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元关于同心红色文化的访谈录

被访者：杨文元（以下简称杨）宁夏党校客座教授、吴忠市旅游局副调研员、同心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

访问者：王晓静（以下简称王）宁夏作家协会会员、青年评论家、同心县委宣传部《同心早读》执行编辑

王：红色文化、红色经典、红色旅游，这些词语以附着了时代色彩和时代意义出现的时候，相信大多数人并未形成明确的认知。特别在同心——我们很多人以为红色文化就是红军当年到过清真大寺，或者与洪老先生互赠锦旗的一段历史资料。当历史的脚步渐行渐远，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我们更想了解具有同心特色的红色文化总体印象。杨老师多年来研究这段红色文化，您能否简单明了给读者和观众勾勒出具有同心特色的红色文化总体印象，廓清模糊认识？

杨：在同心积淀下来的、产生过较大影响的红色文化，主要指1936年红军西征时期经过同心时的一些活动，概括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西征战役，总指挥部就设在同心（先豫旺堡，后吊堡子，长达半年之久），同心是西征的大本营和指挥中心，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自豪地宣称。

二、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创建在同心。就是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这是共产党创建红色政权以来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这是红色文化在同心地域史上的最大贡献。

三、同心是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的重要窗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陕北保安和宁夏豫旺（即今同心）访问后发表的《红星照耀中国》，像一扇打开的窗户，让世界第一次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

四、再次证明了红军和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如果说长征路上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更富于武林传奇色彩）是红军与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第一次交往，那么在同心程子华、唐天际与回族大教主洪寿林互赠锦旗则是第二次亲密往来。

五、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继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和一、二方面军将台堡会师后，在同心城实现了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军大会师。也是长征路上九次会师中的唯一的三军大会师，其余都是两军，这些都有史可证。尽管，有人坚持说同心是“会聚”而不是“会师”。

六、同心荟萃邓小平、彭德怀、徐海东等200多位开国功勋。这在全国各地是少有的，被史学界称为“长征路上一大奇迹”。

上述几点堪称红色经典，还有更多的西征故事，再加上抗日战争时期孟长有在同心海如完小开展秘密活动、解放战争时期杨得志率十九兵团再次解放同心、当代中央最高领导人多次视察同心等等，这些都构成同心历史上永不磨灭的红色文化。

王：感谢杨老师简洁地描述了红军西征的这段历史给同心带来的深远影响。让我们了解到红军西征经过同心这一段历史，在整个长征中所起的关联作用和转折意义，无论是从长征角度看同心的这一段红色文化，还是从同心红色文化追溯长征的划时代意义，我们都能有一个基本清晰的脉络了。杨老师能说说这些年研究红色文化的感受吗？

杨：有两个感受，一个是感到这段红色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另一个是感谢红军和同心老区的先民们给我们留下了这么珍贵的精神财富，这是激励我们永远前进的不竭动力，不可丢失，也不能忽略。过去由于彭德怀被打倒，还有张国焘等人的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西征研究一直处于边缘化，所有提到的都只是一带而过，没能很好地挖掘研究。党的十六大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指正了党史研究方向，历史就是历史，不能因某个人、某件事而歪曲、淹没历史。

王：杨老师在开展红色文化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历史观对我们也有很多的启发，研究的过程中一定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和问题吧，您是如何面对和解决的？

杨：最大的困难是资料欠缺。新中国成立前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没有完善的档案资料，健在的见证者也越来越少，有很多资料都是抢救性的。这就需要研究者具有穷追不舍、顺藤摸瓜、沙里淘金的精神，对亲历者的口碑资料抓住线索要顺藤摸瓜，追寻到底。对仅存的档案资料、旧报纸甚至敌伪档案都要认真筛选，沙里淘金。

现在这点基础应该说主要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组部的一个工作要求。当时要求县以上组织部都要编写组织史资料，县委组织部任命我作《中共同心县组织史资料》主编。虽然之前，区、县已作了大量的征集工作，但还有很多缺憾。所以，1986年我一接受这项工作，就决定了“先难后易，先远后近”的工作步骤，趁有些老红军还健在，先集中把1936年的资料尽量搜集整理齐全些。上北京下江南，走访西征老红军，获取了很多口碑资料（口头叙述，那时候也没有现在先进的录音设备，都靠笔头记下来再整理），有很大的收获。虽然当时到过同心的五大元帅都已不在了，留下了一些空白和遗憾，但还是抢救调研得来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比较真实可信，据此写出了260千字的组织史资料，形成了我县党史资料的基本框架。1990年正式出版，得到区党委组织部的充分肯定，在全区作为样本推介，我个人也受到区党委组织部的表彰奖励。

