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已经有数千年历史了，当我们谈起自己的历史时，往往以有汉、唐而自豪。我们的“汉人”、“唐人”称呼也由此而来。在汉、唐两个强盛的王朝中，又有三个最为人称道的黄金时期，这就是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而这三个时期的政治无不与老子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道家清静无为思想对汉初政治的积极影响和显著成效，是史家的一个老话题了，我们在这里不拟多谈。我们要做的是从整体考察老子的政治思想在整个两汉王朝中的社会政治地位，再把道家的前后地位与汉代政治的盛衰作一比较，我们也许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道家对两汉政治的影响，有一个由强到弱、再由弱到强的过程。
第一，从高祖到景帝，都比较排斥儒家，儒生虽然可以进入朝廷，但只是备顾问，很难掌握实权，此时受朝廷欢迎的是道家，而且主要是从政治的角度欢迎道家。史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说高祖本人服膺道家，但他不喜欢儒家属实，以至于说客不敢着儒服晋见。他所重用的大臣，如张良、曹参、陈平等，都具有浓厚的道家思想。从武帝至章帝，他们主要接受儒家经典的教育，因此儒家比较得势。由于武帝独尊儒术，把道家逼到民间，他同时向往仙道，这就促使缺乏理论高度的仙道更进一步地同具有哲学思辨思想的道家结合。桓、灵二帝时，与仙道结合的道家（或称道教）又慢慢得到朝廷重视。
第二，西汉初年和东汉末年虽然都重视道家，但他们的重视点不同。西汉初年，朝廷主要吸取道家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重在人事，因而道家在当时起到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东汉末年，道家（或者说是道教）的神学色彩越来越浓，桓、灵二帝希望通过祈祷以获得神灵的福佑，重在祭神，因此道家此时所起到的主要是一种消极的作用。这也是西汉前期社会繁荣而东汉后期社会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谈到西汉前期道家思想受到重视的这一历史事实时，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了一个关键性人物——窦太后。我们甚至可以说，作为罢黜道家、独尊儒术转折点的标志不是汉武帝即位，而是窦太后的去世。关于这一点，《汉书·儒林传》讲得比较清楚：
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远在景帝时，窦太后就多次打击儒家，最具戏剧性的要属她与传《诗》的儒生辕固生的争斗，《史记·儒林传》记载：
窦太后好《老子》书，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书乎？”乃使固入圈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无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无以复罪，罢之。
在这种情况下，儒家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几乎不可能。武帝即位之初，就想起用儒家人物，但遭到窦太后的狙击。比如赵绾、王臧等人，以儒生为公卿，结果被窦太后迫令自杀（事见下文）。曹参、文、景、窦太后等实施的道家无为政治措施，史书多有记载，我们只是还应重温一下这一政策为百姓带来的益处：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汉书·景帝纪》）
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从“人相食，死者过半”到“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从“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到“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不得会聚”，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个变化应该完全归功于汉代前期执行了老子的清静无为政治。
汉武帝是一位“多为”皇帝，他凭借文、景留下的基业，对内改制、求仙，对外用兵，而无论对内对外的行为，儒道两家都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甚至是流血冲突，我们看以下两条记载：
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兴已六十余年矣，天下艾安，缙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而上乡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未就。窦太后不好儒术，使人微伺赵绾等奸利事，按绾、臧，绾、臧自杀，诸所兴为皆废。六年，窦太后崩。其明年，征文学之士。（《汉书·郊祀志第五上》）
汲黯……学黄老言，治官民，好清静。……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间常言与胡和亲，毋起兵。上方乡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之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网，以自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心疾黯，虽上亦不悦也，欲诛之以事。（《汉书·汲黯传》）
汉武帝的国内外政策都受到了道家的抵制。第一次武帝想立明堂、朝诸侯，还想巡狩、封禅、改历、变服色等，这都是要花大笔财物的事情，所以遭到窦太后的反对，主持此事的一些儒家人物也想借此发笔横财，干了一些“奸利事”，结果被窦太后抓住把柄，被迫自杀。由于窦太后的特殊地位，使道家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对外用兵，是武帝的又一政策，这一政策也遭到道家人物汲黯的抵制，然而由于此时窦太后已经去世，道家失去了有力的政治靠山，因此道家在反战的斗争中惨败。
