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瀛环志略》译名试评

两种文化的交流中包含了双方词义的理解与阐释，这种文化现象最典型的是表现在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名词翻译中。尽管《瀛环志略》并非纯粹的翻译作品，然而，作为一部早期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文献，它同样存在一个译名的取舍问题。由于这部著作的影响之大，因此它的译名取舍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还影响着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时所采用的语义阐释。译名方法不仅仅是一种翻译技巧，还是一种世界观的反映，因而，通过对《瀛环志略》译名的探讨，也有助于透视徐继畬的世界观。

译名问题也是关于语言和世界关系的一部分，“名”给人以一种观察世界的尺度，有了名词才能准确地理解世界和表述世界。“名”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孔子所提出的“正名”意义就在于让名代表它所应代表的，以重建社会政治关系与制度。墨子的“以名举实”即肯定了名是客观世界的准确表述。⁽¹⁾荀子专门撰写过《正名篇》，就如何制订名词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如“奇辞起，名实乱”，“名是而实辨，道行而志通”，“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意思是名辞纷繁杂陈就会导致名称与其所代表的实际事物不一致，只有名称确立才能使实际事物得以清楚地认识，这样，用名称来表示实际事物的制名之道才得以推行，彼此心意方能沟通。而达到这种大功大治境界就在统一名称的功劳。而统一名称的方法是什么呢？“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²⁾荀子的意思是，事物的名称并非一开始就合宜的，而是由人们互相约定一个名称，约定了，用惯了，就认为这一名称是合宜的，而与约定的名称不同的就认为是不合宜的。什么名称代表什么实物，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约定用这一名词命名这一实物，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古代语言问题由古代社会的需要而产生，近代的译名问题同样也是服务于近代的社会使命。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所采取的译名选择的方法，可以说正是他面对近代中西文化尖锐碰撞“译字纷歧”⁽³⁾的背景下，对先秦以来语言与世界关系认识的一个继承。他指出“外国地名最难辨识，十人译之而十异，一人译之而前后或异”，原因是由于“外国同音者无两字，而中国则同音者或数十字；外国有两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国无此种字。故以汉字书番语，其不能吻合者，本居十之七八”，加上外国人居粤东，又带上了粤东土语，于是波斯被译成“白西”、“包社”、“巴社”，甚至变成“高奢”。因此，他指出译专有名词要依据“因俗定契”的原则。如各国的名称，应当有专门译法，如把西班牙译成“以西把尼亚”，葡萄牙译成“波尔都噶亚”，读者“猝不知为何国，故一切仍其旧称”。⁽⁴⁾

译名统一的呼吁与“因俗定契”的原则，以后始终贯穿于中国翻译史的发展中。19世纪80年代传教士们在西方教科书的翻译中为统一术语作过不懈的努力，20世纪初任鸿隽的《化学元素命名说》、蔡元培的《译名表》、郑贞文的《无机化学命名草案》都对“统一译名”的重要性，作过系统的阐述。从清末学部奏设编译名词馆，1916年教育部设立译名统一委员会，直到抗战时期国立编译馆公布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气象学、动物发生学、比较解剖学、细菌免疫学、精神病理学、药学、电机工程、普通心理学等统一译名15种，⁽⁵⁾对统一译名已在学界形成了一种共识。

“因俗定契”的译名原则，在后来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梁启超《论译名》、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胡以鲁《论译名》等论著中继续得到了贯彻和发挥，而且至今仍是新华社译名室首先遵守的一个原则。由此我们就不能不佩服徐继畬在《瀛环志略》译名选择中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

