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之“变”

《史记》谈“通变”，有政治经济之“变”，有礼乐文化之“变”。太史公认为，在政治经济领域，适当的历史变化是合理的存在，但这个变化是有前提的：一方面，这个变化不能违背社会道德；另一方面，这个变化必须真正合理、有益民生。在这两个大前提下，太史公在《史记·平准书》等篇目中对政治经济的“古今之变”，即“终始之变”进行了严格审视，肯定合理之变，否定不合理之变，为制定治理国家的具体政策提出了自己的标准。

《平准书》是《史记》中重点记载经济史的篇目。“平准”是什么意思？本篇中说：“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即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由此可知，在汉代，“平准”泛指一切“敛散之以时，贵贱相权输”的经济活动，即贵时抛售、贱时收买，以求稳定市场价格。《史记·平准书》所记述的就是历史上，特别是与汉代“平准”相关的货币、物价情况和经济政策。

汉代典型货币——五铢钱

《平准书》描述经济史上的“古今之变”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宏观的“古今之变”见于篇末“太史公曰”的部分，勾勒出上古至秦的经济史线索，而微观的“古今之变”或可称“终始之变”见于《平准书》主体对汉武帝一朝经济政策的叙述。这里我们首先来看宏观的“古今之变”：

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禹贡》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汤武承弊易变，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为治，而稍陵迟衰微。

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魏用李克，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以至于秦，卒并海内……一国之币分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功业，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古者尝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这段文字是对社会经济领域历史演进、“古今之变”的概要描述，表达了太史公对该领域历代变局的核心见解。它将上古至秦代的经济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上古三代，“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经济平衡，社会安宁；第二，春秋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先富有而后推让”，于是产生了诸侯国之间的经济不平衡；第三，秦代，“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于是产生了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不平衡。在对先秦历史的描述中，每一个阶段都包含一个经济盛衰的循环，太史公对历代经济取得的成就并不否认，但如果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则春秋以后，经济之盛却恰好对应礼乐之衰，故而《平准书》依然将“古”与“今”的分界定在春秋战国，表现出“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

当然，《平准书》绝大部分篇幅所描述的内容是汉武帝一朝微观的“终始之变”。关于这一部分，南宋学者黄震在《黄氏日抄》卷四六中有一番经典的评论。

盖汉更文景恭俭，至武帝初，公私之富极矣。自开西南夷，灭朝鲜，至置初郡，自设谋马邑挑匈奴，至大将军骠骑将军连年出塞，大农耗竭，犹不足以奉战士。乃卖爵，乃更钱币，乃算舟车，而事益烦，财益屈，宜天下无可枝梧之术矣。未几，孔仅、东郭咸阳乘传行天下盐铁，杨可告缗遍天下，得民财物以亿计，而县官之用反以饶，而宫室之修于是日丽。凿无为有，逢君之恶，小人之术何怪也！然汉自是连兵三岁，费皆仰给大农，宜无复可继之术矣。又未几，桑弘羊领大农，置平准，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至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又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皆满，而边余谷。其始愈取而愈不足于用，及今愈用而反愈有余，小人之术，展转无穷，又何怪之甚也。呜呼！武帝五十年间，因兵革而财用耗，因财用而刑法酷，沸四海而为鼎，生民无所措手足。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迁备著始终相应之变，特以“平准”名书，而终之曰：烹弘羊，天乃雨，呜呼旨哉！

正如黄震所论，《史记》对汉武帝一朝的经济政策以批判为主。但细读《平准书》，我们发现，其中对武帝朝的经济状况却有两处肯定。其一是：“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其二是：“元封元年……（桑弘羊）置平准于京师……于是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弘羊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不告缗。他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穀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出身商人家庭的桑弘羊在汉武帝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同时组织六十万人屯田戍边，防御匈奴。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当时政府的财政收入，为武帝一朝政治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四川出土的汉代井盐生产画像砖

《平准书》中这一前一后两处用肯定的语气勾勒出武帝朝经济状况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的一个小循环。但这个小循环只是经济上的，无关礼乐文化和社会道德。如果用道德标准对武帝政治进行综合评定，那么桑弘羊“置平准”给汉朝带来的未必是兴盛——如黄震所言，“迨至末年，平准之置，则海内萧然，户口减半，阴夺于民之祸，于斯为极”。对照《平准书》的记载来看，黄震的说法固然有失公允，因为太史公明确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桑弘羊的政绩。然而，这并不代表桑弘羊的平准之术就是正确的转衰为盛、使民不倦的根本方法。虽然汉武帝一朝的经济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也只是暂时的、表面上的解决，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平准”，因此才又有后面大臣卜式要求“亨弘羊”的话。

为什么桑弘羊的平准之术无法实现真正的“平准”？太史公认为，平准之术终究是在经济事务的细枝末节上做文章，依然延续了春秋以来本末倒置的社会发展模式，没有任何突破。故此人们研究经济事务愈精深，距离礼乐文化愈遥远，舍本逐末，往而不返。这个意思，太史公虽然没有在《平准书》中直接阐释，但我们通过“太史公曰”里“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的表达，就能够知道，礼乐文化的回归，才是太史公推崇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达到“平准”境界的根本途径。

政治经济之“变”的前提是礼乐道德之“不变”，《史记》“八书”以《礼书》《乐书》开端、以《平准书》收尾的本末格局中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太史公对“古今之变”的基本认识。这个认识其实是对《管子·牧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理论的再思考。《管子》这句名言见于《史记》的《管晏列传》和《货殖列传》，都是被肯定的意思。但在《平准书》中，这个理论显然遇到了挑战：经济的富足就能实现的文化的繁荣吗？经济的发展就能实现精神的净化吗？太史公告诉我们，在历史的盛衰循环里，物质的盛衰与精神的盛衰并不同步。无论是在先秦历史的大循环里，还是在汉武帝一朝的小循环里，都存在着经济兴盛而礼乐衰落、道德滑坡的严重矛盾，这又岂是“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句话能够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