困难低头、弯腰，因为他们心中怀着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时刻不曾忘记自己所肩负的神圣使命，那就是尽快探明这个大型铜镍矿床，以解国家燃眉之急。地质队组织了一次大会战，钻机开到20台，工人不够干部顶，抽掉了大批科室人员，组成三台干部钻，全部压上第一线。同时延长了工作时间，三班制改为两班制，每班12个小时。机关工作人员，白天深入一线，晚上加班加点。到了编制一矿区最终勘探报告时，地质科的全体人员，晚上12点以前很少有人睡觉。陈学源、汤中立等人的窗户，深夜都在亮着灯光，潜心探索，加紧工作。1961年2月，一矿区详细勘探结束，共完成钻探33260米，并编制了内容丰富的一矿区最终勘探报告。嗣后，经过一年时间对报告的修改和复制，1962年1月25日，在警卫人员的护卫下直接送达北京。由全国储委金属专业小组组织冶金部的有色司、地矿司和有色设计总院、地质部地矿司等单位召开审批会议，正式审批了《甘肃省永昌县白家嘴子铜镍矿第一矿区地质勘探最终报告》。至此，一矿区的勘探胜利完成，从而开始了大规模的矿业建设，西部露天矿和东部龙首矿的开拓全面拉开。

在一矿区勘探的同时，甘肃省地质张掖物探队和地质部航空物探大队与祁连山地质队配合，在矿区及其外围，进行了系统的物化探工作。经过地质、物化探的综合研究，对重点异常进行了钻探验证，其中发现了隐伏于第四系之下50——100米的金川铜镍矿床三、四矿区。1964年和1965年，在结束了一矿区的补充勘探之后，对三矿区进行了详细勘探，1966年6月提交了三矿区最终勘探报告。1972年至1973年，在完成二矿区地质勘探之后，对四矿区进行了初步勘探，并提交了相应的工业储量。

位于一矿区东侧的二矿区一直是个谜。它长约3公里，宽50—500米，在四个矿区中是最大的一个。超基性岩体除东部一段覆盖于第四系之下外，西段出露甚好，且呈现了较好的岩浆分异作用，按理应该有利于成矿。可是，整个二矿区地表无任何矿化显示。而且在1959-1963年间对一矿区勘探的同时，曾先后多次进行过检查评价，打过19个普查钻孔，垂深达到200—300米，除东部见到贫矿体（后来证实为2号主矿体）外，大多数钻孔落空，且西部的超基性岩体都有封闭的趋势。

随着一、三矿区的勘探结束，二矿区这个谜就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况且，这个谜解得好坏，一方面决定着二矿区的命运，另一方面决定着祁连山地质队的去留。正如汤中立同志回忆说：“1963年，我接替了陈学源的工作，面对‘下一步怎么办’、‘还有没有资源’这两方面的问题，压力很大。一矿区和三矿区已经探明，如果不进行深部找矿，意味着地质队就要撤出金川。”祁连山地质队长欧阳章、副队长徐一民和大队技术负责汤中立（1963年陈学源调往省局后，由汤中立接任大队技术负责），发动广大地质技术人员献计献策，集思广益。不少国内外地质专家前来考察时，也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意见。通过广泛讨论并借鉴了一矿区的勘探经验，做出了“大胆设想，勇于探索，向深部找矿。”的决定。

但是，深部找矿毕竟是要有极大的勇气和承担失败的风险。因为在有色金属勘探史上深部找矿先例不多。二矿区地表无矿，要在400—500米以下开始找矿，实在没有太大把握。不过，二矿区也有有利因素，一是岩体规模较大，且岩浆分异尚好；二是与一矿区相比，岩石特征和成矿条件是相似的，因此进行大胆探索是必要的。汤中立工程师经过反复思考分析，提出了二矿区详查设计方案，1965年2月28日经队党委扩大会议审查通过。于是以任端进为组长的二矿区地勘组再次开展二矿区的检查评价工作。

