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清明，国家简约气象

生熟之间，是生与死的界限。

酒伴随着祭祀而进入礼仪之道的时间非常久远，比较而言，茶进入祭祀的时间要晚许多。《南齐书》载，南齐武帝萧赜立遗嘱云：“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

这是史料记载中茶第一次出现在重要的祭祀环节。

在晋代的《神异记》中有敬奉神仙之茶，《异苑》中也有“赐茶得钱”的故事，都佐证着“茶祭”的民间基础。对萧赜的“茶祭”，后人解读往往不同，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这其实与当时在魏晋之后的“尚简”文化有关。在唐代寺院中一直盛行用茶“祭佛”，宋哲宗去世时，也使用了茶伴酒祭奠：“宰臣再升殿，奠茶酒讫，移班诣东序，贺皇帝即位。”明代朱元璋也有专门用茶祭祀祖先之事。

我们来看看与茶匹配的其他食物：饼、干饭、酒、干肉。你发现了什么？

这些都不是熟食，熟食在汉语里，特指刚刚经过火与水加工出来的食物，消灭了食物的活性与生命，还散发着热气。比较热气腾腾的米饭、散发着香味的肉汤来说，饼、茶、干饭、干肉等无疑是活的、冷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萧赜实则是用这些具有“生性”与“活性”的廉价饮食来代替以往祭祀中用的“活物”，最终达到祭祀的最高形式。

火在烹调中的运用，把生的变成熟的，一直被视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所谓饮食，无非就是吃什么和怎么吃的问题，这甚至被《礼记·王制》直接用来划分四方人群：“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

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不吃谷物（粒食）或不吃熟食（火食），加上言语、嗜欲、衣着，这些都构成了民族之间的区别，最终呈现出文化的不同。

而在另一个层面上，这样的文明界限也被视为人与神鬼的界限。神鬼不用吃熟食，它们餐风饮露，闻香而饱。茶得以位列上等祭品行列，就在于其具备活与生的特性，且是饮品，配以酒，再与其他活形态食物一起搭配，形成一个完整的祭奠礼俗。

比较祭奠祖先的方式，更加能明确这一点。在家里供奉祖先，一般是以熟食、酒和泡好的茶水为主，而一旦到了墓地，就变成生食（或干食）、干茶（或只有茶碗之类的象征符号）、酒，这说明什么？在家，你能感觉到祖先与你同在，饮食与你没有任何区别，你们还像以前一样共聚一堂；而一旦到了外面，就是阴阳两隔，人鬼殊途了。

生熟之间，是生与死的界限。

茶的简约引发清廉气象，在萧赜之前，似乎就被其他士大夫发现了。《晋书•桓温列传》中说，桓温在扬州牧任上时“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晋中兴书》中记录，陆纳为吴兴太守时，谢安前来拜访，陆纳只设茶、果招待谢安，不料其侄儿觉得太简单了，很丢面子，就私自陈上盛馔来款待贵客。客人走了之后，陆纳痛杖侄儿四十下，说：“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

在奢侈成风的魏晋，每个名士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标签。一些人找到五石散，一些人找到酒，而另一些人则是找到了茶。不过，饮茶过于标新立异，就会出问题，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王濛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茶叶的早期故事，有着太多的讪笑之声。它需要与酒区别开，需要与五色饮和五香饮这样的中药饮料区别开来，甚至需要与游牧民族的奶饮区别开来，这并非易事。

在魏晋时，茶便在寺院中发力。释家弟子单道开在河北临漳县的昭德寺内坐禅，开始了他的“禅茶一味”修行，“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伏苓之气，时饮茶苏一二升而已。”（《晋书·艺术传》）但这依旧是一个近乎孤寂的个案，丁以寿认为这并非茶，因为在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禅师们迷恋的还是来自另一种树叶的香味。杜宝《大业杂记》说，“先有筹禅师，仁寿间常在内供养，造五色饮。以扶芳叶为青饮，拔禊根为赤饮，酪浆为白饮，乌梅浆为玄饮，江桂为黄饮。又作五香饮，第一沉香饮，次檀香饮，次泽兰香饮，次甘松香饮，皆有别法，以香为主。”

日本人所言的“茶道”，南宋时期才形成，这与南北朝以来的茶宴有着莫大干系。日本18世纪成书的百科全书《类聚名物考》记载，日本僧人南浦绍明于公元1259年将径山茶宴传入日本，“茶宴之起，正元年中1259年，驻前国崇福寺开山南浦绍明，入唐时宋世也，到径山寺谒虚堂，而传其法而皈”。实为将中国的禅茶文化发展成为日本茶道，但也有许多不同意见。国人在拷问日本有茶道，而中国没有的时候，显得太焦灼。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所言的“道”，也不必追溯至老子时代，只需从王阳明入手即可。王学改造后的“道”，更容易理解茶道衍生的花道、剑道，因为日常，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

