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与志人

【国学笔记】

★六朝的志怪小说，除《博物志》《异苑》以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大多佚失，现在所存的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也是记录怪异的事，但陶潜生性旷达，未必会写那种书，大概是别的人托他的名而写。

★《世说》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的旧文而成的，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比它更早的有《语林》《郭子》《笑林》，不过都已经遗失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后来模仿的也更多，从刘孝标的《续世说》（见《唐志》）一直到清代王晫所做的《今世说》，以及易宗夔所做的《新世说》等，都是仿《世说》的书。

【品读大师】

先秦两汉之后的魏晋南北六朝时期，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产生并盛行。

志怪，就是记录怪异。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形式之一，志怪小说的主体内容是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它们多数来源于巫和方士的奇谈怪论。

鲁迅认为，中国人从来都相信鬼神，但鬼神与人是隔离的，所以就有巫出现帮人和鬼神相通。到后来巫又分化出方士这个支派，方士主要研究炼金及求仙。从秦汉到六朝，巫风盛行，所以志怪之书特别多，如《博物志》上说：“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这完全是怪诞的说法，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比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能成妖，这正就是巫的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

此外，印度思想的传入也是鲁迅所认为的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原因。晋、宋、齐、梁四朝，佛教盛行，翻译的佛经中夹杂很多鬼神奇异之谈，所以中、印两国的鬼怪被融入当时的小说里，使其更加丰富起来，如《续齐谐记》见《太平广记》中记载的阳羡鹅笼的故事：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鲁迅认为这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是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从这一点，我们可以了解到志怪小说和印度有着怎样的关联了。

上面我们讲述了六朝时的志怪小说，现在再来说说志人小说。

志人，是指守志隐逸的人。如晋朝葛洪在《抱朴子·逸民》说：“凡所谓志人者，不必在乎禄位，不必在乎勋伐也。”志人小说就是专门记述那些志人的传闻轶事的一种杂录体小说，又称清谈小说、轶事小说，数量上仅次于志怪小说。

鲁迅在论著《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对志人小说的产生背景进行了分析。先来看看《世说新语》中的两段话：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中？’”（卷下《任诞篇》）

鲁迅认为，这就是晋人的风度，虽然以我们现在的眼光，阮光禄和刘伶的行径挺奇特的，但在晋人眼中却是很正常的。由于汉末政治黑暗，名士议论政事会被执政者忌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所以晋代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转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是所谓的清谈。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就是晋时最受推崇的。

对于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鲁迅认为：六朝人并非有意作小说，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一当做事实；所以《旧唐书》《艺文志》，把志怪的书并不归为小说，而是归入历史的传记一类，一直到了宋欧阳修才把它归到小说里。他还在《中国小说史略》说道：“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志怪与志人小说，仍然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目的，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而正是志怪与志人小说语言简练朴素、生动优美、言约旨丰，以及在运用典型细节描写和对比衬托手法来刻画人物某项性格特征方面表现出来的艺术特点，极大地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形式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