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利益集团参与民主博弈

《南方》：请问任教授，什么是利益集团，中国存在利益集团吗？

任剑涛：利益集团是一个严格的政治学概念，指的是民主国家制衡国家权力的社会权力结构，这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对国家的决策发挥影响。但由于利益集团相互间的制衡关系，利益集团之间或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之间博弈的结果往往是妥协的产物。利益集团是民主政治的必需品，但在中国的使用具有不同的含义。由于中国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在政治生活中不容许利益集团的公开政治博弈，因此利益集团就仅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中。这些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不顾及甚至牺牲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就干预了国家的决策，影响了公共福利。这也是中国目前政治体制顺利运行必须关注的问题。

《南方》：既然利益集团是一个中性词，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对其有贬义的理解？强势的利益集团是否已经凭借强大的资源影响政府决策，而弱势的利益集团（甚至没有形成）的声音却很难听见？

任剑涛：利益集团在规范政治理论中确实是一个中性词，但在中国它的含义有较为明显的偏向，当然主要是偏向贬义多一些。在中国现行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中，由于国家绝对主导社会的运行，因此，能成为利益集团少不了国家权力的支持，至少少不了国家权力的隐约作用。因此，在中国足以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主要是那些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的集团，或者是那些代表国家支配各种重要资源的组织。这些集团占有权力、控制舆论、影响社会，所以显得非常强势。至于弱势利益集团，就是那些没能掌握国家权力和各种重要资源，又没有太大社会空间伸展自己的意志和愿望的集团。他们的声音往往是集团内部的声音，难以扩展为社会的公共声音。对于一个文明的社会来讲，如何保证后者的声音成为引起社会适度关注的声音，成为检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杆。

《南方》：有人认为以往的思想解放是打破意识形态上的迷信，这次的思想解放关键在于破除“利益束缚”，您怎么看？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是否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发展的阻力？

任剑涛：1978年启动的解放思想，确实具有鲜明的打破意识形态迷信的色彩。因为那次解放思想，既需要从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也需要从毛泽东逝世后“两个凡是”的新教条中解放出来。今天的解放思想，针对的三十年是改革开放形成的特殊类型的教条——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动形成的是一个单面的消费社会，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物质崇拜心理，对于物质财富之外的其他重要社会事项，诸如社会制度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重要问题熟视无睹、掉以轻心。一定程度上，社会组织也已经成为捍卫各自利益的集团，他们对于可能影响自身利益的任何改革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抗拒。因此，这些利益集团确实已经成为解放思想、改革发展的阻力。

《南方》：有一种意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地方官员和地方利益已经渐渐集结为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集团，您怎么看？有观点认为这次的解放思想是另一种形式上的地方和中央利益的统一，您如何评价？

任剑涛：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官员利益地方化是一种必然现象，但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国家权力体制安排中会有较大的不同。在联邦制国家，地方官员的利益直接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联邦官员的利益则由国家提供。前者的眼光是地方性的，后者的眼光才是全国性的。在单一制国家，地方官员的利益既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也与国家整体状态相连。因此，官员对于自己利益的考量，既需要有地方视角，更需要有全国眼光。改革开放30年，广东省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领先于全国，因此官员的利益欲求更容易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勾连在一起。只要将这种勾连控制在合理的程度，就不是什么令人惊怪的事情。值得人们担心的倒是地方官员对于地方发展不闻不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广东这一次重提解放思想，不能简单地解读为限制地方利益，使之纳入中央的利益范围。解放思想，是要放开手脚，从简单的物质崇拜氛围中解放出来，大胆设想，改变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弊端的措施，从而保证广东持续领先全国发展的改革局面。就此而言，广东继续解放思想，既有利于广东地方的发展，也有利于为全国拓展一条持续发展道路，这是地方与国家双赢的事情。

《南方》：要以思想大解放推动大发展，对利益集团问题应有怎样的认识，当前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任剑涛：思想大解放、推进大发展，是一个以观念世界的解放推进现实世界变化的过程。从物化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放开视野，看到制度层面和人的层面现代化的重要意义，是我们的现代化发展能够向纵深推进的前提条件。因此，这次解放思想，既要见物，更要见人。见物，是因为物质条件是人类进步的基础；见人，是因为一切社会进步都是为了人的发展。这就启发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基本的利益欲求是不能从解放思想的主题中删除的。对于个人与组织的利益要求，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制度建构来加以合理引导，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就此而言，即使利益集团广泛存在，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我们对于利益集团缺乏法治限定的勇气，而仅仅想通过道德教育的传统手段打散这些集团。这种想法就容易掉入无法有效限制利益集团并将之引导到民主博弈的健康轨道的陷阱。

就目前而言，基于个别组织利益诉求的利益集团，其利益欲求必须依法予以核实，该满足的一定满足、该限制的必须限制、该取消的绝对取消。要承认这些集团的生产运作是财富的创造过程，其利益的合理满足是他们持续创造利益的条件。但不能让他们的利益侵蚀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讲，与其使用国家高压的手段打压利益集团，不如采取合理引导的控制手段。这是治理所谓中国式利益集团正确的战略选择。而在治理利益集团的具体措施上面，则需要以有效的手段调节利益集团获得的、引起人们不安的过高收入，在不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前提条件下，积极制定有利于社会接受的分配方案，使组织的积极性与社会的接受性之间达成一种综合平衡，从而有效杜绝悬殊的分配方案这样的社会分配不公造成的社会隔阂。

《南方》：我们的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时候，会遭遇发达国家遭遇过的诸多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避免全盘西化的弊端，另一方面需要认同基本价值与尊重通行规则，这两方面的关系如何有效处理？

任剑涛：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曾经经历的，也是我们必然在将来的现代化过程中会遭遇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常识性的道理，以往我们总想规避，试图证明我们中国人具有绝顶的智慧，可以直接开辟出一条全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道路。就任何一个试图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发达国家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总结和吸取。现代化之谓现代化，总是有它的基本规定性，诸如自由、平等这些基本价值，民主、法治这些基本制度安排，是我们中国人必须吸收和创新的。

但就我们中国的国情来看，一方面，建立认同基本价值和基本制度的国家核心价值与国家基本政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国家的重大意义在这方面有突出的时代价值。另一方面，尊重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依循国家改革开放的现实处境，确立国家未来一个时期的战略目标，制定国家改革与发展的可行方案，采取恰当的改革举措，构成我们国家持续发展的关键环节。一切脱离国家实际情况或左或右的激进改革方案都是不可取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稳健地改革开放，以支持国家发展的现实需求。

【注释】

[1]本文系2009年10月回答《南方》杂志记者许彬彬提问的记录整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