羌相关的金石铭文略考

羌相关的金石铭文略考_陇南白马人民俗文化研究论文卷

与陇南氐、羌相关的金石铭文略考

蔡副全

摘　要：陇南是古氐、羌活动的主要地区，而氐、羌二族没有反映自己通用语言的文字，与之相关的活动多见于正史与明清方志。在一些金石铭文中记录了有关氐、羌部族在陇南的活动信息，如东汉《西狭颂》、《耿勋表》摩崖石刻，西和、宕昌出土的魏晋封王授爵玺印以及北魏《杨大眼造像记》、南宋《仇池碑记》等，这些金石铭文，为研究“白马人”及氐、羌民族提供了独特的文献资料，笔者对此进行了简略的梳理与辨析。

关键词：陇南　氐　羌　金石铭文

氐、羌二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甘肃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四川平武、九寨县及甘肃文县等地的“白马人”，其族属问题，成了近三十年来白马人研究争论的焦点。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学者主张“白马人”是氐族的后裔。“氐”与“羌”是可分而实不易分的两种民族。在中国古代，氐、羌相邻或杂居，关系密切，学术界大都认为二者同源而异流。在先秦典籍中，往往氐、羌并称，因此，先秦的氐羌是一个部族还是两个部族至今尚无定论，但秦汉以来，氐与羌是两个部族毋庸置疑。从现存史料看，汉武帝以前，陇南便成了氐、羌活动的中心。南北朝时期，陇南境内先后建立起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四个氐人政权和宕昌国羌人政权，这几个政权前后持续近三百年，与南北朝相始终。作为南北大国夹缝之中的地方政权，能够维持这样长的时间，在我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然而，氐、羌二族没有反映自己通用语言的文字，与之相关的活动多见于正史与明清地方志。笔者在整理陇南金石墨迹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金石铭文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氐、羌部族在陇南的活动情况。现将相关内容进行简略梳理与辨析，希望能对“白马人”及氐、羌民族研究提供些许帮助。

一、《西狭颂》、《耿勋表》

镌刻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的《西狭颂》与熹平三年（174年）的《耿勋表》摩崖石刻，其铭文中都有氐、羌二族活动的相关记录，见下表。

东汉以来，西北军事十分棘手，正所谓“中兴以后，边难渐大”。《西狭颂》篆额“惠安西表”之“惠安”就是“惠民安边”的意思。碑文所云“儌外来庭”的“二千余人”来降者，藤西奇先生以为是“塞外降羌”^[1]，此语未必准确。“儌外”即“徼外”，指塞外、边外。清代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45）说：“凡言徼外者，皆谓去其郡县之境不甚远。”

《史记·西南夷列传》（卷116）道：“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正义》引《括地志》云：“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武都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置，郡治在今西和境。应邵注《汉书·地理志》（卷28）称其为“故白马氐、羌”住地。东汉时，徙治下辨（今成县），辖七县：下辨、武都道、上禄、故道、河池、沮、羌道。其辖区包括今甘南舟曲、迭部及陕南略阳、凤县等地在内（图1）。《后汉书·百官》（卷38）云：“凡县主蛮夷曰道。”《西狭颂》题名第十一行有云“下辨道长广汉汁邡任诗字幼起”。因此，东汉时“下辨”实为“下辨道”。

图1　东汉武都郡地图

《后汉书》所载武都氐、羌活动有：

建武十一年（35年）夏，（援）击破先零羌于临洮……塞外羌皆来和亲，又武都氐人背公孙述来降者，援皆上复其侯王君长，赐印绶，帝悉从之。（《后汉书·马援传》卷24）

建武中元元年（56年），武都参狼羌反，杀略吏人，太守与战不胜，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斩其酋豪，首虏千余人。（《后汉书·西羌传》卷87）

元初元年（114年），先零羌寇武都、汉中，绝陇道。（《后汉书·孝顺帝纪》卷5）

阳嘉三年（134年），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屯官，驱略人畜。（《后汉书·孝顺帝纪》卷5）