历史学家经常说汉武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在位时期是西汉最为强盛的时期，如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说：
汉武帝刘彻在位的五十余年（前140～前87年），是西汉皇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制度成长过程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多所建树，中华民族创造力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认为，历史学家只看到了一种假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准确地讲，应该说文、景时期（特别是景帝时期）是西汉最为强盛的时期，只是因为文、景二帝坚持清静无为，没有有意地去表现国家的强盛而已。正像一位大力士，从不在人们面前表现自己的气力，所以人们也就无从知道他的力气有多大。到了武帝即位后，他没有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方面，而是利用前几代人为自己积蓄的财力人力，大肆作为，把西汉的强盛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以家庭为喻，前几代皇帝犹如力耕老农，积累了万贯家财，却又从不露富，武帝犹如大肆挥霍的弟子，拿祖先积累的财富对内修房筑屋，对外与邻人争田夺地，于是人们就误以为武帝是真财主了。我们再打一个比方：前几代皇帝埋头筑坝，因库水平静，人们无从测其深浅多少，而武帝犹如决堤开坝放水，看起来波澜壮阔，令人叹为观止，实际上，这些水都不是武帝积蓄起来的。
事实上也是如此，武帝早期挥霍国家资产，在国家资产告罄之后，他又采用一系列的措施，如募民入孥婢、出卖武功爵、榷盐铁、平准、告缗，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一无是处，但其最主要目的不是为发展生产，而是为了把民间的财物搜刮到朝廷，从总体讲，对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算缗和告缗政策的实施是在元狩四年（前119年），而这一年距武帝即位只有二十来年。也就是说，仅仅二十年时间，武帝就基本上把西汉百姓积累七十余年的国库挥霍一空，不得不靠搜刮民财以应付巨大的财政支出。武帝后期，社会境况更惨：
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民去本。……功费愈甚，天下虚耗，人复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史记·酷吏列传》）
秦推行法家独裁政治，结果社会大乱，导致“人相食”；汉初至景帝，推行道家无为政治，结果人给家足，国富民强；武帝推行儒家“改制”、“攘夷”的多为政治，又一次导致天下大乱，“人复相食”。为了更清楚地显示这些变化，我们把这一变化列示如下：
秦末战乱人相食——汉初至景帝清静无为而天下富足——武帝独尊儒术而再次人相食。
如果按照史学家的说法，武帝具有雄才大略，那么具有雄才大略的人应该给国家带来如此残破的局面吗？这种局面与秦朝末年的局面是何等的相似！所以司马光评论说：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在没有大的天灾人祸的情况下，武帝却把全国百姓再一次带回秦末的悲惨境地。那么汉代为什么能够渡过难关而没有像秦朝那样土崩瓦解呢？我们认为原因就是武帝能够在最后关头调整了自己的政策，《汉书·西域传》记载：
上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养民也。
这封诏书，史称“轮台《罪己诏》”。以武帝的性格和地位，能颁布《罪己诏》，实属不易。他能够这样做，一是由于个人的痛悔，二是由于客观的形势所迫。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武帝又一次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这对于缓和国内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接着即位的汉昭帝继承了这一清静无为政策：
承孝武奢侈余弊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汉书·昭帝纪》）
武帝与昭帝先后都采用了无为政策，用史书的话说就是“与民休息”，这些措施又一次获得成功，以至于昭帝被称为“中兴”之主。如果武、昭二帝与始皇、二世一样执迷不悟，西汉王朝至武帝、昭帝时，也该以悲剧收场了。
现在我们该回顾一下儒道之争了。道家反对武帝当初的内外政策，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连当事人汉武帝都在为自己当初的所作所为而深感后悔，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就不必再去以“历史的眼光”为汉武帝涂脂抹粉了。汉代的文景之治和昭帝时的“中兴”，都是执行老子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道家并不反对适当的用兵，文帝时也反击过匈奴的入侵，景帝时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平叛战争，但他们对于战争的态度，正如老子说的那样是“不得已而用之”，适可而止。如果武帝能够及早接受道家意见，继续执行清静无为的政策，不仅天下百姓可以避免许多灾难，他本人也可以少却许多痛苦。
据此，我们认为西汉最强盛、百姓生活最美好的时代是文、景时期，从总体上讲，武帝是一个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破坏者。是老子的清静无为政治造就了繁荣的大汉王朝，也是老子的清静无为政治拯救了即将土崩瓦解的大汉王朝。