比较酒宴来说，茶宴在中国形成相对晚了许多。南北朝山谦之在《吴兴记》中提到 “每岁吴兴、毗陵二郡太守采茶宴会于此”，可是，这并没有详细记载，大约与魏晋南北朝其他“以茶待客”的情形都差不多，主喝茶，而非酒。

《茶事拾遗》说：“钱起，字仲文，与赵莒为茶宴，又尝过长孙宅与朗上人作茶会。”这说的是唐代钱起写的二首“茶宴”诗，一首为《与赵莒茶宴》，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这首诗里有几个意象很值得注意，“竹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竹林七贤”——他们喝酒，我们喝茶，竹子在汉语里一直都指代人的高风亮节，“蝉”同样指代着人的高洁。这里说饮茶之趣远远胜过酒，而以茶的聚会也超过了酒宴。

另一首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云：

偶与息心侣，忘归才子家。

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

岸帻看云卷，含毫任景斜。

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

与赵莒是两人喝，在长孙家，是三人聚会。喝酒与喝茶在人数上有很大的区别，喝酒是人越多越热闹，喝茶是人越少越清静。喝酒的场合人会越来越多，而喝茶，人则越来越少。这首诗会让人莫名地想起陶渊明来，喝茶谈玄是唐时期的时代特征，与魏晋喝酒谈玄有得一比。唐诗中有大量喝茶诗，诗中都忍不住将茶与酒做比较，亦是一大特点。以前是酒近仙道，现在喝茶同样可以，自陆羽、卢仝以来，这几乎成为共识。

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

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

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

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

在白居易这首题为《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固寄此诗》的诗歌里，唐代茶会似乎是产茶地主事宴请大臣的一种手段，湖州的紫笋和常州的阳羡茶都是当时的名茶，两州太守在春茶收成之际，联手开茶会与大家联络感情。白居易这次未去参加，而能写出来，说明他也有此经历。

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则告诉我们，从唐代开始，三月三上巳日已经结束了酒一统天下的局面，茶宴也开始发力，一样地活色生香。“三月三日，上巳禊饮之日也。诸子议以茶酌而代焉，乃拨花砌，憩庭阴，清风逐人，日色留兴。卧借青霭，坐攀花枝。闻莺近席而未飞，红蕊拂衣而不散。乃命酌香沫，浮素杯，殷凝琥珀之色，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玉露仙浆，无复加也。”不过，这不应当视为一种流行元素，至少在官方眼中，酒宴（乡射）才是正道。

北宋陶谷《清异录》记载，五代文学家和凝在朝为官的时候，常与同事轮流做东。“以茶相饮，味劣者有罚”，他们把这种以茶会友的方式自称为“汤社”。目前诸多字典收录的“茶会”词条，来自北宋朱彧的《萍洲可谈》，里面记载“大学生每有茶会，轮日于讲堂集茶，无不毕至者，因以询问乡里消息”。宋代举国兴茶，以茶为名的聚会不少，“斗茶”可谓上席卷君臣，下牵动平民百姓。

到了明代，茶空间独立出现，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朱权首创茶灶之时，就意识到其重要的价值，其《茶谱》云：“古无此制，予于林下置之。烧成的瓦器如灶样，下层高尺五为灶台，上层高九寸，长尺五，宽一尺，傍刊以诗词咏茶之语。前开二火门，灶面开二穴以置瓶。顽石置前，便炊者之坐。”

茶灶是明代茶空间的前身，明代茶与以往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个茶空间的出现。茶空间一开，连隐士都自动上门了，这在明代之前，根本就无法想象，明代茶人的营造之功非同小可。

《茶谱》里增加了一童一灶。童是伺茶童子，灶是专用茶灶，如此一来，茶空间得到了极大的释放。

品茶时，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等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时候，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说：“为君以泻清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非此不足以破孤闷。”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谈话，礼陈再三，琴棋相娱。这很有趣，宋代斗茶皆为茶而来，明代不斗茶，喝茶中多了主客的礼仪，而喝茶之余，大家还可以下下棋，听听琴，尽享闲情逸致。

如果把许次纾的《茶疏》、黄龙德的《茶说》、罗廪的《茶解》里各自论及的出游、藏茶之所、喝茶之所、茶童联系起来，不难看到茶空间的广泛性。而要建造这样的空间，需要许多资金。明代精神文明的高速发展，与当时经济的发展有莫大的关系。