永和五年（140年），且冻羌寇武都，烧陇关。（《后汉书·孝顺帝纪》卷6）

另据《魏书·氐传》（卷101）、《北史·氐传》（卷96）载：

氐者，西夷之别种，号曰“白马”……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汉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勇健多计略，始徙居仇池。

宕昌羌者，其先盖三苗之胤，周时与庸、蜀、微、卢等八国从武王灭商，汉有先零、烧当等，世为边患。

李翕，字伯都，于灵帝建宁三年任武都太守。在此之前曾任安定郡属国都尉和弘农郡黾池县令，《后汉书·皇甫规传》（卷65）载：

属国都尉李翕、督军御史张禀多杀降羌……皆倚恃权贵，不遵法度。规到州界，悉条奏其罪，或免或诛。

皇甫规以中郎将持节盐关西兵讨定叛羌，劾治都尉李翕免职事在延熹五年（162年）。^[2]

综上所述，《西狭颂》中“儌外来庭”的“二千余人”及“远人”是指氐、羌部族，但不能确指。李翕对氐、羌民族前后态度有明显变化：先是任属国都尉“多杀降羌”，被皇甫规奏免；而后出掌黾池，继而牧守武都郡，“先之以博爱，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强不暴寡，知不诈愚”，于是才有了“属县趋教”、“儌外来庭”、“远人宾服”的平和欣荣景象。

耿勋，字伯玮，是李翕的继任者，他依然采用“和戎安边”的民族政策。《耿勋表》所在崖壁，石质恶劣，碑面凹凸不平，又常年经雨水冲流，碑文已漫漶难识，有明显的剜刻痕迹，点画多有谬误。碑文中有“廷陈惠康安□之谋”句，南宋洪适《隶续》释作“安遏”，高天佑先生释为“安边”^[3]，审之摩崖及旧拓，的确是“安边”。《耿勋表》第十五行又云：“外羌且□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清洪熙煊《平津读碑记》释作“且居”^[4]，高天佑先生释为“且若”^[5]。陇右学者张维先生认为“且□”是羌种或羌名，《陇右金石录·汉·耿勋碑摩崖》（卷一）按语云：

图2　外羌且若

其云“外羌且□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者，汉人有守塞与外羌之别，“外羌”即“塞外羌”。《后汉书》：“阳嘉三年十一月丙午，武都塞上屯羌及外羌攻破官,驱略人畜”即其证也。“且□”者，羌种或羌名也。冲质之际，且冻羌攻破，数为边患。今拓本似非“冻”字，洪颐煊以为是“居”字，疑“且居”为羌酋名也。^[6]

今以旧拓本谛视，并非“居”字，如高君所言“且若”为是（图2）。然羌名中无“且若”一族。《耿勋表》在南宋时就已泐损，故《隶续》释文时有误缺。笔者怀疑，“且”字或是“氐”字经浅人剜刻所致（见图3“氐”字篆文）。倘为“氐”字，则文义通畅——“外羌氐若等，怖威悔恶，重译乞降”。

二、玺印遗存

据《陇右金石录》（卷一）载，武都有士人藏金质官印，印文为“汉羌王印”。《甘肃新通志稿》云：“印金质，大逾寸，文曰‘羌王之印’，亦出武都，某士夫所藏。”^[7]《新通志稿》与《金石录》所述印文内容似有出入，印已不存，无从稽考。1961年，在西和县南与仇池山一水之隔的西高山出土了两枚金印，印文分别为“晋归义氐王”、“晋归义羌侯”，各五字，后来又出土一枚“魏归义氐侯”金印。此三印现均藏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还藏有一枚宕昌县化马乡出土的“魏率善羌仟长”铜印，形制与西和所出金印相近，见下表。

图3　西和金印

图4　“晋归义羌侯”金印

据《汉官仪》记载：皇帝用玉玺螭虎钮，皇后用金玺螭虎钮，诸侯王用金印驼钮，列侯丞相太尉三公及前后左右将军都用金印龟钮，其余秩级二千石官吏是银印龟钮，二千石以下的中下级官吏皆用铜印鼻钮。李松长《玺印鉴赏》写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颁给少数民族官印的钮制也与两汉颁给少数民族官印的钮制大体相同。多以驼钮为主，驼的造型多取跪式，或一驼峰，或二驼峰具现，有的则简略驼峰的造型，仅以二层背脊线表示，其造像多取外轮廓而不求细部刻画，显得粗率而随意。^[8]

