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闻一多的诗歌美学说到新诗的前途

从闻一多的诗歌美学说到新诗的前途

何佩刚

(复旦大学)

闻一多先生说过：“在这新时代的文学动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诗的前途。”^[1]谁能料想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国新诗的前途不但没有获得真正的解决，反而每况愈下，所谓“一步一步走向迷失”，近乎走到了末路。

当前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是什么?不言而喻，议论较多的是部分年轻诗人，在突破传统，表现“真我”，回到生命原生态，重现本能；不打算执行既成的文化程序、模式、内容，要最终结束掉生命里的“传统独裁”。尤其令人不可接受的是，主张文体跨越，取消诗体分行；诗的语言散文化、口语化、粗鄙化；不要抒情，去掉诗意，否定意象；取消音韵，不要精炼和雅致……从而让诗失掉了文体规范，没有艺术标准，把诗写成不是诗。如此推演新诗的开放性，实在滑得太远，无论从经验上、实践上、理论上都没有理由，没有根据，确实危及新诗的前途。

面对新诗的困境，诗界同仁已有人提出“新诗二次革命论”，主张重建新诗，着重于诗歌精神的建设、诗体的建设、传播方式的建设，并且响应者众。这的确是诗坛上的一件大事。至于“新诗第二次革命”的口号，是否提得确切，似可商榷，但重建新诗的重要性，确实不可等闲视之。依余所见，在重建任务中，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新诗的体裁形式问题，其次才是新诗创作中一系列观念、内容、手法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不是白手起家，亦不须推倒旧的程式和经验。相反，须认真总结数千年中华古典诗词的发展历史，和“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历史，在真正继承古典诗词的传统和新诗发展的传统的基础上，必能重建新诗体制和繁荣新诗创作。故当前需要的是回归传统，而不是革命。在经过“五四”文学革命扫荡传统诗词的沉痛教训之后，今天对传统诗词的生命力已无可质疑了。而“五四”新诗的传统，则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当前我们研讨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先生业绩的时候，不由得不联想到闻一多为中国新诗所作过的奋斗和所取得的成就。我们说的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新诗已初步形成传统，闻一多的贡献就是杰出的代表。事实上，当今诗坛上所遇到的许多现象和问题，在闻氏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理论中，早已有清晰的阐述。这里不妨略加回顾。

闻一多先生的诗歌美学观，总的看来，是把诗歌看成一种艺术、一种高尚的艺术、一种人性化的艺术。首先他认为“文学是生命底表现”，“文学底宫殿必须建在生命底基石上”^[2]。这是把文学当成人生的自觉行为，要表现真实人生，为的是提高人的素质和丰富人的生命力。诗是艺术，就要有艺术标准。他提出“以美为艺术之核心”^[3]的“纯艺术的艺术”^[4]，说“艺术最高目的是要达到‘纯形’境地”^[5]。这正是他对诗的艺术化的要求。“以美为艺术之核心”，很多人没有理解。文学功利主义者不理解，不掌握艺术规律的人不理解，没有真正懂得诗的人不理解，所以给予一个“唯美主义”的笼统而含混的称谓。我个人的理解，“核心”非仅指形式，“核心”有如载体，囊括了诗的情感、意象、音韵、体式等的总体的美。诗的艺术美，正是一种综合美、浓缩美、和谐美。“以美为艺术之核心”，无异于说：美，是诗的本质。闻一多又把诗的性能看成是抒情的，说“文学本出于至性至情”^[6]，“诗家的主人是情绪”^[7]，幻想、情感“是诗的两个更重要的素质”^[8]，“抒情诗至少从艺术上讲来是最高尚最完美的诗体”^[9]。这不只在强调，诗的体式更适宜于抒情，而且认为诗人的本性就在于自我抒情。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上，闻氏说“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10]，为了达到“精神和形体的调和美”，诗应该“戴着脚镣跳舞”^[11]。闻一多看来，艺术必须是完美的，必须由内容和形式紧密配合而完成，而形式也至关重要。“戴着脚镣跳舞”，意味着必要的形式和法度都不可或缺，如果不拘形式或形式简单化，那是损害艺术，甚至取消了艺术。在民族传统问题上，闻一多是绝对不肯放弃中华文化传统的，他说：“东方底文化是绝对的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12]，“无论新到什么程度，总不能没有一个民族的本位精神存在于其中”^[13]。他特别强调的民族“本位精神”，就是指树大根深的民族精神，以及民族文化的美学风格，任何创新都得以此为根基。在中西文化关系上，闻一多本人在绘画、诗歌创作方面都认真学习西方，但他的学习是有原则的。即“技术无妨西化，甚至可以尽量的西化，但本质精神都要自己的”^[14]。他所要的中西结合的结果是“这个艺术不是西方现有的艺术，更不是中国的偏枯腐朽的艺术底僵尸，乃是熔两派底精华底结晶体”^[15]。这正是一种批判性的接受，创造性的接受，化腐朽为神奇的接受。闻一多的新诗美学观点是比较全面的，各方位都有他的论点，比如“绝对的写实主义，便是艺术的破产”^[16]，“没有理想就失了个性，而个性是艺术底神髓，没有个性就没有艺术”^[17]。所以，当今天那些醉心于全盘西化，抛弃民族形式的诗家们，那些不要抒情，不谈艺术的诗家们，真应当好好读读闻一多先生的诗和文。

