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二、日常生活的民族志

如上所述，本书实际上称得上一本围绕衣食住行而展开的有关日常生活的民族志。导论将其研究置于现代化意识形态与消费之关系的框架中。第二章开始进入民族志书写的部分，围绕小区环境、住房设计、教育水平等来讨论现代化、教育与民族概念等的社会影响。第三章则是从家居迈出，讨论宗教生活与公共空间的现状，描写清真寺建筑风格的转变和“阿拉伯化”对当地人生活和行为的塑造。

1.“回民坊”———环境

在城市当中，人们居住的小区是界定与铺展其生存空间的一个出发点。在西安，穆斯林聚居的地方被称为“回民坊”，全市有18个清真寺，其中10个位于“回民坊”中。但是，“回民坊”并非一个官方的行政区划⁽⁴⁾，不过它的存在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含义，街道名称标示着回民在该地区开展的商业生活的历史传统，譬如屠宰（牛和羊），皮毛业和饮食业被视为回民的专门职业。在外人看来，西安只有一个“回民坊”，但是实际上这个小区的穆斯林都知道自己属于这10个清真寺中的哪一个。

街巷生活和围绕家居展开的小生意构筑着人们的生活空间。大多数宗教生活均是在清真寺或者家里完成的。每到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人们就把清真寺和他们的住房装扮一新，挂上彩旗，张贴图画（如麦加的宗教建筑）。这两大节日被国家选为回族的民族节日，属于回族风俗习惯的一部分。吉莱特分析指出，民族节日只是少数民族的节日，将民族的风俗习惯加以制度化是政府支持其民族分类的一种方式，是将非汉民族划分为落后与不够“现代”的一种方式。

评价一个小区在城市当中的现代化与发展的阶段被具体到一些生活设施、商业经营模式与教育水平等各个方面中。

从住房来看，到1998年，只有回民坊里还有一些超过百年的老房子。越来越少的人居住在老房子中，也就是传统的平房。平房缺少大部分现代化的设施。用水不是很方便，厕所也非现代的抽水马桶，洗澡则要到清真寺或者公共浴室。除了平房，人们还建有一些多层房（multi-storey house）。多层房的设施符合家里人对现代的要求。一些多层房有自来水，可以洗澡，配有洗手间。但是，吉莱特观察到，事实上，他们很少使用家庭浴室，而是多选择去清真寺洗浴。她认为，这种模式说明，家庭装设洗浴设施，较少是为了功能需要，而更多的是一种购买消费品的机会，以证明自己的财富能力和了解世界一流的卫生设备标准的意识（Gillette，2000：39）。

教育是评论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参照。“回民坊”有一个区重点高中。但是大家认为这比其他区的市级重点高中差得远了。中国的教育制度规定了区内的选校标准，但是有钱的回民会尽力托关系把孩子送到非本区的重点学校，这是更加适应现代化教育的学校，它们根据考试成绩而非居民所在区域来录取学生。吉莱特的调查和统计分析指出，回民坊的孩子很少有人能被市级重点高中录取，甚至根本考不上高中。

公路的恶化也是“回民坊”的另一个痛处，迟迟未能解决。西安市区里，大多数人居住在单位提供的高楼里。单位是政府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努力的一部分。他们在集体房子里，有自来水，卫生间设备等。尽管大多数西安回民也参加了国家的单位，很少人申请单位住房。其原因在于吃饭不方便，穆斯林不能在单位食堂里吃饭，而那时候的集体化也不鼓励自己做饭。

从生产模式上看，小生意和家庭商业与其他区的国营工厂和集体单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与其住房、饮食规约、迟迟未能参与到城市规划中有着相互影响的关系。经济改革时期，政府的规划加大了“回民坊”与城市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1980年以来，市政府开始拆迁和旧城改造。他们与私人商业合作，投资者资助金钱，换来出售或者租赁新的空间的权利。新的大厦是现代式的高楼，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建筑，还还配备了自来水、中央供热和私人的厕所与浴室。楼上是装修好的住房，楼下用作商业和零售。可是，政府一方面要寻找合适的投资者在“回民坊”进行拆迁，另一方面“回民坊”的人也觉得新的格局不利于其传统的行业模式。在隐形的问题意识下，吉莱特讲到，1994～1995年她在西安做田野期间，全市只有“回民坊”还没有被纳入到旧城改造计划中。

2.范畴与概念

“回民坊”是独特的回民的空间。它与中国穆斯林的居住格局和与长久的小规模作坊的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回民坊”，特别是在关闭私人商业活动、限制宗教活动的时代表现突出。但是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回民的商业又繁盛起来了，“回民坊”被看做民族地区。在毛泽东时代，政府试图通过修路、建卫生设施和开办学校等使这一地区现代化。在邓小平时代，政府通过鼓励私人商业推行现代化。但1980年以来，居民似乎在负责他们自己的生活区域了。他们开办商业，重建家园，修建自来水管道；他们修饰街道，开展宗教活动。然而，通过历史的叙事，吉莱特说到，尽管居民们看似在自我控制穆斯林小区的走向，但是，国家有关进步和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已经深深影响了他们对于“回民坊”及对其各种活动的理解。

居民们对“回民坊”的看法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大多数人觉得很讨厌，许多人抱怨地方商业环境恶化。有的人说现在这个地区很脏，改革开放前“回民坊”很干净。一个回民坊的大学生抱怨说这里不是个好地方，回民只知道做生意，而且只做小生意，只有经济上的需要，没有文化上的要求。有的人说回民坊的物质条件层次低。如果更多的回民接受教育，“回民坊”就能更干净有序，像美国一样。大多数居民都同意，认为这个地方文化素质低。总体上来看，回民和汉民都认为，回民不重视文化，回民善于做生意，不善于文化（Gillette，2000：45）。

政府也宣传回民善于做生意的单一印象。在官方的研究所与大学出版的文献中，许多都认为回民天生会做生意。文化素质低与官方的教育水平联系起来，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吉莱特继而使用了另一个近期颇为流行的用词，即素质。尽管教育可以粗略等同于文化，素质却暗示为一种能够被教育和会取得教育成果的天生能力。素质是民族优生学中的一个概念。当人们使用文化素质低来形容回民坊的时候，他们在暗示这里的居民知识水平低，缺乏教育。居民们用以理解自身的许多因素都源自于国家意识形态。

吉莱特尽力说明，民族、教育、生意、素质等概念与印象相互影响，共同刻画着回民坊的穆斯林。她总结道，国家话语制度化了回民在种族（race）方面的“低等”（inferior），如民族节日的设立、教育水平低、在城市规划中需“以回治回”，政府把回民打造成没有国家帮助则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形象。但是，另一方面，回民并不同意政府的这几个相关论述。尽管人们内化了文化素质的话语，接受了其天生的经商本领，但他们并不接受自己文化素质低是一种民族劣等的表现。他们认为是政府导致他们缺乏文化，责怪政府官员忽视了回民坊，没有给足够的教育机会和帮助他们建设教育设施。而且，他们也在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生活环境，开发自我的文化资源，选择一种与政府分类不同的现代化版本，这就是吉莱特所说的“阿拉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