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

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

刘殿祥

(山西大同大学)

在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中，闻一多对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建构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建构基本上是从新文化运动后开始的，正是闻一多和其他现代学者如胡适、鲁迅、朱自清、俞平伯等共同把中国学术文化从古典范式推进到了现代范式，完成了古代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在古代学术文化宋学和反宋学、汉学和反汉学、今文学和古文学的格局中，融合汉学和宋学、今文学和古文学，吸收了近代西学，创化出了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新学范式，不仅在学术方法论方面，而且在学术文化思想方面，都进行了根本性的革命，确立了20世纪及以后中国学术研究的全新面貌和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闻一多以其鲜明的学术研究个性为我们提供了认知中国现代学术文化范型的典型案例。本文即略论闻一多独特的学术文化世界所包含的学术意蕴和所体现的学术研究方法论特征，以认识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或能启发我们当下的研究。门外文谈，一管之见，借以就教于方家。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历程是漫长的，如果广义地理解“学者”含义，闻一多的学者时期就不仅仅是如朱自清所说的15年(1929～1944)。他的一生基本上生活在学院中、生活在诗歌中、生活在文化学术中，其生命附着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中，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学术研究构成了他生命意识和生命价值的最重要的部分。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古代文化文学，就不会有学者的闻一多；而闻一多又将自己几乎全部的生命力用之于中国古典学术研究，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赋予了中国古代文化文学以全新的价值和意义。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历程是不平凡的，跌宕起伏如一首抑扬顿挫的诗歌，从中可以见出闻一多之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的情感变迁和认识历程。他的学术研究展开于整个中国文化中，其精神结构中就积淀着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闻一多一生所取得的巨大学术业绩，不仅凝结着他的心血和情思、才能和创造力，而且浓缩了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打开《闻一多全集》，同时打开的是两个世界：一个是闻一多的精神世界，一个是中国文化的世界。我们可以感受出这两个世界是如何碰撞、对话、交融的，如何在互动中共同完善着各自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涵养出了闻一多，而闻一多又在创造性地生发着中国文化，其文化业绩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闻一多进入中国古代文化文学，最初主要是从诗歌、特别是唐诗开始的。作为创作新诗的著名诗人，欣赏中国古诗，从中吸取其诗美特质，是很自然的选择。他相信中国古代诗歌、中国传统文化从整体是美的，所以他把自我的精神追求寄托于中国的学术文化中。他研究杜甫，主要是从欣赏的角度，由杜甫而整个唐诗及唐代文化，对唐文化中作家诗话的人格和诗化的生活在心里颇为神往。从诗歌创作到诗歌研究，主导心理是情感，贯穿其中的一直是诗人丰富的感情。而当他的研究对象由唐诗进入到《诗经》时，学术研究的科学理性态度逐渐代替了情感化态度。他要努力去读懂《诗经》，把《诗经》还原到《诗经》时代的《诗经》，就必须以客观的眼光去分析和考证《诗经》的本来面貌。而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了“读书必先识字”的学术原则，于是闻一多由诗美的鉴赏而开始了文字学的研究，返回到小学的研究中，研究甲骨文、金文，考辨字形、字音、字义，从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先求认知《诗经》的真实含义，进而校勘包括《楚辞》在内的部分中国古籍。闻一多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就是这样首先从校勘、训诂、考证等层面认识其真实面貌，然后才从文化的高度、文学史的角度加以阐释和论述。就其整个学术历程看，他是由近古的唐诗一直上溯到了远古神话、上古文学，其间包容了中国学术的几乎每一个方面，在其意识中，他是要贯通中国的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他的学术历程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发展呈现出逆向演进的格局。这一由近古而到上古的逆向特征，其实是闻一多自身思想发展的表现，最后的追溯到上古，他是想彻底探索中国的本土文学、中国本土文化形成的根源。这种追本溯源的精神正是闻一多学术精神的体现。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虽然呈现为历时性的演进过程，但共同构成了闻一多整体的学术世界和学术业绩。他的研究，从神话到先秦诸子，从诗经到楚辞，从汉乐府到唐诗，横跨领域之广，贯穿历史之长，在现代学术史上实属罕见。但他的研究有着鲜明的未完成性特征，正如郭沫若所说：“闻一多先生的才干未尽，实在是一件千古的恨事。他假如不遭暗害，对于民主运动不用说还可以作更大的努力，就在学问研究上也必然会有更大的贡献。”^[1]当把闻一多的所有学术论著视作一个整体时，就会发现，他的研究有不同的层面，在不同的层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层面有：上古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如《释朱》、《释余》、《契文杂识》、《三代吉金文释》、《金文杂识》等；以校正文字为主的古籍校勘如《楚辞校补》、《庄子校补》、《管子校勘》、《岑参诗校读》、《全唐诗校勘记》等；古籍中词义的诠释笺注疏证和章句章旨的阐发如《诗经新意》、《诗经通义》、《离骚解诂》、《天问疏证》等；以多种考据方法对文学史和文化史现象的考证如《朝云考》、《伏羲考》、《神仙考》、《端午考》、《“七十二”》等；作家生平和文学史发展的考辨及史料的汇编如《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少陵先生交游考略》、《说杜丛钞》、《全唐诗人小传》等；诗选如《风诗类钞》、《唐诗大系》、《现代诗钞》等；诗人和诗作的整体研究和解读如《诗经的性欲观》、《匡斋尺牍》、《唐诗杂论》、《杜甫》、《读骚杂记》、《屈原问题》、《人民的诗人——屈原》等；文学史研究如《歌与诗》、《文学的历史动向》、《四千年文学大势鸟瞰》、《中国上古文学》、《唐文学年表》、《律诗底研究》等。这种从微观到宏观、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上”“下”贯通的学术追求，是现代学术的典型特征。这八个研究层面的汇通，使闻一多既区别于中国传统学术中乾嘉学派的烦琐考据家，又区别于近代以来以西方理论不切实际地高谈阔论中国学术的理论家，从而成为在学术方法论上贯通古今、融会中西的现代大学者。

