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深深几许

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水洞沟，关注那里的每一个发现、每一项进展。

有一个的最新数据令人惊叹：十几年前还鲜为人知，也很少有人光顾水洞沟，2013年的游客在上一年猛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三十万人，已经达到了82万人！

如此吸引人们目光的水洞沟就在灵武市境内，距宁夏首府银川还不到20公里。现在，正有一批又一批的游客不远千里前来踏访，探寻黄土下面埋藏的秘密。

如果宁夏人还不了解水洞沟、外地人还没听说过水洞沟，那就有点孤陋寡闻了：因为水洞沟不仅是中国三大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而且是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它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我们的祖先就是从这里逐步走向文明的。

如果有人说自己彻底了解水洞沟、完全知晓水洞沟的秘密，那也有点狂妄自大了：因为水洞沟虽然经历了5次系统考古发掘，但那也只是刚刚撩开神秘的面纱，还有许多秘密埋藏在泥土里，人们寄希望于下一次考古发掘。

90年前，水洞沟还是一片荒凉之地，只有规模很小的“张三小店”接待来去匆匆的过客；90年后，世界近10个国家的40多位著名专家和国内各地的近百名知名学者来到这里，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总结90年来的研究成果，展望未来研究的前景。

三四万年前，水洞沟人创造了远古的辉煌；今天，考古专家发现并展示了远古的辉煌。

偶然中的必然：天生丽质难自弃

1919年，比利时传教士肯特在途经水洞沟时，落脚在“张三小店”。偶然间，肯特在水洞沟断崖上发现了一具犀牛头骨化石和一件经过人工打制的石英岩石片。不久，他在天津遇到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并把自己在宁夏的发现告诉了他。1923年6月，桑志华和著名学者德日进在结束对甘肃部分地区的考察之后来到水洞沟，也住进了“张三小店”。他们信步走到断崖边，发现了裸露在地表的哺乳动物化石。不久，一场历时十二天的考察发掘就此展开，他们总共发掘出了300多公斤（当时未以数量计）石制品和动物化石，主要是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旧石器。1928年，他们在国外刊物上发表了考察发掘报告，水洞沟也由此引起各国学者的关注。

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有一定的偶然性，而水洞沟遗址的丰富内涵，又让水洞沟被世界高度关注具有必然性。

反复发掘：水洞沟“沟深”深几许

桑志华、德日进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揭开了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序幕。尽管他们发掘出土了为数不少的石器和骨骼化石，也标明了5处遗址地点，但他们的发现对整个水洞沟来说，连揭开冰山一角都算不上，因为他们只发掘了其中的一个点，而迄今已标明的具有同样价值的遗址点就有22个点。

自桑志华、德日进考场发掘之后，水洞沟便成为学术的圣地和考察的热土，学术的争论也一直持续。1960年夏季，中苏古生物联合考察队开进水洞沟，对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3年后，被称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之父”的裴文中亲自带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1980年宁夏博物馆、宁夏地质局联合考古队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则是第四次了。以上几次考古发掘，都有重要收获，但是，水洞沟能够给我们的远不止于此。2003年至2007年，数十位专家学者满怀希望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这次，是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队。这次考古，参加人数最多、历时最长、发掘范围最大，收获也最丰硕。这次，不仅有中国科学院的多个研究所加盟，而且有美国、英国、日本的专家学者陆续加入，还有北京大学等十几个教学科研机构以此开展教学活动。在前几次对第一地点发掘的基础上，这次将发掘的地点扩展到第2、3、4、5、7、8、9和12地点，发掘的总面积有五六百平方米，出土石器、骨器、烧石有7万件之多。

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院长王惠民研究员说，目前可以确认，水洞沟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分布在20多公里长、2公里宽，总共50平方公里范围内。在标注的22个地点中，已经发掘了9个地点。

可以说，对水洞沟的考古发掘远没有结束，第五次发掘也不是最后一次发掘：因为我们目前的认知只是蕴藏在地下的古人类文化的冰山之一角。人们还要到在这里寻找古人类的足迹，还要从这里揭开尚未揭开的秘密。

吸引了多少人、成就了多少人：水洞沟堪称学术圣地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4A级旅游景区，水洞沟的人气越来越旺，游客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其中不乏专程前来考察的中外专家学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史前考古大家裴文中、贾兰坡，中科院院士刘东生等知名专家都曾前来发掘或考察，美国、韩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的专家也都曾远道而来。

在水洞沟的五次考古发掘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第五次。这次，不仅调动了GPS定位仪、全站仪、摄像机等先进设备，而且邀请了地质学、年代学、古人类学、古环境学的专家到现场研讨、授课，其考古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在水洞沟发现90周年之际，《水洞沟——2003~2007年度考古发掘与研究报告》和《化石》杂志推出的水洞沟考古专刊也与中外专家学者见面，集中反映了水洞沟考古的最新成果。担任第五次考古发掘领队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多次往返水洞沟，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如此，参与其中的专家学者还发表了近40篇论文，有5名博士生借助水洞沟的新发现完成了博士论文。

