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志略》与相关民族历史问题浅论

一

963年，丁部领在平定了“十二使君之乱”之后自立为王；968年开始脱离统一多民族中国建立“大瞿越国”，自称“大胜明皇帝”；973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与统一多民族中国只保持藩属关系。此后，越南的历史学家就开始撰写越南国家历史，《安南志略》就是元代时越南人黎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写的一部关于越南的历史著作。

由于《安南志略》的作者既有实际的越南历史知识，又有中国历史学的知识，所以《安南志略》首先是研究越南历史的重要著作，其次还对研究中国和越南的国家关系史、民族源流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在《安南志略》的《自序》当中，黎崱说：“仆生长南越，窃禄仕途，十岁间奔走国中（按，越南的国中），稍识山川地理，内附圣朝（按，圣朝指元朝），至是五十余年矣。……采摭历代国史、交趾图经，杂及方今混一典故，作《安南志略》二十卷。”^[1]虽然黎崱说《安南志略》有20卷，但是实际上仅有表章、杂记、地理、人物、物产等4卷，关于在越南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时期王朝国家派驻的官员3卷，涉及越南国家历史建构的世家3卷，元诏书、使臣往来、书、诗等5卷，历代运饷、羁臣、典章等4卷，总共19卷。说明原书在历史的流传当中有所变化。^[2]《安南志略》的基本内容开始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汉武帝时代，下至越南独立建立国家的陈朝一千多年的“谱系官爵之沿革、山川郡邑之先后、礼乐刑政之原、兵农财食之计、行李之使、出入年月、词人咏士朝办藻品，一览而尽得之”^[3]。可见，《安南志略》是一部具有越南国家历史性质的著作。

关于“越南”作为国家的名称，在《安南志略》当中已经有人开始使用。《安南志略》“附张尚书行录”当中就有“越南”一词：“立道云：天子不以越南为远，何以驱驰。”^[4]此外，在元代，安南文人的诗歌当中也常常使用“越南”一词作为国家名称，例如内附安南国公善乐老人的《万岁山侍宴》诗中有“越南羁旅陪班列，咫尺光昭日月新”^[5]。又在内附安抚使赖益岿的《元日朝会》中也有“圣日垂光被越南，驿亭宫柳许停骖”^[6]。很显然，在上述的文献记载当中所出现的“越南”一词已经明确指宋代以后建国的越南，当然，从宋代开始到法国人到来之前的越南一直都是中国的藩属国，中国和越南在历史渊源、文化渊源、民族源流关系都是十分紧密的。

明代仍然称呼今天的越南为“安南”，“越南”作为国家名称在中国文献当中是从清代才开始广泛使用的，所以在《清史稿·属国传》中就已经为越南专门立传，而且“越南”这个名称还是嘉庆皇帝钦定的。嘉庆七年（1802年）十二月，越南阮朝请求清王朝同意用“南越”作为国家名称，但是嘉庆皇帝喻军机处不同意越南阮朝用“南越”一词，认为不能用“南越”进行封赐，因为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界亦在其内。阮福边缴小夷，此时亦全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7]？因此，嘉庆皇帝认为“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封，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于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所称南越，不致混淆。称名既正，字义亦属吉祥，可永承天朝恩泽。现已令陪阶等诣阙请封，所颁敕印，即以此二字（按，越南）称名”^[8]。后来虽然越南阮朝定国号为“大南”，但仅仅是在部分历史著作当中使用，例如《大南实录》。由于这段时间越南还是统一多民族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在清代越南修成的越南历史文献《大南实录》中，越南的纪年之下同时还要逐一注出清王朝的年号。

二

黎崱写《安南志略》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虽然是从越南国家历史建构的目的出发，但是他的历史时间坐标是以统一多民族中国王朝国家的历史发展顺序作为参照，黎崱在《安南志略》卷一中曾经这样说：“古南交，周号越裳，秦名象郡。秦末，南海尉赵佗击并之，自立为国，僭号。西汉初，高帝封为南越王。历数世，其相吕嘉叛，杀其王及汉使者。孝武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灭其国，置九郡，设官守任。今安南居九郡之内，曰交趾、九真、日南是也。”^[9]很显然，《安南志略》试图把越南的历史与南越王国相联系，但是这恰恰说明了秦汉以来中国王朝国家对安南的治理一直没有中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之内都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下辖的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县，唐代开始设置安南都护府，这个称呼就一直保留了下来，所以黎崱写的书才会叫作《安南志略》。

