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

今天讲题为“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civilization）”，是要和诸君讨论文化究竟变不变?变的文化的现状，究竟怎样?将来的文化要变到怎么一个地步？从两千年前的文化到现在，大多数的教育家和哲学家都以为变的文化不重要，而重要的是永远不变的；其实不然，文化是常常变的，不过我们要研究文化怎样变？用什么教育，可适应变的文化？

我今天和诸君讨论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多取西方的文化做例子。一因我不甚知道东方的文化，对于西方文化比较晓得的多点；二因西方文化较有恰好的例证。

现在先要讨论文化为什么要变?为什么现在特别变得快?我以为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经过实验的理想日渐发达；第二是此种经过实验的理想，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在三四百年前的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自以为很精密，但未经实验，还是不可靠的；故“经过实验的”一语，在人类思想的进化上最为重要。近三百年来，经过实验的理想，日渐发达，大家感觉到实验思想之重要，凡不经过实验的理想，都不去信仰他了。此乃思想变化之最大者。我今举一例子来说明：加李立亚（Galileo）在距今三百年前，研究物理学，对于亚理斯多德之物理原则很为怀疑，即谓五磅重之铁球和一磅重的两个铁球从高处同时抛至地下，其落地之时间，前者较后者要快五倍。亚氏此种学说，流行一千余年来无人怀疑，惟加李立亚谓其不当，而当时的学者，毫不置信，均信仰亚氏之言。加氏也不同众人多辩，一天请了许多学者，到高度二千余尺的侧塔（leaning tower of Piza）上实地试验，以五磅重与一磅重之两铁球自高坠地，而此两球落地之迅速，不相先后，于是知亚氏之理不当，而加氏之说为正确。加氏此种试验，在物理上同为新原理，而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重要，即一切思想观念，俱受了一大变化，就是说无论何种思想，必经过实验而后可以信的；否则不能取信于人。此即新哲学之所由产生。自此新哲学产生之后，即发生二种结果：其第一种结果，谓一切事理必须经过实验，因此经过实验的思想，一天比一天多，而且也比较的可靠；其第二种结果，即将这种经过实验的思想，应用到人类生活上去。此即用科学去改变人类的生活。

在前面已经说过，文化是要变的，不是不变的，最大的原因在经过实验的思想的发达。现在举几个例子证明为何此种思想发达，文化就随之以变?

现在先说新文化变化中之第一种表演，就是人类自信心的发达。从前凡人都自以为能力薄弱，一切全付之于天。自从实验思想发达之后，科学事业日益进步，一切思想，都应用到人生上，可以科学改造环境，对于自然界的知识，一天增加一点。从前以为自然界是神妙不可测的，现在这种观念，就打破了！比方从前人类知道自然界的事情极少，对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皆委之于神秘不可测之中，故当时人之迷信均甚大。从此种思想应用到人生上，于是人类所知自然现象愈为明了，而迷信心因此日渐减少。

此种新观念，余仅在此提出，并不批评其好坏，实验思想发达及科学昌明之后，自然人类之迷信心减少，而其自信心因此加增，对于一切风俗、习惯、观念等等皆欲一一加以批评。此种批评态度，近十年来，尤见发达，一般老年人，因此对于少年之所为，每不以为然，少年于一切固有之风俗礼教等皆抱批评态度。老年人喜欢守旧，很厌恶这种态度。青年人对于社会上一切风俗习惯，都要加以批评，以为受得住批评的，才算是好的；非但仅是批评，并且确认为不好的就要想方法去推倒他。即少年与老年之根本不同点。但此种批评态度，影响于社会变化极大，故须寻出何种新教育以适应之，即教育上对于此种批评态度，有何种要求（demands）。

新教育第一种要求，就是教人捐除成见；因为一有了成见，批评起来，就不正确了。新教育要教导青年捐除一切成见，用坦然的态度去批评。但是仅捐除成见，还不够，如果仅将一无成见，那末好的是好，坏的也是好，这也是对的，那也是对的。所以第二件就是要养成青年一种良好的批评态度。譬如从前欧洲大战，各国报纸皆各自宣传，无由知其正伪。又如近日报纸所载国内战争消息，亦多宣传作用。青年苟无正确批评能力，其行为就被各种宣传所误。但是青年既无成见，又具批评态度，往往容易促成无秩序之变化。此种无秩序之变化，亦易破坏社会，故教育上之要求，并须养成有秩序之变化。前面说的，是新文化变化中之一种结果；其第二种结果，乃工业之发达。如今日余在青年协会升降机下楼，后乘汽车到此，在会场上见有电灯，凡此种种，皆科学发明而应用于人生之结果所致。但各种机器发达，社会上之经济亦随之而发达，在美国社会，无论大人小孩，每人皆有三十人为之做工，此言乃指各种机器之力，至少可代三十人之工作，因机器之发达，故经济亦因此而发达；因机器乃经济之发达，人类生活状况皆随之而变更，美国工人工作，至多为八小时。如水木匠人皆得乘自备之汽车上工，因此人类休闲之时甚多，于是何时做工，何时休息，何时游戏，人人均须有一支配能力；故新教育上之最大工作，即在指导学生如何利用休闲一问题。前面所言，均从好的方面着想，但是亦有其坏处在焉。譬如工厂，在数千工人之中，能用思想者仅有数人；而此少数用思想之领袖，往往容易养成自私自利之心，而大多数人均若无关疼痒于其中，于是发生教育上之问题，即如何消灭少数自私之人而谋大多数之利益，并使大多数人各保持其人格：所谓保持人格者，即在谋自己利益时，须顾及他人，又须出之正当行为。又机器经济发达之后，国际交流，亦日趋密切。譬如上海所看见的汽车，有许多是从美国Detroit地方来的；橡皮轮大约是从新加坡来的；皮垫子从南美洲来的。世界各国的出产，可以会聚在一处，这就是交通便利的缘故。我这次来经过埃及，看见埃及人种棉花亏本，研究其原因，后来知道是因别处出产多，所以价格低，埃及因之受了影响。可见交通一便利，一个地方的变化，可以很快地影响到别个地方。还有一层，国家自主、民族独立等运动，何以这样发达？也是因为交通便利，各被压迫民族容易联合起来反抗。以上所说的新观念、新思想的潮流这样的澎湃，也可以说直接间接受了加李立亚的实验思想之影响。我在印度和甘地见面，谈话时他主张印度不要用西方的东西；但在我与他见面的前一天，他打电报约我相见。我同他见面时，我见他公事房内有一打字机。这足证明我们不能不受时代文化的影响了!