徐继畬不懂外语，他没有后来著名的不懂外语而能译出近200种译作的大译家林琴南那样的翻译实践，也没有基本不懂外语而组织过类似译场的林则徐那样，从事过翻译组织工作。但我们不能怀疑他也有过严复“一名之立，旬日踟蹰”⁽⁶⁾的体验，因为他在把已译成中文的素材加以合成时，同样面临一个如何使异域文化与本国语言相适应的问题。1847年四美在《中国驻有领事之城市访问记》中描述徐继畬“在一本昂贵的美国出的地图册上，贴满了中文名字”。⁽⁷⁾他在《瀛环志略·自序》中这样讲述自己选择取舍材料的过程：“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每得一书，或有新闻，辄窜改增补，稿凡数十易。至癸卯至今，五阅寒暑……未尝一日辍也。”陈庆偕在该书跋中讲徐继畬如何“反复询译，参以史录所记，订其舛误”。他必须确定用最恰当、最合适的字眼来表达这种思想和信息，既要使当时的读者理解接受，又不致产生太大的折射率。美国学者德雷克认为，由于“中国并没有日语片假名那样的语音体系，日本语的片假名，可以简单地再现新词的相当准确的发音，而用不着包含表音字母的任何内在意思。中国却没有这种便利，徐继畬只好像好多世纪前的佛教传教者一样，用单音节的文字组合在一起，来翻译多音节的外国名词。……不过对能够用北京话发音表达外国专有名称的汉字进行选择并且使之标准化，这就是《瀛环志略》在技巧上取得的一个真正的重要的成就”。⁽⁸⁾

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的译名，严格地讲其译名取舍是否比他的先人、同时代的学者创造的译名，更高明和更有生命力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如波斯和印度，《汉书》译“安息”和“身毒”，《志略》译“波斯”和“印度”；德意志，魏源《海国图志》译“耶马尼”，《志略》译“日耳曼”；普鲁士，《海国图志》译“普鲁社”，《志略》译“普鲁士”；维也纳，王韬《法国志略》译“亚威纳”，王亨统《地理问答》译“伟恩”，《志略》译“维也纳”；伯尔尼，《地理问答》译“伯诺”，利玛窦《万国图志》译“陛伦”，《志略》译“伯尔尼”；意大利，《法国志略》译“伊太里”，《志略》译“意大里亚”；摩纳哥，纽卡士耳《世界地学》译“谟拏哥”，《志略》译“摩纳哥”；荷兰，《大清一统志》译“拂兰地亚”，《西洋史要》译“尼柔兰”，《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译“法兰得斯”，《志略》译为“荷兰”；挪威，《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译“诺而勿惹亚”，《志略》译“挪耳瓦”又作“讷为”；瑞典，《地理问答》译“合挪威丹国”，《志略》译“瑞国”又作“瑞典”。⁽⁹⁾