“晋归义羌侯”金印，即为单峰跪式驼钮，另两枚金印，虽也是单峰跪式驼钮，但制作粗率，驼峰不明显，以致罗卫东先生误以为是虎钮。^[9]陇南出土的上述官印表明，为了处理好中央政权与边远氐、羌部族的关系，汉、魏、晋统治者曾给不少氐、羌首领封王授爵，以此安抚边邑、安定社会。

那么，以氐人杨氏世居的仇池为何出现了“晋归义羌侯”印呢？事实上，在大动乱的南北朝时期，宕昌的羌人与仇池的氐人，关系非常微妙，有时为了共同利益结为联盟，有时为了讨好中央政权又反目为仇：

（晋安帝义熙二年）四月，羌伐仇池，仇池公杨盛击走之。（《宋书·天文志三》卷25）

（元嘉九年六月），难当拜保宗为镇南将军，镇宕昌。（《宋书·氐胡传》卷98）

（孝文时），宕昌王梁弥机死，子弥博立，为吐谷浑所逼，来奔仇池。

（《北史·穆崇传》卷20），(大统十五年)，氐帅盖闹等作乱，闹据北谷，其党西结宕昌羌獠甘，共推盖闹为主。（《北史·氐传》卷96）

三、《杨大眼造像记》

《杨大眼造像》位于河南龙门古阳洞北壁第二层大龛东起第三龛,开凿时间在北魏太和末至正始年间。造像龛右侧是《杨大眼造像记》（图5），高126厘米，宽42厘米，《造像记》云：

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辅国将军、直将军、□□□□梁州大中正安戎县开国子仇池杨大眼，诞承龙曜之资，远踵应符之徹，禀英奇于弱年，挺超群于始冠。其将也，垂仁声于未闻；挥光也，擢百万于一掌，震英勇则九宇感骇，存侍纳则朝野必附,静王衢于三纷，扫云鲸于天路。^[10]

图5　《杨大眼造像记》

《魏书·杨大眼传》仅载“直将军，寻加辅国将军，游击将军”，其“梁州大中正”一职失载，而将“安戎县”误记为“安成县”，今以拓本正之。

杨大眼，仇池氐杨难当之孙。杨难当，于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自立为大秦王，号“建义”，后被宋安西参军鲁尚期生擒。^[11]

《造像记》谓“挺超群于始冠”，说的正是杨大眼“系髻而走”事。《魏书·杨大眼传》（卷73）载：

太和中，起家奉朝请，时高祖自代将南伐，令尚书李冲典选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许，大眼曰：“尚书不见知，听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三丈许，系髻而走，绳直如矢，马驰不及，见者莫不惊叹。冲曰：“自千载以来，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为军主。^[12]

由《杨大眼传》可知：①杨大眼奔跑并没有身体优势（大眼往求焉，冲弗许）；②杨大眼的奔跑才能在年少时就有所体现（少有胆气，跳走如飞）；③杨大眼展示才艺是有准备的（听下官出一技，便出长绳）；④杨大眼展示奔跑绝技的方法及效果见下表。

杨大眼所用绳索的材料、直径和长度是衡量其奔跑速度的重要因素。文中只说“长绳三丈许”，依据《隋书·律历上》推算，当时的一尺合今28厘米^[13]，“三丈许”，大约为现在的8.40米左右。他所用绳索的粗细及材料，不得而知。“绳”，《说文·糸部》：“绳，索也。”《说文·巿部》则云：“索，草有茎叶可作绳索。”从“索”的原始字形看出，“绳”，一般是由二至三束线或线胚合拧而成。陇南境内常见的细绳有用以“纳”鞋底的一种细麻绳；另外，木工直曲直的“墨线”也可称之为绳，《尚书·说命上》记道：“惟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那么，杨大眼所用绳索大概介于此二者之间。如果再细则要称之为“线”了，自然观众也看不出“绳直如矢”的展示效果。