我前面所述新文化的变化中，引起两大问题：一为思想的落后。吾人承认文化变化甚快，其变化有二：一为思想的；二为物质的。在变化中，一为物质生活之变；一为思想哲学之变。今则思想之变慢，而物质之变速，于是思想不能与物质相适合。此即思想之落后。由此所生之危险甚大，因主管物质变化之人类与主管思想变化之人类，起有大冲突：在思想方面之人不主变，而在物质方面者反是。此种情形在学校中常见之；即少年主变，而老年不主变，于是风潮起焉。譬如办学校的老前辈愿意守旧，青年就不赞同老辈之所为，事事都倾向新的方面。青年人在物质生活上进步很快，在道德上也许十分落后，那末就发生种种纠纷的社会问题了！在新教育上如何才能适应改善这种状况，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一为盲从式的信仰，可以减少从前迷信君主之心，一变而为自决之心，此为政治上最大之变。不独政治上变动，学术思想上，亦有变动，一反从前尽信书本记载之观念，对于各种学说皆有怀疑态度，不像从前人尽信书本上之记载。加立李亚曾发明一种窥天镜，看出太阳中黑点。当时的人以为太阳是上帝造的，都斥他为邪说。当时大家并不从窥天镜里去看，只会寻亚利斯多德的书去看，因为亚氏没有说过太阳中有黑点，他们就不相信太阳里头有黑点。加氏也就不同他们辩，只要他们不要盲从。要他们到窥天镜里去观察，要他们自己去实验去证明。这种态度，乃学术界上一种大的变化。年老的人和做父母的常和年轻的人说：这事不对，那事不应该做。年轻的马上就回问一句：为什么这样不对？那样不应该？在座诸君的前辈，从前教导诸君的时候，诸君大多能够信服前辈的话，不过诸君教导诸位子弟的时候，这种方法，那就不能用了!这实在因为现在的青年对于老辈的话，不是随意盲从。他们一定要问一个究竟。青年的盲从信仰，早已渐渐地减少了。学术如此，道德观念亦因此而变更。从前老年人只教何者是对，何者当做，但现在青年，一定要进而教所以对与所以当做之理由。此在道德观念之改变，不独中国为然，其他各国莫不皆然，惟教育上对此变化，要负重大的责任；即在青年明了是非之所以然，就是要使青年人明了怎样为是，怎样为非。因为什么这件事应当做，那件事就不应当做。

上面所述，可归结为二点：（一）思想的落后；（二）盲从式的信仰减少。不过将来的文化变不变?要是变的，是比现在的快?还是比现在的慢?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将来还要变得快。因为今后经过实验的思想与科学的进步，均为几何率的进步；故其影响于文化大而且速。以中国言闭关自守之政策，决不会再出现于今日。在今日情形之下，最要紧的事是要创造一种新哲学，以适应这变的文化。因为将来的变，还要比现在的快。我们从前世代传下的旧知识，现在决不能再拿来适应新的环境；不过将来究竟变到如何地步，此刻不得而知，但我们晓得将来一定是变的罢了！这样看来，教育上就要生出许多问题，在旧的教育，只要学会旧的知识就够了。现在环境变得很快，而且不知将来变到怎样地步，将来的需要是什么?这都是我们不晓得的，所以我们不能替青年人解决将来的问题。现在我们办教育的，顶要紧的，是要养成青年人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将来的问题，我们虽不晓得，但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预先养成的。

我们现在已经承认文化是变的，要适应变的文化之教育，就有下面几种新要求：

第一，教育者应教青年捐除成见，有了成见就不能应付变的环境。

第二，养成青年的批评之正常态度。

第三，改革社会上风俗、习惯，要有计划及秩序，不然就多破坏而少建设。

第四，在变的文化中，教育者应教青年养成正当的社会观念。

第五，因为交通便利，国际关系密切的缘故，应教青年人眼光放远大，有世界观念。

第六，文化变得很快，社会上风俗、道德都变得很快，应当教导青年在道德上有正当观念。

总之，文化变，社会制度亦变，道德亦变。教育上之要求，须使青年有解决新问题之眼光及其态度与能力。此种责任甚大，我们要有勇气和毅力去担负这种责任。这就是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