1965年4月16日，二矿区西部12行勘探线ZK22号钻孔开钻。原设计孔深530米，打到371米时，穿过了超基性岩体，见到了下盘的白色大理岩，与以往浅部施工的两个钻孔是一致的，且超基性岩体有继续封闭的迹象，形势极为严峻！怎么办？是停还是继续打下去，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欧阳章召开队务扩大会议，研究这个棘手的问题。以工区和钻机领导为一方，认为再打已无必要，否则就是浪费！以汤中立和地勘组为另一方，坚持应继续打下去，他们怀疑目前所见岩体，可能为一分枝，主岩体还在下面，因为一矿区有过这样的经验，即在一矿区12行勘探线的岩体下盘就有很厚的分枝岩体，且矿体都在深部。于是会议支持汤中立等人的意见，决定再打打看。会后汤中立直奔兰州向省局作了请示，得到地矿处处长沙仑和赵生贵工程师的支持，ZK22孔在处理完事故之后得以继续钻进！当钻孔打到410米时，奇迹发生了，果然又打到了超基性岩体，证实了汤中立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7月下旬一个刮着大风的天气，吉夫650型钻机钻到孔深566.71米时再创奇迹——喷水的岩心管里，吐出了金光灿烂的海绵晶铁状富矿芯！全队沸腾了！地质员魏乾金一言不发，他在填写记录表时激动得几乎流出泪来。随后便是几经修改设计，多次追加进尺并换上了千米大钻，一直打到924.87米，才穿透岩体和矿体。8月15日ZK22孔胜利结束，终孔深度944.86米，矿体厚度358.16米（斜厚），从而取得了深部找矿的重大突破，揭开了二矿区主矿体的奥秘。这一重大突破，对整个矿区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31岁的汤中立，用他特有的智慧、丰富的实践和坚定的信念在金川镍矿勘探史上和自己的人生历程中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笔。

1966年2月16日清晨，冷风刺骨。一个隆重的前所未有的二矿区勘探大会战的开工仪式在龙首山进行。16台650型和1000米型的大型钻机，全面部署在东西长约3公里的战线上。汤中立等人站在山坡上，注视着由数百名钻工列成的方阵，整齐雄伟，总指挥徐一民逐个宣布每个钻机的任务和指令，然后由欧阳章等人分别剪彩。8点正，一声炮响，16台钻机同时开钻，钻机的轰隆声，震撼着山谷和旷野，一场历史性的决战开始了。

不幸的是，二矿区勘探大会战的序幕刚刚拉开，“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汤中立和广大地质队员忍辱负重，排除错误思潮的干扰，解决了勘探工作中的各种难题，使二矿区的勘探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当7年过去后，祁连山地质队圆满地完成了二矿区详细的勘探任务。钻探总进尺107263米，钻孔185个，其中很多是1000米以下的深孔，最深可以达1202.77米。探明了二矿区西部隐伏于400—500米以下和东部隐伏于200—300米以下的两个特大型主矿体。其工业储量约为一矿区的4倍以上，且富矿占总储量的76%，从而使金川镍矿的规模跃居世界前列，也为镍都建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谁能想到，在二矿区勘探工作即将结束，汤中立全力以赴准备编写勘探报告之际，在人妖颠倒的年代，忘我工作、无私奉献的汤中立于1972年竟被宣布为“不宜在矿区工作”，送到农场去劳动。汤中立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金川。从1958年到1972年，汤中立在金川奋斗了整整15年，跑遍了金川的沟沟坎坎，为金川一、二、三、四矿区的地质勘探和设计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汤中立离开金川两年时间，到1974年，金川铜镍矿的勘探全部结束。15年来，祁连山地质队艰苦创业，累计钻孔深度为18.3万米，相当于钻透了21.3座珠穆朗玛峰，向国家提交了一个世界排名第三的特大型多金属共生的硫化铜镍矿床。15个春秋的成就是辉煌的，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中国的镍都，耸立在中华大地上。祁连山地质队的丰功伟绩，永远被载入共和国的史册。1959年，祁连山地质队出席了第一次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的表彰和奖励，特别是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他一再说到“甘肃镍矿队是个好队”；1978年8月，该队被甘肃省命名为“大庆式”地质队：1980年4月，被地质部授予“功勋单位”称号。