闻一多的这些研究层面在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学术领域里都有所体现，都各有深厚扎实的专门学术论著。其中前五个层面基本上属于考据之作，用的是乾嘉学派朴学的研究方法，也兼用西方语义学和实证主义方法。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真，认识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是学术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闻一多在《楚辞校补》“引言”中说明自己楚辞研究的三项课题：(一)说明背景，(二)诠释词义，(三)校正文字。虽然他认为这三项课题互相关联，词义与背景、文字与词义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他首先进行的是校正文字的工作，其目的就是恢复《楚辞》的本来面貌，诠释词义的目的也在于准确地理解文本，这些都需要朴学的方法。闻一多重视古籍研究中最基本的文字、训诂、注疏等考据学方法，是与研究对象自身的特征和由此而生的学术传统分不开的，也与当时学术风气和个人思想精神追求有关。

中国文化渊源流长，中国学术博大精深。自文字产生以来，就开始记录上古人们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认识，产生了最初的古书。记录古书的文字不断迁移变换，字形、字音、字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复杂的演变，因而对于古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中国学术中由于对先秦两汉时代语言隔阂而产生的各种古注，再加上尊儒读经需要而产生的注疏，使后人阅读古籍时不仅要面对本文，而且要面对解释不一的注疏。古籍流传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错误，如唐以前古籍大都手书于竹木简、缣帛和纸上，辗转手抄的过程中产生了很多错误；唐以后印刷术发展后，原始手抄本相继失传，古籍版本泛滥，讹误百出，出现了衍文、脱文、讹文、倒文等错误，所以，中国传统学术中兴起了版本学、校勘学。加之由来以久的今古文之争，又产生出如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注疏学等学术类别。而这些还古书以本来面目的学术追求，也正是清代乾嘉学派的朴实学风。中国学术史先后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近代新学的演变。清代朴学(汉学)继宋明理学而兴，反对宋明理学的旨在阐发儒家经典所蕴涵的义理，而讲求对经籍章句的考据训诂。乾嘉学派反理学而崇汉学，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又训诂以寻义理”(戴震)。这种朴实考据之风笼罩了当时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金石考古、天文历算及舆地诗文等各个学术领域。乾嘉学派就是这样对几千年的传统典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无论辨伪校勘，还是音韵训诂，无论本经疏解，还是群经通释，无论考经证史，还是博考群史，以及辑佚先秦古书，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闻一多在《楚辞校补》的引言中曾说过他之所以致力于校勘的原因在于：“较古的文学作品所以难读，大概不出三种原因。(一)先作品而存在的时代背景与作者个人的意识形态，因年代久远，史料不足，难于理解；(二)作品所用的语言文字，尤其那些‘约定俗成’的白字(训诂家所谓‘假借字’)，最易陷读者于多歧义的苦境；(三)后作品而产生的传本的讹误，往往也误人不浅。”^[2]包括楚辞在内的古典群籍都有这三重困难。