书出版后我就留在了党史办，通过编写组织史，我也爱上了这个工作。枯燥无味的史学，钻进去了，感到还是很有意思的。

接触史料前，我是外行，比如毛主席给回族人民的一封信，这么重大的史实我都不知道。访问程子华时才知道，也知道了和斯诺一齐来同心的还有马海德。通过程子华又联系到马海德，去马海德家里，又知道了红军医生钱信忠、戴正启……也知道了马海德在豫旺决定由乔治·海德姆改名为马海德的史实。通过访问，触类旁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回来我撰写的《乔治·海德姆何时改名马海德》一文，因第一次披露马海德改名经过，被宁夏社科院、宁夏党史学会、宁夏党史研究室评发“党史系统优秀科研成果奖”。

王：当我们看到成果，其实没有看见调研整理的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困难，一个小细节的求真过程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终于领悟，拨开现实的迷雾，还原历史真相，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老师在研究的过程中还有什么新的发现？

杨：从事红色文化研究近三十年了。小的方面很多，就不说了，举两个大的例子吧。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产生了一种认识，纵观全国，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应该是我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在这个认识驱动下，1997年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自治先河千古彪炳，精神文明百世流芳》论文，在学术界第一次明确提出“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开创了我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的论点。此文发表，争论鹊起，甘肃、四川、内蒙古都提出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府应该在他们那里，就连宁大有个历史教授也提出质疑。经过反复研讨，最后还是公认豫海县确实是第一个正式使用“自治”的少数民族自治政府。《自治先河千古彪炳，精神文明百世流芳》论文也被中国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编。

还有一个是“三军会师同心城”。在我深入接触这段史料前，宁夏已有吴忠礼、汤若章、邢万莹、张平、李德明等多名专家学者有此认识，在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和宁夏军区政治部编印的《红旗漫卷》《红军西征》等书籍中都有所表现，只是没明确提出“三军会师同心城”的学术观点。在认真研读了上述各大家的著作后我也深有同感，但事关重大，同样没敢正式提出。1996年访问开国上将肖克将军时也提问了三军何处会师的问题，肖老不假思索地一口回答：“在同心城啊。”并且欣然命笔题写了“红军长征陕甘宁，三军会聚同心城”的题词，各大报纸广为转载。这一年，也正值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在宁夏召开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了《尊重历史事实，完整准确地宣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问题》的论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三军会师同心城”的学术观点，被区党委宣传部收入论文集《而今迈步从头越》。此文发表，也引起学术界激烈争论。高兴的是通过学术争论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使三军会师同心城的事实越争越明确。2002年，宁夏党史专家邢万莹在《新消息报》上发表了《三军会师同心城》的文章，第一次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了这一新的党史研究成果。现在相关资料县委已报自治区有关部门审核，提请区党委上报中央认定。

王：通过分析史料得出一个符合史实、有说服力的结论，也要经历“千难万险”。杨老师研究红色文化近三十年了，红色文化的社会效益确实显而易见了，有没有精神变物质，带来什么经济效益？

杨：有啊，也举两个例子。一是争取认定老区，获得老区建设特殊津贴。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县的老区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承认。1995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头，最后一次普查认定中国革命老区时，我们抓紧机遇，对照民政部认定革命老区的标准，我撰写了近5万字的《同心老区》上报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转报中央有关部委审批。翔实的资料，达标的史实终获核准，同心县入列全国1389个老区县之一，载入江泽民题写书名的《中国革命老区》。从1997年开始，同心县终于享受上了国家财政每年给革命老区500万的老区建设特殊津贴。在这之前，宁夏只有盐池一个县享此殊荣。从去年开始，国家把老区特殊津贴又改为不作上限，只要是利于老区建设发展的好项目可予千万、亿万的倾斜。

二是以红色旅游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红色旅游首创于我县的旅游业。过去一提同心旅游，惹人笑话，一没青山，二没绿水，旅游什么呀！启动红色旅游以来的事实证明，我县旅游业还是大有发展潜力。先不说国家项目支持的成千上亿万，单就提高同心知名度，提升人气给餐饮业、出租车、小商品、旅馆饭店带来的经济效益就不可低估。

我县旅游业特别是红色旅游，从无到有，现在也只是起步阶段，待逐步做大做强，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后，必将成为助力县域经济发展的“无烟工业”。

王：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同心的品牌并产生了效应，这一点我们有目共睹，也切身体会到了。您认为自己从事红色文化工作最成功或者说最难忘的是什么事？

杨：最难忘的当数争取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旅游项目，也很有戏剧性。

2004年7月21日，这一天我记的非常清楚！翻阅报纸发现一则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讯：国家下半年启动红色旅游。我兴奋的一下跳起来，感到又一次发展机遇到来了。我立即给在北京新华社工作的同心老乡张锦打电话核实，张说他还不太清楚，但热情地给了我驻乌鲁木齐新华社社长电话。这位社长也非常热情负责，他调阅了当天的记者采访光盘后肯定地告诉我，这是国家旅游局局长何光晓伟在新疆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传达的中央决定。

