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一多的生命历程和重要文学作品，看儒学对其文化心态的影响

二、从闻一多的生命历程和重要文学作品，看儒学对其文化心态的影响

1899年11月24日，闻一多出生于湖北浠水。闻一多的家庭，据闻家家谱记载，其祖先可追溯到南宋时抗击蒙古的英雄文天祥。文天祥其人其事其诗对于闻家子弟的文化精神构建不可能不产生影响。闻一多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益善，号友三。其名、字、号来自《论语·季氏篇》第5章“孔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这寄寓着儒家文化对这个家庭无可替代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范式，它已深植于这个书香门第。闻一多5岁入私塾。后来，闻家把私塾改成流行的小学，按新的学制建制(从名称的变化可见闻家人对西学的某种程度的接纳，这也是一种隐性的文化讯号)。课程有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学科建制虽然有变，但其实质内容并无变化。这种内容和形式的微妙关系，正暗合了闻一多人生中对于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方式。这种特质的儒家文化教育，在闻一多的人生之初就深深烙下印记。“同时，心理学认为，环境和教育规定着儿童心理发展的现实性。巴甫洛夫也指出：人的行为，不仅受神经系统的生来特性所制约，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个体存在的时间内已经受到和正在受到的那些影响，也就是决定于广义的教育和教学。”^[7]可以说，儿童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闻一多一生的文化心态。

1910年，闻一多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学堂附属高等小学。从此，撒播在儿童时代的儒学文化的种子，在生根后，开始萌发，在他的言行和思想中表现出来。

1.闻一多爱国思想的儒学内质分析

闻一多远离了家乡的土地，一种留恋乡土的情结开始显现。而后由家至邦，由乡土至国家，成为闻一多爱国热情的基础。到了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这种爱国热情更喷薄而出。看他写于那年秋天的《太阳吟》。整首诗共12节，有14个“游子”或“还乡”或“家乡”或“家”的词句，诗人对着太阳倾诉着思乡之情，有着“九曲回肠”，有着如深秋一样的“憔悴”，“这里鸟儿唱的调子格外凄凉”透露着游子在异域他乡的无奈和忧愤，更有“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的赞美。它揭示出，闻一多的爱国思想是以“家乡”为表象的，蕴含着对蔑视中国人的异域文化的批判，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的爱国思想的表现显然不同于倡导“改造国民性”的鲁迅，也不同于做诗和造句喜用西文的郭沫若。他固守的“国家”的城堡，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砖石，堆垒而成的。而这里的中国传统文化，肯定与其所接受的儒学教育紧密相联。

2.闻一多社会角色榜样的儒学内质分析

闻一多并不是“腐儒”文化的继承者，他身处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他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的优质部分。在武昌时期，他看到了当时活跃在中国文化领域的优秀分子梁启超。梁启超对于中国新生一代的赞美和呼唤，对中西文化的开明态度和中国固有文化的改良愿望，都对闻一多有启发。这种思想的影响以闻一多对梁启超行文风格的学习和借鉴为外在形式。在报考清华大学的初试中，闻一多的作文《多闻阙疑》正是梁氏文风的熏染之物。在闻一多日后的散文、诗歌和讲演中，常见这种情感寄寓笔端的风格特点。梁启超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化的范型，是闻一多社会角色的榜样。我们再把目光投射到闻一多对杜甫的仰慕，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闻一多将梁氏作为自己早期社会角色榜样的文化心理。

他在《杜甫》中写道：“于是他只觉得自己和寻常的少年不同，他几乎是历史中的人物，他和古人的关系比和今人的关系密切多了。他是在时间里，不是在空间里活着。”是对杜甫的写照，突出了杜甫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表达了个人对古代文化的崇敬。这里，是闻一多在写杜甫，又何尝不是闻一多在认识自己呢?莫达尔曾说过：“还有一件事不能抹杀，几乎每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至少都曾在一部小说中乔装刻画自己。”^[8]莫达尔特指的是“小说家”和“小说”，但不妨碍我们将其扩展到“作家”和“作品”。特别在讨论闻一多的时候。闻一多是公认的诗人和学者，作品颇丰。纵观其创作，惟有《杜甫》是典型意义上的传记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与“小说”有着天然的相似。唯一的《杜甫》揭示了一个真实：在有限的生命中，闻一多曾将自己的心路历程投射到他所热爱的杜甫身上。

杜甫的出身与闻一多有些相似。杜甫祖上有杜预、杜审言等名流，杜甫出生在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9]闻一多也批判“儒”，他的批判和杜甫一样，是基于一位儒学的受教者，对他秉承的文化的一种反思。

3.闻一多关注的文化命题的儒学内质分析

①对“名”的界定

1913年，闻一多发表了《名誉谈》，他将“名”阐释为“千古不朽之希望”。重“名”，首创并非闻一多。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10]孔子提出“名”的概念，儒家强调“正名”。青少年时代的闻一多最早研究的思想命题乃儒家最重要的思想命题之一，如此现象，不能单以巧合而论。由此可见，儒家文化命题在闻一多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基石地位。