可以说，汉代前期是老子思想第一次进行的大规模的政治实践，而这第一次实践即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唐朝贞观年间之所以能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主要得力于两个人物，一个是唐太宗，一个是魏徵。而这两个人物，都与道家道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唐朝在建国之前，就得到道教的大力支持，所以李渊即位后，对道教特别重视，竭力提高道教的地位，经过几番周折之后，于武德八年（625）颁布《先老后释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
唐太宗即位后，把崇道推向了高潮。他于贞观十一年（637）下诏说：
诸华之教（指道教），翻居一乘之后。流遁忘反，于兹累代。朕夙夜寅畏，缅惟至道，思革前弊，纳诸轨物。况朕之本系，出于柱史，今鼎祚克昌，既凭上德之庆；天下大定，以亦赖无为之功。
按照诏书的内容，太宗要把道教置于佛教之先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老子是自己的先祖，在提倡孝道的社会里，尊崇祖先开创的学派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是因为贞观时期太平气象的出现，应归功于老子的保佑和无为政治思想的作用。无论从公还是从私，都应该把道教置于首位。
太宗之时，老子地位第一次被朝廷列为最高等级。西汉初期虽然也尊崇老子，但当时“黄老”并称，老子之上还“压”着一个黄帝，而且西汉王朝也只是把老子当作一个思想家看待，既没有给他以更高的政治地位，更没有寻求汉王室与老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在太宗时，老子的地位不仅超过了释迦牟尼，也超过了孔子，而“黄帝”的概念则被淡化了。特别是认老子为先祖这件事，使老子在唐朝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对太宗来说，这不仅是自荣门第的需要，也是政治的需要。
魏徵在贞观之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唐太宗多次提到。《旧唐书·魏徵列传》记载说：
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民，犯言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
唐太宗认为，平定天下的功劳应首推房玄龄，造就贞观盛世的功劳则“唯魏徵而已”。也就是说，魏徵是贞观之治的首功之臣。唐太宗与魏徵君臣相得，为贞观之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这位为贞观之治建立首功的魏徵不仅写了《老子要义》五卷，对《老子》进行深入研究，而且早年还当过道士。《旧唐书·魏徵列传》记载：
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
在古人眼中，老子和道教是一回事。魏徵既然选择当道士，说明他对道家道教有亲近感，在思想上更认同道家。事实上，魏徵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来自道家，我们以他的著名的《谏十思疏》为例：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这些思想明显是来自老子：第一思和第二思来自《老子》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第三思来自《老子》二十八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第四思来自《老子》六十六章“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第五思来自《老子》十二章“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第六思来自《老子》六十四章“慎终如始，则无败事”，第七思来自《老子》第四十九章“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第十思来自《老子》七十四章“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
魏徵所表现的道家思想远不止以上所举。《旧唐书·魏徵列传》记载了他与唐太宗的一段对话：
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五百匹。
魏徵对忠臣和良臣作如此区分，实际上是在借题发挥，他所借的“题”就是《老子》十八章“国家昏乱，有忠臣”。
魏徵对老子思想的吸收还很多，如《旧唐书》本传记载他提倡节俭生活，躬行功成身退的处世原则，接受“祸福相倚，吉凶同域”思想等。
我们以上所谈，还主要是唐太宗和魏徵个人的思想，对于他们所采取的具体政治措施，一是因为内容太多，二是因为现代的史书也多有介绍，我们就不再赘述。这里想要强调的一点是，他们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是以老子的“无为”为基本原则。魏徵在给唐太宗的疏中说：
无为而理，德之上也。（《旧唐书·魏徵列传》）
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旧唐书·魏徵列传》）
无为、安静，是魏徵提出的政治建议，也是唐太宗施政的总纲领。对此，唐太宗在功成名就之后，也有一个很好的总结：
太宗……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旧唐书·魏徵列传》）
在唐太宗所列举的三条政治建议中，第一条属法家的独裁政治；第二条属儒家的“攘夷”思想，与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大肆兴兵开边的举措相似；结合其他有关记载，魏徵的建议则是典型的道家清静无为主张。这次争论，很类似汉武帝时儒、道两家关于是否应该出兵匈奴的争论，不同的是，这次道家占了上风。对于无为政治的功劳，唐太宗多次提到：
