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国际传播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可以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进行分析，具体来说应当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国际传播有助于各类国际行为主体增强沟通和了解，是避免国际冲突和弥合分歧的重要方式之一。人类历史上，不同政治实体间受制于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往往无法进行充分有效的政治信息传播和沟通，从而导致政治误判越积越深，进而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即使在当代，由于民族国家之间在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对国际问题的判断往往存在分歧，国家间还是经常爆发矛盾和冲突。当代更多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化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够把发生在“地球村”任何一个角落的重大事件，瞬间传播至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使国家更好地了解对方的具体状况、意图和诉求，进而在信息充分沟通的基础上达到相互间的理解和尊重。因此，当代国际传播在促进国际政治良性互动，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全球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的解决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第二，国际传播对主权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外交政策等具有重要作用。随着通信技术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当代国际关系主体出现了数量种类不断增多的趋势，但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国家往往需要借助传媒展现自己的外交活动，并将其观点及重大外交信息向世界报道；同时，还需要媒体配合国家的重大外交行动，并承担先期试探国际舆论的功能；国家还可以利用国际传播，维护和谋求本国利益，并实施其国际战略^[35]。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实施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的工具还表现在公共外交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提升。1964年美国第88届国会外交委员会就曾在报告中说：“有些对外政策的目标是能够直接对付外国人民而不是他们的政府的。通过应用现代新闻工具的器械和技术，向他们报道，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诱导他们到一个特定的行动方向。这些群众反过来就能够对他们的政府施加明显的，甚至断然的压力。”^[36]

第三，国际传播增强了国家间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政治交流与合作。国际传播使国际行为主体在更广泛、更深入的范围认识到共同利益的存在和相互依存的必然性，这是国家间深入和扩大国际政治合作的重要前提。同时，国际政治合作的过程本身也必然是一个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的过程。国际传播使国际政治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并向纵深发展。当今人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问题，如环境问题、跨国犯罪问题、毒品问题、人口老化问题、粮食危机问题以及网络安全问题等，这些都是仅凭单个或数个国家是无法真正解决的，它需要全人类的共同行动。国际传播通过提高和增强国际社会沟通交流的效率和效果，提升了解决这些问题的物质能力和人类的凝聚力。

第四，现代国际传播的发展增加了国际关系主体的数量和活动能力，提高了国际政治的透明度，促进了国际政治民主化发展。随着国际传播技术的发展，有能力参与国际政治的国际关系主体的数量进一步增多，各主体平等参与国际政治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民族国家已经不再是国家权力无条件的绝对拥有者，任何个人、国家和各类型国际组织都可以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及时了解世界各地的信息，表达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影响国际政治舆论的走向。尤其是非政府组织、日益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各种利益集团等行为体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范围和广度不断增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了条件。从国际关系发展史来看，少数大国曾垄断国际政治，秘密外交、暗箱操作盛行，以牺牲他国利益达到本国利益最大化。诸如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等背后暗藏的就是少数大国牺牲弱国利益的交易。但是，现代国际传播在全球的“无孔不入”，使绝大多数国际政治事务都曝光于国际社会的审视之下。国际社会发生的几乎任何一项重大事件都会通过国际传播的实时跟踪和报道在最短时间内传遍世界，各类媒介对政治生活的监督报道对提升政治透明度和政治文明程度的作用日渐增大。正因如此，媒体力量在西方国家往往被称为“第四权力”。此外，随着快捷、低廉、交互式的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在全球的普及，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有了更多发出与西方发达国家媒体不同声音的机会。在互联网时代，国家政治行为体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个别国家垄断国际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以互联网为平台开展的公民运动，可以将互联网上各个有关的节点团结起来，扮演跨国压力集团的角色，运用宣传、游说、咨询、民间外交等手段，表达自己的思想，倡导某项议题在国际上得到重视和确立，向国际政治过程施加整体性舆论压力。当代政治步入“压力政治”时代，这促使政治组织、决策者等要对此做出迅速反应。随着互联网这一政治空间和政治交往工具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人类的政治民主意识会极大提高，某些国家在国际上缺乏合法性基础的霸权行径、强权政治和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必然会受到公民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37]。如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国的虐囚丑闻从曝光到处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在互联网等媒体上营造的强大国际舆论压力使美国不得不公开道歉，相比于几十年前美国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类似的虐囚事件最后不了了之的情况，互联网确实在推进国际政治进程向更加民主文明的方向发展^[38]。