水洞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文艺复兴”（中科院院士刘东生语），水洞沟也成就了一批专家学者。

从哪里来、向哪里去：水洞沟人述说的秘密

水洞沟遗址几乎从发现之日起就引起了争议。争议的核心，包括旧石器遗存的技术特点、文化属性、来龙去脉，还有它与西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水洞沟人来自哪里？这不仅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也是普通游客关注的问题。“西来说”和“本土说”针锋相对，而持“西来说”的多为西方人，持“本土说”的多为中国的学者。由于水洞沟遗址中曾经出土了大量具有欧洲莫斯特、奥瑞纳文化特征的石器，与西方出土的石器技术风格极为相似，有学者便据此提出了水洞沟文化“西来说”，进而认为水洞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产物。因而认为我们的祖先是数万年前来自非洲的外来移民的假说，不仅得到一些人的附和，而且一直流传至今。同样的，水洞沟某些地点和地表存在大量具有我国北方小石器传统的石制品，又与其同期或稍晚的华北细石器文化存在某种关联，这两种类型的文化又支持了“本土起源说”。

新近的考古发掘表明，以往的一些研究将不同时代、不同技术体系的文化遗存混杂在一起，缺乏对水洞沟的全面了解，对石叶制品的技术特色和所占比重研究得也不够，因而模糊了对文化性质的认识，这对寻找其文化源头不能不产生影响。

水洞沟，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以往对水洞沟的发掘，发现的多为距今3万至2万年间的石器、骨器，第五次发掘则发现了距今4.4万年的文化地层，这就将原来认定的年限提早了1万多年。不仅如此，距今4.4万年至1.2万年的遗址这次均有发现。这些发现表明：水洞沟遗址的文化，是由不同时间、多种内涵文化构成的共同体。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水洞沟在三四万年前具有丰富的水源和动植物资源，也具有比较优越的生产、生活条件。高星研究员据此推测，大约在4万年前，有一群原来生活在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先民受冰期严寒的逼迫，辗转来到水洞沟繁衍生息，并利用已经掌握的技术，就地取材制作了大量锋利的石器。但不知何故，他们后来竟神秘地消失了。大约3万年前，生活在我国华北的一些古人又来到这里定居，他们用不规则的小石片工具和精心磨制的骨器来谋求生存，这样的日子因为地球的末次盛冰期而中止。这样的人群替代，可能不止一次。因为在那几万年里，北半球冷暖干湿交替频繁；天寒地冻时，大地荒凉，动物远离，人类也不得不远走他乡。大约到了1.2万年前，气候回暖，万物复苏，又有人来到这里，他们不仅能够巧妙地把石器和木柄组合成复合工具，而且能够用猎物的骨骼制作骨锥、骨针，用不熄的火种烧、煮食物，过着当时还算惬意的生活。

水洞沟，就像一个永不散场的舞台，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先后登台表演，演绎了一幕幕令人惊叹的活剧，他们不仅展示了远古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且讲述了自己适应自然、顽强生活的智慧。

间接用火：水洞沟人开创的新境界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使用工具，不仅仅是人类的技能，不少动物也会；会不会使用工具，也不是人与其他生物的根本区别。而是否用火，则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用火，是人类进化的一个里程碑。而由直接用火发展到间接用火，则将人类文明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令专业人员颇感兴趣的是，第五次清理发掘中，不仅在好几个地点发现了木炭、灰烬、烧骨、火塘遗迹和未经烧烤的动物骨骼，而且发现了大量表面有不规则龟裂纹、呈灰白或灰褐色的石块。这些石块，显然是长时间烧烤的结果。上面除了烧裂和变色的迹象外，并没有人类打或砸之类的加工痕迹，而且石质材料是经过特意选择的，总共竟有13200块之多！

这个现象引起水洞沟遗址研究院副院长、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惠民的重视。他在研究后认为，这些烧石，很可能是投掷到容器里或猎物上、用来蒸煮或烧烤食物的。这说明距今1万多年前的水洞沟人，已经不再满足直接用火烧烤食物的生活方式了，他们已经学会了用烧石热水、煮食，此举不仅可以使热量得到更有效、更持久的利用，而且可以扩大人们的食谱，将许多以前无法进食的东西变得美味可口且易于消化，这里面可能就包括野菜、草籽等植物性食物和小动物。此外。利用烧石改善水质、杀灭细菌、防止因饮水引发的某些疾病，是更新世晚期——全新世人类数量骤增的重要因素。