所以，要读懂古书，了解古人思想，欣赏古诗艺术，必须首先了解其背景，而尤其要先理解词义和还古书本来面目，也就是先求文本的真实、可靠、全面、准确，然后才能进入其思想艺术境界。所以校勘辑佚是古典学术研究的第一门径，音韵训诂则是第二门径。欲求词义的诠释，必先明白前代学者的注解，笺注疏证就是治古籍者必备的学问了。研究对象本身的这些特征决定了闻一多进入古代文化文学的学术世界后，必然要先从校勘注疏考证等层面开始。又中国已有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清代学者已经创立了一整套非常规范的学术操作程序可供借鉴，所以闻一多的学术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也承续了清代朴学传统。他的古典学术研究成果十之七八是这种形而下的返朴求实的实证研究，而形而上的哲理探求的思辨研究仅占极小部分。实际上，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所流行的研究空气也就是这种朴学思潮和方法。闻一多受其影响，主要使用朴学方法，贯穿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时代的学术文化思潮而言，涉及了“五四”以来现代学人对古代的态度。中国的传统是信而好古，即如乾嘉学派，实际上是信古的产物，诚如吴派大师惠栋所言：“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他们所信之古是汉代经学，唯汉是尊，唯古是信，而薄近代理学。这种信古的价值追求实际上是儒家的信条。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伦理思想，批判封建礼教，打倒孔家店，要重估一切价值。在这种时代思潮影响下，史学研究领域以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为代表而兴起疑古思潮，即通过文献的考证，对古史中的一些人物事件的记载提出怀疑乃至否定，如对三皇五帝特别是尧舜禹的存在提出质疑。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理论和疑古学派的讨论文集《古史辨》，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信古容易导致复古，疑古又滋生出了历史虚无主义。正是在信古和疑古这两种态度相持之下，一股新的思潮兴起，即“释古”思潮，这主要表现在清华学派，如王瑶在《念闻一多先生》一文中所说：“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冯友兰认为清朝学者的治学态度是‘信古’，要求遵守家法；‘五四’时期的学者是‘疑古’，要重新估定价值，喜作翻案文章；我们应该在‘释古’上多用力，无论‘信’与‘疑’必须作出合理的符合当时情况的解释。这个意见似乎为大家所接受，并从不同方面作出努力。但既然着重在新释，由于各自的观点方法或角度的不同，同一问题的结论就可能很不相同；这也不要紧，只要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可以存在，因为新释本来就带有研究和探索的性质。闻(一多)先生的《诗经新义》、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就是在这种学风下产生的成果。”在王瑶看来，闻一多和朱自清是清华“释古”思潮影响下作出成绩的。他们的研究目的是“释古”，而不是“信古”和“疑古”。其实，“释古”是介于“信古”与“疑古”之间。闻一多对中国古代文化有过衷心赞美的时候，但当他进入到古代文化文学的研究中以后，就更带着一种现代科学精神，以理性的态度去对待古代的典籍了。他也“疑古”，怀疑文本的错讹和历代经注家对古籍的误解，因而在研究中正本清源，以达到“信”的目的，也就是古籍的真实可信。他们“信古”是力图回到古代的真实背景中对古人作出可信的解释，这过程也就是“释古”的态度，所用的方法则是清代汉学的朴学考据方法。从思想上说，闻一多既不是信而好古的“信古派”，也不是全面批判古代文化的“疑古派”，而是以学术研究的理性态度，用实证考据的方法对古代文化作出合理解释的“释古派”。