对黎崱在《安南志略》卷1中的这一段话还有几个相关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从整体上来看，在黎崱的这一段话中，简要地记述了安南早期与中国的关系，用中国王朝国家大一统的历史观来评述赵佗，认为赵佗的割据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说其“自立为国，僭号”。正是这样的大一统历史观，使我们看到黎崱在整个《安南志略》中与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关系的矛盾心理：想要力图摆脱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历史渊源关系、文化渊源关系、民族源流关系，但是历史事实又客观存在无法改变的心理纠结。

第二，黎崱认为交趾、九真、日南这三个郡在周朝的名称是“越裳”，这似乎是个地名，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当中“越裳”很多时候是指一个民族群体，是因为有越裳分布在这一地区，才渐渐成为地名的，后来又发展成为县名。唐朝诗人沈佺期被流放到驩州期间，曾经写过《崇山向越裳》一诗；《安南志略》卷一“古县名”条说：“越裳，一云九德。”^[10]当然黎崱认为越裳又叫作九德的看法也是错误的，《新唐书·地理志七上》记载说：“驩州日南郡，下都督府。本南德州，武德八年曰德州，贞观元年又更名。土贡：金、金薄、黄屑、象齿、犀角、沈香、斑竹。户九千六百一十九，口五万八百一十八。县四：九德，浦阳，越裳，怀驩。”^[11]可见，到了唐朝，在安南都护府之下驩州的九德县和越裳县是分别设置的，《旧唐书·地理志》又载：“驩州，天宝领县四，户九千六百一十九，口五万八百一十八。九德，州所治。古越裳氏国，秦开百越，此为象郡。浦阳，晋置，怀驩，隋为咸驩县，属九真郡。越裳　吴置。”^[12]《旧唐书·地理志》所说的“越裳氏”显然是指一个民族群体。

从空间上来讲，黎崱也承认在唐代以前整个安南都是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因为“孝武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平南越，灭其国，置九郡，设官守任”。当时设置的九郡分别是儋耳郡、珠崖郡、南海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与安南有关的郡为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

在《安南志略》中黎崱对越南国家历史的建构起点以华夏族人赵佗建立的南越国作为开始，尽管如此，黎崱仍然是用司马迁的历史观来进行历史的表述。因为在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历史文献当中，帝王的传记用本纪体、诸侯的传记用世家体这样的表达方式，而黎崱记述赵佗时用的是世家体，这表明黎崱按照历史的真实，认为赵佗仅仅是汉王朝郡国政治体制下的一个王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黎崱自己也认为赵佗的南越国是不合法的，所以才说其“自立为国，僭号”。但是为了要建构安南的国家历史，又不得不把赵佗作为安南的建国者。