太宗曰：“隋炀帝求觅无已，内则淫荡于声色，外则剿人以黩武，遂至灭亡。朕睹此，但以清静抚之。今百姓自言安乐，岂知朕之力也。”公（魏徵）对曰：“尧人击壤而歌，亦云‘帝有何力于我哉！’只将此事以为太平，百姓亦不知由主上安之也。”（《魏郑公谏录》卷三）
在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徵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至灭亡。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百姓安乐。（《贞观政要集校》卷一）
清静、无为，可以说是太宗施政纲领中的“关键词”。施行清静无为政治的结果，使唐代几乎达到了《老子》十七章说的“太上，不知有之”的最美好的政治状态。从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太宗始终抓住这些关键问题，与魏徵的政治主张真可以说是同道而谋了。
唐太宗尊老子为自己的先祖，魏徵当过道士，可以说一个是老子的子弟，一个是老子的弟子，就是这样两位与道家道教有着密切联系的一君一臣，顺应了历史，顺应了民心，共同造就了贞观盛世。
开元时期被史家誉为中国专制社会最鼎盛时期，而这一时期又恰恰是道家道教最受朝廷重视的时期。关于此时的政治、经济繁荣情况，各史书多有描述，我们这里就不必多费笔墨，只把当时朝廷重视道家道教的情况作一简介。
唐玄宗生前，就被他的儿子肃宗尊奉为“太上至道圣皇大帝”，尊号中的“太上”、“至道”都与道家道教思想有关。玄宗死后，朝廷上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庙号为“玄宗”（《旧唐书·玄宗本纪下》）。玄宗之所以被称为“玄宗”，与道家道教思想也有关系。“玄”特指奥妙的道家真理，大道被称为“玄一”、“玄元”，道家的理论被称为“玄玄”、“玄言”、“玄宗”、“玄关”，道教被称为“玄门”，道教的不少神灵以“玄”命名，如“玄武”、“玄女”、“玄老”、“玄母”、“玄皇”、“玄帝”、“玄俗”等，就连老子本人也于唐高宗乾封元年被追尊为“玄元皇帝”，唐玄宗更把管理道教事务的官署叫做“崇玄署”。人们称他为“太上至道”和“玄宗”，正是抓住了他一生崇道的特征。
开元时期，是唐朝最强盛时期，也是老子最受尊崇、道教最为兴盛的时期。唐玄宗尊崇老子、道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尊祀老子。玄宗除了在各种场合竭力赞美老子外，还多次为老子加封尊号，如“大圣祖玄元皇帝”、“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就连老子的父母也被追尊为“先天太上皇”和“先天太后”。为老子修建“玄元宫”，绘制和塑造老子像，并在老子像前塑造孔子、四真人、唐代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之像作为陪侍，玄宗甚至还用白玉为自己塑造了一尊像陪立在老子右边。由于玄宗对老子的虔诚崇拜，使举国上下掀起了老子崇拜的狂潮。
第二，重视《老子》，把道经列入科举。玄宗把《老子》列为众经之首，并先后两次亲自注释《老子》，一名《道德真经注》（四卷），一名《道德真经疏》（六卷）。开元二十一年“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也就是下令全国每家都收藏一本《老子》。又分别尊《庄子》、《列子》、《文子》为《南华真经》、《冲虚真经》、《通玄真经》，置崇玄馆，鼓励士人学习《老》、《庄》、《列》、《文》，开道举，为熟习道经的人开辟了一条入仕之路，从而敦促学子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道经。
第三，承认道教信徒为宗室。老子为皇室的先祖，自然可以算作皇室中人，所以他被追尊为“玄元皇帝”，而孔子就只能屈居“文宣王”之位。但玄宗意犹未足，于开元二十五年再一次重申要把道教徒全部隶属于宗正寺的做法，确认道士女冠为宗室。《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
开元二十五年春正月壬午，制：“……道士、女冠宜隶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检校。”
宗正寺是唐代专门掌管皇室亲族事务的机构，把道士、女冠隶属于宗正寺，实际上是承认他们与李姓皇族为一家人。祠部又称祠部司或祠部曹，掌管祠祀、天文、卜祝、僧尼等事，因其职掌清冷，故有“冰厅”之号：“祠部呼为冰厅，言其清且冷也。”宗正寺的主官宗正卿为正三品，而祠部司的主官祠部郎中仅为从五品。唐玄宗给道、释的待遇有冷有热，差别极大。特别是把道教隶属于宗正寺，也就等于把道教视为国教。
玄宗的崇道表现远远不止以上所谈的几点，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2册对此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关于玄宗初期对老子清静无为的政治思想的尊崇，《旧唐书·玄宗本纪》有记载：
开元之初，贤臣当国，四门具穆，百度唯贞，而释、老之流，颇以无为请见。上乃务清静，事薰修，流连轩后之文，舞咏伯阳之说，虽稍移于勤倦，亦未至于怠荒。
这段文字主要是在评论玄宗的用人得失，但间接地说明，最初的道家人物对玄宗宣扬的主要是“无为”，而玄宗向往的也是“清静”。关于唐玄宗有意识地执行无为政治，《册府元龟》卷五十三也有记载：“（玄宗）以为道者玄妙之宗，德为教化之本，讲讽微旨，稽详秘文，庶无为而政成，不宰而物应。”这种清静无为政治的确立，是开元盛世出现的保证。
我们最后要讲的是，我们以上所作的讨论远远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我们仅仅进行了一些历史事实的罗列，做了一些表象的阐述。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道家道教最受朝廷重视”和“政治、经济达到鼎盛”这两种历史现象出现于同一时期，绝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巧合，其中的深层次关系还有待我们去作进一步的思考和研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