闻一多开始学术研究时并未即用朴学方法，我们从他1928年和1929年所发表的《杜甫》和《庄子》来看，那是非常优美的散文化学术论文，基本没有考据学的痕迹。只是他已经开始注重史料的收集、整理、汇编，其后特别是在唐诗研究上，积累了大量的文学材料，从此进入到史料的考证上，对杜甫的研究也转向年谱会笺和郊游考略，既而进行岑参的系年考证。特别到他进入清华大学，研究诗经和楚辞时，就更明确的使用朴学方法了。他所谓“向内走”的路，从方法论上讲，一定程度上还是指用朴学的路径走进传统古籍中。最后能够走通，大多还是得力于对朴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将自我的精神生命寄托于古籍考据中，对他来讲也许是最好的解脱现实矛盾和心灵痛苦的方法。从诗到考证，看起来距离是比较大的，一是情感的、想象的、热烈的；一是理智的、科学的、冷静的。闻一多较快的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与他当时的现实感受、生活体验、思想矛盾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他要忍耐现实的痛苦，他要压抑自我的感情，朴学的考证方法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和学术研究上的“格律形式”。从此，他的思想感情、精神才智全部消磨在了古籍研究中，框范在以朴学方法释古的学术研究中了。闻一多研究古代文学，从总体上说是先从考证开始，高度重视朴学方法的。据季镇淮先生说，闻一多崇拜乾嘉学派中皖派的王念孙、王引之，以他们的著作为经典置之案头，随时考察阅读。他的唐诗研究、诗经研究、楚辞研究、诸子研究、神话研究甚至文学史研究，无不贯穿着这种朴学精神，更有纯粹的古文字学研究。他的目的只在于返回到各古籍的时代，还古籍以本来面目，鉴赏诗歌之前首先校正文字读懂词意。他在《卷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最是能表明他的这种学术态度：“读《诗经》的态度，到宋人是一变。在他们心目中，《诗经》固然是诗，但同时在可能范围内，最好也是诗。后来经过明人，经过一部分清人如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等，以至于近人，《诗经》中诗的成分被发现的似乎愈来愈多。顾名思义，研究《诗经》说不定还当以这一派为正宗。我个人读《诗经》的动机也未尝不是要在那里边多懂点诗。我读诗的经验也告诉过我，这条路还够我走的。但是无奈在这件事上我的意志不大坚定。我一壁想多多恢复《诗经》中的诗，使它名实相符；一壁又常常担心把《诗经》解得太像我们的诗了。一个人会不会有时让自己过度的热心，将《诗经》以外，《诗经》以后的诗给我们私运进《诗经》里去了，连自己还不知道呢?我的信心之动摇，惶怯之发生，是从读《卷耳》开始的。这就是说，读《诗经》要有历史的态度，还以本来的面目。”^[3]这其实就表明了闻一多在古籍研究中所取的一种朴学的态度。

但是，闻一多作为现代学者，泽沐欧风美雨，浸润于“五四”现代学术氛围中，既掌握多种现代科学方法和各种现代美学理论，又具有一种创造性的现代思维，他绝不会只囿于朴学传统中。朴学方法更不会是他学术研究的唯一方法，考证学层面的研究也不是他研究的全部内容。闻一多对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史料学的研究是他全部研究的基础，他的考据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这一点也使他鲜明地区别于清代汉学家们。闻一多的研究在方法论上是多元化的、开放的。他以考据方法为基础，用不同的方法来把握、理解和阐释对象，最终目的是进入到对象研究的更高层面，即文学的、文化学的整体把握，也就是他所说的，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认识和理解，写出一部“诗的史”。