多年的积累，使得许多士大夫的家底已经非常厚实，让他们有了自主选择生活乐趣的条件。若不是如此，也不会有袁宏道兄弟、张岱那般的纨绔子弟在文字里大大咧咧地海吹自己的玩物。物质越进步，精神就越倒退？这不好说。

明代有钱有闲的士大夫热衷旅游，不过他们更想把风景带回家，明代的园林就此产生。那些有钱的文人把山水修建在自己的家里，许多文人终其一生的营造，就是为了拥有一个理想的园林。

出身不怎么样的戴名世曾在为生活奔波的路途中，因为“私自念年近五旬，而无数亩之田可以托其身”而恸哭。他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一个园林，“意园者，无是园也，意之如此云耳。山数峰，田数顷，水一溪，瀑十丈，树千章，竹万个。主人携书千卷，童子一人，琴一张，酒一瓮。其园无径，主人不知出，人不知入……其童子伐薪，采薇，捕鱼，主人以半日读书，以半日看花，弹琴饮酒，听鸟声、松声、水声、观太空，粲然而笑，怡然而睡，明日亦如之。岁几更欤，代几变欤，不知也。避世者欤，避地者欤，不知也”。后来他终于有钱，达成愿望，“买南山冈田五十亩，并宅一区。田在腴瘠之间，岁收稻若干。屋多新筑，颇宏敞，屋前后长松不可胜计”。

画家徐渭在获得胡宗宪所赠稿酬后，即将此款用以购置住宅，他讲道：“茶宜精舍、云林、竹灶、幽人雅士，寒霄兀坐，松月下、花鸟间、清青白石，绿鲜苍苔，素手汲泉，红妆扫雪，船头吹火，竹里飘烟。”

钱谦益更是为柳如是多次置业，顾公燮在《丹午笔记》里提到钱谦益的第一次置业。“绛云楼”简直令人垂涎。“为筑绛云楼于半野堂之西，房珑窈窕，绮疏青琐。旁龛古金石文字，宋刻书数万卷。列三代秦汉尊彝环璧之属，晋唐宋元以来法书、名画、官哥、定州、宣城之瓷，端溪、灵璧、大理之石，宣德之铜，果园厂之髹器，充牣其中。君于是乎俭梳静妆，湘帘琴几。煮沉水，斗旗抢，写青山，临妙墨，考异订讹，间以调谑，如李易安在赵德甫家故事。”

这在唐宋时代颠沛流离的士大夫眼里，简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李清照与赵明诚一辈子颠沛流离，猜书喝茶的故事也只是生活中极为少见的动情文字，哪比得上钱谦益这般腰缠万贯之人，就是退休了，也可以回到红豆山庄声色犬马。

有了家业，即便没有这个园林，也需要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也许堆着各种古董玩物，也许堆着金石古藉，也许堆着花花草草，当然，也许就是一个茶室。

茶室的出现，导致喝茶空间被无限放大，在这个空间里，明代的士大夫可以肆意地调动身体诸感觉，味觉、视觉、触觉、听觉……身心俱醉于数代营造的物化精神之中。

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谈到自己的茶寮，“构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并以为这是“幽人”的首要大事，不可或缺。文震亨不仅继承了祖父文徵明的遗产，还沿袭了他的嗜茶爱好。

比较下高濂与许次纾的茶室，便会发现，文震亨的级别最高——园林级别。高濂在《遵生八笺》谈到茶寮定制：“侧室一斗，相傍书斋，内设茶灶一，茶盏六，茶注二，余一以注熟水。茶臼一，拂刷净布各一，炭箱一，火钳一，火箸一，火扇一，火斗一，可烧香饼。茶盘一，茶橐二，当教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

许次纾《茶疏》里的茶所更简陋，连茶童都没有。“小斋之外，别置茶寮。高燥明爽，勿令闭寒。壁边列置两炉，炉以小雪洞覆之。止开一面，用省灰尘腾散。寮前置一几，以顿茶注、茶盂、为临时供具，别置一几，以顿他器。旁列一架，巾帨悬之，见用之时，即置房中。斟酌之后，旋加以盖，毋受尘污，使损水力。炭宜远置，勿令近炉，尤宜多办宿干易积。炉少去壁，灰宜频扫。总之以慎火防，此为最急。”

此外，屠隆的《茶说》里也谈到茶室，“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陆树声、徐渭、张谦德等人都谈过茶寮，但没有与文震亨相匹敌者。茶童之作用和意义，不是唐诗语境中那种“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而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担负起这个活的茶空间——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茶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