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

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记著名诗人辛笛和徐文绮伉俪情

沈　栖

“两只小船相依为命，

有时月朗天清，有时也风雨纷纷。

熟悉而服贴，

彼此心上的皱纹早经一一熨平。

常青树深深合抱生根，

更给我们以清凉的覆荫，

遮雨遮阳，就像一把伞那般殷切可亲。”

这是1981年著名诗人辛笛在大洋彼岸的加拿大访问时，思念祖国亲人，思念数十年风雨同舟的老伴而寄语徐文绮的《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一诗中的一节。这些辞语清丽、感情深挚的诗句，包孕着丰富的内涵，仿佛像一位历史老人在向人们细语低诉着这对伉俪度过的五十番风雨春秋……

一个一个脚印

步步加深了情和爱

——辛笛：《黄山道中》

辛笛生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晚清的举人，受维新思想的影响，主张实业救国，硬要儿子学理工科。而辛笛自幼酷爱文学，尤其喜欢读诗。在私塾念书时，他常把唐诗藏在“四书五经”下面偷读。1927年插班进了南开中学后，他又接触了“五四”新思潮，对新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试笔在《大公报》发表了不少新诗。193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又如饥似渴地研读西方的文学艺术，津津吟味雪莱、济慈、艾略特的诗作。其时，辛笛见刊于《文学季刊》《水星》等杂志上的诗作不胫而走，声名鹊起。

其时，徐文绮正就读于南开大学英语系，她是考古学家徐森玉的爱女，系出名门，学养有素。偶然间经同窗推荐，读了辛笛的诗，她反复诵吟，深深为辛笛的卓然才华所折服。从此，凡是辛笛的诗，她都一一拜读。1932年暑假，辛笛省亲回天津，经同窗介绍，徐文绮与倾慕已久的辛笛谋面。

文静贤淑的她，眼里闪着动人的光泽；

潇洒倜傥的他，眼里满储着惊人的才情。

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两颗纯正而炽烈的心。

1935年，他俩同时毕业。徐文绮自费留日，求学于京都帝大研究院历史系；辛笛毕业后在北京贝满中学执教一年，次年7月由北大教授朱光潜之荐引，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继续攻读英国文学。离别数年，相隔万里，但是，剪不断的爱情把他们紧紧相系。频频的鱼雁来往于东京和爱丁堡。时迁半个多世纪，徐文绮还是事如隔昨，记忆犹新，她告诉笔者：“辛笛的每封信都是那样的深情，那样的充满诗意，堪称一篇优美的散文。”可惜呵，夫妇俩保存多年的“两地书”竟在十年浩劫中焚于一炬。

蚕在茧中找到了自己。

——辛笛：《香港小品之二》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文绮中断了留日读书，考入上海海关任秘书，而辛笛也无法安心求学，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他忙于在英国各地四处奔走，宣传募捐，支持抗日。1939年9月，他毅然回国，经友人郑振铎介绍，在上海暨南大学和光华大学执教。

1940年7月，辛笛和徐文绮结婚。太平洋事变后，整个上海沦陷，辛笛考虑到长女刚降世，徐文绮尚在康复阶段，没有随暨南大学内迁，而去金城银行当秘书。当时，银行里地下党人很多，辛笛就在地下党的外围进行社会文化活动。他邀请黄佐临等人来俱乐部导演进步话剧，向广大银行职工宣传抗日道理。在杀人如麻的险境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进步文化事业。徐文绮每夜总要等听到楼梯响起那熟悉的足音才释然心定。

抗战期间，郑振铎隐姓埋名在沪西居尔典路（今名湖南路）赁小楼一角，辛笛、徐文绮夫妇隔街而居，过从甚密。当时，郑振铎与徐森玉正致力于搜集古书。他们忧心忡忡，惟恐这些文化国粹为敌伪发觉而复散失于域外。辛笛得知后，与徐文绮商定，毅然提出把自己寓楼顶层作为一个储藏所。这天夜里，他俩和郑振铎一起分几次将数十箱古书搬上辛笛住处。几度春秋，几番风雨，辛笛夫妇厮守着这些古书，无一散佚，直到抗战胜利后，由郑振铎、徐森玉将这些珍本妥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抗战胜利后，“银梦在死叶上复苏”，辛笛又拿起了笔。其时，重庆的进步文人渐渐回沪，上海的文化活动苏醒。担任文艺协会候补理事的辛笛与友人组织了“诗歌音乐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编辑出版了《民歌》《中国新诗》《诗创造》等文艺刊物，继《珠贝集》（1935）之后，又刊行第二本诗集《手掌集》和书评散文集《夜读书记》。从此，他的名字与曾为我国新诗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九叶诗派”一同载入史册。

青年时代的徐文绮风华正茂，译笔不凡，崭露头角。但此时，她却悄然销声于文坛，默默地承担起繁重的家务，不顾劬劳地抚育了四个孩子，全力支持辛笛从事社会文化活动。在乳儿沉入酣睡之际，徐文绮又帮助辛笛整理书籍，誊抄诗稿……她是良母，又是贤妻。