闻一多先生的新诗创作，不仅充分表露了他的才情和智慧，蕴涵着深挚的爱国热情和“五四”时代精神，而且几乎每首诗他都按艺术匠心去刻苦经营的。在新诗的体裁形式、音韵格律上下过一番功夫；在新诗的语言锤炼和象征、暗示手法运用上，都有所贡献。尤其是提倡新格律诗体，建立著名的“三美”原则，这对于白话新诗的诗体建设是功不可没的。我们今天再议中国新诗的前途，闻氏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同样仍具有指导意义。作为诗歌文体，必当具备与散文、小说、戏剧、论文等各不相同的独立的文体形式。讲究建筑美，指的是体裁形式的规范化，要分行、分节，要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而又相体裁衣，变化多端。这是杜绝散文化的起码的条件，是给诗以一张诗的面孔，(建筑美不要误认为是提倡豆腐干、麻将牌)。音乐美，说的是音韵、节奏。古典诗词可以唱，新诗不必唱，但至少适合朗诵，这就必得讲“音尺”(亦即音顿、音步)，方具节奏感；讲押韵，方具抑扬顿挫。音韵是诗句的听觉特征，能给诗带来优美的音乐感，好像给诗长上了飞翔的翅膀，诗作为艺术品，是没有理由取消音韵的。绘画美，其实包含了色彩和形象美，这种美凭的是富丽多彩的词语，是“浓丽繁密而具体的意象”，可以给读者以感官上的刺激，引起深刻印象。(《死水》一诗成了三美的示范作品，但并不意味着每首诗都如此整齐排列。)所以，闻一多的“三美”原则，其精神正是坚持对新诗体的规范化，“三美”捍卫了新诗的文体，并试图为新诗描摹出某种可行的蓝图，这应该重新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于中国新诗传统的形成，20世纪20～40年代各诗派的活动，大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贡献。一些有成就、有特色、有影响的诗人，十分令人难忘。闻一多的《红烛》、《死水》、《太阳吟》等名篇，知识阶层中可谓家喻户晓。冰心的《繁星》、《春水》的小型诗体；徐志摩的规范而又灵活多变的形式；戴望舒《雨巷》、《夕阳下》的情调；卞之琳《古镇的梦》、《鱼化石》冷峻的思理；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人性化情感；臧克家《泥土》、《老马》的朴实浑厚的风格……总之，有相当多一些诗篇还是深入人心的。新月派的唯美倾向，象征派的伤感，现代派的“纯诗”，七月派的悲愤，九叶派的中西结合等，都为新诗传统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在他们中，无论诗的形式、语言、技巧、风格，也都有值得肯定和发扬的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成就，就是经验。是光怪陆离的新诗历史，也是重建新诗的宝贵财富。时至今日，如果有人突然站出来宣告说：“过去的没有用了，就让它过去吧。新诗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如此，只能算他是说疯话或者傻话吧。事实上，中国新诗的前途，只有先回归两个传统，从中把握住中国诗歌的民族化基因，方可能有新的美好的开拓。

当然，在我们认真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每一个时代应该产生某种适应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对传统不是故步自封，不是良莠不分全盘揽下，不是人为地设置前进的障碍；而是探源固本，保存精华，延续民族文化光华灿烂的生命力。传承，就意味着有所肯定，有所否弃；有所坚持，有所创新；返顾为的发扬与开拓。其实，我们的某些青年诗人，主张非政治倾向，反英雄与崇高，抵制文化传统，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我们固有的历史和社会的现实中，从徇私枉法到贪婪腐败，从假、大、空到高、大、全，从弄虚作假到逆来顺受，从螺丝钉到乖乖猫，从政坛的荒唐到人性的异化，凡此种种，不仅是生活的真实，也反射于文化思想氛围乃至于体制。这一切，不适宜于诗人，所以有不平则鸣，所以让思考者感同身受。然而，大而言之，这些现象确非民族文化之主流，我们更不能由此而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乃至目空一切。置身于当前的时代，我们把握住了民族文化的根基，更当将其引向健康和光明，宏伟而昌盛。就诗歌而言，继承与创新并非相互抵触的，重要的在于能把握住民族的形式与时代的内容。闻一多也说过：“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所以，只要我们本着既执着、又开放的精神，在文学体裁上、在审美标准上，把诗写得像诗，那么，中国新诗仍会有前途的。

【注释】

[1]闻一多：《新诗的前途》，《闻一多论新诗》，11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2]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论新诗》，71、7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3]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11.26》，《闻一多论新诗》，194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4]闻一多：《致梁实秋1923.3.22》，《闻一多论新诗》，22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5]闻一多：《戏剧的歧途》，《闻一多全集》第2卷，148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6]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论新诗》，4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7]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论新诗》，7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8]闻一多：《〈冬夜〉评论》，《闻一多论新诗》，3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9]闻一多：《泰果尔批评》，《闻一多论新诗》，73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0]闻一多：《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闻一多论新诗》，5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1]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论新诗》，85页、81页、8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2]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论新诗》，6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3]闻一多：《悼玮德》，《闻一多全集》第2卷，186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4]《闻一多全集》第2卷，1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5]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论新诗》，8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16]闻一多：《电影是不是艺术?》，《闻一多全集》第2卷，30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17]闻一多：《诗的批评》，《闻一多论新诗》，122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