在《安南志略》当中，除了为赵佗写《赵氏世家》，对越南历史上单独建立国家的人物，黎崱也是以世家体来记述的，共有《丁氏世家》《黎氏世家》《李氏世家》《陈氏世家》^[13]。事实上，从越南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986年越南立国后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王朝国家有藩属关系，所以黎崱不得不把越南各朝的建立者用世家体进行书写，由此可以清楚看到黎崱为了建构越南国家历史的需要把秦汉之际割据珠江三角洲的赵佗作为越南的最早建国者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第三，从民族与民族文化的源流关系来讲，赵佗“南越国”治下的民族绝大部分是历史文献记载的骆越，骆越是中国古代越人的一部分^[14]，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这些骆越后裔为主体形成了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即京族），其历史记忆是深刻久远的，所以越南李朝李圣宗（李日尊）时期把国号改为“大越”就是这种历史记忆的表现。如果从百越文化的角度来看，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三个郡分布区内的骆越文化与整个百越文化有许多的一致性，例如在《安南志略》中有如下记载^[15]：好沐，使用舟，善水：“暑热好沐于江，故使舟善水”。嚼槟榔、嗜酸：“待客以槟榔，嗜咸酸海味”。抛彩球：“王坐大兴阁上，看宗子内侍官抛接绣团球，接而不落者为胜。”这种抛彩球的游戏不仅仅是交趾僚人王公贵族喜爱的娱乐方式，也是所有骆越及其后裔的传统文化习俗。《文献通考·四裔七·交趾传》对此亦载：“岁时不供先，病不服药，夜不燃灯。上巳日男女集会，为行列，结五色采为球，歌而抛之，谓之飞驰。男女自成列，女受驰，男婚以定。”^[16]以铜鼓为贵。秦汉以来就分布在红河三角洲的骆越后裔，物质较为丰富，经济基础比较好，大量使用铜鼓，铜鼓文化成为了这一部分骆越后裔僚子重要的生活内容。《安南志略》记载说：僚子“击铜鼓，以高大者为贵，鼓初成，置庭中，设酒召同类，来者盈门；豪富女子以金银击鼓，竟，即留与主人”^[17]。这些应该都是僚子当中经济实力比较强的贵族，他们每次制作铜鼓都要举行盛大的酒宴集会，“豪富女子以金银击鼓，竟，即留与主人”的做法在今天也是让人瞠目的。对此《隋书·地理志》也有记载：“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招同类。来者有豪富子女，则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乃留遗主人，名为铜鼓钗。”^[18]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尽管越南从968年立国之后就一直不断地建构国家历史，想在政治上表明国家历史的久远，但是在文化上则属于中国的文化体系的范畴，例如在科举制度上，《安南志略》说：“至宋，安南立国，李氏设科举法，三岁一选，状元、榜眼、探花郎，为典故，给章服、骑从，以荣其归。”^[19]又如在经济制度方面：“度量权衡，与中国同。……交易用唐宋时钱币，七十文为一钱，七百文为一贯。”^[20]连货币都是使用中国的货币，可见即使是到了元代，越南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经济依赖关系有多么紧密。越南文献属于中国的文化体系这一点在节日文化方面最为突出，《安南志略》也有记载：“寒食（节），以卷饼相馈……端阳节，江中构阁，王坐观（龙舟）竞渡……中元（节），结盂兰盆会，超荐亡者……仲秋重九，贵族赏之……腊月祀祖，如上家礼……立春，命其宗长鞭土牛毕，臣僚簪花入内宴会。”^[21]在所有的文化活动当中他们所咏唱的曲调也大多是中国古曲，例如“曲有南天乐、玉楼春、踏青游、梦游仙、更漏长”，如此等等，以至于到了“不能殚记”的地步，这些典型的中国文化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因此说明骆越后裔所建立的国家其文化与中国的文化同源关系是如此之深。

三

越南境内的越族是以中国古代百越民族的一支即骆越为主体发展演变而来的。此外越南还有众多的民族也是骆越的后裔，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被称为僚人或者僚子，到了元代越南境内的这些骆越后裔仍然称为僚子。从文献的记载来看骆越后裔的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居住在红河三角洲的部分，已经开始向着越南的越族发展；而分布在山区的骆越后裔僚子被称为山僚；还有一些根据文化特点的不同，把其文化特点作为族称，称为某某僚子，可见当时骆越后裔僚子的发展情况十分复杂，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根据《安南志略》的记载，在唐代安南还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时候，骆越后裔僚人已经在当地拥有很大的政治势力。在赵昌担任虔州刺史的时候“会安南酋僚杜英翰叛”^[22]。显然，反叛的安南酋僚杜英翰就是僚人当中的政治首领。对此，《新唐书·赵昌传》详载：“赵昌，字洪祚，天水人。始为昭义李承昭节度府属，累迁虔州刺史，安南酋僚杜英翰叛。都护高正平以忧死，拜昌安南都护，夷落向化毋干桀。”^[23]连都护高正平都因为这件事“以忧死”，可见其势力是十分强大的，所以，《新唐书·马揔传》又载马揔在元和年间“以虔州刺史迁安南都护，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僚夷安之”^[24]。这些僚人应该在后来越南建国以后形成越族的主体。

第二，宋元时期安南的骆越后裔山僚。《安南志略》曾经记载元王朝给安南的诏书当中说：安南地区有众多难以制服的“山僚之患”^[25]，显然当时分布在山区的僚子已经和分布在平坝地区的僚子产生了分化，红河三角洲地区的骆越后裔已经开始向越族发展，而具有同源异流关系的僚子因为还保留着许多独特的传统文化，所以被称为山僚。从文献记载来看，在唐代已经开始把红河三角洲地区附近山区的骆越后裔称为山僚，《安南志略》说：“贞观中，（李道彦）为交州刺史，山僚叛，道彦平之。”^[26]又《安南志略》说：唐宣宗时，王式为安南都护，僚子略锦田步，王式“令译者喻之，蛮夜引去，谢曰：自缚叛僚，非为寇也”^[27]。说明在唐代安南都护府的骆越后裔还属于统一多民族中国的时候，“僚人之患”就已不断出现。