汤中立是一位优秀的矿床地质专家。40多年来，他不论对区域地质、岩浆矿床、硫化物矿床还是金矿地质等领域，都有广泛深入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他与其他专家合作，对金川矿区的区域地质背景、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同位素地质及成矿模式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提出了“深部溶离——多期贯入”的复式成矿模式。从理论上首次解释了像金川这样面积仅为1.34平方公里的小岩体竟包涵有如此巨大的铜镍矿，这种小岩体成大矿的学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他系统考察了国内的这类矿体，作为第一作者，与别人共同编写了《中国镍矿床》，提出了形成这类矿床的两种岩浆系列和两种成矿模式。90年代以来，他考察了国外一些矿床，并对比了国内外120个同类矿床，提出了此类超大型矿床的划分标准，分类及其形成条件。他先后著有100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由于汤中立在地矿专业方面的杰出成就和卓越贡献。1978年，被甘肃省委、省政府树立为先进科技工作者；1980年，被评为全国地质系统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并获得《地质学报》1982—1992年度优秀论文奖；1995年，当选为全国第二批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的中国工程院院士；1996年，因主持完成“金川矿床成矿模式及区域成矿预测”这一科研项目而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7年11月，获得李四光科学奖，该奖是我国地质行业最高层次的荣誉奖，1人只能授予1次，并作为终身荣誉。

金川公司没有忘记镍都建设和发展史上的功臣。1986年6月12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地质矿产部为纪念甘肃省地质矿产局第六地质队为发现和勘探金川铜镍矿做出的重大贡献，在金昌市金川公园隆重举行了“地质工作纪念碑”落成典礼大会，汤中立应邀参加。汤中立，这个在金川铜镍矿发现和勘探史上永远闪光的名字，作为镍都开拓者的代表之一，被镌刻在金昌市地质工作纪念碑上。1998年7月，金川公司邀请他参加了在金川举行的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四次学术大会。2002年2月25日，金川公司授予汤中立院士“金川集团有限公司荣誉职工”称号，颁发了证书。2004年4月20日，金川公司聘任汤中立院士为地质高级顾问。2004年9月26日，金川公司邀请他参加了在金川举行的庆祝建国55周年、建厂45周年的大会。2007年6月，金川公司邀请他参加了第十七次金川资源综合利用科技大会。2009年8月27日，在金川公司厂庆50周年大会上，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陆浩向金川镍矿发现者代表——汤中立和原西北煤田地质勘探局145队工作人员唐东福等两人颁发了证书。

汤中立在金川公司聘任他为地质高级顾问的仪式上曾动情地说：“我的一生最重要的活动是同金川公司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始终把自己当作金川公司的一名职工，我只是金川公司历史长河里的一滴水，做了微不足道的成绩。我今年已70岁了，愿将自己的余生同金川公司的矿山建设事业结合在一起。金川找矿是有前景的，今后的找矿工作可能比20世纪60年代的探矿更困难。我愿继续努力，同公司的广大科技人员一道，力争取得更好的成绩。”2009年7月29日至31日，汤中立受公司邀请，到金川接受甘肃电视台和公司电视台的采访，配合制作关于公司厂庆50周年的专题节目，笔者全程陪同，曾向他询问过金川矿产资源的前景，他十分肯定地回答道，我仍然持乐观态度，资源的勘查要科学地进行，我认为金川的勘查还没有结束，现在勘探到1000-1100米的深度，1100米以下我们还要继续探索。我在公司、国家都呼吁，深部还有前景，最近计划要打一个深钻，预计会钻探到2500——3000米，能不能及早地打，我们还要逐步计划；同时国家也选了几个地点预计要进行深部钻探，其中就有金昌。

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汤中立的雄心不减当年，对金川镍矿的找矿前景充满了必胜的勇气，坚定的信念。坚信，经过艰辛的努力、不断的攀登，汤中立和他的同事们将会找出更多的矿产资源，为祖国的地质勘探事业和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