为了爱，她与他都无私地奉献着。

不管悲不悲哀，

你的生命已经纳入历史的轨道，

不管愿不愿意，

你的存在已经提供历史的见证。

——辛笛：《潮音和贝》

解放上海的枪声，使辛笛、徐文绮夫妇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

1949年7月，辛笛应邀出席第一届文代会。他聆听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报告，对新中国的前景充满了信心。次年7月，辛笛受党组织委派调任上海财经委员会地方工业处秘书（后改为地方工业局，任办公室副主任），接管英美烟厂，任上海烟草工业公司公方副经理，后并入上海食品工业公司，继任副经理。而徐文绮长期在中苏友协的“俄语广播学校”执教，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

辛笛、徐文绮夫妇对四个长在红旗下的子女从不溺爱，教育他们从小懂得自主、自尊、自律，即使在家庭经济优裕的条件下，也有意识地培养孩子们节俭朴素的美德，正因为辛笛、徐文绮夫妇教育有方，才使儿女们品学兼优、深明大义，尊重父母的意愿，将祖父留下的十五万美元的巨款全部捐献给国家。

紧张繁忙的行政公务使辛笛少有创作，在历次政治运动里幸免厄运，但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与老伴却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惨罹灾祸。

在“造反有理”的岁月，辛笛靠边站，挂着黑牌，戴上高帽，被一伙套着红袖章的人押着游斗，徐文绮凝望着辛笛早已谢顶而显得分外宽阔的前额上几茎白发在寒风中颤动，心如刀割。几个“红袖章”围着她，厉声逼问：“辛笛是什么人？”

“他是旧社会中的好少爷，家里并没有宠坏他，他是好人！”徐文绮用文静而平直的语调回答。

“不许你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涂脂抹粉！”一阵嗥叫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谩骂、拳打、脚踢……徐文绮踉踉跄跄地回到家，看着狼藉满地的书籍、杂物，看着空无一人的屋宇，一个可怕的念头陡然闪现在脑际。她蹙进厨房，关死了门窗，当她的手刚接触到煤气开关时，不由哆嗦了一下，她缩回了战栗的手，噙着热泪，暗暗思忖：“我……我不能撇下孩子们，我不能撇下他……”

辛笛和徐文绮无辜关入牛棚。在度日如年的“改造”时期，辛笛诗心不泯，无书可读，无话可讲，他还是忘不了暗自哼上两句心爱的诗，聊作最大的慰藉。趁造反派不注意，辛笛面壁冥思，偶尔在手纸上写下一些旧体诗词。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就是掏出自己的“新作”请徐文绮指津。多年来，徐文绮一直是辛笛诗作的第一个读者兼评论者，这是他们同甘共苦、矢志不渝的定律。

哪怕衰老悄悄爬进细胞，

蓬勃的生命却永远是顽强地

植根于温厚的土地之中。

——辛笛：《乡恋》

在春回大地之际，年登七秩的辛笛返老还童，洋溢的诗情又勃发于胸中，他朝夕笔耕，写下了二三百首诗篇，出版了《辛笛诗稿》《印象·花束》等诗集。他数度出访海外。1981年底，由徐文绮陪同赴香港讲学，1986年辛笛出席了洛杉矶举办的“中美作家第三次会议”。辛笛还带着心爱的诗歌先后出席了加拿大、新加坡等国的“国际诗歌节”。在国内，他的足迹留在山陬海隈，“诗会”频频，辛笛总是欣然而往，纵情讴歌《人间的灯火》，讴歌《祖国，我是永远属于你的》……近年来，辛笛的诗在台湾受到青睐。今年3月，台湾颇有名望的大雁书店刊行“大雁经典大系”，辛笛的《手掌集》入选首批大陆名诗人的作品。台湾的《联合报》副刊和《创世纪》诗刊也不时登载辛笛的诗作和评价其创作的文章。

谙熟英国文学的徐文绮仿佛也年轻多了，她重新握笔从事英国散文、短篇小说的翻译。近年，她和友人合译的狄更斯一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近已终卷。徐文绮悄然告诉笔者：这部书的校订者就是辛笛。

在朋友们中间，辛笛、徐文绮素来以模范夫妇著称。对持家，有商有量，对学问，如切如磋。这对伉俪恩爱情深，老而弥笃。“当然，也不是说一点矛盾也没有，”徐文绮莞尔地说：“譬如，我对他最有意见的是不大有秩序。写作时，床上桌上全堆满书，弄得杂乱无章，还自夸是‘凌乱美’，不过我还是有点忍耐性的。记得著名教育家赵元任写过一首《金婚五十年》的诗，我只记住了其中的两句：‘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我和辛笛也将步入金婚之年。这五十年来，也是常为孩子教育、为学术讨论而吵吵闹闹。遇到争执不下时，我们就像开红绿灯一样，对方开红灯，自己就开绿灯，所以半个世纪以来，终成‘好姻缘’”。辛笛听罢紧补上一句：“要是对话少了对象，一段时间不‘吵吵闹闹’，反而会感到生活寂寞。”言毕，这两位老人仰天发笑，爽朗的笑声久久回荡在屋内……

原载《现代家庭》198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