第三，元代时，中国境内仍然还有骆越后裔僚人迁徙进入安南，《安南志略》记载说：“僚子者，蛮子异名也。多隶湖广云南。”^[28]湖广行省、云南行省是元朝设置的，这些僚子来自湖广行省和云南行省，只能是在元代。值得注意的是元代以后，这种迁徙并没有停止，还有众多的骆越后裔从中国境内往安南迁徙，在越南的历史文献《大南实录》中就记载说：“明乡（人）、清人、蛮人、侬人例纳银税视与土著。”^[29]这儿说的明乡（人）指明代迁徙进入越南的中国人，清人指清代迁徙进入越南的中国人，蛮人指清代迁徙进入越南的其他少数民族，侬人指清代迁徙进入越南的骆越后裔侬人，由于他们是后来者，所以他们和先来到的骆越后裔有了差别，不是“土著”，但是都已经成为越南的居民，因此才会在赋税缴纳方面与“土著”相同。

第四，发展还较为缓慢的骆越后裔僚子，据《安南志略》的记载一部分安南境内的骆越后裔僚人发展不平衡，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个性特点：“又有雕题凿齿者，种类颇多。古载有形僚子、赤裩僚子、鼻饮僚子。皆居岩窟或橧巢。”^[30]这些发展还较为缓慢的骆越后裔僚子在文化方面还较多地保留着古代越人的传统文化，实际上这些文化特点就是古代越人的文化。

首先是“雕题”，也就是文身，在越民族群体众多的文化生活习俗中，文身习俗是广泛而久远的，对此，史籍多有记载。《史记·赵世家》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祍，瓯越之民也。”《索隐》引刘氏曰：“今珠崖，儋耳谓之瓯人……文身断发，避龙。”^[31]《山海经·海内南经》载：“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郭璞注离耳下释云：“即俗耳也，在朱崖海渚中。”又于雕题下释云：“黥涅其面，画体为麟也，即鲛人也。”^[32]《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披发文身，以象鳞虫。”高诱注云：“文身，刻画其体内，黥其中，以蛟龙之状，以入水，蛟龙不伤也。”^[33]《汉书·地理志》载：“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34]可见文身习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保存在由越民族群体为主体发展来的各民族之中，成为其显著的文化特质之一。

其次是僚子的凿齿、鼻饮等文化习俗，《岭外代答》卷10载：“僚在右江溪峒之外，俗谓之山僚，依山林而居，无酋长版籍，蛮之荒忽无常者也，以射生食动而活，虫豸能蠕动者，皆取食，旧传其类有飞头、凿齿、鼻饮、白衫……之俗，殆百余种也。”^[35]

上述僚子后来绝大部分发展为越南境内与骆越有源流关系的少数民族。

在《安南志略》中除了明确称为僚子或者僚人的之外，还有称为其他民族名称的骆越后裔，实际上也是僚子。唐朝皇帝的嫡系子孙李象古在担任安南都护的时候，恰好碰上骆越后裔首领黄氏的反叛：“会黄家洞反，象古授驩州刺史杨清兵三千助讨。”^[36]文中的“黄家洞”实际上是“黄家洞蛮”或者“黄洞蛮”的简称，在《资治通鉴》中就有记载：“象古命清将兵三千讨黄洞蛮。”注曰：“黄洞蛮即西原蛮，其属黄氏者，谓之黄洞蛮。”^[37]《旧唐书·李象古传》又记载为“黄家贼”：“邕管黄家贼叛，诏象古发兵数道共讨之，象古命清领兵三千赴焉。”^[38]其实这些所谓的“黄洞蛮”，实际上就是骆越后裔西原蛮，其中的政治首领姓黄，所以才称为黄洞蛮。与此同时，还有省略“黄洞”二字单独以蛮称呼骆越后裔僚子的情况，《安南志略》在记述安南都护王宽的事迹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载：“李琢奏罢防冬兵六千人，谓桃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可遏蛮入寇。”^[39]对这件事，《新唐书·南蛮传》中记载较为详细：“安南桃林人者，居林西原，七绾洞首领李由独主之，岁岁戍边。李琢之在安南也，奏罢防冬兵六千人，谓由独可当一队，遏蛮之入。蛮酋以女妻由独子，七绾洞举附蛮，王宽不能制。”^[40]再结合其他的文献记载来看，王宽不能治理的民族就是骆越后裔僚子，只是在文献当中仅仅以一个“蛮”字作为民族名称，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作为骆越后裔的僚子一直到清代还十分活跃，在越南阮朝的《大南实录》当中还有大量关于僚、生僚、蛮僚、山僚、僚貊的记载，例如：“或讼之官难分曲直，乃敕平顺公堂，官据藩僚藩民详报田亩坐落处所东西四至，修薄奉纳，以绝争端。”^[41]由此说明，到了清代骆越后裔还在产生分化，一方面是越族越来越大，向着主体民族发展，是多源合流的发展类型；另一方面生僚、蛮僚、山僚、僚貊等骆越后裔也开始向着自己的民族方向发展，显示出越南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同源异流的发展特点。

