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以后的经济思想

二、春秋时期以后的经济思想

经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土地迅速私有化，大多数农户变成了从畜禽饲养、一般农具制作、春种秋收，到粮食加工、米酒自酿、纺线织布、裁剪缝纫等小而全的佃农、半自耕农、自耕农，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生产形式形成。这一家一户既是生产单位也是消费单位，同时也是税赋的承担实体。国家用不着再计口授田、管理土地，取消了先前的各类官职，对如何发展生产的问题也就很少有人再去谈论了。在此之后，农民为着糊口、缴税而躬耕，手工业者为了赚钱而做工，商贾为了赢利而奔走，官吏为了升官而敛财，至于帝王将相们或为争权夺位，或为称霸，而用机谋、搞陷害、兴杀伐，无所不用其极。

因为，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一切社会变革，都是为利益所驱动，都是朝着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利益相联系而进行的，旧的不合理的因素去掉了，新的不合理的因素又出现了，于是就再进行变革。而每当在社会变革中新旧体制交替之际，其不合理的反差就更大，其乱象亦多。大家都去争夺利益，社会便相对秩序较乱，法理界限也相对模糊，“礼崩乐坏”的情况出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是孔子论克己、讲仁义，墨子说兼爱、议非攻的历史原因。只不过，孔子通历史、学《易》经，善作哲理性思考，针对社会流弊以言道德修养，懂中庸，而很少讲过头话；墨子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说话，就难免有偏激之辞，且信鬼神，不是一个完全的唯物主义者；相比之下，李耳采取割裂、歪曲、颠到语句之法抄袭《黄帝经·道原经》，玩弄“玄之又玄”的文字游戏，将读者绕一个晕头转向之后，就给统治者献上了禁欲、愚民、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以及煽动“绝学无忧”等一系列反对人类社会进步、反对社会文明的歪理邪说。有些人以为李耳玩弄的“玄之又玄”的文字游戏，当真是他发现了天下的“众妙之门”，于是乎就争相攻击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此风之下，谈经济生产也就充满了权术，也是一种很自然的事了。例如商鞅就反对提倡仁义道德，认为那是“劳民”。他说，“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以此劳民。劳民者，其国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43]那么，何谓“不劳民”的“农战”呢？商鞅说：“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同。故为国之数，务在垦草、用兵之道。”^[44]商鞅所说的“农战”，就是屯垦。集民垦荒耕种，为战争提供尽可能多的粮食、物资，然后再把这些人送上战场，为统治者的利益而战，实行垦荒与战斗相结合。《汉书·食货志》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者）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食……汉兴，循而未改”。看来，商鞅的“不劳民”，不过是比过去加重二三十倍的对人民搾取，是敲骨吸髓！这种经济“理论”，已经不讲“理”，也无所谓“论”了。此后，到了朱熹那里，就剩下一个存天理与灭人欲的论调了：“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45]其实，这不过是李耳的禁欲主义的那一套，没有什么新鲜玩艺。

中国早在黄帝之时就以机械原理造出过指南车，其后在车船的制造上有过很大的发展。南北朝时马钧、解飞机、索驭驎、祖冲之等，都在机械制造方面多有发明创造，但就是没有很好地推广应用，没有发展其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水平。这恐怕与“绝巧弃利”的鼓吹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历史上经济生产建设与其理论变化，其正确与否，直接同社会政治制度优劣、哲学理论发展与嬗变紧相联系，这两者直接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发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