闻一多生于新旧文化转换之际，个人文化心理结构中同时容纳了古今中外各种文化思想。从本质上，他更是一个具有现代文化思想素养的学人，而出国留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西方文化思想和西方学术方法。现代西方各种科学的人文的方法论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他。据梁实秋回忆，在青岛大学时，闻一多研究《诗经》，曾和梁实秋讨论过研究《诗经》的方法，同时从图书馆索借莎士比亚的版本为参考，认为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的方法实在是太落后了。^[4]研究《诗经》而借阅莎士比亚作品版本为参考，这实际表明闻一多不会满足于传统旧法的研究，而有意识地在中西比较中观照中国文学了。这种中西比较、以西法看中国文学的方法，在他最早的《诗经》研究文章《诗经的性欲观》就表现出来了。这篇论文采用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方法，研究出《诗经》表达上的一种“性”的象征性特征。他研究杜甫，由杜甫而扩展到整个唐诗和唐文化。他曾说：中国的文学浩如烟海，要在研究上有点成绩，必须学西洋人的治学的方法，先挑选一两个作家来研究，或选定一个时代来研究。^[5]这样，他的学术研究在一开始就具备了宏观的想法。他后来采用朴学方法，但非照搬，而有自己鲜明的特征：第一，他不像乾嘉学派那样只限于考经或其他专书的考证，而是视野广阔，经史子集无不涉足，由专书的研究、专题的考证而综合观照一个时代，进一步观照整个中国历史的文化。正是因为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和深入，他才具有了一种史家的宏阔意识，由唐诗而溯源到上古文学，包含了一种深厚的历史感。第二，在朴学考据方法的基础上，同时还采用了多种现代科学方法，包括各个学科的方法，尤其是研究《诗经》，除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方法外，还运用神话学、民族学、生物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种方法。1934年5月闻一多发表《匡斋尺牍》，对《周南·芣苡》一诗的解读就是多种方法综合运用而进行《诗经》研究的。他运用音韵学、训诂学、植物学、生物学、社会学、神话学、民族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方法理论来综合地读解这首诗。第三，闻一多的朴学精神中包裹的是诗人的激情，在冷冰冰的朴学考证中使人感受到一种内在的感情。尽管他曾说在诗经研究中采取历史的态度，但还是视之为诗，从诗美的角度加以鉴赏。他的《唐诗杂论》诸论文便是一篇篇诗化的论文。楚辞研究的情感表现更加突出，他通过考证而论定屈原的社会地位进而认识他伟大的诗人人格的。第四，多学科方法的运用使他具备了一种整体的文化意识，将纵向的一部诗史提升为一种横向的整体文化，然后加以反思。闻一多的研究到40年代愈益增加了社会学和文化学成分，将文学放归到整个文化中加以观照，通过文学史的构想体现出他一种整体的文学史观和文化意识。这是一种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大文学史观。朴学的考证最终还是为了经世致用的。所以，他后期从理性和情感的结合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总结和批判，最后表明了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不像先前那样赞美，而是坚决的批判。第五，学术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正是一个学者的个性体现。这种由微观到宏观、由诗歌到文化、由朴学方法到现代科学的人文的多种方法的综合、由传统到现代、由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的变化，以及最后与现实的结合而成一首“史的诗”，正是闻一多的个性特征的体现，表现在研究上，就是他的学术个性精神。

朴学精神、现代思维、诗人激情、史家视野、文化意识，可以说就是闻一多的学术个性特征，贯穿其中的是他的学术创造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这些也构成他学术研究上的方法论特征。闻一多全部的学术业绩在无言地诉说着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历史，诉说着闻一多自身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学术价值及文化意义。

【注释】

[1]《闻一多全集》“序言”，北京：三联书店，1982。

[2]闻一多：《楚辞校补》，《闻一多全集》第5卷，11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3]季镇淮：《闻一多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研究》，《闻一多研究四十年》，14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8。亦参见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472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卷耳》一文最初发表于1935年9月15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季文说是《益世报》)，为《闻一多全集》佚文，无论旧版还是新版，全集均未收集此文。对于《卷耳》一诗，历代解释不一。有说怀远子(朱子)，有说后妃思文王之行役(杨慎)，有说作者是个在外服役的小官吏怀念家中妻子(高亨《诗经今注》)。而闻一多认为是“某南国夫人途中即事之作。夫人一行翻过一座山头，人马都乏了，照例要停下车去歇歇”，“夫人下车来，看见到道旁遍地的卷耳，顺时采了一点，终于因为心绪不佳，把筐子扔在一旁，就地坐下了”。季镇淮认为，闻一多治《诗经》，首先不是读诗，而是读“经”，视之为“《诗经》学”研究。以古文字为手段，首先要经过乾嘉学者治经的阶段。

[4]梁实秋：《谈闻一多》，《梁实秋怀人丛录》，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5]熊佛西：《悼闻一多先生》，闻黎明《闻一多年谱长编》，443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