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民间学者共同编写历史教材

2005年日本教科书问题导致前所未有的外交风波。韩日外交关系因日本教科书激化领土争议陷入僵局，中日关系因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问题等“政冷经热”。不仅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否定侵略历史提出批评，就连美国主流媒体也加入抨击日本的国际传媒行列。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表示，对于中韩等国批评日本政府批准教科书美化侵略的历史，美国重申，希望相关各国能和平解决争议，美国本身不愿意介入争议。美国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但不会向日本提起教科书的事。[24]

与官方截然不同，日本民间特别是学界主流与中韩两国学者一直保持友好交流关系。与其他学术领域比较，中日学者在历史领域的交流活动相对落后。日本学者来华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远远多于中国学者赴日交流。例如，日本学者把日本殖民地教育作为长期性的学术研究课题，在中日或者中日韩三方之间开展共同研究已10年有余。1993年前后，东京学艺大学的历史学者开始来华交流，与黑龙江、吉林、辽宁地区的师范院校教师及历史学者一起，多次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近年，中日两国政府越来越重视青少年交流活动，学界交流活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至2004年8月共举办三次“中日韩三国青少年历史认识交流夏令营”，多方开展促进历史和解的有益活动。90年代以来，日本来华初中和高中学生毕业旅游团迅速增加，2006年到中韩两国旅游的初中生来自日本28所中学共2149人，还有来自324所高中的40309名高中生，选择来华旅游的部分学校，参观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和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如鹿儿岛县每年有近10所县立高中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日本学生在留言中写到：日本人对中国人做出了“不是人能做出的行为”，为此而感到“羞耻”，对“亲切接待自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感到震惊”。但是，这类参观活动却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猛烈攻击，2002年鹿儿岛县议会在全国首次通过“请愿书”，要求从修学旅行的地点中“排除南京大屠杀纪念馆”。[25]这仅仅是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倒退的冰山一角。

进入21世纪，中日韩民间学者在教科书问题上取得显著成果，共同编写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1年日本文科省首次审定编撰会的历史教科书“合格”，中日韩民间团体和历史学者出于对日本历史教育的忧虑，于2002年3月在中国南京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决定由23名韩国学者、17名中国学者和14名日本学者组成共同编撰委员会，共同编撰可供三国中学生使用的近现代历史教材。在此后的3年间，他们先后召开了11次国际会议达成表述历史的共识，编写出《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6年5月26至27日，在韩日两国分别发行了韩文版和日文版，6月9日在中国举行了中文版首发式。《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分五章，共230页约20万字。来自北京、上海、南京、黑龙江等地的中国学者，主要负责编写序章、第3章、终章以及其他各章节中涉及中国的内容。书中有大量插图和照片，覆盖从19世纪中叶中日韩开放口岸到20世纪末的历史。三国共同编撰委员会在书中指出：“我们认为，这本叙述以中、日、韩三国为中心的东亚历史的书，是一本开辟未来的教科书”，“我们应当继承过去时代的积极面，而彻底反省以前的错误。应当在我们美丽的地球上建设更加和平与光明的未来。为了和平与发展，我们通过学习东亚的历史，能够得到什么样的经验与教训？这就是我们编写这本书的目的。”[26]该书首发后不久，三国编写者又推出了修订版，对200多处时间、地点、人名及文字进行修改更正，增加说明文字，更正图片的出处和图解。2006年5月，该书在日本和韩国分别发行了7万和5万册，日文版发行仅一周，首印2万册供不应求，许多日本地方教育委员会把它选为初中学生历史课的副教材；中日韩三国的总发行量已超过23万册。编撰者还考虑简编出版并翻译英文版和世界语版。[27]韩国总统卢武铉对此书激励有加，为满足其早日阅读的愿望，出版社特别赶在5月26日韩文版首发一周前装订4册成书送给总统。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具有与其他出版物不同的三个特点：其一，这是国内外历史学界主流学者参加编写，不同的“历史视角”相互交流融合的成果。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日本近现代史专业教授大日方纯夫等历史学者所代表的、反映日本史学界主流的“民众史观”，促进该书用更加开阔的视野，表述民众在三国近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三国历史相互间的关系。其二，中日韩三国政府和民间的史料机构，如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史料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独立纪念馆等73个机构及个人，为该书提供了大量的图片资料，使该书拥有不可否定的国际权威性。其三，该书编写者既有多年从事历史教育与历史研究的学者和教师，也有长期为历史教科书表述历史真相而斗争的社会活动家，中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馆长朱成山，日方“儿童与教科书全国网络21”和“历史教育亚洲网络JAPAN”的秘书长俵义文，韩方“亚洲和平与历史连带”的常任共同运营委员长梁美康三位国际知名人士参与编写，为该书注入了三国民众维护历史真相、保卫和平与民主的社会运动的生命力，形成不同于其他历史教科书的三大优势，是中日韩青少年及东亚民众认知东亚近现代历史的权威读物。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表述的日本重要加害史实———强掳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毒气战和731部队人体实验、无区别轰炸、“三光作战”和制造无人区、日军的性暴力与日军慰安妇制度等———是对日本形形色色的右翼分子否定和篡改历史的有力回击；关于战后历史问题的表述，包括遗弃化学武器对中国民众的伤害，中韩两国民间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对日索赔诉讼等“被遗留的个人补偿问题”，填补了历史教育与现实历史问题之间的断层。该书的精彩之处还有，用并列介绍中日韩三种历史教科书的方式，孤立了编撰会美化日本历史罪行的《新历史教科书》：“三种教科书的叙述确实很不相同。只有上述日本的（编撰会———著者）教科书中称，日本通过战争获得了好处，而中国和韩国的教科书都强调战争带来的伤害。上述日本的教科书在其他地方虽然也有与韩国教科书一样的内容，但却说‘在这样的困境中，许多国民为了胜利而努力劳动，英勇作战’。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忆战争，有利于东亚和平吗？”“直到2005年3月，日本的学校仍基本不使用这种教科书。所以，上述情况并不是所有的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记述……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引起强烈反对。”编写者还进一步通过简要叙述，勾勒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全貌，[28]让三国青少年了解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