为了测试杨大眼的奔跑速度，笔者曾做了这样的实验：选用长8.40米,直径约1毫米的细棉线绳（因为棉线较轻），骑摩托奔驰。我们惊奇地发现，无论顺风、逆风，要想使绳索脱离地面，时速必须达到35千米/小时以上；加速到40千米/小时时,绳子前半段稍直；只有时速超出50千米/小时时，才能隐约看到“绳直如矢”的现象。日本学者宫川千秋在《短跑》一书中记录了24届奥运会100米决赛时优秀运动员分段计时^[14]：

从以上列表可以计算出，卡尔·刘易斯的百米阶段最快时速约为43.37千米/小时，服用了兴奋剂的约翰逊百米阶段最快时速也不过46.15千米/小时。

古代史籍著述时有溢美之词，杨大眼所用绳索的材料、直径与长度等数据又难以精准。如果《魏书·杨大眼传》所载可信的话，杨大眼的百米理论成绩可能已接近10秒，保守地计算也在11秒左右。

《造像记》颂扬了杨大眼非凡的军事才能，其比喻并不为过。据《魏书·杨大眼传》所载，杨大眼任军主不久，旋即升为统军，随孝文帝（元宏）南征而勇冠六军，因其战功卓著，累迁为直阁将军、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杨大眼擅长骑术，抚爱士卒，呼士卒为儿子，见到伤兵时常为之流泪，作战中总是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梁将都很畏惧他，当时传言淮、泗、荆、沔之地啼哭的儿童，只要一提杨大眼的名字，无不即止。当世以为，其勇猛关、张不及。杨大眼于北魏熙平二年（517年）卒。其妻潘氏也善骑射，潘氏生三子，长子甑生，次子领军，三子征南。

四、《仇池碑记》

《仇池碑记》已佚。邱大英《西和县志》、黄泳《成县新志》及张维《陇右金石录》均有录文。其碑末云：“绍兴甲寅上巳日忠训郎曹居贤立石。”甲寅，即绍兴四年（1134年），而碑文又云：“绍兴五禩（1135年），曹公居贤官于此，庙宇圮坏，公为鼎新，复起白云亭，重构招提，绘杜苏二大老像，刻诗于琬琰，昭示将来，遂成好事，翘楚者属予以纪之。”绍兴四年不可能言及五年之事，立石往往在修葺之后。因此，碑末纪年明显有误，应撰“绍兴乙卯（绍兴五年）”为是。《阶州直隶州续志·职官》（卷21）载：“曹居贤，绍兴五年知成州。”便与立碑时间相符了。

《甘肃通志》称：“《仇池碑记》在成县。”微误，从碑文内容来看，此碑当立在西和仇池山境内。而宋时仇池隶属成州同谷（成县），碑文亦云：“（仇池）逮我宋朝隶同谷。”

《仇池碑记》首先叙述了仇池山的名称来历及重要的地理位置：

仇池福地，本名维山。《开山》谓之仇夷。上有池，古号“仇池”。当战国时，汉白马氐居，晋系胡羌，唐籍成州，逮我宋朝隶同谷。背蜀面秦，以其峭绝险固，襟武都，带西康，相结茅储粟，以为形胜镇戎之地。

《后汉书·白马氐传》（卷86）引辛氏《三秦记》曰：“仇池县界，本名仇维，山上有池，故曰仇池。”《水经注》云：“羊肠盘道三十六回，《开山图》谓之‘仇夷’，所谓‘积石峨嵯，嵚岑隐阿’者也。上有平田百顷，煮土成盐，因以百顷为号也。”

杜甫、苏轼与仇池均有情缘，杜诗有云：

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今不见，福地语真传。

境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

《仇池碑记》称此诗为《送老》。诗中所叙，当是杜甫自秦州赴同谷过仇池时亲眼所见。而后来注家却将该诗归为《秦州杂诗》显然有误。苏轼虽未登临仇池山，但他对仇池山十分向往，曾梦游仇池，多次作诗咏叹。故而《碑记》写道：“宜少陵咏《送老》之诗，坡仙怀请注之梦。”曹居贤不仅修葺庙宇还“绘杜、苏二大老像，刻诗于琬琰”。

