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解读与闻一多的文化心态

三、屈原解读与闻一多的文化心态

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20世纪20年代的国家主义者变为30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40年代的革命斗士。朱自清也谈到闻一多的“三变”：“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大概从民国十四年参加《北平晨报》的诗刊到十八年任教青岛大学，可以说是他的诗人时期，这以后直到三十三年参加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的五四历史晚会，可以说是他的学者时期，再以后这两年多，是他的斗士时期。”^[18]

由新诗的创作转向国学研究，是闻一多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文化选择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闻一多曾谈到他这种转变的心态：“我近来最痛苦的是发现了自己的缺陷——不能适应环境。因为这样，向外发展的路既走不通，我就不能不转向内走。在这向内走的路上，我却得着一个大安慰，因为我实证了自己在这向内的路上，很有发展的希望。因为不能向外走而逼得我把向内的路走通了，这也可说是塞翁失马，是福而非祸。”^[19]客观地讲，起初，这种“向内转”不能说没有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寄托的心态。“向内转”也可以说是闻一多将追寻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转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早在留美期间，闻一多对西方文化便持一种怀疑态度。随着研究的深入，随着思想的变化，闻一多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意识越来越强烈。在转向国学研究十年之后，闻一多在给臧克家的信中解释自己当初的决定时说：“因为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我敢于开药方了。单方的形式是什么——一部文学史(诗的史)，或一首诗(史的诗)，我不知道，也许什么也不是……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还恨那些故纸堆，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个明白。你诬枉了我，当我是一个蠹鱼，不晓得我是杀蠹的芸香。虽然二者都藏在书里，他们的作用并不一样。”^[20]当初，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是闻一多的精神庇护所，现在，他却“在‘温柔敦厚，诗之教也’这句古训里嗅到了数千年的血腥”^[21]。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发表《中国之道路》时，闻一多感到极其震惊，认为这是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这既不符合他对待西方文化，也不符合他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朱自清将闻一多参加1944年的“五四”25周年纪念座谈会上并发表演讲作为其由学者转向民主斗士的转折点是有道理的。的确，这是闻一多的政治心态和文化心态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就在此时，闻一多对屈原顶礼膜拜起来，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22]。闻一多由礼赞庄子转向了礼赞屈原，的确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

从礼赞庄子到礼赞屈原，毫无疑问，闻一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其实，这个转变就是闻一多在郭沫若的影响下发生的。据吴晗回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是闻一多最爱读的书，1945年的冬天和1946年的春天，在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里，这两部书曾经成为闻一多和吴晗经常谈论的题目。^[23]实际上，在《人民的诗人——屈原》中，闻一多的屈原形象与郭沫若的戏剧中的屈原形象惊人地相似。

从礼赞庄子到礼赞屈原的转变，对闻一多来说，意义还不仅在于“意识形态”的变化，也不仅在于“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24]，而是更在于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巨大的变化——从破坏到建设、从批评到改造。闻一多对屈原的阐释实际上是在开药方了。

闻一多用来改造屈原、建构其屈原形象的核心原料是当代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他将先秦时代忧君爱国的屈原改造成了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斗士。这样的文化选择态度用闻一多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只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25]

从国家主义到民主自由，闻一多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探索过程，最后，他认定追求民主自由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走上的道路。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是这个转折环节在学术上的重要体现。从闻一多对屈原的解读，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知识分子寻求出路，释放内心焦虑的心路历程。

应该说，闻一多并非20世纪40年代屈原论争的中心人物，他是“被拖下水”的。但是，这也并非偶然，仍有内在的心理轨迹可寻。社会思想的不断演进，学术论题的不断变化，都只是表面的现象。内在不变的，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精神家园的不懈追求，这正与当时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焦虑是合拍的。可以说，闻一多所走过的道路是现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折射和投影。

【注释】

[1]关于诗人节，本文参阅了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2]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3]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4]闻一多主讲、际戡笔记：《八年的回忆与感想》，《联大八年》，4页，昆明：西南联大学生出版社，1946。

[5]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6]孟华主编：《比较文化形象学》，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1期。

[8]王国维：《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

[9]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0]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1]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2]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3]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4]闻一多：《屈原问题》，《闻一多全集》第1卷，258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5]转自岳凯华：《闻一多与屈原》，《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16]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第1卷，2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7]闻一多：《端节的历史教育》，《闻一多全集》第1卷，24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8]朱自清：《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19]闻一多：《书信·致饶孟侃》，《闻一多全集》第12卷，26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0]闻一多：《书信·致友人》，《闻一多选集》第2卷，729～730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

[21]闻一多：《〈三盘鼓〉序》，《闻一多全集》第2卷，22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2]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第1卷，261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23]参见王康：《闻一多传》，35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24]郭沫若：《序》，《闻一多全集》第1卷，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

[25]闻一多：《文学的历史动向》，《闻一多全集》第1卷，20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