如果说《瀛环志略》在地理译名选择上较其他著作为胜有某种偶然性的话，那在一些专门采用的意译方法上就包含有必然性了。如林则徐《四州志》把美国国会的“议员”（representative）音译为“里勃里先特底甫”，《志略》则用“贤士”来译议员一词；《海国图志》把“议会”（parliament）音译为“巴厘满”，《志略》则以“公会”来译“议院”，以“爵房”译“上议院”，“乡绅房”译“下议院”；蒋敦复《英志》把总统音译为“大伯勒格斯”，《海国图志》译为“大酋”，《万国公报》译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志略》译为“总统领”。从这些译名的选择不难判断出，《瀛环志略》采用的译名方法，较先人和同代人的著作在大部分译名上要更准确，更适宜于中国读者的理解接受，也更接近于后来的“约定俗成”的译名。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译名都是由《瀛环志略》首创的，但至少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志略》在比较准确的译名选择和流传过程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少人就是通过此书掌握正确译名的，如刘鸿翱在《志略》序中称自己是读《志略》才知道地球上有个“北冰海”。《志略》初刊时影响不大，1861年后日本出版了红黄绿三彩印本，广泛流传，于是发生了“出口转内销”的现象，日本刊本流入中国，成为坊肆翻刻的摹本，1866年总理衙门才特别刻印，列为同文馆的教科书。也许由于《志略》“以精约胜”，⁽¹⁰⁾其精炼的篇幅正适宜于携带外出。当时出使国外的官员或出外游历的学者几乎都带上了此书。1876年出使英德的刘锡鸿、1890年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1894年出使日本的黄庆澄，沿途都对《志略》的记述进行了仔细的查对，斌椿在1867年出使欧洲回国后写道：“自古未通中国，载籍不能考证，惟据各国所译地图，参酌考订，而宗以《瀛环志略》耳。”⁽¹¹⁾1876年游历欧美的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称《志略》把“如鹿无斑，身短，顶高于身倍蓰者”译为“长颈鹿”非常合适，⁽¹²⁾不仅较古译“麒麟”为恰当，比之后来邹代钧《西征纪程》音译为“吉拉夫”（Giraffe），无疑也要高明得多。1875年至1881年出使欧洲的黎庶昌在《西洋杂志》中也盛赞“所经过山川城市，风土人情，《瀛环志略》所载，十得七八，乃叹徐氏立言之非谬”。⁽¹³⁾尽管郭嵩焘在1876年至1879年的出使途中发现《志略》有不少信息已经过时，如称“印度产茶岁得20万斤，今已逾百倍之多矣”，但仍赞扬其译名，如“直布罗陀”译得恰当。⁽¹⁴⁾康有为、梁启超等早期都受过此书的启蒙，这一点已为学者所熟知。直到19世纪90年代初，汤寿潜的《危言·夷势》中还借助《志略》的文字来赞扬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固然不能把这些游记和著作中的许多译名与《志略》的相同，完全归之于前者对后者的模仿和认可，但徐继畬在译名上“先路之道”的作用却是我们永远无法抹杀的。

译名不仅仅是一种传达命名信息的手段，也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明末清初“Deus”译为“上帝”或“天”、“天主”的争论，最后演变为康熙时期“礼仪之争”及之后禁教的一大导火线。作为对一种文化现象的认识，译名者或译名选择者必须充分地体验被命名的对象，因而译名或选择取舍译名的过程，也就成了传达某种思想的过程。

徐继畬开始认识西方和研讨译名的时代，不仅不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西方趋之若鹜的时代，而且正是中国很多士大夫坚持排外主义、宣扬华夷之辨而对外国语不屑一顾的年代。当时从事通译的舌人多是一些为士大夫瞧不起的雇员。在这海禁初开的岁月里，徐继畬追随着林则徐，给那些只有水手、买办等人注意的译名问题予以特殊的关注，不能不令我们钦佩。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命、社会及其制度的综合认识，世界观是一种价值体系。在漫长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状态下，中国文化在观念上也培植了一种“自足的系统”，即中国文化的一切都是高于周围文化的中国中心主义世界观，形成了“自我中心”的政治观与不平等的外交观，以至于不能容忍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把中国放在稍为偏西的地方。传统的中国士大夫把中国临近的诸游牧民族，视为不开化的野蛮部落，用带有明显贬义的“东夷”、“西戎”、“南蛮”和“北狄”呼之。抱着这种“以尊临卑”的心态与西方人交往的初期，英国人被中国官方称为“英夷”，把办理外交叫做“夷务”。按照一切远离中华文明的民族都是“化外之民”的逻辑，西方人自然不属于文明的范围，因此中国在给外国人的译名时也多反映出“华夷之辨”的观念。如用贬义词狄妥玛（今译托马斯·迪克，在中国海关任税务司的英国人）、吓厘士（今译哈里斯，美国外交官）、渣甸（即查顿）、马赖（一译马奥斯多，法国传教士）；或在汉译名上一律加“口”字旁，“口”在汉语里有计数牲畜的意思，以此引申为野蛮的禽兽，如吗咃呛（今译马他伦，英国水师副提督）、喇吃呢（今译拉萼尼，法国外交官）、喳（今译查顿，鸦片贩子）。

