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质调查事业之勃兴

中国地质调查事业之勃兴

在欧洲各国，最初往往由学会调查入手，及著有成效，政府乃专设机关详订计画，以利进行。这种办法在中国缓不济急，势难采用。民国元年一月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首于矿务司下置地质科，派鸿钊为科长。在民国以前，中国行政界还未曾见过地质两个字，所以民国元年也就是中国地质学界一个新纪元。在调查事业尚未着手之时，行政界忽然产生一个地质名词，看似奇特，其实在中国并不奇特。各国先有基础，后设机关，自是正办；中国没有基础，先要筹备，这个地质科正是为着手筹备事务而设的，便见得那时候政府当轴已注意到调查地质这一件事了（当时实业部部长张謇未到部视事，由次长马君武兼代，马氏曾留学日本、德国，对于地质学颇富兴趣的）。

鸿钊趁着这个机会，便一面代实业部拟就一道《调查地质咨文》（载在民国元年《地学杂志》第二号），是咨商各省都督征调四项： （一） 地质专门人才；（二） 地质参考品，共分八类；（三） 各省舆图；（四） 矿山区域图说。一面建议在南京设一个地质讲习所，拟定一个简章和课程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筹备调查地质，有三个要素： （一） 人才；（二） 设备；（三） 地图。地图还可选取从前参谋部和各省测量局所出版的来应用，也可由调查人员亲自去测量校正的；设备主要的是图书仪器，只要筹得经费，便可着手；至于人才，除聘用客卿外，非由本国及早栽培不可，古人说：“百年之计树人”，我们谈不到这样远大，但至少，也要消磨三五年的光阴，才得养成一班调查专员，所以我便提出这个建议。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才成立四个月，便整个儿移到北京来，把实业部分为农林和工商两部，也就在工商部矿政司下照样设一个地质科。那时候万事草创，当轴对于地质事业还是纷纭莫决，我便藉故离职。这一科的事务后来便归丁文江氏来主持。丁氏依照南京实业部的旧案，于民国二年借北京大学地质学门旧址，设立一个地质研究所。丁氏旋奉命赴云南调查，同时工商部派鸿钊为该所所长。民国三年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该所遂改隶农商部。民国五年六月地质研究所得毕业生叶良辅等二十二人。同时农商部设立地质调查局，派地质研究所毕业生十余人充该局调查员。是年十月又改称地质调查所，先后由丁文江、翁文灏二氏主持。所以从民国元年到五年，可以说是地质调查筹备时期，从五年到现在，才算是地质调查实行时期。在这个期间专才年年增加，跟着调查机关也增加不少，可立一个简表如左：

（续表）

（续表）

从民国元年到现在共阅二十五年，除前农商部地质研究所为临时培植专才机关，旋于民国五年撤销外，其他接踵成立的地质调查所或研究所共有八处。此外江西南昌也有一个地质矿业调查所，是民国十七年十月成立的；还有各省附设的矿产机关也往往注意到地质方面去。这大可想见民元以后中国地质界一种活动勃兴的景象。并且这种事业除聘请一二客籍顾问外，可以说完全由国人手里去建设的（民国五年农商部地质调查局成立时派一位矿政司顾问瑞典安特生（I. G. Andersson）氏做副局长，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例外）。

在民元以前国人几不知道地质为何物，调查地质为何事，所以一任客卿款关直入，驰聘往来，绝无一人去过问。民国以后，虽然还有美国人发起的中亚考查队（民国十年——十九年）、瑞典人发起的西北考查队（民国十六年以后六七年间）在中国作长期的调查，但每次都有国人参加，在中、美或中、瑞合组的名义下共同进行。如张席禔、杨钟健、裴文中诸氏之参加中亚队，袁复礼、丁道衡诸氏之参加西北队，成绩异常可观，尤其在古生物方面贡献特大。原来中亚考查队之计画，是想调查我全国的，后以国人群起反对，乃集中于蒙古，至十九年后亦即停止。这是在民元以前的外国人所梦想不到的。抚今思昔，正不知道应作怎样感想！

我对于上述各个机关，不论中央地方，范围大小，都抱着无限期望。现在人才年多一年，只要经费充裕，自会各向国家或地方需要的标准，逐渐向上进展，那是毫无疑义的。不过我的感想中要加以商榷的尚有三点：各个机关还要加上一层密切的连络，至少要完成一个精神上的统一，这是第一点；调查机关所在的地点，似还未达到均平的分配，现在南京有两个机关： 一个属中央研究院，一个属实业部，西南有三个机关： 一个属两广，一个属湖南，一个属贵州，四川还有西部科学院，黄河以北七八行省，只北平剩下一个实业部地质调查分所，未免轻重不得其平，这是第二点；北平原是文化区域。又是地质事业发轫之地，现在虽还留下一个地质调查分所，亦以内容空虚，不适研究，似宜及早加以充实，这是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