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里的经济思想

亨利·查尔斯·凯里（H.C.Carey，1793—1879）生于费城，是一个出版商的儿子，幼年受正规教育不多，主要是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对他讲授过政治经济学。1821年，他继承父业成为第一流的出版社经理。他把财产投资于广泛的企业，如采煤业、造纸厂、煤气公司和房地产经营等。他四十二岁时退出商业活动，专心从事社会科学著述工作。在四十年中写了十三部书。主要著作有：《论工资率及其差异的原因》（1835）；《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1840）；《过去、现在及将来》（1848）；《农、工、商利益的调和》（1851）；《社会科学原理》（1857—1860年）。最后一本书是他最主要的著作，包括了各书中的重要内容，代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

当时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工业资产阶级与南部奴隶制种植园主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凯里力图消除各阶级之间的对立情绪。由于李嘉图的理论体系揭露了各个阶级的对立关系，所以凯里的著作首先反对李嘉图的学说。

他的经济思想主要论点如下。

凯里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这因为“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以平分土地、战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为了哄骗工人阶级放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观念，他炮制了“阶级利益调和论”的经济理论；这个理论建立在价值论基础上。

他认为，人们的心目中所以存在阶级观念，是由于人们在占有物品的欲望之前，必先估计取得这一物品时的自然的抵抗力。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即完全取决于这种自然抵抗力的强或弱；而克服这种自然抵抗力，有赖于人的力量（劳动）。如克服自然抵抗力所需的人力花费大，则价值高；反之则价值低。而人力的花费就是劳动的花费，价值即决定于目前生产上克服自然力过程所需花费的劳动数量；或者说，取决于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这种由人力花费所产生的价值，实际上是“生产价值”，它由工资体现出来。所以工资等于生产价值。但是商品出售时的交换价值，必须在生产价值或工资外加上利润。由它们所构成的生产费用是再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价值决定于再生产费用。这种再生产费用即再次生产同样商品所需的生产费用。

凯里认为，由于社会进步，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改善，人力随之加强，人们在取得目的物以满足欲望时所感到的自然抵抗力便逐渐趋于减退。这样，商品价值，就必然随着社会进步而下降，因为再生产费用不断趋于下降。其结果是：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率上升；资本家的资本商品（投资品）的价值减少，在总收入中所得份额的比例下降，于是利润率趋于下降。但是由于社会产品的巨大增加，工人份额在比例上和数量上都增加；资本家的份额在比例上减少，在数量上增加。比如，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期，用石斧进行生产时，总收入为4，工人所得份额为1，资本家所得份额为3；用铜斧生产时，总收入为8，工人份额为2.66，资本家份额为5.33；用铁斧生产时，总收入为16，工人份额为8，资本家份额为8；用钢斧生产时，总收入为32，工人份额为19.20，资本家份额为12.80。例子说明，工人份额由1/4上升到3/5；资本家份额由3/4下降到2/5，但绝对量增大。

他还指出，地主像资本家一样，其收入占总产品价值的份额（百分比）也不断下降，但收入数额随着耕种技术的改进而增大；农业工人则是两方面倍增。比如，有一块地，原来的生产总额是100单位，地主（兼农场主）所得份额为80单位，即占80%的比例；农业工人所得份额为20单位，即占20%的比例。后来由于耕作技术的提高，这块地的总产量提高到300单位，地主所得份额为150单位，占50%比例；工人所得份额亦为150单位，占50%的比例。

由此他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这条价值规律和分配“规律”，证明劳动者和地主、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大家日趋于“平等的地位”；由于阶级和谐，必然导致社会和谐，爱好和平的思想将会传播于全世界。

这是十分露骨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论调。他完全不顾资本家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包括不断扩大相对剩余价值，从而工人所得份额不断减少的事实，而一意凭空构想、杜撰事例。他所谓的价值规律和分配规律，不过是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做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费用价值论的滥调，正如恩格斯驳斥杜林的这种论点时所指出的，它无非是把“充满矛盾的胡言乱语，终于转化为美妙和谐的见解”罢了。

在凯里的再生产费用价值论中，地租是构成交换价值的一个部分，这同李嘉图的地租学说，自始就存在根本的分歧。所以他对李嘉图的地租论，同样持反对态度。李嘉图的地租学说阐明地主阶级和整个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凯里从他的“阶级利益和谐”的观点出发，力图证明李嘉图学说的谬误。李嘉图认为，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耕作从优等土地向劣等土地进行，地租是以边际生产力为基础所计量的差额。凯里则说，耕作的顺序应该是相反的：最初耕作的是劣等圭地，后来随着人口增加和社会进步，才向优等土地耕作。由于肥沃土地已被地主占有，租地者必须支付地租。地租是对地主投在这块土地上的资本和劳动的报酬。为什么耕作土地是向上线发展？他的解释是：最初的耕作者，由于没有斧子和铁锹，以致不能在肥沃的土地上砍倒大量森林，也没有能力在低的沼泽地上开渠排水，于是被迫在树木较少的高地上耕作，而高地土壤贫瘠，植物生长不良；当人口增加，工具已制造出来并不断加以改进时，人们便转移到肥沃的低地上耕作。

