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的经济思想

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1776），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出生于英格兰小地主家庭，曾在爱丁堡大学研究文学、法律、哲学及经济学。1734—1738年到法国里姆斯耶稣会学校学习，写成《人性论》一书，从此声名鹊起。回国后任英国律师公会图书馆馆长。1763—1766年被派为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来还出任副国务大臣。有关经济方面的著作是：《政治辩论》（1752），《若干问题论丛》（1777）。

休谟生活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即工业革命前夕。这时，国家所采用的重商主义的干涉政策，已经严重地阻碍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作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言人的休谟，一开始就是重商主义的反对者和批判者。他热烈拥护自由贸易，抨击限制政策；他更斥责重商主义把货币和财富等同起来，认为财富是来自生产和劳动，世界上一切都是用劳动购买的，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换的流通工具，本身没有价值。同时他也对重商主义的教条——别国的昌盛会给本国的工业和就业带来不利的观点提出异议。他在《论贸易猜忌》一文中指出：国际专业化是经济繁荣的基础，我“作为一个英国人，我愿为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等国家的商业兴旺而祈祷”。休谟经济思想中最突出的货币数量学说，就是出于反对重商主义的动机而提出的。当时贵金属价值急剧贬值，这因为16、17世纪美洲贵金属富矿的发现，加以采矿技术的进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引起贵金属价值下降。这些贵金属大量涌到欧洲，造成商品价格不断上涨。这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完全由于货币数量的增加，导致物价的昂贵。休谟的货币数量说就是在这个幻觉的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休谟的经济思想，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重商主义者只把货币看成是唯一的财富，看成是交换价值的结晶，反映了他们只片面地看到货币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和贮藏手段的职能。由此他们承认货币有内在价值。休谟在反对重商主义时，又由于只片面地看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不承认货币的内在价值，认为货币价值主要是虚构的价值，货币只是单纯的价值符号。他指出：一国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货币流通量。在货币量为一定时，商品增加，商品价格下落，货币价值上涨；在商品量为一定时，货币增加，货币价值下落，商品价格上涨。基于这种观点，休谟得出这样的结论：货币数量增加，其结果不过是商品价格的提高，对国家并不带来什么好处。他还说，货币也并非商业的轮轴，它只是一种润滑油，能使其周转敏捷而已。他像范德林特一样，也反对信用货币。

但是为了使资产阶级利用通货膨胀政策，掠夺劳动人民，他又提出货币数量的长短期影响问题。认为，从长期看，货币数量多寡，无关紧要；但从短期看，金银流入，可以刺激工商业，繁荣经济，所以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仍有必要；而且工资提高往往落后于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利润，促进产业发达。这里，他正确地发现，工商业资本家的利润增加，一部分是来自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这是一个进步观点。

休谟货币数量说的错误在于：他把商品视为是不带着价格，把金银视为是不带着价值去参加流通过程，所以他从来不谈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而只说它们的数量关系。他不懂得各种商品是带着已知的价格进入流通过程的。因为商品本身有价值，价格是其货币表现。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也同其他商品一样，有其内在价值，它的价值与商品价格成反比，而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则成正比。如货币流通速度和商品价格总额为一定，货币数量由货币价值决定；如货币价值为一定，流通速度不变，则货币数量由商品价格总额决定。所以不是如休谟所说，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在金本位制度下，如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不变，货币数量的增减，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持续引起商品价格的涨落，超过必要流通量的货币会退出流通界被窖藏起来或输出国外；货币不足时，又会由窖藏货币的流出或国外输入来补充。贮藏货币就像一个蓄水池，它在调剂着货币的流通量。货币被贮藏，是说明货币流通量已过多，商品价格并不因此而压低。

休谟也像诺思和范德林特一样，反对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提倡自由贸易。他认为一国通过重商主义手段积累较多的金银货币，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货币多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必然高于货币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前一国家的商品出口就比较困难，因其价格较高；反之，后一国家的商品出口就比较顺利，因其价格比较低，结果，前一国家会由于对外贸易入超而引起货币外流，后一国家则由于对外贸易出超而引起货币内流，最后，贸易趋于平衡。所以，国际贸易的顺差或逆差，不过导致世界金融的移动而已。金银之分配于各国，按其自然动向，终必达到平衡。故重商主义采取各种限制政策，追求贸易顺差，毫无意义；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扩大市场，使物价更为低廉。这是照抄范德林特的论述。