据说仇池山曾有汉《仇池碑》。《方舆胜览》：“许靖：‘过仇池，树下有碑，靖一览无遗。’故杜诗云：‘读记忆仇池。’”^[15]至南宋绍兴年间，古仇池遗迹已不复存在，仅存“杨将军庙”而已：

名公巨卿，冠盖相望，争访古人陈迹。然一山之中，古庙独存，榜曰“晋杨将军”，惜无碑碣，莫可稽考，咸以为阙典。

《仇池碑记》撰文者，认为“晋杨将军”是指杨难敌，理由是“杨氏之业，惟难敌始大”，此论断未必确当。仇池国自杨茂搜始，“晋惠帝元康中，茂搜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群氐推以为主”（《北史·氐传》卷96），所以，为仇池国开国鼻祖杨茂搜建庙立祠也在情理之中。《碑记》后半部分，“探讨往牒、观《通鉴》，于汉晋南北诸史参考仇池历代事迹”，简要叙述了仇池杨氏的丰功伟业，重点列举了杨难敌雄霸仇池的历史事迹，以支持其论点，详见下表。

（续上表）

（续上表）

《仇池碑记》所举仇池氐杨氏事迹翔实可靠，但碑文“曰国、曰安、曰世、曰盛，皆继为仇池公”似有疑问。杨国、杨世、杨盛继为仇池公不假，而杨国之子杨安却不曾称“仇池公”。晋永和十二年（356年）从父杨俊杀杨国自立，国子杨安逃奔前秦。太和六年（371年），“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先取仇池，进图宁益……以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晋书·苻坚载记上》卷113）。至此，前仇池国灭亡。

《仇池碑记》的撰文者，大约是最早系统考证仇池氐杨氏的陇南时杰，《仇池碑记》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仇池氐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另外，今存西安碑林刊于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年）七月的《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其碑主王遇，字庆时，虽为冯翊李润（今陕西大荔北）羌人，却被授爵“宕昌公”^[16]，足见李润羌与宕昌羌之间的渊源关系。其碑阴还刻有许多羌人姓名，是考察古羌族姓氏的重要资料。由北周庾信撰文的《田弘神道碑》有“西平返羌本有渔阳之勇；凤州叛氐又习仇池之气”云云。^[17]凡此种种，不一一论及。

注释

[1]藤西奇：《隶书写法与汉碑注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

[2][6][7][17]张维：《陇右金石录》卷一，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二十一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15962、15964、15957、15974页。

[3][5]高天佑：《西狭摩崖石刻群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328页、331～334页。

[4]清·洪熙煊：《平津读碑记》，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26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19357页

[8]陈松长：《中国文物鉴赏丛书·玺印鉴赏》，漓江出版社，1993年，44页

[9]罗卫东：《陇南史话》，甘肃文化出版社，2007年，60页。

[10]清·王昶：《金石萃编·北魏二》（卷二十八），扫叶山房民国十年石印。

[11]清·叶恩沛、吕震南撰，曾礼、忘飞校点：《阶州直隶州续志·群雄·仇池杨氏》（卷二十四），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241页。

[12]北齐·魏收：《魏书·杨大眼传》（卷七十三·列传第六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1633页

[13]《隋书·律历上》（卷十六·志第十一），中华书局，1974年，385页。

[14]日本·宫川千秋著，李鸿江等译审：《青少年田径技术丛书——短跑》，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年，119页。

[15]宋·祝穆撰，祝洙增订，施和金校点：《方舆胜览·同庆府》卷七十，中华书局，2003年，1222页。

[16]清·洪亮吉：《澄城金石志》，载《石刻史料新编·第三辑·第32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9页（本文为甘肃高校科研课题《陇南金石墨迹的整理与研究》〈0721B-02〉系列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蔡副全，男，1970年生，甘肃文县人，陇南师专美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