当代，上述情况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越南以骆越后裔发展而来的民族可以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秦汉以来就分布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骆越后裔，他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所以越族是以骆越后裔为主体广泛吸收其他相关民族而形成的，具有多源合流的形成特点，人口数量比较多，是越南的主体民族。第二类是宋元以后逐渐迁徙进入越南的骆越后裔，尽管他们与越族有同源异流的关系，但是因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与越族产生了文化差异，所以在后来越南的民族识别过程中被识别为越南的少数民族。越南从1959年开始对其北方的民族进行民族识别与划分，到1979年确认了54个民族，其中与骆越后裔有源流关系的民族有越族（亦称为京族）、土族、热依族、寮（佬）族、岱（岱依）族、芒族、侬族、拉基族、山斋族、仡佬族、布标族、布依族等民族^[42]，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民族称为骆越系民族。

原载《思想战线》2015年第3期

【注释】

[1]［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11页。

[2]《安南志略》在明代时已经仅剩下19卷，我们今天看到的《安南志略》是近代日本人岸吟香寻访到的，上海乐善堂刊行，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

[3]［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1页。

[4]［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69页。

[5]［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16页。

[6]［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21页。

[7]《清实录》卷106，《仁宗睿皇帝实录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版，第428页。

[8]《清实录》卷111，《仁宗睿皇帝实录二》，中华书局1986年第版，第481页。

[9]［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17页。

[10]［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0页。

[11]《新唐书·地理志七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13～1114页。

[12]《旧唐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754～1755页。

[13]见［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卷11、12、13，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70～370页。

[14]《汉书·地理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南方广大的地域中有众多的越人，所以称为“百越”，事实上指的就是越人的不同支系。

[15]［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1页。

[16]《文献通考·四裔考七·交趾传》，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2594页。

[17]［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4页。

[18]《隋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88页。

[19]［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324页。

[20]［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329页。

[21]［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2页。

[22]［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17页。

[23]《新唐书·赵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175页。

[24]《新唐书·马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5033页。

[25]［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7页。

[26]［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09页。

[27]［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27页。

[28]［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4页。

[29]《大南实录》正编第三纪卷九，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研究所昭和三十六年印刷发行，第4886页。

[30]［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44页。

[31]《史记·赵世家》，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第2版，第1808～1809页。

[32]《山海经·海内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19页。

[33]《淮南子·原道训》，收于《诸子集成》第7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6页。

[34]《汉书·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版，第1669页。

[35]（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0，知不足斋丛书。

[36]［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23页。

[37]《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56年版，第7774页。

[38]《旧唐书·李象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3641页。

[39]［越南］黎崱著：《安南志略》，武尚清点校，中华书局标点本2000年版，第229页。

[40]《新唐书·南蛮传中》，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283页。

[41]《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卷七，日本庆应义塾大学语言研究所昭和三十六年印刷发行，第405页。

[42]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越南在对骆越系民族的分类方面与中国不同，例如中国把京族、壮族、布依族列为汉藏语系的民族，而越南则为了特殊的目的，采纳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把这些民族列为南亚语系的民族。此外，中国和越南对民族识别的结果也不同，例如中国的壮族在越南就被识别为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等五个民族；中国的布依族在越南被识别为布依族和热依族。周建新：《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