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意与志识

文章以立意为首要之术，但立意有深浅高低之别，古人要求，为文“造意要超卓”、“作文立志要高”。一篇文章不能没有立意，但仅仅有了立意还不行，其立意还必须“新”，有独见之处。所谓：“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清］李渔《窥词管见》）作文之时能不人云亦云，必须能在一般俗见之上，提出自己的一段独特感受来，别具“千百年眼”，为文方能不俗不流，不落窠臼，提升文章自身的品位，明代唐顺之说：

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抒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

——《答茅鹿门知县》

在唐顺之看来，文章写作的重点在于精神性的“一段精神命脉骨髓”，而不在于技巧性的“绳墨布置奇正”或“转折自有专门师法”。写作为文者如不能“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只眼”，便不能有一段卓识，展而为文亦必不佳，因其格调已沦为下格。他以“千古只眼者”与“尘中人”为文做对比，前者因胸次奇高，见解卓绝，即便“信手写出”，也“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后者因堕入凡俗，见解平庸，即便雕琢为文，布局谋篇中规中矩，但也难免“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文章虽工，但却落入俗套，不能称为上乘之文。

唐顺之的这一段论述立意的名言，久为人们所称引，清代李腾芳更结合历代古文创作的实际，谈出了自己对唐顺之之言的理解：

立意须当如何，唐荆川曰：“须有一段不可磨灭之见，然后能剿绝古今，独立物表。”数千年以来，惟司马迁见到豪杰地位，其《管晏传》论管仲云：“因祸而为福，善转败而为功。”是真见得管仲精神也。《老庄列传》云：“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是真见得此道术源头，此千古第一手也。后来韩退之《读墨子》，论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此等处亦是亘古亘今见识，然不可以多得也。

——（清）李腾芳《山居杂著》

李腾芳在文中转引了唐顺之（唐荆川）的论述立意的文字，他围绕立意的主题，谈到了《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并言“数千年以来，惟司马迁见到豪杰地位”，认为古文创作的数千年历史中，惟有司马迁古文的立意见识达到了“豪杰”层次，暗喻其见识之卓越。《史记·管晏列传》谓管仲：“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这是司马迁在详细观察了管仲的政治生涯之后，得出的深刻见解。他一一列出管仲的事例说：

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沬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

——（《史记·管晏列传》）

先看因蔡姬伐楚事件，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二十九年，桓公与夫人蔡姬戏船中。蔡姬习水，荡公，公惧，止之，不止，出船，怒，归蔡姬，弗绝。蔡亦怒，嫁其女。桓公闻而怒，兴师往伐。三十年春，齐桓公率诸侯伐蔡，蔡溃。遂伐楚。

桓公与夫人蔡姫戏于船中，蔡姬因荡船而惊吓了桓公被送回蔡国，但齐桓公并没有与之断绝婚姻关系，然而蔡国国君大怒，将蔡姬改嫁他人，桓公因此攻蔡，蔡国被击溃后，管仲请他移兵向楚，责问楚国不向周天子进贡，从而助齐桓公成就霸业。因蔡姬改嫁之事大兴干戈，桓公一则师出无名，二则恃强凌弱，在军事上虽然胜利了，但在道义上失败了，管仲却能在关键时刻因势利导，将矛头转移到楚国，使原来的不利形势发生了逆转。

再看其柯地会盟事件，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沬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沬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沬。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沬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

齐国将鲁国打败，鲁国割地献降。但当桓公与鲁国在柯地会盟时，被鲁国曹沫挟持，被迫答应返还鲁国失地。后桓公后悔，想杀掉曹沫不与鲁地，但管仲劝服桓公以信义为重，不可因小而失大。诸侯听闻桓公之事，都认为桓公为有信义之君，于是归附，桓公自此称霸于诸侯。这是管仲转败为功的另一件事。

司马迁从管仲的一系列行事中看到事物的相互转化，并进而肯定管仲促成了这种转变，其非凡的政治智慧因而得以显露。司马迁的见解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都是极为深刻的。

李腾芳还举例说，春秋时代诸子百家林立，申不害常常勉励自己，实践循名责实的理论；韩非以法律为准绳，判断事情，明察是非，到了极端便是惨急苛刻，残酷无情；老子讲求效法自然，无为而治。从表面上看，三家好像毫无共同之处，但司马迁却说申子和韩子的理论都源于老子的“道德”学说，但老子原来的学说深远多了。实际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申不害、韩非讲究法治，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法家主张君主不从事具体的工作，将之都交付臣下，君主最重要的工作是监督群臣，这也是“无为而治”一种表现。所以，司马迁认为申不害和韩非的治术来源于老子，的确是深刻之见。

再如韩非《读墨子》谓：“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这也是千古未闻之见，墨家自墨家，儒家自儒家，互相何所用？如何不相用便不足为孔墨？文章立意新奇，且见解超卓。对此，韩愈解释说：

儒讥墨以上同、兼爱、上贤、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讥专臣，不“上同”哉？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不“兼爱”哉？孔子贤贤，以四科进褒弟子，疾殁世而名不称，不“上贤”哉？孔子祭如在，讥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则受福，不“明鬼”哉？

儒墨同是尧舜，同非桀纣，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国家，奚不相悦如是哉。余以为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非二师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

——《读墨子》

墨家“上同”，而儒家《春秋》“讥专臣”，也“上同”；儒家“泛爱”，墨子“兼爱”，二者异曲同工；儒家“贤贤”，墨家“上贤”，两辞殊途同归；墨家“明鬼”，儒家“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亦“明鬼”。《汉书·艺文志》谓诸子之学皆周王官之学，其学根本无不同。主张也多有近似之处。但“辩生于末学，各务售其师之说”，那些儒家和墨家的末流，务求自身的特异不同，因此起而辩论，各自称说彼此的不同，但这实际上不一定是儒家和墨家的本来面目。实际上，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彼此间不可能毫无影响，且因其学根本相同，故此韩愈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韩愈的这种见解，的确是深通儒家之学之人才能有的感悟，见解之深刻让人瞠目结舌，而又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事理完足，言之有据，出人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