文章还写道：“故常冒万难而不辞，务达其鹄，以为归宿。古来豪杰之士，其身现存之幸福，数濒于危而不悔者，职此故耳。”^[11]闻一多赞扬这种献身的精神。这是和儒家开创者孔子倡导的“入仕”和“杀身成仁”一脉相承的。闻一多也批判儒学在后世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合理状况。“自秦汉以及唐，好名之念……而国威赖以不替”和“宋学家言风靡一世……主退让而斥进取。”^[12]从闻一多语重心长的态度和鲜明直接的观点，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儒者对自身秉承的文化去伪存真的反思和认定。

②对“仕”与“隐”的选择

另外，闻一多生命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入仕”的思想和行动与现实的差距，带给他巨大的“仕”和“隐”的心灵矛盾。

出版于1923年9月的《红烛》诗集是闻一多的首部诗集。其序诗《红烛》以“红烛”为中心意象。“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闻一多以红烛自况，不是因为形状上的关联，而是“心”的关联。诗人的“心”与“红烛”相同之处在于“为何更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误再误；/矛盾！冲突！”如何对待这些矛盾和冲突呢?诗歌也给出了答案：“红烛啊！/既制了，便烧着！”“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这首诗歌坦率地表达了闻一多的内心矛盾，更为可贵的是，闻一多给予它最个人化，也最有效的解决方案：“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当我们以历史旁观者的便利去回顾闻一多的生命历程后，不得不佩服他对自身认识的准确性，也似乎觉悟，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闻一多对生命结局选择的必然性。

闻一多最初是积极“入仕”的。在清华大学，他就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1924年，他和罗隆基、吴景超、潘光旦等人组成了倡导国家主义的政治团体。这段时间，闻一多在新诗创作、新诗理论研究和政治方面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取得一定成绩，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

1925年6月1日，闻一多回国后，于9月进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后更名为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开始了“国剧运动”。但是不久，校园内的人事斗争使闻一多辞职。1928年3月10日，以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为编辑的《新月》月刊创刊。但不久后，《新月》被胡适、罗隆基等人掌握，闻一多难以在此实践他的文学创作理念。

1928年9月闻一多赴武汉，任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两年后，闻一多又因人事斗争被迫辞职。1930年，应杨振声邀请，闻一多到青岛大学，任中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而后，由于人事关系及其引起的学潮，闻一多又一次被迫辞职。1932年7月，清华大学聘他为国文教授，他坚决推辞了聘他为系主任的校议。闻一多潜心教书，潜心学术研究，似乎要远离尘世。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们又看到闻一多内心的真实。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迁徙，闻一多选择了和学生一起步行，从长沙到昆明，行程3000公里。从这次选择，我们发现闻一多并未放弃现实生活，并未真“隐”。“正是在南迁的跋涉和昆明的贫苦中，闻一多体会到了人民的生活和下层社会的苦难，从而对现实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反抗的冲动，他的文章不再是那样一味明净的激情，而是多了几分晦暗和纠葛交织的苦涩，从象牙塔里的凝望变为绝对的介入和批判。”^[13]1944年9月，闻一多加入了改组后的民盟，直接介入政治。

闻一多大半生关于“仕”与“隐”的心理矛盾冲突，到这时完全被消解。最终，还是“入仕”的文化价值观念成为他思想的主宰。这种文化价值观念恰恰是根植于早期所接受的儒学教育，虽历经现实的磨难，仍岿然屹立。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踏着李公朴的足迹倒下的身躯，兑现着他的誓言“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14]也展现了闻一多具备“有杀身以成仁”^[15]的精神品质。

不可否认，闻一多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开明的，勇于接纳的。从上所述，我们又看到，他始终没有背离过儒学文化，始终坚守着中国文化阵营。究其根本原因在于，闻一多的深层心理中，始终隐含着道德化灵魂：正名、入仕、重义。这种道德化的灵魂，显然主要是一种儒者心态。因此，当闻一多返回自己的道德生命，沉入这种儒者心态时，他会做出一种似乎与诗人、学者身份并不相符的举动，为昌明政治高呼，置死地而不恤生命，因此又赢得了“民主斗士”的光荣称号。当我们做出如此分析和解剖之后，所有的，关于闻一多身份之争，就显出了表象存在式的浅显，因为我们已经触摸到了闻一多的文化灵魂。

【注释】

[1]闻一多：《复古的空气》，《闻一多全集》第2卷，35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闻一多：《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2卷，380～38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3]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9卷，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4]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9卷，1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5]闻一多：《庄子》，《闻一多全集》第9卷，1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儒·道·土匪》，《闻一多全集》第2卷，38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7]朱智贤：《儿童心理学》，73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8]莫达尔：《爱与文学》，4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

[9]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第2册，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0]张葆全译析：《论语通译》，《论语·子路篇》第3章，193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

[11]闻一多：《名誉谈》，《闻一多全集》第2卷，24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2]闻一多：《名誉谈》，《闻一多全集》第2卷，249～25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3]陈均编著：《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闻一多》，33页，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14]闻一多：《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全集》第2卷，45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张葆全译析：《论语通译》，《论语·卫灵公篇》第9章，239页，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