信息核实后我又给区旅游局规划设计处打电话，咨询宁夏红色旅游规划有无同心县，答复说同心有啥？就一个清真寺，谈什么红色旅游？我一下急了：“您不知道并不等于同心没有啥，电话里说不清楚，请把传真号告我传过去您看。”当即传过去三四份红色经典资料，心里还不踏实，咱人微言轻，人家会信吗？我又给宁夏党史权威专家邢万莹打电话求助。他熟知同心红色资源，满口应承说只要找他咨询一定全力推介。这次通话七天后，自治区发改委果然请邢万莹介绍宁夏红色资源，他按序介绍了同心、盐池、六盘山三个红色经典，发改委全部采纳，上报国家发改委。文件形成后送邢万莹会审时，他立即给我发来传真。当时的心情，真可以用欣喜若狂形容。

事情有了眉目，才好给县领导汇报了。县委书记房全忠非常支持，他热情地鼓励我说：“红色文化的事，你放手去做，县委全力支持你。”国家发改委批复下来时已近春节，宁夏上报的三个红色经典都获准进入全国百家红色经典。发改委和旅游局立即召集我们三家申报人，要求报上项目书和可行性报告，国家急等汇总，区上也很着急，甚至跟我们争假日时间，虽然最后给了我们，但立下军令状，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初八）报自治区汇总，过时不候，谁误了谁负责。此时距春节放假仅有7天，加上假日总共不过15天时间。着急加上连夜加班，我患上了重感冒，住进医院挂着吊针写报告。这年春节又下了一场50年不遇的大雪，高速封闭。报告完成了，如何送到银川又成了问题。初八早上高速都还封闭，中午才开放。我叫上刚上任的发改局局长白明玺，以40迈的车速蜗行了五个半小时，按约定时间送达。

王：杨老师多年努力终于让那一段红色历史重放光彩，并产生了持续的社会效应，辛劳的过程肯定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能否谈谈组织或者社会对您工作的认可度？

杨：这些年只是干了点自己应该干的工作，组织上和社会上却给了我太高的待遇和太多荣誉。2008年被提任吴忠市旅游局副处级调研员。2006年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授予“从事党史工作二十年，为党史事业做出贡献”的荣誉证书。2010年应邀到美国密苏里大学斯诺基金会考察，被誉为“宁夏访斯诺故里第一人”。2011年被宁夏党校聘任客座教授。2012年被评为宁夏旅游系统先进个人。2013年被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评为全国老区工作先进个人。最让人欣慰的还是让红色文化走出研究室走向社会，走出同心，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王：这几年，红色旅游，红色文化，已渐成气候。从杨老师受到社会各界的尊重和嘉奖可以看出来。现在同心红色文化建设这一块，您一个人扛鼎，再没有一个能像您这样深入研究红色文化，并促其发扬光大的。大家都有一种忧虑，您退休之后，同心红色文化研究的接力传承问题该如何推进呢？

杨：这正是我忧心和焦虑的问题，也是区、市、县领导多次提到的一个问题。令人高兴的是去年区编办终于给了红军西征纪念馆几个正式编制，这个问题总算有望解决了，只希望招聘或选调热爱红色文化的人进来。从事红色文化工作首先要热爱，其次再考虑学历等条件。因为相对而言，党史研究毕竟不是一、二线工作，甚至在个别人心中是可有可无、可推可缓的工作，这就需要有足够韧性、潜心研究的人，需要受得住冷漠，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贫穷的人。专业方面，好在我现在的体力精力都还可以，再给带一带。我也写了两本红色文化系列丛书，一本是《西征丰碑》，另一本是《总被历史眷顾的地方》，都已基本定稿，进入送审和筹资出版阶段。我还写好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西征甘宁》的大纲，如获立项，也就是资金落实，即可开拍，为2016年红军长征胜利暨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八十周年献礼，让红色文化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王：正如您开头所说“这段红色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珍贵的精神财富”，您研究同心这段红色文化的系列作品，同样给同心创造了珍贵的精神财富。您认为我县红色文化目前状况下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1.纪念馆面积小了，与文化含量和开展教育不适应，应改扩建。2.机构编制落实后要积极争取纪念馆免费开放的国家财政补贴，解决经费问题。3.管理机制有待探索，应考虑融入社会力量发展可能会更好一些。我在今年县“两会”政协会议上就此提过一个设想，请你查看大会发言。

王：杨老师还在为同心红色文化发展尽心竭力，您在这段红色文化历史研究中付出的心血终得社会回馈。再回头看，红军西征途中，每一个个体单薄的力量，共同促成了长征的胜利，才换来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感谢杨老师又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的历史课，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感知历史对现实的意义和价值。

谢谢杨老师接受我们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