在三国编撰者的共同努力下，《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成为中国读者所希望的“刺向右翼势力的匕首和投枪”。中国编写者指出：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基本原则下，“我们需要的是国际间的相互理解与谅解，需要对对方的历史和我们共同的历史有深刻的了解。我们要求战争加害国的人民应当有反省战争责任的觉悟，而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需要建立胸怀宽阔的国民意识。”[29]日方编写者在“日本编者致中国青少年”中表示：“我们希望日本的青少年正视由于日本的侵略所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与伤害……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国的青少年了解这样的事实：日本国民被卷入侵略战争，支持了战争，但在战争中也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以致失去了生命。”这本书就是为了两国中学生关于中日历史问题进行对话而编写的。[30]《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为中日韩三国民众走出历史阴影竖起一个路标，指引东亚开展共同历史教育的道路———通向东亚民众历史和解与国际合作的光明未来。当然，也为韩日两国之间开展第二阶段的“共同历史研究”、中日之间的“共同历史研究”活动，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有益经验。

[1]Schüddekopf, Otto~Ernst, Zwanzig Jahre Westeuropäischer Schulgeschichts-buchrevision 1945~1965. Tatsachen und probleme, Albert Limbach Verlag, Braunschweig, 1966，S. 11. 引自［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4頁。

[2]［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17~22頁。

[3]［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中央公論社1998年、第20頁。

[4]［联邦德国］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四）1959~1963，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1~42页。

[5]1960年1月11日阿登纳总理在柏林市议会上的讲演：“没有西方盟国的帮助，我们的力量将永远不足以有效地抵抗来自东方的冲击和保卫这里的自由，保卫欧洲的自由。”《阿登纳回忆录》（四）第24页。

[6]［日］引自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74页。

[7]《阿登纳回忆录》（四）第268~269页。

[8]［日］引自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115頁。

[9]［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74頁。

[10]德国近现代史学者格奥鲁特·艾卡特是联邦德国下萨克森州不伦瑞克市的一名大学历史教师，1948年在多特蒙德召开的德国教师工会大会上担任历史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此后，他大力促进德国与法国、波兰等国的历史学者和教师开展国际历史教科书交流活动。1951年艾卡特在其所在的大学成立“国际改善教科书研究所（后改称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自任所长，后来还担任德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员长，1974年艾卡特去世后，下萨克森州议会决定将该研究所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格奥鲁特·艾卡特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并将该研究所作为州立研究所，截至1996年该研究所收藏了全世界90个国家的13万册历史、地理及社会学科的教科书。

[11]［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25~26頁。

[12]［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95~96頁。

[13]［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51頁。

[14]Jeismann, In: ternationale Schulbuchforschung, S. 32. 引自［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二章注释（1），第332頁。

[15]［日］《法德制作通用历史教科书，开始执笔来年秋天采用》，《每日新闻》2005年8月18日网络版。

[16]［日］近藤孝弘：「歴史教育と教科書———ドイツ、オーストリア、そして日本」、岩波ブックレットNo. 545、第16頁。

[17]［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42~43，140~142頁。

[18]［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58~59頁。

[19]［日］近藤孝弘：「歴史教育と教科書———ドイツ、オーストリア、そして日本」，第13~22頁。

[20]［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116，121~122，124~126頁。

[21]［日］近藤孝弘：「国際歴史教科書対話———ヨーロッパにおける『過去』の再編」，第129~131頁。

[22]［日］近藤孝弘：「歴史教育と教科書———ドイツ、オーストリア、そして日本」，第22~25頁。

[23]［日］近藤孝弘：「ドイツ現代史と国際教科書改善」，第143~145、221頁。

[24]《美称历史真实性很重要，但不会抗议日教科书》，中新网2005年4月13日。

[25]［日］《日本危机！》第4部《忘记了的东西》（8），《日本人，羞耻……》，《产经新闻》2007年11月14日。

[26]“序言”，《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修订版，《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同编写委员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27]《反映中、日、韩共同历史观的史书在三国热卖》，新华社北京2006年5月16日电，《中日韩共同编纂东亚近现代史：让历史告诉现在和未来》，《人民日报》2005年6月10日。

[28]《历史教科书问题》，《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修订版，第212~213页。

[29]《中国编者致读者》，《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修订版，第3页。

[30]《日本编者致中国青少年》，《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修订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