他再次描绘了社会和谐景色。他说：“李嘉图先生的学说正日益消失和衰落；看来在真正的自然规律下，协作和联合的力量有不断增加的趋势，个人对征服更有生产力的土地的能力，深受其惠。当他下山来遇到他的邻人时，力量便合并起来，职业实行分工，个人才能因受到鼓舞而在行动上发挥出来，财产分享越来越多，平等在增长，商业在扩大，人和财产更加安全；每一步是向着为将来的进步做好准备。”

他简直把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描绘得像田园交响乐那样美好和谐，连一点剥削的影子也没有。然而，无情的历史却告诉人们，这些“下山来”的农业劳动者，是连续在徭役制下、棍棒纪律下、饥饿纪律下维持生存的。

凯里的人口观点是倾向于乐观的。他提出五点理由来揭露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错误：①人口增加表示财富增加，所以繁殖人口是上帝的意旨。凯里质问说：“难道需要战争来纠正上帝的错误吗？”②人口增加，人们的合作关系和对自然规律的掌握会随之增进，从而能够解决食物问题。③人的智力机能和生育机能往往处于对立地位，因人类的繁殖力和神经系统的发达是成反比例的，所以，人越是有知识，性的活动及生殖率越趋于下降。④如果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那么提供人类食物的植物和下等动物的增长率则不止十倍于人类的增加。一粒谷种可收百粒稻子。一对野兔经过十年可繁衍出数十万头来。⑤土地扩大开垦，则下等动物因不能生存而逐渐减少，由此引起二氧化碳的供给量下降，植物的生产便受到威胁。如人口增加，即可补充二氧化碳之不足，保持它的供需平衡。这是自然和谐的法则所要求的。

凯里的人口学说反映当时美国资本家对劳动力缺乏的要求。所以，他的理论中心是把人看作生产力因素之一；着重说明美国人口增加可以因协作和掌握自然规律而提高土地生产率。这对当时美国来说，有其正确的一面。前面说过，他认为土地生产率提高对劳动者、资本家、地主都有好处。这样看来，人口学说仍然是他的“阶级利益调和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凯里最初是亚当·斯密的崇拜者和自由贸易的拥护者。但是到1845年后，他却变成一个热烈的保护主义者，或者说是锁国主义者。他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罪恶都归之于国际贸易，把几乎所有的美德都视为来源于国内贸易。认为国际贸易消灭了小城镇和农村，而代之以大城市，由此造成土壤耗尽、失业涌现、战争频仍、掠夺成风。又因公共支出增加，租税加重，人民不堪负荷陷入贫困。而且，国际贸易的发展，大量地增加了浪费性的运输力量；管理运输的人，既支配着农民，也支配着立法机关。此外，国际劳动分工必然限制了就业范围，迫使人民去从事修道路、运商品、做生意，而不搞生产。水手和货车驾驶员“习惯于摆脱妻子和子女的有益的影响，而不断出没于有害的酒馆和妓院”。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很远，使商品交换缓慢和缺乏规律性，以致引起商业危机。

他的结论是：国际贸易不能增加一国的财富，因为它与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成反比，而与国内商业成正比；而国内商业受支配于国际贸易。因此，必须实行保护政策，发展本国工农业。其好处是：第一，可以使农产品有广阔的市场；第二，可以收到工农联合的利益；第三，可以使土地的肥沃性得到补偿。

凯里不懂得区分货币和资本，把两者混为一谈。因此，他认为货币不仅必然是资本，而且是一种最好的资本。他反对货币数量说，也反对郭来兴定律（GreshamsLaw）。其理由是：货币具有社会功能，它的数量增加，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为社会所需要，而不会嫌其多。就金属货币说，不嫌其多，是因为它可有货币以外的用途；就纸币说，不嫌其多，是因为人类的欲望无穷。但是，货币数量不是国家繁荣的象征，一个国家的兴旺是由货币流通速度反映出来。

他还认为，如输出原料品、输入工业品，则金银就要外流；反过来，如输出工业品，输入原料品，金银就会内流。一个主要输出原料品的国家，如美国，为了避免金银货币外流，必须实行保护政策，发展制造业。

当时，纸币是金的符号，它和足值、不足值的硬币同样流通，如货币购买力不变，他反对郭来兴定律，有一定正确性；他反对货币数量说，没有以劳动价值学说为基础，这就缺乏科学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