总体来讲，国际传播的不断发展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和对称性，对提升国际政治文明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从历史的和辩证的角度看，国际传播由于自身在发展中存在不平衡等问题，曾经或也可能继续对国际政治的文明进步产生不利影响。

首先，国际传播的大发展也可能加剧国内问题国际化倾向。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苏珊·斯特兰奇认为，当前国际社会主要存在两种权力，一种是强制性的联系性权力，另一种是间接性的结构性权力。前者是强制对方去干或许本来不想干的事情的权力，后者是无须直接施加压力就能扩大或缩小对方选择范围的权力，而知识和信息就是结构性权力之一。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发展及其在社会运行中基础地位的确立，互联网主导下的国际传播同时表现出联系性权力与结构性权力的双重特征：一方面，当代国际传播可以增强国家在各领域的硬权力，就像学者王逸舟所说，“在技术飞速进步的条件下，某些大国的重大权利要求可能延伸至深海洋底、极地和太空等以往无法想象的‘高边疆’；具备了远距离军事投放能力的世界强国，不仅自然地主导起本地区的安全与发展事务，也会更加关注本国所在区域以外的热点冲突并愿意承担某些更大的国际责任”^[39]。另一方面，国际传播及其所承载的知识和信息又使其成为结构性权力的关键资源。比如互联网信息沟通和互动的低廉、便捷，使当代的国际、国内政治近乎成为透明的压力政治，“民族国家在确定议事日程和行动方案时变得多少不由自主”^[40]。所有这些使得国际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界限更加模糊，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现象十分突出。这首先表现在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影响日益明显。即使是最为封闭的国家，其政府在处理内政问题和外交问题时都必须兼顾国内和国际的因素。比如朝鲜核问题，如果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和各种技术侦察手段不够先进的年代，朝鲜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在发展核武器或使用核讹诈策略上可能更为顺利。但是在各种卫星游弋本国上空、全球互联互通的时代，尤其是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要保守秘密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美国的侦察卫星就可以通过侦获朝鲜核冷却塔温度变化的信息，来判断其是否正在进行核试验)，这样，经济科技发达国家基于知识和信息的结构性权力正在把发展中国家的策略空间压缩得越来越小。

其次，在国家主权呈淡化趋势及国际传播“信息自由流动”的幌子下，西方信息强国利用技术优势和信息势差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干预控制更加隐蔽。他们常常通过互联网操纵控制目标国中的民主分子和自由斗士的言行，用加工伪造的信息蛊惑大众，影响舆论，不战而屈人之兵，达到干扰他国国内政治秩序甚至颠覆其政权的目的。在2008年西藏“3·14”事件报道中，CNN(美国有线电视网)通过费尽心思的“截图”、极尽歪曲的“文字”等各种方式，在预设好的价值框架内，把这场骚乱描绘成“压迫成性的中国政府与无助藏人之间的冲突”^[41]。

第三，国际传播也可能导致甚至强化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冲突与矛盾。这里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传播主体的不慎或传播对象的误会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这种由传播和理解误会产生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还要通过多频次的含义精准的信息再传播才能化解。比如，2011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政要的言论经过国际媒体的传播发酵甚至断章取义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二是传播主体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而故意中伤、侮辱、威胁传播对象或歪曲事实真相，以及传播对象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故意曲解、挑起事端。这种情况主要见于战争时期、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时期以及有明显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间的传播。冷战期间，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各种颠覆性宣传就是这方面的体现。Krasner在论述全球传播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时也认为，(全球传播)归根结底仰赖于各类主体利益和相对权力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过程和结果^[42]。

当前，大多数国家已经认识到，单单靠一国政府很难控制或影响全世界的个人和团体在互联网上传播各种信息的行为，而这些信息可能影响到本国人民对其国内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虽然这并非全新挑战，毕竟收音机、电视和广播也有类似的效果，但不同的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信息是海量的、多点的和交互式的，要阻止这样的信息渗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通信技术不仅是经济社会全球化发展的又一种推动力量，对国家安全概念来说，更意味着信息网络已经全面渗透并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各个层面和领域，对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军事安全和科技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际传播飞速发展的威胁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