借助烧石间接传导热能，由简单的直接用火转向复杂的间接用火，受热对象也由固体扩展到液体，火的功能也因此大大延伸了。原来，火只是被用来取暖、照明、防身、加工熟食的，而此时水洞沟人又赋予它改善水质、蒸煮食物的功能，这也可以促进各类盛器的发明和使用，进而提高古人类的生活质量。

王惠民认为，间接用火，是开启人类热能转移应用的金钥匙。大量间接用火的实证，反映水洞沟人对资源环境的高度认知和利用能力，也折射出他们因地制宜、机动灵活的生存方略。

高雅的情趣，高超的工艺：水洞沟人的审美令人惊叹

在水洞沟出土的各类文物中，最能引起普通观众注意的并不是数以万计的各类石器，而是不足百件、制作精美的环状装饰品，虽然总共不足百件，但仍可以说是颇为壮观。

水洞沟人爱美，知道什么是美，也会美化自己的生活，大量出土的装饰品就是明证。在几十年前的发掘中，就曾发现过它，而在21世纪初的第五次发掘更是大量出土。

这些装饰品，都是用鸵鸟蛋皮加工而成的。它们个体很小，一般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每枚的边缘均有琢击或压制、打磨的痕迹，中间均有钻孔，有的还被赤铁矿粉染过。这些装饰品，都经过修型、钻孔、磨光、上色等多道工序。它们虽然大小不一，但风格基本一致，可能是一种部落标志。而如此标准化的加工，则说明它们很可能都出自技术熟练的工匠之手，具有批量加工的特征。

2008年，专业人员在水洞沟采集到了100多件鸵鸟蛋皮化石碎片，其中54件可以辨出各自的加工阶段。

对此有专门研究的王春雪博士说，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水洞沟人怎么会有闲心在鸵鸟蛋皮上打磨、钻孔、染色、精细加工？这种审美冲动和创作热情，令人惊讶！这与当时贫乏的物质生活、艰难的生存环境构成了强烈反差，充分说明水洞沟人的审美追求是超越时代的，说明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审美情趣，而且掌握了较高的技能。

水洞沟的鸵鸟蛋皮装饰品，丰富了水洞沟的文化内涵，是研究原始艺术的起源、古人类的行为方式和工艺演进等课题不可多得的实物。

神秘的刻痕、难解的符号：水洞沟人如何认知、思维

我国文字起源于何时？人们曾为此争论不休。而图画、符号的应用，可能在文字诞生之前就有了。古人类可能在很多实物上都曾有过刻记，但由于所刻的实物损毁、腐烂、变质或丢失了，上面的刻记也随之荡然无存，能够保存下来的堪称凤毛麟角。彭菲博士在水洞沟发现的距今约4万年、刻有神秘符号的石核，就是被专业人员格外关注的一件石器。

这件硅质灰岩石制品，长6.82厘米、宽3.56厘米、厚2.27厘米，其中一面有8条刻痕，多为平行排列，只有两条是相交的，专业人员排除了自然形成和其他动物触及的可能，认定是古人类有意识的行为所致。

水洞沟人为什么要刻记这种具有简洁表象功能的符号？有专业人员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交流信息、统计数字而刻记上去的。

人们都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结绳记事，但结绳记事的实物今天几乎看不到了，因为所“结”之绳没过多久就朽烂了。而刻在石头上的符号，保存的时间则可能要长得多。当然，刻记的难度也要比其他方法要大一些。而水洞沟这块石器上的刻痕如此之深，是否昭示我们上面所刻的内容相当重要呢？现在还不得而知。

那么，这是否说明当时人类已经有了语言和其他交流方式了呢？仅仅根据这块石器还难以给出答案。

还原远古图景：水洞沟人如何生活

水洞沟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是人们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大量的考古发现，使还原水洞沟人的生活图景有了依据、有了可能。4万多年来，水洞沟曾有不同人群定居，不同年代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不尽相同。

王惠民研究员描绘的一万多年前的生活情景是这样的：在水洞沟东岸的缓坡上，有一排挖好的带风口的灶坑，灶坑中有熊熊的烈火，烈火中有精心挑选的石块，灶坑旁有用木材、果壳、鸵鸟蛋皮加工的容器，有动物头盖骨或动物体腔改成的盛器，有猎物皮革改造成的饮食工具。当被烧得通红的石块被投进装有生肉和生水的容器中，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诱人的香味，一次“丰盛”的晚餐，让人们大快朵颐。很快，在他们身后就堆满了各种猎物的骨头。待吃饱喝足之后，男人们便围着火堆准备第二天狩猎的工具，女人们则借助骨针用兽皮或植物叶片缝制衣物，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一天……当然，这都是想象和推测，与真实可能会有一定的距离。

当水洞沟再有考古新发现时，这种想象和推测则可能向历史的真实再靠近一步。

在水洞沟发现90周年的时候，又一批科研成果面世了。我们期待这些研究战果能告诉我们更多的秘密。

（原载2013年6月25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