休谟和诺思一样，反对利息率决定于货币数量的见解。他认为利息率的高低，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但在本质上，它还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因为支付利息去借入货币，实际上借的是劳动和商品。换句话说，借入资本是为了经营工商业，赚取利润。于是他得出结论：高利率是由三种环境所造成：借款人的需求大，贷款人的资金少，以及工商业的利润高。这三者同时存在时，说明工商业的发展迟滞。另一方面，低利率是由于借款人的需求小，贷款人的资金多以及工商业的利润低。这三者同时发生，利息率自然下降而成为国家繁荣的标志（低利率是国家繁荣的标志，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见解）。所以，利息率“是国家状况的真正晴雨表”。利息和利润的这种互相关系，说明：“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利息为满足。”

由此看出，休谟已接触到职能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关系，并且认识到利息率受着利润率的调节。但是有时他又不承认利息率为利润率所制约。比如他说：“低利息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因此研究“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没有用处的”。利息受利润调节，这是正确的。但这也不是休谟的“创见”，两年以前马西就说过了，而且说得更明确。马西断然说收取利息的合理性，取决于这些货币资本能够带来利润。“既然借款人为所借货币支付的利息，是所借货币能够带来的利润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利息总是要由这个利润决定。”总之，“自然利息率是由工商业企业的利润决定的”。

尽管如此，无论马西或休谟对于利润的本性，都毫无所知。

休谟认为一切物都是劳动创造的（但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他认为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价格，也就是取决于工资）。地租，他叫作土地利息，是劳动创造的农产物被割让给土地所有者的部分。他认为，所有土地多于自身所能耕作的人，会把这种土地分给那些没有一点土地的人，但附上这样的条件：即土地的耕作者，也把收获一部分，让予于他。我们叫做土地利息（为要与货币利息相对称）的东西，就是这样发生的。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27页。">由此看来，休谟跟随配第之后，也力图把地租当作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生产物来把握，但由于他没有劳动价值观点，他的地租不是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来表述。

为什么会发生地租？这是由于大多数人没有土地所有权的结果。他认为“政治制度和一国人口的增加，必然会引起所有权的不平等；因为每一个文明化的人数众多的国家，都会有一个广大的地面，为人民的一部分所有，人民的另一部分则全然没有土地所有权。”所以休谟也像洛克一样从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来说明地租产生的原因。这是他进步的地方。

当时英国财务大臣罗伯特·沃尔波尔为了减轻土地所有者和富人的负担而实施间接税制度，遭到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对。休谟站在沃尔波尔一边同间接税的反对者进行辩论。他认为消费税，特别是奢侈税，是一种良税，因为他是直接对物课税，纳税人不会十分感到痛苦。他反对直接税，特别反对以土地为租税的最后归属（也就是反对土地单一税）。对公债所有者课税，他也不赞成。他认为一个国家欲求经济上强大，税源应该繁多，使租税负担分散，财富和所得分配平均，人民自乐于交纳。

休谟还反对政府发行公债。认为公债有许多弊害：用牺牲地方利益，来粉饰都市的繁荣；奖励有闲阶级不事生产，专赖债券生活；公债利息与还本，出自租税，加重人民负担；如公债落入外国人手中，国家将受外人支配。最后他告诫说：国家必须放弃公债，不然，公债会使国家灭亡。

由以上看出，休谟经济学说的主要论点大都见诸前人的著作，他绝不如杜林这些人所说的是什么有创见的研究者、第一流的经济学泰斗，更不是什么划时代的人物。虽然如此，他曾赞同了一些进步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史上也还是一个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

以上这些从重商主义向古典经济学过渡的经济思想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一般都反对重商主义的货币等同财富的观点；反对政府的干涉政策，主张自由贸易；承认劳动创造财富或价值；从流通领域移转到生产领域考察经济问题；把利息和地租看作剩余劳动的产物；等等，都有一定的科学见解。这样，使他们成为古典学派的先驱者。这个过渡时期，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在英国从17世纪中叶直到18世纪下半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此后，古典经济学才成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科学体系被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