这种使用贬义词书写西方国家或西方人的名称在那一时代是普遍的做法，连著名的改革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都不例外。《海国图志》使用“以夷攻夷”、“师夷制夷”是众所周知的，同一时代和此后的梁廷枏《夷氛闻纪》、夏燮《中西纪事》等，都普遍采用这一名称。然而，《瀛环志略》却是一个突出的例外，据任复兴告知，1844年《瀛环考略》手稿中还有大量“夷”字，以后各稿渐次减少。《考略》手稿英吉利一节2429字，有21个“夷”字；而《志略》刊本同一节长达7620字，“夷”字全部删去。1848年刊行的《志略》中已很少使用“夷”的译名，也很少采用另一些“胡”、“狄”等带有贬义性的译名。⁽¹⁵⁾而更多地使用了“泰西”、“西洋”、“西土”、“西国”这些属于中性的描写词，在许多官方文献中被斥为“夷酋”的李太郭，《志略》刊本中被尊称为“英官李太郭”。

如果《瀛环志略》这部著作晚二十年问世的话，采用这种译名就不必使人惊讶了，因为1858年6月26日签订的《中英天津条约》第51款中明确规定，“嗣后各式公文，无论京外，内叙大英国官民，自不得提书夷字”。⁽¹⁶⁾此后“夷”字渐为“洋”或“远”取代了。但直到19世纪90年代，个人著作中把西方人称为“夷”者仍不在少数，而早在19世纪40年代末，徐继畬就首先自觉废用这一带有文化偏见的译名，可以看出他对世界的认识远远高于同代人。联系到《瀛环志略》研究世界时遵循一种统一的格式，把中国只作为占据亚洲大陆的一部分加以评述，使他那具有比较准确译名的著作，成为把中国读者引向纷纭的外部世界的一本正确的导引图。它告诉中国读者，在中国之外的人类生存环境中，还有其他与中国有着同样文明进化的民族，中国只是亚洲大陆的一小半，而亚洲又只是世界五大洲之一。其深刻意义在于揭示了地球上文明与文化的多元性。也许正是这种对传统天朝模式带来挑战的译名方法使保守派感到震动，从而成为反复攻击和要求罢免徐继畬的潜在原因之一。

附记：原文最早刊载于《忻州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后收入任复兴主编《徐继畬与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45—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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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论语·子路》、《墨子·小取》。

(2) 《荀子·正名》。

(3) 参见梁廷枏《兰仑偶说》自序，载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第103页。

(4) 《瀛环志略·凡例》，下文所引徐氏用的译名等均见于《瀛环志略》戊申（1848年）版；行文中或简称《志略》。

(5) 《国立编译馆工作概况》，革命文献第59辑《抗战时期之学术》，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2年，第411—455页。

(6)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王栻主编《严复集》（五），中华书局，1986年，第1321页。

(7) 转引自［美］　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34页。

(8) 参见［美］　德雷克著，任复兴译《徐继畬及其瀛寰志略》，文津出版社，1990年，第179—180页。

(9) 上述译名比照参据杜宗预编《瀛寰译音异名记》，光绪三十年（1904）刻本。

(10) 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105页。

(11) 斌椿《乘槎笔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102页。

(12) 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岳麓书社，1985年，第242页。

(13) 黎庶昌《西洋杂志》，岳麓书社，1985年，第540页。

(14)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62、85页。

(15) 个别的贬词仍存在，如卷四有“黑夷皆印度或南洋各岛人”；卷六有“适有夷族自东北来侵”；卷七有“南洋诸夷”、“澳门之夷”；卷八有“黑番愚懵”等语，但并不用于指称国家和民族，多是泛指土著。此种表述一方面留有传统文献引述的痕迹，如“南洋诸夷”，还有“黑夷”等，估计是受西方殖民主义观点的影响。

(16) 参见《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辑》上卷第一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74页。